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作的历史贡献*

李良明 申富强

恽代英，不仅是中共党内早期著名的理论家，而且也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短暂的一生中，对党的军事工作曾作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然而，由于他牺牲太早，以致中共党史和军史学界都比较忽略。笔者现不揣愚陋，仅就这个问题略述管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90华诞和恽代英牺牲80周年。

一、最早认识到军事斗争重要性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0页。，特别是在大革命的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78页。的指示，犯了右倾错误，致使中国共产党“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7—1258页。，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然而，这并不是说，在大革命时期，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不懂得军事的重要性。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参加黄埔军校工作的同志，就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认识到军事斗争重要性的杰出领导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页。。

恽代英对建立革命武装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朔到1922年。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精力主要放在从事领导工人运动方面，还没有人关注建立革命武装问题。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发表《民治运动》，初次提出了“组织作战的军队”的思想。他强调说：“时机危急了！我们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②《恽代英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43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阐述武装斗争思想的一篇重要著作。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恽代英从血的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民主革命仍必假军队与群众之力以成功”。6月15日，他在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说道：“我说民主革命要假军队与群众之力，朋友不有笑我仍不出资产阶级思想范围的。然在无产（者）无力时，革命未有非由军队赞助，使群众勃发之感情得以增长而能成功者。法国、我国、俄国、德国均可为证。俄国劳农会虽系革命时之产物，然决非全恃劳农会而成功革命”。他还指出：“在产业进步的地方，促进工人觉悟自为重要，然尤要莫过于促成政治，注意军人与群众的革命。”“无论何处，除工人外，必须注意军队、群众”。③《来鸿去燕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28—130页。可见，当时恽代英已经清楚地论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即：要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不仅要注重产业工人的力量，而且要组织军队和群众，只有使用武力，革命的目的才能达到。

1925年6月20日至7月7日，全国学生第七届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秘密设立了党团组织，恽代英担任党团书记，具体指导这次会议的召开，向大会提出了两个重大的带有方向性的议题：一是关于在学校里建立学生军议案；二是关于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援助工农、向工农学习的议案。他在会上对青年学生反复讲：“青年学生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打天下是不成的”。“全国中等以上各校学生应组织学生军，讲求军事教育，以为领导农民工人武装起来，以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的准备”。④《回忆恽代英》，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页。会后，恽代英写了《学生军与军事运动问题》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第87期上。

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恽代英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得到提升。1926年3月，恽代英来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主任教官，并成立了以他为书记的军校中共特别委员会（即中共党团），熊雄、聂荣臻、陈赓、饶来杰四人为委员。当年，他撰著了《国民革命与农民》，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丛书第三种印行。在这篇著作中，恽代英指出，过去农民受压迫敲诈，完全是因为不团结，没有组织起来。现在农民要参加国民革命，解除自己的痛苦，就必须第一步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团体，先由每村的农民结合成小团体，再集合各村的团体成为一乡的大团体，更集合各乡的团体，成为一县的团体，以至一省的团体。第二步，我们有了团体还不够，还要有指导我们去活动的主义和党，“我们若果没有指导、没有主义，虽有团体也很难成功的，各省红枪会的失败，便是这个原因”。当然，恽代英在这里所说的主义和党，指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和其领导的改组后国民党。第三步，参加国民革命，一切反革命派一定是反对的，一定会利用他们手中的反革命武装军警民团进行镇压的。这该怎么办呢？“一方面要团结我们的团体，一方面不能不靠革命军的帮助”，因为“革命军是信仰三民主义的，是有训练有纪律的，是为民众的利益保护农民的”。恽代英具体指出，广东全省的农民因为有革命军的保护，各级农民协会成立了4000余处，有团体的农民共60余万。他还特别指出，广东省的农民组织农会，编练农军，“去反抗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大地主及贪官污吏，剿灭蹂躏他们的土匪散兵，取销各种苛抽杂捐”，“并且能够协助政府，协助工人，去剿灭刘杨（指驻在广州地区的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笔者注），肃清反动势力，封锁香港，在国民革命上头建立了不少的功绩。假使全国的农民都能够和广东的农民一样团结起来……那还怕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不能够打倒吗？那还怕国民革命不成功吗？”①《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0—921页。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动摇。5月中旬，夏斗寅首先揭起了叛旗。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站在了讨蒋斗争的前沿阵地。恽代英以武汉军校的名义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征募2500名“志愿兵”的计划②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第418页。。恽代英还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把农工及学生2000余人编为义勇队赴前线作战③《国民党中央12次常委扩大会议速纪录》，1927年5月18日。。

