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

郭若平

从观念史角度考察中共党史中的某些关键性术语的形成与变迁，可以被认为是中共党史研究中“语言转向”的特例。观念史研究近来颇受学界关注，但在党史研究领域似乎“不动声色”。实际上，在中共历史文献中，隐藏着丰富的、可供挖掘的关键性术语。对此详加考察，亦可呈现中共历史的另一面相，此即史学家陈寅恪所谓“考释一字，可作一部文化史”之意。在中共党史的各种论述中，有些术语往往不证自明地被任意使用，也就是说，一个术语的使用，没有考虑到它在文献中出现时的历史语境状态，结果通常是无法分辨出该术语被如何定义、为何而表述、用于何种目的、支持或强化什么观念，以及所承载观念的变迁等等。鉴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中共党史研究有必要加强对建立在关键术语基础上的观念史进行研究，本文仅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对“小资产阶级”（以下简称“小资”）一词在20世纪20年代的起源时期展开考察，期待以此个案显示观念史研究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中共“小资”观念的语义生成

“小资”并非汉语固有之词，它是从英语“Petty bourgeoisie”翻译而来①据德国汉学家李博的提示，英语的“小资”一词“无论是日语还是汉语的翻译都是借译”。见〔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考察“小资”观念的起源与演变，字面的英汉对译并不绝对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后来成为一个通用的名词，在跨越英汉彼此语境时，各自所表达的符号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建构语言之间‘对应关系’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什么事？意义是如何给定的？是谁给定的？”以及这种语际跨越“揭示了一种怎样的历史想象？”①刘禾：《语际书写》，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0页。

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小资”一词的意蕴在晚清即已出现，只不过不是“小资产阶级”这样一种汉语字面形式。“小资”在观念演变上的意义指涉，是在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②“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较晚出现的汉语译名。“资产阶级”的早期汉语译名形式有诸如“豪右”、“富绅”、“有产者”、“资本家”、“中产阶级”等，而“无产阶级”则有诸如“平民”、“劳民阶级”、“劳动者”等。二词都有语义学上的意义，此不追溯。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结构中定位的。晚清时人看待“小资”仅从经济角度观察，并且是从“资本家”一词中分离出来的。1903年梁启超说：“自机器大兴，生产力骤增，而消费力（即买物者）岁进之速率，不足以应之，于是生产过羡，物价下落，不知所届。小资本家纷纷倒闭，而大资本家亦綦惫矣。”③《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第14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35页。“小资本家”——“小资”的早期雏形，它的社会身份此时被定格在拥有一定个人财产，但这是在与“资本家”——其后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相比较而言的，并且仅仅是以个人的姿态出场，尚未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还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概念。至于“小资”在与“无产阶级”关系结构中被定位，则是较后的现象。

寻找“小资”命名的诞生期，只能在“资产阶级”命名成熟之时，以及中国社会阶层分析需要有新的术语来表达之际才有可能。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资产阶级”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中就已定型化了。这个术语定型化，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对社会结构的认知方式。以“资产阶级”这个词为中心主轴，其后又衍生种种扩张性术语，以作为更具细致的分析性概念，以满足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深入观察，“小资”一词就是其中一个涵盖模糊但又使用方便的用语。

就像“剑桥学派”思想史家斯金纳强调的那样，“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④〔英〕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转引自〔芬兰〕凯瑞·帕罗内著、李宏图等译：《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李宏图“中文版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小资”作为一个新名词闯入中国思想界，它的功能当然是为了表达中国社会中那些可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阶层，但这种“表达”却有着历史语境背景之下的“史前”与“史后”的故事。它的“史前”首先遇到的是萨义德所称的“理论旅行”问题——当一种理论或观念，穿过种种语境压力之后，来到一个新的时空之中，“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⑤〔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李自修译：《世界·文本·批评家》，三联书店，2009年，第401页。。从语际跨越看，中国人接受“小资”这个中文符号，至少经过英、法、俄、日四种语言通道。20世纪20年陈望道从英文版译出《共产党宣言》，其中将“Petty bourgeoisie”译为“小资本家”或“小资本阶级”⑥参见《陈望道文集》第4卷（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6—29页。，以此来对应马克思、恩格斯的如下表述：“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7页。1921年2月，时在法国的蔡和森给陈独秀的海外飞鸿称：“我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以外，其余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而小中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的候补者。”⑧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8月1日。蔡和森所谓“候补者”之说，为后来中共有关“小资”的作用开了先河。

