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建设“宣传网”的历史考察

唐海江 朱习文

新中国成立后，为充分运用党掌握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力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构建适应新中国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需要的思想宣传工作制度，是摆在党的思想宣传战线一项紧迫而现实的任务。同时，为改变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工作缺乏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现象，195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要求：“在党的每个支部设立宣传员，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设立报告员，并建立关于宣传员报告员工作的一定制度。”①《党的宣传工作文件选编（1949—195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65—66页。我国由此进入为期5年之久的学习苏联建设“宣传网”运动时期。宣传网作为党的组织传播体制，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于宣传网这一“苏联版本”之于新中国建设的意义，学术界已有研究作了初步评估。②分别参见王炎：《新中国宣传网制度的建立及其历史经验》，《北京党史》2004年第2期；吴继平：《建国初期政治社会化述评》，《理论学刊》2005年第11期。但是对其移植到新中国特殊政治社会语境过程中产生的具体反应及其历史进程，尚未细致梳理。本文以湖南省档案馆已公开的相关档案（湘档143号）为依托，希图借助湖南的个案，具体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宣传网建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希由此对当代中国宣传组织和体制建设提供某种参照。

一、队伍“草创”

1950年2月，我国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进入全面学习苏联时期。考虑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元素多元并存，党的宣传工作非常薄弱，中央提出学习苏联宣传组织模式，在全国试点建设宣传网。其中湖南所隶属的中南区也是试点对象。

1950年11月，中南局发出《关于建立宣传员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省打破过去“小手小脚”的局面，建立和形成规模较大的群众性的宣传力量，中南局宣传网工作进入全面试建时期。①参见中南局宣传部：《关于建立宣传员组织的指示》（1950年11月22日），湖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43-1-4。（本文以下档案都藏于湖南省档案馆）在上级指示下，湖南省委宣传部选择了长沙和零陵等地“重点试办”，探寻在湖南厂矿、农村建立宣传网的途径。12月上旬，长沙地委宣传部派员赴湖南机械厂、裕湘纱厂和长郡中学等单位试建宣传员队伍。之前，湖南机械厂、裕湘纱厂并无固定的宣传队伍。试建中，工作人员遇到诸多实际问题。如工厂生产任务重、干部少、单位负责人忙；同时干部职工对宣传工作认识有问题，有的担心犯错误，有的干部怀疑做宣传员耽误生产，有的看不起做宣传员。因此，在试建初期，基层的群众宣传和鼓动工作没有真正展开。②参见《转发长沙市委宣传部重点试建宣传员的工作简报》（1951年1月21日），档案号：143-1-9。长沙在试点中碰到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与老解放区相比，湖南作为新区，党委任务重，难以分身做宣传工作；群众中党员比例非常低，党的基础薄弱，不仅非党的宣传员队伍发展有困难，就是党员在认识宣传员工作时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偏差。

1951年，全国宣传网从试点进入正式建设阶段。湖南省委随后发出在全省建立宣传网的草案，全省包括湘西、长沙、零陵等7个地委以及郴县、湘阴、常德市、湘潭市等33个县市党委对上级指示进行了讨论，作出了建立宣传网的工作计划。但是，在区委一级应者寥寥。有的区委将党的这一决定“一直压在抽屉里，直到过了半年才拿出来”③《李锐关于加强宣传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纲》（1951年8月12日），档案号：143-1-7。；也有的区党委认为宣传网不是自己的“分内之事”，甚至认为无需“再搞一套宣传员”。部分党委，在宣传网建设中也有意无意降低党委在宣传网中的地位。如衡阳市委出台的有关文件规定：“凡没有建立党支部组织，其宣传员工作一律由青年团领导。在各行业工会中，宣传员工作一般由工会领导。”郴县地委则规定宣传员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所在地党委领导，同时又受地委宣传部直接领导。④《湖南省建立宣传网工作的概况》（1951年3月31日），档案号：143-1-9。这些政策明显与中央精神相违背，在实际工作中势必模糊党委在宣传网中的中心位置，为地方党委推卸在宣传网建设上的责任提供借口。