由上可见，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恽代英就一直认识并坚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独裁的军事斗争，“要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必须注意军队、群众”，使武力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应组织学生军”；农民应组织农会，“编练农军”参加国民革命和“组织志愿兵”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这些思想现在看来虽然还比较浅显，不够系统，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在全党对武装斗争缺乏认识的情况下，恽代英能够有这些独到的见解和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后来独立进行武装斗争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对进行武装斗争有比较清醒认识的、少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二、人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奠基者之一

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等到黄埔军校出任教官。周恩来、恽代英还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按照军校相关规定，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

恽代英任政治部主任后，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军事思想。周恩来1924年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周恩来之前，该校曾有两任政治部主任，他们分别是国民党员戴季陶和邵元冲。但当时，黄埔军校初期的政治部工作形同虚设。周恩来到任后，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了日常工作秩序，重新制订政治教育计划，并在军校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撰写了《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等重要著作，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在中国军事史上开创了革命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为建立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作出了卓越贡献。恽代英上任后，先后写了《本党重要宣言训令之研究》《国民革命》《政治学概论》《政治讲义大纲》《党纪与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方法》等教材、论文，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就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更臻完善。因此，毛泽东曾评价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0页。朱德也评价道：“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⑤《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3页。这清楚表明，周恩来和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恽代英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具体内容是：

（一）“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

恽代英认为：为打倒一切压迫中国民众的黑暗势力，解放全中国人民，就必须建设一支为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而作战的军队。这支军队一要明了而服从党的主人，在党的领导下与中华民族的仇敌作战。二要有充分作战的能力，为党的主义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致果。所以，军队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教育，使每个同志都要服从党纪，服从军纪。只有如此，军队才能受党的指导，为党的主义作战。他说：“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所谓党高于一切，是说军队不能违背党的主义”。这也是今天人民军队党指挥枪的理论来源之一。恽代英强调说：“永远记着党军是要‘为主义’‘作战’的。不‘为主义’或者是不能‘作战’，都同样是有负党军的责任，都同样是有负于党，有负于全国瞩望我们的被压迫的劳苦工农。”他还特别指出，“任何一个高级长官想引导军队走到反革命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都应拿党纪来制裁他”①《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00、797页。。为坚持“在党军中间，党高于一切”，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反复要求军校每一个长官和学生，都要“站在党的观点上讲话”②恽代英：《站在党的观点上讲话》，《黄埔潮》第48期，1926年4月14日。。

1926年10月，恽代英为主持修改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大纲，规定了十条政治训练条件：（1）使学生彻底了解他自己的责任，是要能够担负责任使一切已经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渐进而成真正的国民之武力。（2）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因为只有借政治工作阐明本党的学说与主张，养成士兵确定革命观点，方可以保证军队的统一与为主义奋斗作战的革命精神。（3）使学生彻底了解本党总理学说与三民主义之根本原理，本党的各项宣言决议案之要点。因为这样，便可以使他们明确地认识本党坚定而勇敢地站在党的立脚点上以应付一切问题。（4）使学生彻底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5）使学生彻底了解各种与革命运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科学常识。使他们因此更能了解党的主义与政策的意义。（6）使学生彻底了解世界与中国政治经济方面各种重要的现象与问题，同时亦注意中国重要各省都市，与乡村政治或社会经济情形。（7）使学生彻底了解革命运动是起于农工群众的物质要求，革命的胜利，亦必须靠农工群众的势力参加始能有所保障。（8）使学生彻底了解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9）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锻炼，对于革命意义上之重要。（10）使学生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③参见《中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黄埔时刊》1926年10月7日、8日、9日。。这十条训练条件，始终贯穿了“党高于一切”，即军队不能离开党的主义指导的精神。

（二）军队一定要有严明的纪律

恽代英认为，党军除了服从党纪外，还应该有严明的军纪。“军纪是在党纪监视之下的；同时亦是说军队是完全为党的主义工作的，只有严整的军纪可以集中革命的力量，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打倒一切反革命的敌人，所以军纪亦是党所应极力注意。党纪是要保障革命的军纪，决不是来破坏这种军纪的”。“破坏军纪，便是破坏我们革命党的作战势力，便是破坏党”。军队的号令不行，全军泄沓松懈，这种军队是不可以称为党军的。“若蔑军纪，便证明他们不明了主义，因为他们并不急于希望主义之成功，所以不注意为主义而养成军纪很好能作战的军队，他们反转引导军队到不能作战的路上去。”“任何一个同志想引导军队走到不能作战的路上去，我们军队中的同志仍旧都应当拿出党纪制裁他”。所以，“我们站在党的地位，觉得有严整军纪的必要”。④《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98页。