有研究者提示，中文使用“小资产阶级”这一完整名称，是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有关列宁作品的俄文中译本里①〔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59页。。确实，列宁是讨论“小资”问题最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一，中共后来也从中受到许多的教益。1920年7月28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传出了列宁的声音：“一个国家愈是落后，这个国家的小农业生产、宗法性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也就必须使最深的小资产阶级偏见，即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狭隘性的偏见表现特别厉害和顽固。”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在列宁的表述里，“小资”已和“偏见”、“狭隘”、“顽固”等修饰语联系在一起。列宁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特别是早期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如以共产主义宣传为宗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报纸《先驱》，在1922年1月创刊号上便摘要刊载了列宁有关“小资”论述③G.S.：《第三国际对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采的原则》，《先驱》第1号，1922年1月15日。。也就在此前后，“小资”一词已被早期共产主义者所使用。1921年6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张太雷与会，而且事先准备了一份发言报告，其中提到中国农民的特点时称：“他们之中有许多殷实户，头脑里充满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④《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169页。考虑到日后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中共从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接受有关“小资”的论述也是理所应当的⑤关于此问题的接受渠道以及接受方式，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它关涉到中共“小资”观念的形成与演变的内在逻辑，但笔者掌握的史料有限，此处只好付之厥如。。

一个新词的译介，甚至最后的定名，既需要时间成本，也需要本土化的可能，这是语际跨越是否成功的前提。文献显示，在20世纪20年代，“小资”一词已在中土落户，并在其后激荡的革命年代里大行其道。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典术语之一，“小资”的理论阐释功能，在其“史前”需要借助对“资产阶级”概念的分析，而“史后”则需要由“无产阶级”概念来定义，也就是说，在用“小资”概念分析社会问题的话语系统中，“无产阶级”首先是主体者、发言者，是问题的“审判官”。“小资”无法自我定义，它只能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存在的前提下才能产生意义。正是在这种结构关系的主奴位置中，以“无产阶级”的口吻论述“小资”，显然来得更有说服力。1922年的《先驱》所载文章中频频出现“小资”字样，有意无意中都显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拥有对“小资”的解释优先权。有篇文章指认中国社会现状“政治上乃完全是封建的，反动的，纷扰的武人政治；经济上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生产，阶级上则因大生产没开发，工业的资产阶级，和工业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坚确的形成；思想上则还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盛行”⑥励冰：《〈共产党宣言〉的后序》，《先驱》第3期，1922年2月15日。。问题是中国的，也是新出现的，至少在20年代前后是这样，解释“新问题”需要新的概念，“小资”在这里派上了用场。1905年，国学家王国维觉察到，近代中西交通后，产生了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新词汇的引进——成功的语际跨越，意味着新思想的移入。“小资”一词在中国政治理论中的出现以及使用，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后来又铸造了中国共产党人观察中国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

二、中共“小资”观念的初期指涉

政治角逐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征，1921年夏季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深刻地改变了这种政治场域的角逐格局。中共的出现，并非酒后论英雄的作品，它实际上是革命现代性的产物。作为现代型政党，中共在革命洪流漩涡中，需要一套足以有效解释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理论，中共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代中国，当革命被视为不得不而为之的伟业时，革命力量的定位、重组、划分等等，就成了中共首先考虑的重大问题，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以及包括大量理论术语的引入，建构了这种“考虑”的理论基础。

实际上，一个概念的“某些表述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这些表述用以回应的问题的连续性，也无从说明不同的作者在使用这些表述时的意图是一致的。”①〔英〕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见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小资”一词的使用，虽然见证并记录了中共“考虑”有关中国革命一系列政策和策略的观念历程，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见证”或“记录”具有同质性，它只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历史语境下被表述，也就是说，“小资”的意蕴差异总是按照赋予它身份的不同语境来确定的。