党委对宣传网建设认知上的偏差，甚至放任自流，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同时，宣传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宣传网的建设中凸显出来。首先，宣传干部短缺，宣传机构不健全，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建设宣传网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在作为新区的湖南尤显突出（据调查，当时全省约缺干部5万至6万⑤参见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3卷：共产党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5页。）。1951年初，中南局根据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对全区各级宣传部门的编制人数规定了明确数目和完成期限⑥当时中央对于宣传部编制规定：中央局宣传部为60至100人，分局宣传部30至60人，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宣传部25人至50人，地委宣传部15至20人，县委宣传部10人左右。中南局则规定，中南局下省委宣传部应于1952年下半年配备40-50人；1951年底之前，地委宣传部，在土改完成区，应配足28人，土改未完成区应配足18人，县委宣传部于1951年底，土改完成区配足18人，未完成区配足8人。。但定了编，并不一定能够配齐人员。据湖南省委宣传部在1951年7月的统计，全省县级以上党委宣传部门配备干部288人，仅相当于中央定编数的25％①参见《省委关于举办宣传干部训练班第三期的通知》（1951年7月16日），档案号：143-1-12。。其次，宣传干部对工作缺乏信心，业务水平普遍有限。从1951年3月至7月，湖南省委连续组织了三次宣传干部短训班。在培训过程中发现，学员中绝大多数“不安心宣传工作”，缺乏搞宣传的思想准备。如有学员认为，“搞宣传工作没出息”、“第三流干部才搞宣传”；对宣传工作，不少学员认为是“多它不多，去它不少”②《湖南省委宣传部宣干短训班工作经验简报》（1951年7月10日），档案号：143-1-12。。在1951年8月举行的全省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宣传干部代表对于宣传工作仍显得相当“模糊”和“狭隘”。他们或者党政不分，将党的宣传工作简单地看做行政事务性工作；或者对搞宣传工作缺乏信心③参见《关于湖南省委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1951年9月27日），档案号：143-1-7。。

地方党委对于宣传网的反应迟滞，宣传干部的顾虑重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宣传员队伍的发展速度。据湖南省委宣传部统计，至1951年3月底，全省仅仅发展宣传员2073名，报告员300人。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南局发出《关于建立与巩固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指示》以及《中南局关于执行中央的加强党的宣传部门工作的指示的具体规定》，在批评地方党委不重视宣传网工作的同时，要求宣传部门改变作风，主动与党委取得联系。湖南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也随后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队伍配备、宣传网建设等方面全力支持④参见《通报湖南省委组织部宣传部要求各级党委重视宣传工作的指示》（1951年4月6日），档案号：143-1-8。。在此压力下，湖南省宣传员队伍才逐步扩展。至5月底，全省宣传员达5692人，7月底达15539人⑤参见《关于我省宣传网情况向中南局宣传部的报告》（1951年8月30日），档案号：143-1-9。。

但如此增速仍落后于中南局总体形势的发展（至5月底，河南宣传员为48600人，湖北为28169人⑥参见《中南局给中央的关于宣传网工作的报告》（1951年8月6日），档案号：143-1-6。）。湖南省委宣传部在8月中旬给中南局的一份报告中认为，湖南发展宣传员迟滞的直接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出于慎重，先孤立地试点，忽视了面的开展，使得宣传网发展迟滞；二是在发展宣传员时，提出过苛的条件，导致许多干部群众望而却步。这种“关门主义”的倾向也影响了宣传员队伍的发展速度⑦参见中共湖南省委：《中共湖南省委对中央建立宣传网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1951年6月6日），档案号：143-1-9。。不过，“关门主义”的标签也非适应全省整体情形。中央在文件中提出宣传员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包括具有必要的政治觉悟、联系群众和有担任宣传工作的适当能力。从当时发展的情况看，各地并非完全遵守这些要求发展宣传员，有的地方专门找知识分子做宣传员，工农群众被排除在外；有的只要“清一色”的贫雇农；有的甚至强调只要人“老实”即可⑧参见《湖南省建立宣传网工作的概况》（1951年3月31日），档案号：143-1-9。。甚至在随后的发展中因放任自流导致整个宣传员队伍处于“极度严重的混乱状态”⑨参见《湖南省整顿宣传员队伍的初步经验》（1952年），档案号：143-1-9。。

