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历史沿革、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李 霞，刘佳宁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财政金融所，广东 广州 510635）

一、引言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光明前景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未来发展趋势、发展主题和发展着力点所做出的深刻判断，是***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做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时代命题，已正式进入“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关键性突破”重要时间窗口期。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速度、理念、模式、动力等均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大背景下，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血脉”和资源配置的“核心引擎”，对经济发展阶段的适应性转变既是金融的本能驱使，也是构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徐忠，2018）。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战略目标，《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加快建设金融强省”。这一战略定位要求大湾区要充分发挥金融的杠杆调控和枢纽调节功能，以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强化区域金融协同为突破，构筑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相适应，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现代金融体系，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以及世界级城市群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视角，回顾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与发展的历史沿革，基于***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视角剖析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湾区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十四五”时期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三大实践路径，提升大湾区金融发展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合作与发展演进的历史沿革

粤港澳三地属于同一个社会地理单元，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具有“一个国家、两个体制、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多个监管主体”的复合型特征。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三地金融发展脉络，历经港澳先后回归、CEPA 协议签署、粤港澳大湾区成立的战略转型，先后经历了金融合作开启、金融业快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历史沿革。

（一）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到港澳回归时期

这个时期以“金融辐射+服务承接”市场驱动为主体，开启金融合作进程。粤港澳金融合作与发展始于贸易合作的兴起。改革开放之后，港澳企业抓住机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珠三角地区。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约80% 的香港制造业企业在珠三角设厂，逐步形成“香港服务业+ 珠三角制造业”的“前店后厂”产业分工模式，由此开启了粤港澳区域合作进程。这一时期粤港金融合作模式基于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跨区域的“金融辐射与承接”为特色。在此阶段，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和经济起飞提供融资服务。广东能源、通信领域大型企业积极尝试赴港上市，内地至海外直接投资约有50%途经香港，港澳与内地也在探索金融机构互设入驻，但整体金融合作尚处起步摸索阶段，合作模式和发展层级均不高。

（二）第二阶段：从CEPA 协议签署到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前

这个时期以协同合作的政策驱动为主体，助推金融业快速发展。20 世纪末香港、澳门相继回归，围绕“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粤港澳金融合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港澳尤其是香港经济以重创。为促进港澳经济的繁荣稳定，2003 年，我国中央政府先后与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分别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两份CEPA 协议，开启了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合作新的里程碑，标志着粤港澳三地金融合作由“市场自发”型逐步转入“政策驱动”阶段。

此后的十多年，CEPA 及其10 项补充协议相继签署。2007 年广东省正式确立“金融强省”的战略定位，相继提出要打造“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国际化金融中心区域”。2010 年《粤港合作框架协议》和2011 年《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围绕鼓励金融业内部协同与发展互促，推进三地金融合作。以粤港金融合作为例，据相关统计数据，以大型银行、金融机构、工业品制造、消费零售行业为代表的粤企“排队”赴港上市。截至2012 年7 月，赴港上市的粤企数量逾百家，占全省境外上市企业数量的63%；2013 年底赴港上市粤企超过160 家，总筹资额超2000 亿美元；同期港资银行在广东布局营业机构达166 家，总资产超过3000 亿元人民币；粤港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金额达1.29 万亿，占广东省的75%以上。到2016 年，香港已成为粤企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平台，并在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珠三角地区以链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为特色，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构建起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等城市为核心的金融网络体系。但总体来看，粤港澳三地在金融机构的跨境展业、跨境金融服务提供和金融产品互认方面仍存在准入门槛较高、监管标准不统一、辐射带动能力有限等制约，亟需通过制度建设来提升发展能级，以融合协同发展促进金融要素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自由流动、优化配置。