那么，“小资”是谁？——何种社会阶层可以确认其为“小资”身份？可以肯定，中共成立时的第一个纲领并未提及“小资”，但在早先成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份文献中，记录下一个日后与“小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的对象——知识阶层。这个文献已开始指责知识分子“把无产阶级看作是很无知的、贫穷而又软弱的阶级，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12—13页。。中共虽然此时尚未将知识分子纳入“小资”范畴，但事隔不久，将两者挂钩的意图便显现出来。1922年5月，学界的蔡元培、王宠惠、胡适等16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宣言，宣称要建立一个“好政府”③《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号，1922年5月14日。。中共随即在6月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在军阀统治之下是不可能实现“好政府”的，“好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而这批人也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学者政客”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2、44页。。但冠与学界名流以“小资”名号，并不表示中共斥逐“小资”于革命大门之外，也不表示“小资”只限于“学者政客”。

中共作为“小资”论述的主体者，首先将“小资”看做与自身不同的“他者”，而“学者政客”在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显然不能代表这种“他者”的整体形象。中共的青年组织在1922年5月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如是说：“组织中国社会的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还是农人，小商人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智识者等小资产阶级。”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略》，《新青年》第9卷第6期，1922年7月1日。但是，如此宽泛的社会群体，如何把握其中的主要代表呢？或者可以问：“小资”的政治代表是谁呢？中共在二大上提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条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3页。。就此时的中国政治生态而言，能够代表“小资”政治势力的，显然就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中共的这种“小资”观念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其原由很大程度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判断。在共产国际看来，“国民党在劳动群众中和在小资产阶级中比任何其他党都赢得了更大的同情。”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3页。共产国际在一份正式“决议”中也认定：“中国唯一重大的国民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一方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77页。这种“认定”合理性有多大姑且不论，但“小资”因素被看做构成国民党内部成分则是明确的。对于共产国际的这些看法，中共并没有简单化的回应。虽然中共同样认为，“小资”是构成国民党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分之一，但中共把握了三条原则：其一，承认国民党是“革命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因而是“民主的联合战线中重要分子”。其二，区分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而“国民党中派，是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中革命分子，他们在数量上虽不甚重要却站在国民党领袖地位”。其三，中共在民主联合战线中，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21、338、116页。。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之所以可以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除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共产国际的要求等原因之外，对“小资”性质与构成的判断则是一大因素。

至少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小资”并未投去蔑视或恶意的眼光，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势力——一种可被“联合”的社会力量。陈独秀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推进，“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②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但陈独秀对“小资”的不可靠性抱有警觉心，在他看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阶级，他本没有经济的基础，其实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因此他对于任何阶级的政治观念，都摇动不坚固，在任何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他都做过不少革命的功劳，也做过不少反革命的罪恶。”③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邓中夏为了证明“小资”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导者，举出这样的理由：“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而“势力不能集中”源自于“小资”固有的特质。邓中夏将“小资”分为三种类型，即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农民（雇农除外）、智识阶级。第一类有“浪漫的革命心理”，但因组织分歧，不能集中力量；第二类有革命的可能，但因居处散漫，安土重迁，力量也不能集中；第三类也倾向革命，“并且因其有智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但因没有经济实力，且“富有浪漫，自由，无政府种种思想”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26—627页。，同样不能集中力量。因此，“小资”只能安置在中国革命的配角地位之上，别无选择。

中共书写“小资”的特质与功能，目的固然出于革命年代“求其友声”的需要，因为中共认为，“中国民族德谟克拉西运动之发展，当与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为正比例。”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但在思想史上，这种认知却形成为一种观念符号，以至于“小资”概念在日后的政治操作或思想表述中，仿佛“海报”式的话语叙事，随着政治局势的转移而张贴。

三、“小资”成分的转移与意义冲突

在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时期内，“小资”内涵的确定通常随着政治或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并在这种变化之中而充实。1925年发生的五卅运动，为中共考察“小资”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五卅运动表征着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革命能量。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中共把对“小资”的观察视野转移到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城市。五卅运动后，中共发现，参加五卅运动的“城市群众”，居然是“几百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其中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61、468页。。在此之前，中共文献并无显示对这块“新大陆”发现的记载，“城市小资产阶级”话语叙事的产生，完全得益于五卅运动的发生。就在这一年底，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小资”成分结构作了经典的剖析。其中在“小资”与革命的关系上，毛泽东观察的结果是：“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⑦《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页。这个观察的现实依据，毛泽东自称就是五卅运动。要特别注意的是，此时中共的“革命”关注点是在城市而不是农村。有论者提及，毛泽东后来把农村的中农排除出“小资”行列，将其归入“农民”之中，这样，“小资”成分出现转移，剩下的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了⑧〔德〕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369页。同时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0—642页。。其实，“小资”内涵转换的端倪，在毛泽东这时的观念中，已隐约是一种征兆和信号。这种征兆与信号隐喻着另外一个问题，即城市与现代知识生产的关联性。知识阶层在其后的革命洪流中成了与“小资”互为指代的符号即将诞生。