1952年1月，湖南省委出于上级压力，决定本年内将全省宣传员数目扩至15万人，并给各地委定下了硬性指标○10参见《关于今年内所要达到宣传员数量的意见》（1952年1月21日），档案号：143-1-15。。此后，各地宣传员队伍发展迅猛。5月，全省宣传员达82846人○11参见《湖南宣传网工作近况》（1952年7月8日），档案号：143-1-15。，9月达12万余人○12参见《湖南两年来的宣传员工作和今后意见》（1952年9月19日），档案号：143-1-15。。如此情势下，各地“拉夫交差”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1952年5月，省委宣传部发现，常德县委宣传部上报的宣传员名单中，出现了一名少儿队员○13参见《对常德县委宣传部在宣传员中有少儿队员一名应即纠正的意见》（1952年6月11日），档案号：143-1-15。。在地处偏僻的保靖、大庸和永顺等地，许多宣传员只是挂个名，有的甚至否认自己是宣传员。宣传员政治成分不纯的现象也比比皆是。怀化七区的202名宣传员中，有5名是和尚、道士，有11人当过土匪、犯过法，历史背景复杂的有16人①参见《湖南省整顿宣传员队伍的初步经验》（1952年），档案号：143-1-9。。

如此情形反映出了湖南在执行中央宣传网建设初期的尴尬：一方面，在党的工作基础薄弱、群众条件不够、宣传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要完全掌握上级关于宣传网建设的精神，真正稳妥地推进宣传员队伍建设，无疑需要一个逐步培养和磨合的过程；另一方面，迫于上级的指标压力，依托如此条件，要大规模、迅速地建设宣传员队伍，势必造成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甚至流于形式。

二、制度“整顿”

湖南宣传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着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政治和社会等条件的限制，也与宣传网建设中因制度缺失导致的队伍不够巩固有密切关联。

关于宣传网的制度问题，中南局在湖南试建宣传网时就特别提出来。1950年下半年，中南局根据中央对于宣传网的精神，确定宣传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宣传队伍。对于作为“兼职”性质、“经常分散”的宣传员，如何进行集中管理，中南局提出了建立一套可行的会议制度（如汇报情况、总结工作和定期领导传达）、支部领导制度（有支部的地方由支部领导，无支部或支部不健全的地区由区委领导）等初步设想②参见《关于建立宣传员组织的指示》（1950年11月22日），档案号：143-1-4。。1951年中央的指示进一步明确宣传网的制度建设范畴，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宣传员会议制度、宣传员代表会和传授站制度等学习和工作制度等。不过，中南局在调查该局全面建网初期的情况发现，中南局各地“普遍缺乏经常性的工作制度”③《中南局关于执行中央的加强党的宣传部门工作的指示的具体规定》（1951年5月4日），档案号：143-1-6。，其中，湖南表现得相当明显。在长沙，不少支部对宣传员的领导也没有建立经常的制度，“需要时就抓一把，工作做过了就不闻不问”，宣传员组织难以巩固。南县在建宣传网时着手最晚，一下子在县城发展90多个宣传员，但热闹一阵后，“很快就没有人管了”④《中共湖南省委对中央建立宣传网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1951年6月6日），档案号：143-1-9。。

对于这些问题，中南局于1951年5月指示，要求在当月对该局宣传网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提出在发展宣传网的同时，注重“巩固”宣传网，并制定了“巩固”宣传网的一些规定。考虑到党委以“中心工作”为由忽视宣传工作的状况，中南局在该指示中进一步明确了党委及相关部门在宣传员和报告员工作中的领导职责和分工。在宣传员方面，进一步细分了支部、区委等各级党委，以及宣传部门在具体领导上（包括宣传员培训班、典型材料的供给、非党宣传网的领导等方面）的职责和任务。在报告员工作上，提出按照地区或所讲对象进行分工，实行“包干制”；针对不同性质的报告任务、报告要点及其审查，报告员工作计划的撰写等诸多环节进行了规定⑤参见《中南局关于建立与巩固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指示》（1951年5月4日），档案号：143-1-6。。

不过，这些具体制度能否真正落实还是问题。如对于宣传员队伍的巩固和提高具有支撑意义的工作和学习制度，大多并未建立或未能得到有效实施。传授站制度是农村区委对支部的宣传员或宣传员的代表进行训练的组织形式，是基层宣传员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重要途径。这一工作在湖南进展不顺畅。在中央发出建立宣传网指示一周年时，湖南全省建立传授站仅216个，且大多“徒见形式”。有些地区的宣传网，如岳阳某区的全部7个传授站，“几乎全未起作用”⑥《湖南省宣传网工作近况》（1952年7月8日），档案号：143-1-15。，更不要说按照规定“按期”传授。又如宣传员训练班，作为提高宣传员技能和素质的一种常规制度，也未能得到有效执行。至1951年底，全省只有湘潭地委组织开办了两期宣传员业余培训班，其他地方迟迟未有动作⑦参见《中南局关于宣传网工作的报告》（1951年12月30日），档案号：143-1-6。。作为培养宣传员素质的宣传员代表大会，此时也只有长沙、湘潭和常德等市委以及部分县委召开过①参见《中共湖南省委对中央建立宣传网决定执行情况的报告》（1951年6月6日），档案号：143-1-9。。此外，宣传材料的编写和供给，也因上下沟通的问题，未能贯彻执行，使得地方宣传打了折扣。这也是省委宣传部后来招致地方批评的焦点。

