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文艺作品对吴满有形象的建构——兼及对此类文艺作品特点的分析

杨 凯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北京100080)

论延安文艺作品对吴满有形象的建构
——兼及对此类文艺作品特点的分析

杨 凯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北京100080)

在大生产运动中，吴满有作为典型人物受到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的赞扬和推广，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进行艺术创作的对象。这些文艺作品中的吴满有超越了原本劳动英雄的形象，成为边区模范公民的代表。这些作品呈现出时效性强、针对性强和语言简明等特点。文艺作品中的吴满有，正是当时边区所需要的千万个吴满有的缩影，这样的文艺作品，也正是边区施政方略所需要的文艺作品。

吴满有；延安文艺；大生产运动

作为大生产运动中“被发现”和被推出的典型人物，围绕吴满有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有关吴满有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李锐：《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炎黄春秋》1995年第4期；高娜：《陕甘宁边区的吴满有运动及其意义》，《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周海燕：《吴满有：从记忆到遗忘——《解放日报》首个“典型报道”的新闻生产与社会记忆建构》，《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孙云：《延安时期劳模表彰运动的实际功效——以吴满有形象的建构及影响为例》，《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第2期；麦正峰：《吴满有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农村经济政策》，《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2期等。。但以往的成果多从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对他的评定及相关材料作为研究切入点。对边区政府来讲，吴满有这一形象最主要的功能是模范带头和典型示范的宣传作用，在共产党的宣传体系中，文宣一向不分家。本文以有关吴满有的文艺作品为重点，探讨这些文艺作品是如何对吴满有这一形象进行建构的，之后对这些文艺作品的特点进行分析。

一

1940年冬以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而且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原有的外援被切断*皖南事变前，外援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财政来源，占边区财政收人的51.6%到85.79%。参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加上陕北本身十分贫穷，没有多少内部财源可供挖掘，中共的经济和财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马克·赛尔登更是认为这次的困难是中共三次“灭顶之灾”之一。*其余两次为“1927年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和“1934年江西和其他根据地的丧失”，参见(美)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

在这种情况下，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外援断绝，只能内部挖掘潜力的情况下，就需要一个模范的、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起到带头引领作用。经过几个月的找寻、调查，这样的人终于被“发现了”[1]，他就是吴满有。吴满有被发现后，边区政府通过多种形式对其进行宣传。1942年4月30日，记者莫艾发表《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同日还配发了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5月6日，《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号召“大家都来学习吴满有”[2]。同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通令各分区专员、县长，要求他们广泛宣传吴满有的事迹，引导广大农民以吴满有为榜样，全力推动春耕运动，组织生产竞赛，进一步提高生产热情。边区政府还在柳林区二乡召开奖励吴满有大会，授予他“劳动英雄”、“生产健将”、“劳动之光”等称号，中共中央西北局等还给吴满有以物质奖励，以此推动学习吴满有运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西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生产和教育是边区建设的两大任务，生产为第一等重要方针政策。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正式提出开展吴满有运动。边区掀起经济建设和开展吴满有运动的高潮。之后吴满有与杨朝臣的生产竞赛更是将生产热潮推广到全边区。

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边区广大文艺界人士积极围绕吴满有展开文艺创作。1942年8月30日和11月3日，柯蓝和穆玄先后在《解放日报》发表散文《吴满有的故事》和《劳动的果实——吴满有的秋庄稼》。1943年2月10日，年轻的艺术家，年仅24的古元发表版画《向吴满有看齐》，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后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专门为此写了《文化下乡——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同日同版的《解放日报》还有莫艾的《笔杆锄头和锤子——特写文化界欢迎三英雄》和柯蓝的散文《吴满有和他的庄里人》，除了版面最下面的一篇文章外，此版几乎成了宣传吴满有的专版。

到延安前就已名声在外的艾青也很快发表了长篇诗作《吴满有》。1943年2月25日，艾青特意来到吴满有家，一连住了两晚体验生活。10天之后，3月9日，万句长诗《吴满有》就以一整版的形式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946年4月，《吴满有》单行本由作家书屋刊行。这首诗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艾青回忆称，“宣传部门还用电报形式发到各解放区。朱子奇前几天来说：毛主席很喜欢这首长诗。诗人纪鹏与韩笑来我这儿时说他们是读了《吴满有》之后参加革命的。”[3]紧接着3月17日他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诗歌《欢迎三位劳动英雄》。另外，4月21月，安之平发表诗歌《我想吴满有》。4月，贺敬之分别与马可、刘炽联手创作了歌曲《吴满有挑战》和《生产大竞赛》。*这两首歌曲发表在1943年11月5日的《解放日报》上。即便是在行政学院这种“三等的人物”[4]去的地方，也受到这种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后，行政学院就要求各班各组搞文艺创作积极响应，于光远所在的组自写自导自演了两出秧歌戏，其中一出就叫做《吴满有》。