城市是一个制造各色群体的巨型机器，是现代知识的生产场所，当然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生存空间，城市的“小资”就游走穿梭于其间。城市孕育着现代知识阶层，也生产了“小资”。城市因有了“小资”知识者这个混合符号，才显得像个城市——一个制造“小资”趣味、情调、气息等的家园。但是，“革命”来了，要求“城市小资产阶级”摆出选择姿态。结果可能是浪漫迎上，可能是恐惧躲藏，也可能是其他。这样，革命潮流高涨时，“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同路人”——“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毛泽东语）。问题是，这个“同盟者”生活在一个硕大的阴影之下，这就是城市“现代性”。“现代性”造就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能生产的一切，同时也造就了“个人的、主观的、想像性的绵延，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①〔美〕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等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页。。一大串“市民”，后来除个别之外，大都被归入“小资”行列。即使工人，其某些成员，也曾被指责存在“小资”思想。至于政党，组织可能规整，但其中感染“小资”意识的人员，同样可以“搜查”出一批。

但在总体上，能够挤入“小资”阵营的，往往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知识者的形象。中共五大对知识阶层的“小资”历史渊源作了这样的观察：“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的五四运动的主力，就是城市的民权派，当时的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智识界，特别是学生。”但由于“小资产阶级的自身不能找到革命的路径以图自救。只有和无产阶级联盟，在无产阶级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才得到解放。五四运动最重要的建树，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不是自觉的），趋向于无产阶级去了”。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96、98页。这是后五四时代的论述——一种“回头看”的历史叙事，于是在观念上，知识阶层与“小资”就构成了循环互证的关系，其后甚至转化为互为替代的符号。

显然，在知识者与劳动者之间划出一条二元分割的鸿沟，使知识阶层在通常情况下，被视为“小资”阶层。尽管在逻辑上这并不完全恰当，但中共文献中却这样表述了：“我们人民自古就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当中，士是专门读书的人，他们以知识擅长，可以称他们是知识阶级。……农工都是以劳力谋生的，本是四民中的劳动阶级。”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09页。这种二元结构思维，轻易地就可将知识阶层与“小资”挂上钩，尤其是在革命遇上挫折的时候，这种“挂钩”就成了追究责任的理由。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范本。

在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党内的瞿秋白与彭述之曾因“中国革命问题”而发生争论，其中如何对待“小资”是争论的问题之一。1927年2月，瞿秋白写出长文《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主要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前途，中国革命的党纲策略战术等问题。”在“小资”问题上，瞿秋白区分了“小资”的职业差别，认为“中国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农民”，它与手工业小商人等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都“具有原始的排外主义”。由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处境，当革命到来之际，他们“自然是普遍的群众的革命化”，而“我们应当做一个火车头……拖着他们往前冲”。至于“智识阶级”，瞿秋白认为他们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群生活上绅士般的“穿长衫”者，心理上的“书生主义”者或“投机的政客主义”者④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70、676、708—709页。。而在彭述之看来，“小资产阶级，总是摇摆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他的政治态度，总是动摇不定的。”但在“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中，小资产阶级往往有特殊的作用。”对于“智识阶级”，彭述之一方面肯定他们在中国革命中“有他特别的使命”，另一方面又对他们作了负面评价，认为这个阶层“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总是时常动摇不定的。因此，这个阶级特别富于投机性，特别看重自己的利益和别人的势力，‘事秦事楚’都是可以的，只要于他有利。”①《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777、780页。