1952年初，湖南进入土改复查和“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运动过程中，原本就不牢固的宣传网制度几近废弛。在此背景下，整顿宣传网组织、建立和健全宣传网的各项制度已成为一件“迫切的任务”。1952年9月13日，湖南省委宣传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坚持“发展与巩固兼顾”的方针，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一场“检查”、“整顿”和“总结”宣传网的工作②参见《关于检查、整顿和总结宣传网的通知》（1952年9月13日），档案号：143-1-15。。

检查和整顿工作围绕两个核心环节进行。

一是对报告员和宣传员队伍进行检查、重新登记和整理。针对队伍不纯的状况，在检查过程中，全省一律将在“三反”运动中犯过严重错误而受到撤职以上处分的报告员全部清除出队伍，一些不合格的报告员也被洗刷掉。同时，全省各地对宣传员普遍进行了一次填表登记。全省以区委为负责单位，对各区已有的宣传员队伍进行了全面审查，一批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帮会、流氓地痞以及其他历史不清、成分不纯的人被清除出宣传员队伍。如在湘潭专区，清查出“不良分子”41人，邵东县清查出24人③参见《湖南省整顿宣传员队伍的初步经验》（1952年），档案号：143-1-9。。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够条件或完全不够条件的宣传员，则以区、乡及传授站为单位，召开宣传员大会或者举办培训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思想素养，进而发展成为合格的宣传员。

二是建立和健全全省宣传网的领导制度。这是整顿的核心。在检查和整顿的过程中，党委主动参与，为健全党对宣传网的领导制度提供了基础。例如，岳阳县各区委针对自身领导宣传员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自我检讨，打消了许多宣传员对整顿工作的顾虑。同时，全省大部分县委召开了区委宣传干部会、党支部会或团支部会，对整顿工作进行动员。这一做法不仅可以引起党委对于宣传网工作的重视，而且能够使其较为全面地了解宣传员的状况，听取宣传员对于党委领导制度的意见和建议，有助于领导制度的改善。永兴县委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结合生产整顿宣传员的办法，成为整顿中的典型④参见《湖南省整顿宣传员队伍的初步经验》（1952年），档案号：143-1-9。。

1952年底，湖南省委提出来年发展宣传员和报告员的目标分别是35万和1万人⑤参见《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继续发展与巩固宣传网组织的计划》（1952年），档案号：143-1-15。。为了避免初建时的问题，省委进一步整理了宣传网工作中的各种制度。如在支部领导制上，省委要求所有的党支部都必须建立宣传员，党支部书记和委员都必须成为宣传员，并将建立宣传员作为党支部的一项“经常任务”。同时，省委借鉴了宣传员队伍整理的经验，规定今后凡发展宣传员，必须经过培养的过程和短期的训练，而非简单的登记、填表了事。更富实际操作意义的是，为了保障这些制度运转的效果，省委给出了基本的量化指标。例如，传授站的制度，省委规定，农村各区至少要建立4至5个传授站，每半月举行一次传授活动。关于宣传员代表大会，要求区委每3个月召开一次，每月召开一次传授站长和宣传员小组长的联席会议。而专辖市、县则要求每半年召开一次传授站长会议。同时，省委还结合各地不同情况，对各级党委的领导任务进行了不同的量化⑥参见《关于继续发展与巩固宣传网组织的计划》（1952年），档案号：143-1-15。。

湖南省委对于宣传网的整顿显然初具成效的，并且不少制度的调整也适应了具体形势，因而有助于宣传网组织的完善。这一整顿工作继续推进的过程中，国内和省内的主要任务从土改和政治改革转入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中。原来在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宣传员和报告员，是否能够适应生产建设的新环境和新任务，无疑成为了一个新的问题。