恽代英分析了中国不易造成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的原因：一是有许多无革命觉悟，不知主义为何事的腐败分子混入；二是又有许多富于无政府主义思想，不知纪律为何物的浪漫青年参加，再加上社会上流行的偷惰狡猾的习气。这些心理自然影响到党的军队与军事教育机关，于是产生一部分根本讨厌党纪的军官和一部分根本讨厌军纪的学生兵士，“结果真正的党纪未曾树立起来，而军纪先败坏下去了，甚至于有些人借口党纪来做他们不守军纪的理由”。恽代英说：“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这种人将要毁损我们革命军队的力量的；每个忠实热心革命的党员应极力纠正他，犹如应极力纠正军队中对于主义上的误解一样。”①《恽代英文集》下卷，第799页。

北伐军出征以后，为了巩固后方，恽代英还特别写了名为《纪律》的重要文章，发表在1926年8月5日出版的《黄埔日刊》上。论文开篇便论述了纪律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我们要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须注意纪律的重要。若是养成了无纪律的生活习惯，精神是不会能团结的，意志是不会能统一的。“没有纪律，就没有统一的团结，就没有力量做任何事情。凡不遵守纪律的，都是真正革命工作的仇人，他们是帮助帝国主义分散我们革命的力量”。恽代英将不遵守纪律提高到“革命工作的仇人”这样的高度来认识，这在黄埔军校其他领导人中是没有先例的，足见他对革命军队养成严明纪律是何等的重视。

（三）要使军队与人民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

恽代英提出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问题。他说，军队中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两句话，“第一步使武力与人民结合，第二步使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我们就是要通过政治工作，引导军队从第一步走向第二步。他很重视军队与人民结合而成为人民军队的问题，强调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是要引导兵士走上革命的道路。他说，我们的兵士虽然大多数是被饥寒交迫逼上革命之路的。可是他们沾染旧社会的思想习惯已经很深，满脑子里还装着许多旧的观念。只有根本铲除了这些旧观念，才能使他们站稳革命的立场，“由不自觉的革命以至于自觉的很稳定的努力革命”。这就必须给他们进行三民主义的教育，“使一切士兵对于三民主义，有很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因此，我们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要认清，使士兵明白认识三民主义，打破一切旧的反革命的观念，“是最重要的责任”。“我们政治工作人员无论在如何困难的环境中，必须要丝毫不妥协的将这种理论传达到士兵方面去……将党的真正主张，很正确的灌输到军队里去。”②《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45、850页。今天看来，这些思想和观点，仍然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关系等方面的建设都产生着较大影响。

1927年初，为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常务委员制，实行集体领导。国民党左派彭泽民在会上提出了军校改革提案。恽代英坚决支持。另外，恽代英在军校内实行改革，“裁减人员，节省经费，就是要各部分的工作做好一点”。“队上的区队附已经裁撤了，每队加设一指导员，选择政治观念较好一点的人来担任……指导员的责任，是代替政治部做工作，也就是使政治部与学生多发生关系，他的地位与区队长差不多，于必要时可代替区队长”。③《恽委员在校内务会议报告最近学校改革之意义》，《革命生活》，1927年5月3日。这里可见，这个“指导员”的设置，已经隐约看到后来人民军队“支部建在连上”的影子。