瞿秋白与彭述之争论的焦点是在中共的革命策略上，“小资”问题并不是重点，他们共同绘制了一幅以“智识阶级”为典型的“小资”负面图像。“小资”以“智识阶级”为主体叙事的负面历史，开始从这里生成。瞿、彭之争发生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中国革命应当如何推进，中共党内的不同意见，顿起波澜。而在此时，“小资”问题——一个始终缠绕中国革命“同盟者”的话题，现在成为判断其可靠性与否的问题。这种怀疑与担忧，其后很快地就反映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例如称“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与反革命之间”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50、258—259页。等。这些都是在革命遇上麻烦时，对党内革命失败原因检讨的思想流露，但也因此强化了“小资”负面形象在中共党内的存在。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语境下，中共对“小资”的认知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小资”意义指涉因革命的失败而改变，其中的意义冲突，显性的表征在“小资”名称的变化，隐性的表征则在“小资”主体指认的转换。前一方面，在大革命失败前，中共文献中通常将“小资”与“智识阶级”并列或分别使用，即便是为了应对革命危机而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也仅提到“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65页。。但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这两个词却突然间合并了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用语：“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9页。。后一方面，这个新用语用来专门针对中共内部成员，“小资”原本的“他者”身份，现在明确地转移到中共自身上来了。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其原因固然极为复杂，对其进行检讨完全必要，但将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身上，其实是掩盖了真正的问题。将“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置于中共组织结构中，并指认它会产生主导作用，结果推导出这样一种“小资”观念：“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9—470页。这段叙述建构了一种新的“小资”文本，而其中的“习性”、“幻想”等等用词，在后来的语义演变过程中，逐步把“小资”身份叙述转化为一种意识的表征符号⑥据美国解释学家格雷西亚称，古德曼等人认为，“符号不过是短小的文本”。见〔美〕格雷西亚著、汪信砚等译：《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注⑤。。

四、“小资”观念的意识化

在中共思想史上，对“小资”认知的观念，只是构成中共思想系统的经验因素之一。在这其中，“小资”一词被用来表达某种意义，或者用来思想交锋，或者用于文本书写。无论出于何种用途，它都只能分别在各类语境前提下进行意义再生产。这种意义再生产显示，中共“小资”观念的起源经历了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阐释之后，它的文化意义形态也同时显现了出来。那么，“小资”观念的文化意义形态是如何表述的呢？

当“小资”被想象为一种特有的“习性”、“幻想”、“成见”时，或者其他种种可以赋予“小资”以思想特性的修饰语、并被用于解释“小资”的表现时，“小资”就被纳入文化解读的范畴——一种非实体的意义理解。之所以会如此，那是人们用一种带有转型意义的用词，替代性地表示“小资”的特征——思想特征或意识特征，而不论何种“思想”或“意识”，在解释学意义上总是文化性的——它必须经过语言编码才能产生意义。在中共文献中，真正将“小资”较完整地表述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在中共六大之后。1928年11月，中共在一份转发各级党部的《告全体同志书》中称：党内存在“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并且“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704页。据《周恩来选集》编委会所作题解称，这份文件的第四部分是周恩来起草的，现以《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为题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13页。

为何将“小资”这个原本属于社会阶层的概念，当成一种思想中的“意识”来论述呢？这就要追溯到一年前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生存状态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共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巨大考验。在八七会议上，中央临时政治局提出要“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此后又提出要将党“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的党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5、314页。。在总结南昌起义后叶挺、贺龙的“南征”失败教训时又称：“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澈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5页。“改造党”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提出，在“小资”观念中引入了一个要素，即“思想”或“意识”可以作为“小资”的替代符号而被使用。

“小资”观念由此不得不进入一个范围更广的文化阐释空间。1928年《告全体同志书》强调：党内不正确思想的来源，除了客观原因外，主观上“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此时的“小资”，即便是一种“意识”，指涉对象已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党内的人了。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小资”观念中，“小资”的“他者”概念被置换成“自称”概念。为此，《告全体同志书》列出了十种“小资”意识，如“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机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个人的义气之争”、“小组织的倾向”等等④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04—707页。。这种“小资”观念，一方面是中共党内现象的描述，另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列宁的论述。在此之前，中共悉知列宁有关“小资”的论述，无疑有多种信息渠道，报告文件、报刊译介等都是载体，如曾作为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译载过列宁对“小资”的评论云：“在半殖民地中国之社会里，……小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性并不稳固，因此，他们在革命变化中的态度也不能一致。”⑤列宁：《斥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派》（无署译者名），《政治生活》第29期，1925年2月1日。但从接受理论角度论，当以原作相对完整的中译本出现为准。列宁写于1920年的著名作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7年有了中文译本⑥该书由吴凉翻译，书名是《“左派”幼稚病》，1927年上海浦江书店出版。。列宁对“小资”有段经典的论述：“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⑦《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页。应当说明，列宁在1905年和1918年分别写过《小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对“小资”的特征与表现作了深刻的剖析，但中译本何时出现尚待考，此处从略。这些“旧病”特征，列宁还有其他种种表述，如“幻想与空想”、“自由散漫”、“小贵族情绪”、“发狂心理”等等。这一系列语言符号，建构了“小资”形象的文化叙事，而这种文化叙事在日后中共的“小资”观念中被延续了下来。