三、思想领导

1953年，国家的中心工作从政治民主改革转入到经济建设后，引起群众思想的巨大变动。这一时期，工业和农业生产宣传中的思想性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主要是在政治运动中建立的宣传网，受到新的挑战。

厂矿宣传工作中的思想性问题较早引起省委注意。1952年底，裕湘纱厂在全厂推广中央倡导的“郝建秀工作法”，但是只注意了其中的技术而忽视了其思想的介绍，其效果不够明显。在株洲铁路工厂、宁乡矿区局、安江纱厂等单位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安江纱厂，宣传部门采用“斗穷”的方式，提出“找穷斗顶呱呱，红旗奖金就拿到”等经济主义口号来诱导工人生产的积极性。有的甚至发动保卫部门，采用“登黑旗”、“插蓝旗”的方式来嘲笑和讽刺生产落后工人①参见《国营厂矿宣传工作向省委和中南的报告》（1953年4月17日），档案号：143-1-23。。

这些问题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湖南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1年试办临时互助组开始，经过了常年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触及到改变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私有观念，必然给农民带来思想上的巨大震动甚至混乱。如何在思想上引导或吸引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形成对社会主义的自觉行动，成为事关改造成败的关键因素，势必对农村宣传网提出新的挑战。

总体来看，在农业合作社的建设过程中，许多干部对今后农村宣传工作的方向还模糊不清，又缺乏生产宣传的知识和经验，在新任务面前往往“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同时，在宣传中概念化、言不及义甚至简单粗暴的倾向纷纷暴露出来。

“概念化”的问题，在建立合作社（简称建社）宣传工作中体现很明显。如永明等县在发动农民建社的宣传过程中，存在“空喊口号”，“夸夸其谈”的现象。有的宣传干部按报告照本宣科，有的只讲到社会主义如何好，没有将这些概念或口号与农民的亲身经历结合来讲，导致在建社的思想发动上遇到困难。②参见《中共永明县委关于半年来加强宣传工作领导的报告》（1955年8月7日），档案号：143-1-60。邵阳地委宣传部在检查湘乡县的宣传工作时，发现部分宣传干部总是停留在“三个支援”、“总路线”、“工业化”、“走互助合作道路”等概念和名词上，使农民感到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讲来讲去，几句现话”，缺乏思想的针对性。在对农民进行农村“统购统销”和“三大支援”政策的宣传时，只是从抽象的层面谈集体利益，而忽视了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个人利益，难以消除农民的思想顾虑③参见《关于今年第一季度宣传工作的综合报告》（1955年4月20日），档案号：143-1-62。。

更多的现象是在宣传中就事论事，“言不及义”。当时一个普遍问题是缺乏理解经济政策背后的思想意义，使政策宣传存有偏颇。省委宣传部检查全省1954年冬至1955年春的建社宣传中就发现，当时建社宣传一般是对建社对象宣传得多，对不建社的群众则宣传得少，这使得对社外群众的入社教育变得非常困难④参见《关于今年第一季度宣传工作的综合报告》（1955年4月20日），档案号：143-1-62。。在统购统销运动中，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不相衔接”的问题也广泛存在。很多地方只讲统购统销价钱公道，对个人收入有什么好处，而没有从社会主义这一个“义”上阐述统购统销对于工农联盟的作用⑤参见《朱凡论宣传和宣传的思想性》（1955年8月），档案号：143-1-60。。此类情况在阶级政策、“三定”政策宣传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关于在合作化宣传中“简单粗暴”的问题。有的地方在进行“入社”宣传时，有些宣传员就说：“不入社不光荣，先入社先光荣”、“三年合作化，今年不入明年也要入”，甚至打出“不入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语⑥参见《中共永明县委关于半年来加强宣传工作领导的报告》（1955年8月7日），档案号：143-1-60。。在宣传生产竞赛时，只说：“竞赛就是爱国，不竞赛就不爱国”；宣传互助合作组时则说“参加互助组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参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①《唐麟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53年7月10日），档案号：143-1-23。。湘乡等地在宣传阶级政策时，片面地强调“依靠贫农”，忽视了“巩固地团结中农”和“限制富农剥削”这一面。在说明中农为何不能依靠时，把中农说得一无是处，专挑中农的缺点，错误地提出“中农是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有的甚至说中农是“婊子”、是“动摇分子”，引起中农的惶恐②参见《中共邵阳地委宣传部关于湘乡县宣传工作的检查报告》（第四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资料）（1955年8月），档案号：143-1-60。。