（三）第三阶段：粤港澳大湾区成立至今

这个时期以“竞合发展”的战略主导为主体，实现金融业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为纵深推进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关系，为全国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索路径、积累经验，2017 年7 月粤港澳三地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标志着珠三角与香港、澳门将进行统筹谋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 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相继出台，构成“双区”战略指引。2021 年《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为新时期粤港澳金融竞合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在一系列政策红利的集中释放下，粤港澳三地金融业由高速发展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综合发展实力不断提升，金融产业体系日趋完善，金融开放合作互联互通纵深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加精准，金融风险防控更加得力。金融实力和发展能级不断提升，金融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从2013 年的9.71%增长到2020 年的12.6%，金融产业集聚度区位熵由2015 年的1.08 增长至2019 年的1.18，形成以香港、深圳、广州、澳门为能级支撑，辐射带动粤东西北金融协同发展的网络空间格局，金融发展能级在全球金融版图地位逐步上升。金融市场体系日趋丰富多元，从单一的以银行、证券、保险为市场主体，逐步发展到拥有港交所、深交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三大交易所，融合主板（中小板）、创业板、若干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新兴金融业态并存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开放与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金融开放平台载体作用逐步显现，自由贸易账户（FT 账户）体系、“深港通”、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等跨境投资制度逐步完善，“跨境理财通”和“债券通”试点扎实推进，人民币已超越美元成为大湾区第一大跨境结算货币，截至2020 年末赴港上市粤企已达276 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精准度持续提升。2020 年末广东省制造业贷款余额是“十二五”末的1.6 倍，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十二五”末的2.8 倍。粤港澳大湾区以信息科技、生物医疗为代表的新经济企业IPO募资规模大幅增长，新增上市公司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占比高（超过九成），先进制造业行业集中度高（超过六成），风险投资市场持续壮大（深圳风险投资金额和案例数位居全国前列）。金融科技成为“通、联、融”的关键要素支撑。大湾区以大型金融机构为龙头，从金融电子化的1.0 阶段、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2.0 阶段，迈入大规模场景应用的3.0 阶段；金融服务模式也从当初售卖金融信息软硬件服务的第一阶段，基于业务上云的整套业务解决方案的第二阶段，进入到提供跨界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第三阶段，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实现跨越。大湾区通过成功运行金融风险监测防控系统“金鹰”“灵鲲”，推出中国首个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区块链系统，建立金融监管“沙盒”，构筑“五链协同”①“五链”是指：监管数据保存验真的“监管链”、风险监测预警的“风控链”、纠纷调处化解的“司法链”、信用数据验证的“征信链”、优化行业生态的“服务链”。的监管服务体系，建立了前瞻性、穿透式风险监测和防控闭环链条，筑牢“防火墙”共同维护大湾区金融稳定。以广州为例，广州地方金融风险指数从2017 年年底的71.6 逐步下降至2020 年6 月的60.66②数据来源：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打造地方金融智能监管平台3.0 版本[EB/OL]. 广州日报, 2020-08-12.。

三、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基于***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的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高度重视金融工作，从治国理政实践出发，围绕金融改革发展与稳定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内容，这些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金融核心与本源、金融安全与风险防控、金融改革与创新、完善金融全球治理等5 大维度，提出了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范式，也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金融体制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的战略指引和理论遵循。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把大湾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统筹谋划，这需要始终坚持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整体战略统筹为根本保证；在区域发展关系上，要以实现三地协调发展、互通互融为目标导向，这需要始终坚持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并以此为动力推进三地金融体系开放协同；在国家发展大局中，要将打造中国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平台和融入全球金融体系作为使命任务，这需要时刻站在构建强健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高度服务好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一）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最大的政治优势。***总书记在2017 年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中和2017 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均强调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③资料来源：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EB/OL]. 新华社, 2017-07-15.；“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④资料来源：***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EB/OL]. 新华社, 2017-07-15.。

广东金融业发展史就是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奋进历程，印证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道路的历史必然性。1949 年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行和广东省分行同时成立，党领导下的广东金融事业正式拉开帷幕。1949 年至1978 年计划经济时期整顿货币、对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1979 年至1992 年广东金融业启动“金融大试点”市场化改革，第一家期货交易所、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等多个全国第一竞相涌现。1992 年至2012年在金融强省目标的指引下广州、深圳被规划为两个区域金融中心，多个重大金融平台、金融功能区先后启动建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金融业为广东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大湾区金融系统加快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战略的转型演进，将党对金融改革开放创新的系列政策部署转为实际行动，主动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承担起全国金融改革“试验田”的重任，围绕增强金融发展核心竞争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开放协同与集聚辐射能力、金融科技支撑和风险防控能力等四个能力建设，为持续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金融支撑。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发展的系列指示批示精神，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稳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金融改革，完成了从观察者到参与者再到贡献者的地位转变。

（二）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本源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质功能。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⑤资料来源：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EB/OL]. 新华社, 2017-07-15.。2019 年2 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⑥资料来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2-24.这个论断揭示了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金融活，意味着市场化水平高，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高，经济则活；金融稳，意味着金融风险管理得当，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稳定、金融举措稳妥，经济则稳。