赋予“小资”以“意识”特征，是与中共强调提高阶级意识、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相关联的。被看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祖”的卢卡奇，对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作过这样的评论：“最终决定每一场阶级斗争的问题，是什么阶级在既定的时刻拥有这种能力，拥有这种阶级意识。”①〔匈〕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9页。在中共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强弱，关系到党是否具有战斗力。因此，对“小资”意识的危险性、颠覆性与瓦解性，中共显得相当注意。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从强化党的组织战斗力的需要出发，强调应当在党内加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应对时局的变化。因此，对党内的“小资”意识的批判，就构成了中共“小资”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中共的“小资”观念史而言， “意识”因素进入“小资”范畴，“小资”观念的意识化就产生了。这种演变过程显示，“小资”从原本作为社会阶层的分析概念，开始转换为思想意识的分析概念。

五、余论：中共“小资”观念的后续状态

中共“小资”观念从原本一种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阶层分析概念，最终上升为一种意识层面的思想分析概念，这意味着中共“小资”观念的最后定型化或模式化。其后的概念演变及其具体运用，都是在这种定型化或模式化的框架内的展开。

实际上，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观念，它的起源完成形式并无绝对的时间界限，因此，中共有关“小资”意识的观念，在30年代与40年代依然继续衍化与扩张。例如，1930年12月古田会议作出的“决议案”，就对“非无产阶级意识”——大都针对“小资”意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存在，认为“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意识的表现”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第805页。。由“小资”特性表现出来的种种“意识”，在中共有关“小资”观念的论述中，实际上形成为一种观念传统。延安时期，中共的这种“小资”观念，在思想理论系统内，已然建构为一套话语秩序或知识秩序。凭借这种话语或知识秩序的解释能力，中共观察“小资”意识的“所作所为”，就合理地进入了思想认知层面，人们对此不但不会感到惊愕或困惑，而且还形成集体无意识的认同③关于“意识”的“无意识”现象，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说：“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卢卡奇对此又作了这样的阐释：“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第108页及注释②。。1942年6月，史学家范文澜在一篇批判性的文章中就坦然承认：“当我们这一群所谓知识分子没有参加共产党以前，我们只有一种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止有一个立场，即小资产阶级立场。”后来尽管参加了共产党，但头脑中依旧存在两个“我”——“一个是无产阶级意识的新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旧我。”④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刘增杰等编：《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335—336页。“小资”意识成了缠绕人们思想的恼人蝇虫，久久挥之不去。

历史地看，“意识”因素渗入中共的“小资”观念中，到延安时期至少有近十年的思想积累。1945年，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而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小资”问题的分析，正是“小资”观念“意识化”的文本。这个“历史决议”在总结中共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个方面的表现后，试图找出产生这些表现的社会根源，结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97页。“小资”简便地成为社会分析术语，并且隐喻着一个“汪洋大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无需其他更为复杂的证据，中共党内的“小资”意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就足够印证“小资”是如何的庞大，以及是如何地危及党的政治机体。

“小资”意识必须被还原，还原为一种思想表现或思想主导之下的行为，不然就无法证实“小资”意识会在党内“反映”。因此，“历史决议”以特有的语言表述，将“小资”意识囊括在三种范围之内：其一，“小资”观念在思想方法上“基本上”会外化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加上“小资”固有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其结果，要么制造教条主义，要么产生经验主义。其二，因为“小资”生活方式即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所以在政治倾向上“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并且“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于是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悲观主义、逃跑主义、投降主义等，都从这里出笼。其三，“小资”在组织生活上“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那么，“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②以上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1198—1199页。都会以各种方式登台表演。总之，三个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无处不在，随时都会挑逗人们健康的心智。在中共“小资”观念史上，尽管上述词汇符号在描述“小资”特性时，不断被“单数”（个别表现）或“复数”（多重表现）地使用，但再也没有比这里的概括，更经典地囊括“小资”意识的绝大部分特征了。这里的每一项“主义”，都可以作为“小资”的意识表现而被搬上理论“论述舞台”，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