分析这一时期宣传网建设中思想性缺乏的原因，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

就客观因素而言，主要是机构不健全、制度不完善等宣传网建设过程中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根本有效解决，影响了思想的领导。在国营厂矿企业的宣传机构方面，据1953年对全省180个国营厂矿企业中20个较大企业的宣传干部的统计，专职宣传干部总计只有39人，且业务技能“很差”，宣传骨干力量“非常缺乏”，厂矿宣传部几乎处于一种“无人负责”或“有名无实”的境况③参见《国营厂矿宣传工作向省委和中南的报告》（1953年4月17日），档案号：143-1-23。。就全省的宣传部门而言，1953年4月，全省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干部调整，原有的经过宣干班培训的骨干分子纷纷转任他职，绝大多数宣传干部是“新班子”。因其“业务生疏”、“交接不暇”，省委不得不将当年7月召开的全省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赋予“培训”的色彩④参见《湖南省委召开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向中央和中南的报告》（1953年9月9日），档案号：143-1-23。，并立即着手新一轮的宣传干部训练⑤参见《在1953年训练宣传干部的意见》（1953年4月30日），档案号：143-1-29。。

宣传网本身固有的制度缺陷也是重要因素。就建“网“的整个运行机制而言，其制度的创建，均是为了实现党的政策和精神“自上而下”的传达或贯彻，但是，“由下至上”的反馈过程却未能形成完善的机制。这一特点在“由上至下”的政治运动的传播中容易被遮蔽，但遇到需要经过上、下反复“通气”、“再教育”，要求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时，其缺点就暴露无遗。在宣传网“上下通气”的整个运行体系中处于决策地位的省委宣传部因此必然面临巨大的压力。1953年召开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各地委和县委宣传干部代表将宣传中出现的问题推到了省委宣传部头上，批评省委宣传部“没有直接掌握重点创造经验”，“对下面的宣传工作情况和中心工作进行情况，都不够了解”，“对群众的生活和思想情况相当隔膜”，等等⑥《对省委宣传部的意见》（1953年7月21日），档案号：143-1-23。。会后，省委宣传部建立了各级宣传部门之间的思想汇报制度，并与相关部门成立农村工作组，掌握农村干群思想动态⑦参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1955年第一季度工作计划要点》（1955年1月20日），档案号：143-1-62。，反馈机制的问题才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就主观因素而言，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过低，对于现实中的具体问题缺乏从理论和思想上进行诠释的能力，也是影响农村宣传思想性的直接原因。基层干部是整个宣传网中直接面对群众的关键环节，对于正确执行党对于农民的宣传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其理论水平是很低的。1953年，湖南根据《中央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在区乡推行干部学习制。但基层干部对于理论学习“未养成习惯”，且由于各地重视程度不一样，“发展极不平衡”⑧《唐麟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1953年7月10日），档案号：143-1-23。。支部教育也远远落后于形势需要。1954年，省委宣传部联合党的组织部门在全省农村支部推行党课制⑨参见《湖南省委1954年支部教育工作计划》（1954年3月），档案号：143-1-45。，各地县区委组织部和宣传部此时也纷纷制订训练农村支部书记的计划①参见《批转长沙县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训练农村支部书记的计划》（1954年4月19日），档案号：143-1-45。。1955年，省委宣传部总结和推广“茶陵支部党课制”和“何家垅农业社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等典型经验②参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1955年第二季度工作计划纲要》（1955年5月5日）；《茶陵县组织部宣传部的党课制的情况与体会》（1955年5月16），档案号：143-1-66。。

当然，对于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远非短期能够实现。1955年春，省委宣传部在检查时发现，当前县区级干部的学习仍缺乏严格管理，县级机关干部的理论学习“坚持不够”，“时断时续”，区干部的理论学习基本是处于“自流”状态③参见《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关于去冬以来农村宣传工作的检查报告》（1955年5月16日），档案号：143-1-61。。支部的党课制也未真正抓起来。例如在支部教育做得较好的临湘，在全县116个农村支部中，只有70个党课制坚持得较好，40个不起作用，还有6个支部根本没有建立制度。在邵阳等地，支部党课教育虽在诸多县市的大部分乡建立了，但“很不健全”，或“流于形式”④《中共邵阳地委宣传部关于湘乡县宣传工作的检查报告》（第四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资料）（1955年8月），档案号：143-1-60。。1955年8月召开的全省第四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省委宣传部将此等问题列为全省农村宣传中“重大的缺点”，并要求各地以“重大的努力和斗争”，在全省农村支部普遍建立党课制，克服农村支部教育薄弱的现象⑤参见《朱凡在全省第四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8月15日），档案号：143-1-60。。