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业发展进程，就是不断改进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下，围绕“总量稳健、结构优化、公平高效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大湾区金融资源配置方向逐步从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水平高、资源消耗低、社会效益高的行业企业。通过聚焦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双十”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围绕金融与实体经济各领域的高效融合，统筹推进科创金融、产业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农村金融、民生金融等协同发展，构建全链条、国际化、低成本、多层次的市场体系、机构体系和产品服务体系，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严防资金“脱实向虚”和“体系内空转”，最终实现金融架构、运行模式、资源配置等与实体经济发展导向和最优产业结构相匹配，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发展诉求相适应，为多层次的产业投融资和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提供更加高效的金融支持。

（三）坚持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总书记指出，“开放也是改革，要寓改革于开放之中”⑦资料来源：***参加广西代表团审议[EB/OL], 新华社, 2015-03-08.，并明确“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要合理安排开放顺序，对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领域要加快推进”⑧资料来源：***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EB/OL], 央视网, 2017-07-17.。针对金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⑨资料来源：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EB/OL], 新华社, 2017-07-15.，“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的产业体系、市场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等提供精准金融服务”⑩资料来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2-24.，“要适应发展更多依靠创新、创造、创意的大趋势，推动金融服务结构和质量来一个转变”⑪资料来源：***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N]. 人民日报, 2019-02-24.。

从金融整体发展趋势看，真正的金融安全与稳定必须是积极、开放、长期可持续的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湾区金融系统作为一个与全球经济市场接轨的生态系统，在一轮轮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所向，主动把握传统要素驱动向数字驱动的经济转型机遇，始终坚持以系统集成创新解决阻碍金融平稳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持续推进制度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以中央赋予大湾区金融改革探索权限内的80 条改革创新举措落地为载体，率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创新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的金融运行体系。大湾区金融系统始终坚持以思想解放带动金融开放，坚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金融开放战略，坚持“吸收经验为我所用”“先试点后推广”的金融开放方法，坚持平衡和处理好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金融安全之间的关系，从“引进来”“走出去”“双向互通”三方面发力，构筑立体式、国际化、高水平的金融开放生态圈，推进湾区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中国金融发展实践道路自信。

（四）坚持底线思维维护金融安全是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

风险是金融的“天然基因”。***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⑫资料来源：***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EB/OL]. 新华社, 2017-04-26.，围绕“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⑬资料来源：***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EB/OL]. 新华社, 2017-04-26.的方法策略、“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⑭资料来源：2017 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EB/OL]. 新华社, 2017-07-15.的目标原则、“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⑮资料来源：***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EB/OL]. 新华社, 2021-08-17.的本源坚守、“在加强监管中不断提高开放水平”⑯资料来源：***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强调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EB/OL]. 央视网, 2017-07-17.的战略思路等方面，作出系列重要指示。这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维护金融系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强大的思想武器。

从协调发展的视角看，金融风险本质就是一种失调。广东地处“两个前沿”，金融主体多元、改革试点多样、跨境交易活跃，风险因素相对复杂。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始终是金融工作永恒的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湾区始终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在“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进程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一方面，坚持从金融内部出发筑牢防控金融风险的自身基础。在金融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技术创新中不断推进金融监管体系系统化转型、智能化提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部署，有效地给金融风险划上一道防火墙。另一方面，始终坚持从总揽全局的高度平衡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开放关系。通过完善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监管并重、境内监管与境外监管并举的监管框架，大湾区有效抵御金融危机的泛化和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金融运行环境和抵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

（五）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是提升金融影响力和话语权的重要支撑

从世界范围看，全球已进入金融化生存竞争时代（石建勋，2017），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效运用金融手段治国理政。***总书记着眼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先后提出“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提供保障”⑰资料来源：***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 年年会上讲话[EB/OL]. 央视网, 2013-04-07.、“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加强在金融监管、国际税收、反腐败领域合作，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⑱资料来源：***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EB/OL]. 央视网, 2016-09-04.、“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⑲资料来源：聚焦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EB/OL]. 光明网, https://topics.gmw.cn/node_61432.htm.等一系列重大论断。这不仅体现了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更为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提高中国金融治理国际影响力提供重要理论指南。

党的十八大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始终坚持从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视野审视金融高质量发展问题，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战略定位，秉持“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理念，在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国家金融发展大局的同时，积极投入国际一流湾区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与竞争，大力探索与国际高标准金融运行规则相衔接，致力于为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供理想的试验场、贡献湾区方案。