从思想文化角度观察“小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中共有关“小资”问题分析的特点。1942年5月，毛泽东在讨论“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时，虽然肯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但这个部门却是这样一个“王国”：“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有时“衣服是工农兵，而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总之“屁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毛泽东继而提高了这个“王国”的政治企图，认为它会通过种种手段（当然包括文化的）来达到“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其结果“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③毛泽东：《文艺问题》，解放社，1943年，第10、27页（《文艺问题》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早版本的书名之一）。此后，“小资”观念在各种论述领域又被作了具体化的后续阐释。

“小资”观念的后续阐释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原本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小资”群体，现在俨然成为知识界的独家符号。说它“俨然”，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所发文件涉及“小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均为统称，并不特指，就像《解放日报》在一篇总结整风期间学习运动的社论中明确强调那样：“整顿三风运动的性质，正如毛泽东所说：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改造工作进行到底。不惜精力、时间、费用，达到无产阶级思想在全党内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④《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解放日报》1942年6月5日。说它“独家”，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的大量词汇表达中，尤以“小资”的“劣根性”用词为最，而“小资”的“劣根性”大都隐喻社会出身的遗留物——一个被称为“尾巴”的东西。“尾巴”语境背后的实体承担者就是文化知识界，特别是一个个知识分子个体。工农出身的虽然可能染上“小资”习气，但由于“出身”的关系，他们更容易被改造成为去掉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群体。虽然这肯定是一种悖论，但却被大多数人无意识地认同了：“有许多文艺工作者，他们本身既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阶层，他们的作品也表现着同一阶层的思想与感情，并且也在同一阶层中找到自己的读者。”①《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解放日报》1943年4月25日。“小资产阶级出身并在地主资产阶级教养下长成的文艺工作者”，常常会脱离实际并妨碍群众革命斗争，这是“有历史必然性的”②《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人们完全有理由从“既是属于”、“历史必然性”等用语中读出意义：知识分子与“小资”作为互代符号，似乎是合理的。

那么，在中共的“小资”观念中，锁定“小资”文化性具有何种实用功能呢？第一，它可用来批评文化知识界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偏向，特别是在强调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文化政策背景下，“小资”的所有“劣根性”为这种批评提供了立说依据。第二，它可以促使文化知识界人士进行思想反省，以达到自我改造的目的。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中的“小资”意识，构成中共“小资”观念中的目的性对象，而大多数文化知识界人士也自认为完全有这种必要。1942年5月以后，这种认知几乎形成一种舆论气候。这种“气候”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依旧存在，1951年毛泽东关于“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提出就是一个标志。当“改造”成了思想变革的主题，“小资”不论作为社会阶层，还是作为思想意识，毫无例外地都要列入被改造的对象。尽管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提出“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但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小资”也随同资产阶级一道被纳入了政治批判的行列。如同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③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其后，包括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内，“小资”总是在“阶级斗争”框架内被观察或被叙述的。

长久以来，“小资”像是一个会施魔法的巨型符号，尤其它被看成“意识”的时候，任何阶层的个体，一不小心，都有可能被贴上这个符号，这显然是不正常的。但事情居然发生了变化，1976年10月以后，中国进入了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时期。1978年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宣布“我们党在建国前后提出来的，以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方针，现在已经不适用了”④《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49页。。此后，知识分子终于归于正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的范畴了。如此一来，从逻辑上说，中共原有的“小资”观念就将失去知识分子这个主体成分，更谈不上两者的互为替代，“小资”淡出历史已无可避免。但历史是会开玩笑的，理论在“高兴”之余，实践找“麻烦”来了。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发展，中国人民富了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之中。黄宗智观察到，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小农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所以，“今天中国的所谓‘白领’‘中产阶级’（亦可称作‘新’‘小资产阶级’），其实在小资产阶级全体之中只占一个比较小的比例”。⑤〔美〕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5、6页。即便如此，“新小资”的出现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的“小资”观念以及它的理论形态，是否还具备解释能力？还需要有何创新性的突破？这已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