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达在建党时期思想论争中的重要作用*

宋镜明

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李达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首先着重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传播。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页。。建党时期中国思想界所历经的三次论争就是明证。李达除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反对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中，他都一直站在理论斗争的最前列，发挥了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一方的杰出代表。他在斗争中撰写了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研究和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从思想理论武装着手，不断扫清建党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不断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为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

一

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回国不久，就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道，积极投入了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这次论争又称社会主义讨论。

当时，以梁启超和张东荪为首的研究系分子，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提倡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企图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文章公开宣称：“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①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的这一主张刚一抛出，就遭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迎头痛击。李达以江春的笔名写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指出，张东荪是一个假社会主义者，“东荪自己把假面具揭破了”、“现（出）原形”。②《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6页。李达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假社会主义开始反击的标志。

不久，李达又写了《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底商榷》两篇主要文章，标志着反假社会主义的论争日益深入。李达指出，张东荪一类“走狗学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障碍，是我们的敌人”，并强调社会问题“有一个最大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劳动者不饿死不冻死，不受资本家的压迫。因此，“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③《李达文集》第1卷，第46、42页。

研究系分子在遭到批判后，进行了反扑。继张东荪抛出《现在与将来》（《改造》杂志1920年12月15日）之后，梁启超于1921年2月15日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的长文④《改造》第3卷第6号。，他竭力支持并进一步发挥和补充了张东荪的反社会主义观点，实际上抛出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抵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纲领。他们起劲地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反对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其目的是反对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

梁启超、张东荪的言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是极端有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等期刊为阵地进行反击。在这场反对假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李达作为一员主将发挥了核心作用。

1921年5月，李达发表了长达13000多字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论文，这是一篇批驳假社会主义最有分量的战斗檄文，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最具代表性和纲领性的文章。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之争，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的两方面”⑤《李达文集》第1卷，第57页。之争。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是“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篇代表作。李达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篇文章写的。他明确宣告：“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知）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⑥《李达文集》第1卷，第58页。

李达对假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了全面系统的清算。

第一，批判了所谓“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无劳动阶级”不能提倡社会主义的言论。

针对这种言论，李达指出：“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⑦《李达文集》第1卷，第62页。。“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⑧《李达文集》第1卷，第67页。，不能因为中国现时的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而改变，“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⑨《李达文集》第1卷，第63页。，它也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第二，驳斥了所谓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奖励”资本家“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

针对这种言论，李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并不反对开发实业，开发实业有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开发实业，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实业。他分析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区别，论证了世界朝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趋势，指明了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李达在文章中着重指出，在帝国主义互相争夺下的中国，企图依靠发展资本主义来竞存于世界，“不免是空想”，“恐怕要糟到极点了。”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66页。帝国主义决不会让中国发展实业，不会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使中国永远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李达进一步指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社会主义。”“将来社会的经济组织必归着于社会主义”。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65、64页。中国必将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第三，揭露了所谓“矫正资本家”、“务取劳资协调”的欺骗性。

李达尖锐指出，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劝诱”资本家“宽待劳动者”，只能使劳动者“呻吟于资本家掠夺支配之下，绝对得不到丝毫的幸福。”资本家是绝不靠空话“劝诱”就会觉悟的。“他们宽待劳动者，无非是免得受罢工的损失，而可以安稳的扩张资本势力；换句话说，即是使劳动者安于奴隶状态而不思反抗。”③《李达文集》第1卷，第68、69页。从而揭露了梁启超打着“矫正资本家”的幌子麻痹无产者的阴谋。

第四，宣传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

在同假社会主义的论争中，李达对社会革命的根源和目的，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及其实行的手段诸问题，都作了正确的分析和论证。

关于社会革命的根源，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发展的原理深刻指出：“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④《李达文集》第1卷，第47页。就是说，任何社会形态的变革，都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

李达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社会革命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运动，就是用种种手段方法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⑤《李达文集》第1卷，第62页。社会革命的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即推翻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李达还着重论述了实行社会革命的手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明确指出，要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概括的说起来，就是厉行非妥协的阶级斗争”。为了揭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李达深入分析比较了议会主义、劳动运动和直接行动三种不同的具体手段，认为议会斗争在中国现存的社会制度下，“难已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工会运动也“不能算作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的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国家手里，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这就是直接行动的效验”。⑥《李达文集》第1卷，第72、73页。通过这三种不同手段的分析，李达得出结论：要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而要采取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最要紧的是必须“结合共产主义信仰者，组织巩固之团体，无论受国际的或国内的恶势力的压迫，始终为支持共产主义而战”。⑦《李达文集》第1卷，第74页。这个组织便是随后不久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实现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和完成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

建党时期开展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这次论争就其实质而言，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大争论。在这场大争论中，李达最早参战，发挥了先锋骨干作用和核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代表。他不仅用唯物史观分析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而且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对假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梁启超和张东荪的荒谬论点逐一加以批驳。他还从正面论述了中国绝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阐明要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而不能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建立共产党。李达这些宝贵思想是在建党前夕提出的，弥足珍贵，它更加证实了李达在这场社会主义论争中所起的主导和核心作用。