二

这些文艺作品中的吴满有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吴满有翻身不忘革命，踊跃缴纳公粮。柯蓝在《吴满有的故事》中描写秋收后，吴满有缴了十四石公粮，有人问道：“不太重了么！”，“你听，吴满有说：‘不重，革命刚开始，我啥也没，政府里不叫我缴一颗粮，只叫我好好生产，现在我不愁吃，不愁穿，我有我就多交些，我这份家当，是革命给我的呢！’”作者先是用“你听”来引起读者的注意，然后吴满有描述了革命带来的翻身，和自己缴纳公粮的“理所当然”。吴满有听说自家的长工和短工提出要去看唱戏的要求后，主动给了长工和短工每人五块钱。之后，吴满有给了自己的弟弟和儿子也是五块钱的看戏待遇。“‘哦！’雇工三四个人，差不多都同时喊起来了：‘大掌柜不偏心呀！给我们一人五块，给二掌柜也是五块，给小掌柜也是五块，大掌柜心平呀！’”在这里，作者使用了“掌柜”这一生活化的语言表明了生活的真实。但是吴满有面对夸奖却没有兴奋之感，而是严肃的“板着脸说”起了革命道理：“心不平还行！我前半辈子是穷人，没吃没喝。现在光景好了，心就不变黑了。对穷人就要好！我！当了半辈子穷人，我就是从穷人里爬起来的呀！”[5]

第二，积极参与二流子改造，自己勤劳生产的同时发动身边的人投身生产热潮。吴满有在动员同村高守俊和别人合买牛后，“指着他的背影”在背后议论起来，当然这种背后的议论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是有所指的。“这人刚来时啥也没，还抽洋烟，是个连水也懒挑的二流子。到这庄里一看大家都生产，他今年也打的够吃的了，你看他也要买牛了。嘻嘻！这好啦！我就只有一个意见，全边区要把二流子抓得紧，都叫早明夜起的生产，那谁是劳动英雄，全边区的老百姓都是劳动英雄，全边区的老百姓都丰衣足食，公家也不困难，那多好哇？要说我心里的计划，这就是我心里的计划嘛！我不只计划我一个人，在庄里众人的，我也计划计划，好让大家知道我吴满有劳动英雄的庄里，一个二流子也没有咧！”[6]“全边区的老百姓都是劳动英雄”，这样豪迈的宣言，其实正是代表了边区政府的心声。*早在1939年，边区政府就提出“在今年一年中，我们要产生出成千成万的劳动英雄来。”《解放》周刊第65期，1939年2月28日，转引自倪翌风主编：《<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贺敬之的词里对此说的也很直接，“咳！掏了地来下了种，那个不是多加工。英雄还有英雄衬，秋收的时候看输赢。嘿！五月的白云满天飞，山上的人们堆成堆。要出英雄千万个，延安城开个群英会。”[7]“英雄还有英雄衬”、“要出英雄千万个”正是全边区老百姓劳动英雄化的艺术化表达。

第三，生活改善之后仍然勤俭节约，积极支持抗日战争。一天，吴满有和指导员去新市场卖粮食。卖完已是下午，中午饭还没吃。指导员提出买两个蒸馍吃，同样饿着肚子的吴满有却说，“不！我们赶回去只十几里路，回去吃！”，指导员提出要请客，吴满有不满道，“不是钱不钱！吃这个糟蹋钱……”不等吴满有抱怨完，指导员把已买好了蒸馍塞到了他的嘴里，“吴满有皱着眉毛，好像吃什么苦药似的，显出为难的样子，只好一口一口的吃起来了”，吴满有冲指导员抱怨道，“你这人”，“手里一有钱就糟蹋，我说走上十几里就到家了，吃米饭不饱肚子？平日没吃过馍馍？我有钱就不这样。这年头要节省呀！老百姓省下钱来给公家！”对吴满有的这番话语，作者并没有就此收尾，像很多文学作品一样留给读者以想象回味的空间，而是紧接着点评道：“吴满有是对的，他说的是实地话，给公家缴救国款子，他出的最多不说，就是这次边保戏团演戏，向大家募款子，吴满有一个人就出了七十块，你们不信，那册子上还写了他的名字呢！”[5]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边区政府已经成功塑造吴满有劳动英雄的形象后，文艺作品中的吴满有逐渐超越了单纯会种田的农民形象，成为边区的模范公民。他不但踊跃缴纳公粮还积极缴纳救国款，不仅仅满足于自己成为劳动英雄，更要把身边的人乃至全边区的农民都打造成劳动英雄，影响边区包括二流子在内的所有民众，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他不但要实现自己的丰衣足食，还要积极支援抗日战争，支援革命事业。

三

在对吴满有形象建构的背后，这些文艺作品还呈现出以下特征。首先是时效性强，通过上文罗列的文艺作品发表的时间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多发表在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正式提出开展吴满有运动之后。其次是针对性强，上文提到的三个特点中所涉及的人群，既有普通农民、投奔延安的长短工，又有二流子，还有机关人员，加上同杨朝臣掀起的生产热潮所率先波及的军队，围绕以吴满有为代表的劳模所发动的群体几乎囊括了边区所有可参与生产的人群。再次，由于陕北地区军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些文艺作品还呈现出简明性的特点。