（四）军队要谦虚谨慎，反对暮气和骄气

恽代英认为，谦虚谨慎是人民的军队必须具备的优良品德，为党和主义奋斗，要胜不骄、败不馁。他指出，在最近一年中，黄埔军校的师生是以能作战著名的，但是，我们不要只知以此自豪，“我们不应有一点矜夸骄傲之气，应当时时考查自己的缺点，谨防暮气深入我们的军队中间”。只有这样，才可以“常保作战之能力”。若恃胜而骄，不努力注意内部之振刷，将来或者亦可以有意外之失败。“所以，我们应当互相警惕，努力振奋，扑灭一切暮气，亦扑灭一切骄气”④《恽代英文集》下卷，第800页。。这些思想，今天对于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恽代英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突出了军队要有严格的党纪与军纪，要服从党的领导，为“主义”奋斗，使武力与民众结合，使之成为人民的军队；还论述了从事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这不仅在当时对黄埔军校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为培养一支为农工奋斗的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开创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也对今天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全面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领导武装斗争，是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在大革命末期，恽代英逐渐直接参加军事指挥，取得不少战绩。1927年初，恽代英奉命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此时，蒋介石反共的面目进一步暴露。恽代英与毛泽东、董必武等一起，团结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等与蒋介石进行了坚决斗争。在3月10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的二届三中全会上，恽代英关于将蒋介石把持的军人部“裁撤”的提议获得通过，巩固了武汉当时在全国的革命中心地位。5月13日，夏斗寅领衔发出反共“元电”，并在四川军阀杨森的配合下开始向武汉进攻，其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河南一带作战，武昌防备空虚，形势十分危殆。5月18日，“戴着眼镜，穿着布军装，打着绑腿”的恽代英“走在队伍前面”①沈葆英：《和代英共命运的岁月》，《回忆恽代英》，第47页。，与师长侯连瀛紧密配合，亲率独立师随武昌卫戍司令叶挺指挥的24师72团和25师75团前往平叛②根据国民党中央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速记录，恽代英被正式任命独立师党代表的时间是5月20日。。经过激烈作战，平叛取得胜利，共缴获大炮10尊，步枪900余支，子弹无数，俘敌1000余名③参见《施存统报告打夏斗寅情况》，汉口《民国日报》5月23日。。武汉局势转危为安。5月22日，咸宁县召开了5000余人的军民祝捷大会。中央独立师党代表恽代英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们后方兵力虽少，我们革命军是不跑的，叶师长是不怕死的，带领他们的两团人去拼命冲锋，卒把敌人打败，我们所以胜利，是因为不怕死，人人都有死的决心，而且我们每次打仗都得着工农的帮助。前天到金口，金口农民协会是很帮助我们。前几天又有许多农民来报告敌情，我们很自信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一定是胜利的。哪一个要再来压迫人民，我们就要继续打倒他。”④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恽代英这个简明扼要的讲话，道出了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第一，因为有共产党人的领导，所以革命军勇敢，不怕死；第二，工农的支持；第三，为人民利益而战一定能胜利的坚定信念。这也正是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本质区别之所在。

7月15日，汪精卫“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汪精卫视武汉中央军校为其反共的一大障碍，在加速“分共”的同时，紧紧地盯住该校。右派势力又在军校四处活动。中共中央军委十分重视武汉军校这支武装力量，军委书记周恩来、秘书聂荣臻经常到军校与恽代英一起商讨对策。鉴于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总指挥张发奎与第4集团军总指挥唐生智有矛盾，经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第4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与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多次交涉，武汉中央军校被张发奎改编为第2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全团的教育和行政均由中国国民党党部领导，但这个党部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为中共地下党员，团内还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这就实际上为中共保存了一支武装力量。

7月23日凌晨，恽代英离开武汉，奔赴九江。此时，形势突变，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心“清共”。24日，在九江的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邓中夏等迫于形势严峻，作出了准备武装起义的具体部署。临时中央常委会派周恩来赴南昌，并组成由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彭湃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为了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恽代英还担任贺龙部第20军总参议。正当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7月27日张国焘赶到九江，借传达共产国际7月2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之机，企图阻止起义，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恽代英气愤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①张国焘：《我的回忆》（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6页。

这时形势进一步恶化，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朱培德等在庐山召开会议，讨论加紧清共反共。30日清晨，恽代英与张国焘同车到达南昌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来电的内容，声称起义若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如果要暴动，也要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谭平山、彭湃等同志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恽代英坚决支持周恩来、李立三的意见。他严厉警告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把你开除出去！”恽代英愤怒的发言，使张国焘为之变色。张国焘回忆说，恽代英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共产国际代表——笔者注）。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②张国焘：《我的回忆》（下），第6页。。张国焘的回忆，真实反映了恽代英当时对蒋介石屠杀政策的愤慨，对共产国际代表错误指导的不满，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反映了恽代英对南昌起义决策的贡献。31日，前委再次开会，经数小时激烈辩论，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起义。