在这场论争中，李达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也有弱点，他们对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还缺乏科学认识，认为中国社会与欧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只有工业发达程度不同，并没有质的差别。因而主张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没有看到社会经济极其落后的中国的特定环境中，民族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发展的不可避免性和积极作用；他们分不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别，把整个资产阶级都当做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几乎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缺陷。但他们肯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等等。这些观点则是完全正确的。

二

在反对假社会主义思潮的同时，李达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又投入了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当时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占着优势，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因为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无政府主义又以激烈的批判现实的“革命”面目出现，很符合他们的口味。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奔走呼号，对于揭露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在帮助人们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过程中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却起着混淆视听、以假乱真的破坏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从1919年到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等许多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否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说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和“相杀相害”的根源，反对一切国家权威。他们无视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硬说二者是一样的。因而，反对一切强权，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他们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他们提倡个人主义，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这种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这种思潮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揭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错误，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唯其如此，才能引导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免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而逐步走上马克思主义的轨道，才能使共产主义者的队伍——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更加纯洁、巩固和发展。

从1920年起，当时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驳。李达更是积极地参加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代表之一。

1920年11月以来，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从第1号到第5号的《短言》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特别是12月和次年的五六月，李达先后发表了《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颇有影响的政论文章，有力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荒谬主张。

首先，批驳了所谓“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论，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

李达首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他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指出：“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关。”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一定发展阶级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和协（谐）的一个证据。”“国家所以存在，是阶级冲突不能调和的证明。”据此，李达批驳了“一切国家都是祸害”的谬论，指出必须区别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国家。他认为，说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国家是可以的，若说无产阶级的国家是特权阶级的国家便不对了。“若嫌特权阶级的国家不好，只好把特权阶级打倒建设无特权阶级的国家就好了。”“若说一切国家都是特权阶级的国家，就不免是独断了。”这就从理论上驳斥了无政府主义的国家观。他进而指出：“资本阶级的独裁只能变为劳动阶级的独裁政治”，即资产阶级专政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是合理的。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102、83、88页。

同时，李达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论述。李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在颠覆有产阶级的权势，建立劳动者的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镇压敌人的反抗和防御外敌的入侵，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也要”、“警察也要”、“军队也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是“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最终达到“没有奴隶制度，没有阶级差别，生产力完全发达，人人皆得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李达认为至少有三种：一是“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要对抗那资本主义的敌国”。二是“要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三是“用大速度增加全部生产力”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73、31、90、103页。。

其次，揭露了所谓“绝对自由”的欺骗性。

在自由问题上，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绝对自由”。李达形象而深刻地揭露了这种谬论的欺骗性，指出：“无政府共产社会”是“空中楼阁”，不要中央集权是“蔑视时间空间的空想。”“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抽象思想是没有的。他写道：“实在的说起来，资本家并不怕人提倡什么绝对自由、绝对平等的社会那种抽象的思想，他们所怕的，还是那种最有力的具体的即时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③《李达文集》第1卷，第87、88页。可见，个人的“绝对自由”和社会的“绝对平等”是有利于资产阶级不利于无产阶级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再次，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世界观。

李达追根溯源，抓住要害，揭露各派无政府主义共同的根本错误及其个人主义的世界观，点明各派无政府主义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④《李达文集》第1卷，第80页。。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李达是抓住世界观这个要害问题进行批判的。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所创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又是极端的个人主义。”“他要无限制的发挥自我”，“我要上天就上天，我要入地就入地”。李达又指出，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是准据个人主义的”，“他的无政府主义是没有科学的体系和哲学的基础的”。“巴枯宁的团体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上不能成立。”“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从对于国家和教会的感情上的偏见发生出来的。”⑤《李达文集》第1卷，第84、81、82页。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的集大成者”。“克氏的思想，也和那些把小我人格与大我人格合为一致的人的思想相似，一大半可做宗教看的。”几乎“都是迷想、空想”。李达通过对无政府主义各种流派的批判得出结论说：“能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只有个人主义”。⑥《李达文集》第1卷，第84、89、90页。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黄凌霜也供认不讳并公然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无政府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①黄凌霜：《评〈新潮〉杂志所望今日世界之新潮》，《进化》第2号。所以，无政府主义者在实质上大多是在一些革命自由口号下的极端个人主义者。

最后，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观点。

无政府主义者企图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鼓吹在社会革命后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李达批评了这种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错误主张，论述了在社会主义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指出，“按需分配”“非待世界的产业发达到极境的时候，不有办到”，只有“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方“可实行”。“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掉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51页。这就深刻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倾向。

李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系统深刻并击中要害。

中共建党时期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持续了一年多时间。这场争论，实际上关系到建立什么样的党的争论。是建立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建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绝对自由”，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党。由于李达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努力，经过这场论争，基本上解除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理论武装，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从而使原来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大多数革命知识青年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甚至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纯洁了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队伍，把当时混杂在党的早期组织中极少数顽固不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清除出去，这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优势奠定了基础，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铺平了道路。经过这场论争，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并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思想阵地。早期共产主义者更加明确了应当建立主张无产阶级专政、有严格组织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不是无政府党。因此，这场论争的胜利对于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李达在思想理论斗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建树的历史功勋，是永不可磨灭的，也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在迎接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到来之际，我们纪念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很有意义的。纪念李达，我们就要学习、继承和发扬他“忠实于主义”、“始终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伟大精神，始终不渝地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既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界限；又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与时代发展同进步，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