行文基本是常见字、句子基本都是短句。柯蓝在描写吴满有与村长生产竞赛时写道，“一到赶着牛到地里耕地的时候，吴满有在这边山，村长在那边山，远远的就照得见，村长耕得快，吴满有耕得慢。耕得快的，地只有四寸深。吴满有耕得慢，地就有七寸深。”[5]这一段都是简单字，并且没有长句和复杂句。像“吴满有在这边山，村长在那边山”，“村长耕得快，吴满有耕得慢。”都是非常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再来看艾青的诗歌《吴满有》开篇写到，“你两弯胡子在动，嘴张开着，耳朵听着，眼睛眯笑着；大家鼓掌，你站起来，走到桌子边上，满脸是善良；你说话了——慢慢的，一口陕北腔，你说这过去的日子”，全诗几乎完全口语化、简单明了的总基调就此奠定。通过对艾青以前诗作的分析更能看出这种明显的变化。1938年11月，艾青创作了他最脍炙人口的诗歌《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而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首诗“它的前半部分的主体是一连四个排比句。排比句之前是人物它化的虚拟，之后虽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都是灌注了强烈感情的一种设想。”[8]这种文学创作技法上的前后差别十分明显，诗人对诗歌所赋予的感情强度也有着巨大的差别。当时解放区的一些文艺报刊对《吴满有》也持同样的评价，“诗人用的语言是朴素的，简单明快，而且差不多完全撇开了旧的诗的词藻，而代替以不少新的群众口语。”[9]

简明性还体现在修辞手法简单，少有抽象晦涩的修辞手法。这一点在上文中提到的艾青前后不同诗作的对比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再来看《吴满有》的另外一段：“荒旱好像追赶你，它也来到了延安，天天晴空百里，看不见一朵云，太阳是一个大火炉，把禾苗都烤死，种庄稼的没饭吃——大家吞糠皮，吃榆树叶子。”这段文字可以说是《吴满有》里文学色彩最浓的段落之一，但也只是用了非常浅白的拟人和比喻。就笔者所见的有关吴满有的文艺作品中，最具文学色彩的当属穆亥的《劳动的果实》，“垂得长长的金黄色的谷穗，在吴满有的脸庞前荡漾着，微风轻拂抹着山顶上，那还略带青色的谷茎，和逐渐披上紫色外衣的谷叶，正像吴满有面部不时舒展开来的皱纹一样，无声地愉快地摇曳着。”[10]文章一开始运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和拟人，以展现收获时的高产和喜悦，但文章并没有留恋与展现作者的文学技巧，而是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接着便进入延安的语调，“咦，这颗谷穰一尺二。”但过多的文学技巧与浅白的口语描写如此直接衔接，不免生硬，不如艾青《吴满有》从头到尾连贯的简明化来的通顺，这或许也是文艺创作全面简明化的一个原因。

四

不管吴满有身上有多少的光环，文艺作品中的吴满有始终是农民形象，也只有是个农民，才具有原生态的地缘号召力，但是他却又明显超越了普通的农民。1943年2月10日，年轻的艺术家，年仅24岁的古元发表版画《向吴满有看齐》，版画中的吴满有身着绒帽、羊袄和布鞋，身旁缀以马、牛、猪、羊、玉米、黍子等农牧产品，乡土气息逼人，但吴满有结实的身躯和围绕在他身边的种种收获已经暗示了此人的与众不同。艾青在《吴满有》开篇写道，“像一个年老的新女婿，你一身全是新的，新的黑棉袄，新的白棉袄，新的灰鞋帽。你是一个新农民，你过的是好光景，身体结实健康，腰上束着腰带，脸上闪着红光。”后来的革命审美在对吴满有形象的构建中已经初见形态。

围绕吴满有所创作的文艺作品充分体现了列宁认为文艺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的观点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在时间上，这些作品紧贴边区所需，及时跟近党的方针政策；在形式上，用最朴实简明的语言贴近民众，力求达到最大的宣传效果；在内容上，针对边区的各种人群，引导所有人投身到大生产运动中去。这些作品所建构的吴满有，正是当时边区所需要的千万个吴满有的缩影；这样的文艺作品，也正是边区施政方略所需要的文艺作品。

[1]李春林.光明日报历任总编辑文选[C].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287.

[2]吴满有——模范公民[N].解放日报，1942-05-06.

[3]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30.

[4]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163.

[5]柯蓝.吴满有的故事[N].解放日报，1942-08-30.

[6]柯蓝.吴满有和他的庄里人[N].解放日报，1943-02-10.

[7]贺敬之.吴满有挑战[N].解放日报，1943-11-05.

[8]叶橹.艾青诗歌欣赏[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6：73.

[9]刘增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136.

[10]穆亥.劳动的果实[N].解放日报，1942-11-03.

[11]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M]//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3.

[责任编辑 王俊虎]

2014-11-11

杨 凯(1984—)，男，江苏沛县人，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I206.6

A

1004-9975(2015)01-0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