然而，随着在1955年秋湖南合作化运动冒进倾向的出现，这种从基层“培力”的方式很快被打断。1955年下半年，省委召开全省第一次区委书记会议，将先前制定的合作化方针定为“右倾”而展开批判，大幅缩减湖南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周期，扩充建社的数量。为了推动和迎接全省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省委宣传部号召各地大力宣传群众和干部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情绪”，制造“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对于这场宣传运动，省委宣传部分运动初起、运动开展后以及运动结束等三个阶段明确规定了具体的完成日期、宣传运动的具体内容⑥参见《关于省级各宣传部门在今冬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工作的安排》（1955年11月21日），档案号：143-1-62。。运动式的宣传重新成为全省宣传工作的基调。

四、“宣传网”的取舍

苏联的宣传网建设采取设立宣传员、报告员制度，建立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网络机制和渠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宣传上“以俄为师”的做法，在建党初期就有范例，宣传网的建设也不例外。效法形成于战争时代的苏联的思想宣传工作体制，对于中共发动民众夺取政权、取得革命的胜利功莫大焉。但是，通过湖南的事例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学习苏联宣传网的做法遭遇种种困境，致使其最终结果与原来的设想迥异。

宣传网本是一个组织较为严密、任务较为单纯的工作体系，这是其特点，也是其缺点。1956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组织两次会议讨论宣传网问题，认为宣传网不仅增加了部分党团员的工作负担，也增加了支部的领导困难，现实中往往形成自流、停顿的状态。中央为此要求各地“权衡利弊”，研究宣传网取舍和改进问题。湖南省委遵照中央精神，要求各地依据实情进行取舍。对于保留宣传员的地方，则要求各地“简化手续”，如发展宣传员时不必填表，也不必上报上级党委批准，同时还取消了以往的一整套传授制度⑦参见《关于改进宣传网工作的意见》（1956年11月），档案号：143-1-80。。随后的1957年，湖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宣传网”的方案，希望以此配合全省“生产大跃进”的“革命形势”，推动宣传工作的“大跃进”。

相较于中共中央在1951年的宣传网设想，“农村社会主义宣传网”在组织队伍、制度规范和核心任务上均有明显差别。在组织队伍上，后者已取消了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政治纯洁等方面的严格限制。依其方案，“农村社会主义宣传网”的核心成员除了原有宣传网中的支部宣传委员之外，还将俱乐部、剧团、小学、民校、青年团、妇联等基层团体组织的负责人，以及企业单位的副职纳入其中。同时，其外围组织——社会主义宣传大队的成员更为宽泛，包括小学教员、知识青年、学生、转业军人、团员、演员等各种具有一定知识文化水平的人员。①《关于全面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宣传运动的具体意见》（1957年12月10日），档案号：143-1-101。

在制度规范方面，除了传授站制度被取消，原有的党的宣传网领导制度、宣传员代表会制度等也在新“网”的建设中废之于无形，而这对于中央宣传网的建设是至为关键的。更为重要的是，“农村社会主义宣传网”在其任务上也脱离了纯粹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非是集中于群众的“思想领导”方面。该方案规定，该宣传网的作用除了“宣传”之外，还包括组织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因此具有了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功能了。②《关于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宣传网的方案》（1957年12月10日），档案号：143-1-101。失却了纯洁的队伍支撑和严格系统的制度内涵，其任务也相对更为繁杂和多样，相较于1951年的宣传网设想，不能不说，此时的“农村社会主义宣传网”，已是“形”似而“神”异了。

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试建宣传网的过程不难发现，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过程，湖南建设“宣传网”具有明显的“移植”或“外生”的特征。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干群成分和思想复杂、党的基础薄弱和政治运动较为频繁而激烈等政治社会背景，这一“移植”过程所遭遇的种种不适并非意外，而其后来的取舍则是对“移植”过程的一种矫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建设“宣传网”，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当时湖南政治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诸多需要，其中的一些做法仍然具有某种的历史的延续性和价值。湖南的个案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宣传网”在全国由上至下推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状况，对当代中国宣传组织体制建设不无借鉴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