8月1日，起义部队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标志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也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诞生的日子，这就是今天八一建军节的来源，而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恽代英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8月3日，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撤离南昌，千里转战，向广东进发。10月2日，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国民党粤军伏击。周恩来抱病主持会议，决定尽可能收集整顿武装人员，向海陆丰转移，坚持武装斗争。干部向海口撤退，再分赴香港、上海，继续战斗。恽代英、李立三、叶挺、聂荣臻和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安排护送周恩来撤离到安全地方后，才从海边甲子港乘船抵达香港。

1927年11月17日，粤桂战争爆发。当天，恽代英就在《红旗》第6期发表《冬防》，号召工农起来暴动。鉴于军阀混战，广州城内兵力空虚，张太雷11月26日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立即发动广州起义的决定。随即，张太雷将会议情况写信报告留在香港主持常委工作的恽代英和张善鸣。恽代英随即转报中共中央。12月5日，中共中央复信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计划，中央赞成。”③《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12月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5期，1927年12月26日。恽代英于12月初从香港回到广州，直接参与起义的组织发动工作，专门负责宣传、起草苏维埃政府各种文告。12月6日，张太雷、恽代英和杨殷、吴毅、周文雍、陈郁等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决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力量部署和日期，提出了起义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和各部门的人选问题，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广州苏维埃宣言》等文件。

12月11日凌晨，部队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张太雷总指挥首先作动员讲话。他简明扼要地讲了武装起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并宣布：叶挺为起义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指挥，徐光英为参谋长。接着，由恽代英作动员。教导团指战员见到他们的老师，倍感亲切。恽代英动情地说：“我离开你们好几个月了，很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的胸中都埋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穷怒火。在九江，在赣州，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解除武装。前天，你们的叶团长告诉我们，反动派又想要解决你们的武装。这回我们可不交枪了。今天我们要报仇，要暴动，要起义，要和反动派算帐，要讨还血债，要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工农民主政府。你们要勇敢战斗，解除敌人武装，取得暴动的胜利。”①刘祖清：《广州起义中的教导团》，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1979年，第55页。随后，起义开始，并进展顺利，敌人招架不住，全线崩溃。11日黎明，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代表在公安局大楼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主席苏兆征（张太雷代理），秘书长恽代英，土地委员彭湃，肃反委员杨殷，劳动委员周文雍，司法委员陈郁，经济委员何来，红军总司令叶挺，党代表恽代英，副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徐光英，总指挥张太雷。他们因此也成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恽代英是党政领导机构的重要成员。

广州起义震惊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12日，它们联合起来向新生的红色政权疯狂反扑。午后2时许，张太雷遭敌人伏击，英勇牺牲。苏维埃政府工作的重担几乎全压在恽代英的肩上。他临危不惧，沉着镇静地指挥战斗。他对前来请示工作的警卫团陈同生说：“我们是乘敌人之空虚暴动起来的，现在敌人回过头来，我们要坚守广州，力量不够……我们在考虑新的部署，你们部队要作准备，郊区农民对我们已尽力支援，我看广州不能守，你们从北江转移到东江海陆丰，彭湃同志在那里，和他的农民自卫军配合起来，仍然可以造出一个新局面。”②陈同生：《恽代英同志的教导毕生难忘》，《回忆恽代英》，第239—240页。恽代英在在部队遭到严重失败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决定组织部队撤退，并于13日上午随最后撤退的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决策能力。起义失败了，恽代英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他认为：“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一定要从其中学到东西……古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如我们下决心造三十年反，决不会一事无成的”。他还鼓励陈同生说：“创业总是艰难的，敢于创业的人，便不应计较艰难。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革命。”③陈同生：《恽代英同志的教导毕生难忘》，《回忆恽代英》，第241页。

广州起义失败后，恽代英根据党的指示，奔赴香港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其间，恽代英有两次担任军中要职的机会：第一次是1929年3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在湘鄂西改编为红4军（后改为红2军），党中央任命贺龙为军长，恽代英为党代表。恽代英因上海工作繁忙，未能到任。第二次是1929年4月，党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4军。4月5日，毛泽东代表红4军前委在致中央的信中说：“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页。这次调动因故也未执行。但这已说明，恽代英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高度认可，是当时公认的中共领导人中杰出的军事工作者。

综上所述，恽代英对党的军事工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像他那样较早就认识到军事斗争的重要性、重视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亲率军队赴前线作战、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在党内是屈指可数的。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军事工作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