四、“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均发生深刻变化，进入具有新历史特点的重要战略发展期，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更具有全局性、可塑性，挑战也更具有紧迫性、复杂性。一方面，围绕全球经济治理和金融秩序重构，国家间、区域间博弈竞争不断强化，上海、杭州、北京等地竞相出台高含金量政策抢先占据竞争有利位置，加紧新一轮布局，粤港澳大湾区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金融能级跨越的外部形势更趋紧迫。另一方面，从国家战略格局看，中央积极支持“双区”和“两个合作区”建设等多重国家战略和先行先试政策在大湾区叠加，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新一轮科技革命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推向深入，驱动大湾区金融发展要主动对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求，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构建更加创新、开放、公平、可持续的现代金融体系。因此，“十四五”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高质量发展应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框架下，以建成链接海内外、影响全世界的国际金融枢纽为指引，抢抓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以内外联动、协同发展为突破，以金融回归本源为着力点，加大金融改革创新力度，实施更高水平金融开放，进一步协调区域金融资源布局，以高质量的金融供给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显著提升在全球金融板块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一）以梯度协调、错位发展为主导，打造网络化金融空间格局

在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打造融合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特点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的现代金融体系，是新时代赋予中国金融业的历史使命。从大湾区现有金融发展格局来看，当前已形成香港、深圳与广州第一梯队（金融业增加值均超2000 亿元），东莞、佛山第二梯队（金融业增加值在500 亿元左右），其余城市第三梯队（金融增加值在500 亿元以下）的梯队化模式。“十四五”时期，大湾区金融空间发展格局应继续秉承优化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梯度协同、错位发展的布局理念，围绕“三核、多极、组团式”，打造形成“网络化”金融协调发展新格局。即以香港、深圳、广州三大中心城市为“三核”支撑，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广东自贸试验区等金融平台为“多极”着力点，以珠江东岸金科产深度融合发展核心区、珠江西岸产业金融核心区、广佛科技金融合作区等若干金融发展组团为代表，通过各城市、区域金融产业分工协调、融合联动，点面结合辐射带动形成网络化金融空间布局。

（二）以开放融合、协同发展为突破，内外联动提升金融发展能级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大趋势下，应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为原则，以促进港澳地区深度融入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大局为根本，以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枢纽为站位，加强大湾区圈层、省际圈层、国际圈层的三个层级金融发展联动，以市场互联、产品互认、平台共享、政策互通、服务互利，扩展湾区经济地理空间，实现更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一是注重大湾区内部的金融协同。围绕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目标，在CEPA 新框架下进一步完善粤港澳三地多层次、广覆盖、深融合的跨境金融联通体系，以湾区金融共同发展助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最终实现金融要素便利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二是密切大湾区外部金融联动。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在信息和人才交流、金融支持重大项目建设、金融风险防范处置等方面强化省际对接，加大与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协调联动，深化与全国性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金融机构总部的合作互动。三是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支持大湾区大型金融机构“走出去”，探索与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城市间常态化交流机制，利用国际金融新秩序、新标准、新机遇，进一步完善具有大湾区特色、符合国际惯例的金融运行规则和制度体系，主动参与全球金融竞争和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扩大国际影响力。

（三）以精准发力、安全稳健为着力点，畅通实体经济的金融“血脉”

粤港澳大湾区应持续围绕纵深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切实围绕打造服务新发展格局战略支点，通过推动一批有首创性、引领性和显示度的重要金融举措落地，围绕金融支持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共同富裕三大领域聚力发力，注重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保障，畅通实体经济的金融“血脉”。一方面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挥多层次、广覆盖、差异化的金融市场体系支撑作用，围绕广深现代服务业产业带、珠江东岸高新技术产业带、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带，差异化打造金融服务链；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构建全链条、国际化、低成本的科技创新投融资服务体系。把握数字化转型和绿色转型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发展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另一方面坚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探索能高度适应大湾区发展特征的监管机制，有效平衡风险防控与金融创新的关系，聚焦系统性、集成性、平台性跨境金融监管创新，增强金融监管科技的渗透深度和应用广度，打造与国际接轨、公开透明、稳定可预期的监管框架，健全前瞻性、穿透式、无缝隙、多维度的大湾区金融风险监测和防控机制，维护大湾区金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