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意义与实施困境

周 宇

(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2．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10)

■经济学研究

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现实意义与实施困境

周 宇1，2

(1．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2．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10)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横贯东中西、连接南北方的经济走廊，是实现内陆地区同沿边通关协作一体化的有效途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战略。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形成由向东开放到扩大向西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步伐，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形成新兴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任重道远，既艰巨又具有挑战性，实现“五通”受一定硬条件和软环境的制约，国内地方政府过度竞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脆弱的生态环境，民族、宗教信仰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等因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产生诸多不利。

丝绸之路；经济带；改革；开放

一、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是改革开放的新思维

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东亚、中亚、西亚及海湾各国，辐射亚太、欧洲、非洲经济圈，地域面积为3962.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31.47亿人，GDP总量为13.42万亿美元，合作涵盖政治、交通、能源、金融、电信、科技、农业、旅游等多个重要领域。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的需要，是深化改革开放、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需要，是实现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维。

(一)由向东开放扩大到向西开放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从沿海向内地发展，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三位一体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设立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如大连、天津、山东，连云港等形成了对日本、韩国和朝鲜的一个东亚经济圈；上海作为中国高新技术研发基地覆盖全球范围；厦门、汕头、福州和中国台湾构成了中国大陆—台湾经济圈；广州、深圳建成电子元器件，纺织等代加工基地，形成了东南亚，非洲经济区；海南国际旅游城市的建设，使中国南部经济结构向多元化发展，可以与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等东南亚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国家相协调，共同发展。为了带动西南经济的发展，南宁、海防是国家的又一个对外开放计划区域，发展海防的港口贸易，面向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马来西亚等。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正式批准喀什设立经济特区。喀什是中国的西大门，接壤五个国家，有6个国家一类口岸对外开放，区位优势凸显。喀什经济特区的设立，为实现喀什地区乃至西部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同年，中央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决定设立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实行特殊政策，将其建设成为新疆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全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李克强总理指出，向西开放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向西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向西开放是加快中国西部地区发展与对外开放战略西移的物质保证[1]，向西开放成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中亚是亚欧大陆的中心，自古以来中亚国家在丝绸之路中都承担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传承古代丝绸之路文化，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形成中亚、西亚和南亚的“新中亚经济圈”，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东部地区的产业优势和西部地区的地缘优势，使中国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打造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区域经济，形成亚欧跨区域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二)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经济全球化形势和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为“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加快实施了“走出去”战略，注重两个统筹，即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总书记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进一步加速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预示着“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现状，贸易投资的便利化与自由化应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本方向[2]。一是将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与对欧亚地区国家加大吸引外资战略相结合，投资与贸易相结合，以投资为手段，带动贸易发展；二是加强能源、矿产资源领域的合作，由资源开发转向产业链的合作，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开拓加工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提高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和服务业合作水平，推进各类园区建设；三是对欧亚地区国家的“走出去”的企业给予扶持政策，加快制订分国别的地区贸易和投资政策以及专项规划；同时加强对企业投资的风险防范和管理，使“走出去”的企业也要能安全地“走回来”。

(三)形成新兴市场和经济增长极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目前已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相比，将成为世界范围内面积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经济总量位居第三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3]。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发展空间，有望形成一个新兴市场，繁荣世界经济。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1世纪新丝绸之路跨越全球，把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的市场连接在一起，创造了近2.8万亿美元的贸易额，从2000年到2008年新兴市场间的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8%，高于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间的商贸发展速度。这些新兴世界丝毫没有受到发达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甚至还助推美国等发达国家走出经济低谷[4]。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一是可以依托西北地区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文优势实现能源引进和商品输出；二是推动内陆地区与沿海、沿边地区联动发展，形成东中西协调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打造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区域经济增长极；三是将亚欧两大经济体联系在一起，通过建立亚欧新型伙伴关系，形成亚欧跨区域经济增长极。

(四)推动西北五省区跨区域合作

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国家区域战略布局的转变。从当前来看，中国还制定了海上丝绸之路，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三个国家区域战略，表明了由过去各省各自为营的发展将转变成今天的携手共进、跨区域的合作发展，并使丝绸之路经济带与这三个国家区域战略联动发展。西北五省区，即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由于地缘优势和历史渊源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首当其冲，成为中国全面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5]。过去以行政区域范围为界使西北五省区无法充分发挥其各自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产业及产品优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一是西北五省区要加强国家顶层设计，可以选择国家主导型大区域联合模式、地方主导型跨省区联合模式，打破行政区域限制，明晰省区功能定位，通力合作打造基础设施建设，整合城市布局，实现各省区要素充分流动，优势资源和技术共享，产业、产品互补，社会经济共同繁荣发展；二是西北地区是连接中亚、西亚、南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西部大开发相结合，可以强化西北地区和周边中亚各国在能源、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的合作，带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三是以西北五省区合作为核心，向国内沿交通大动脉的东、南、北方向扩散，打通横贯东中西的对外经济大通道，加强与其他区域的合作，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形成中国全方位经济对外开放局面。

二、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困境

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克服困难、逐步推进的过程。欧亚地区形势复杂，大国竞相角逐，小国政局不稳，民族、宗教和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众多国家利益差异较大，加之在该区域已经形成的多个彼此交错的次区域合作组织，给中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诸多不利。

(一)实现“五通”的困境

“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是国家主席***访问中亚国家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时签署了一份合作宣言中倡导的“五通”原则。随后，意大利庞贝市、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土库曼斯坦马雷市、亚美尼亚久姆里市，以及中国的西安、宝鸡、咸阳、兰州、天水等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代表共同签署了该宣言。《宣言》中倡议，各个城市之间在商贸、旅游、农业、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要深化合作，以实现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愿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实现这“五通”。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经贸合作的硬件设施建设，二是人文交流的软环境建设。目前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将不同的次区域运输通道以及不同的运输方式(海、陆、空运输)结合起来，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区域的无缝连接，防止“通而不畅”，以实现要素、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与此同时，不断降低的交通、通讯成本与技术进步相结合，将使各个国家面临着改变比较优势的风险。也就是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必须要结合地区优势，加强国内地区连接程度，发展各省区的特色经济，用高质量的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重塑现代“丝绸”形象，否则国家优势就很可能会被抹杀。从人文交流软环境建设上来看任务也很艰巨，一是需要加强政府层面交流，克服那些引起贸易成本上升、破坏地区竞争力和区域合作的金融、税收和法律等政策障碍。二是需要民间往来加强民心相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离不开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需要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尊重各国传统文化，建立长久友谊。

(二)地方政府竞争的困境

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以来，国内许多城市、省份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建设展开了激烈竞争。与其说是区域之争，不如说是政府间竞争。一是纵向政府竞争，即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政策红利，二是横向政府竞争，地方政府争取经济发展机遇展开的竞争。区域合作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很可能造成区域与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产业趋同、同质化，市场壁垒，扭曲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无法实现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区域的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跨区域合作。说到底，有待解决的问题仍是界定政府职能、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沿线各省区政府职能转变提出了迫切要求。建立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管理体制，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加大对民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财政投入，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效率，尽快转变成服务型政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

(三)生态环境约束的困境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土地承载能力有限，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较难把握平衡，一旦出现失衡，很难再生，或者需要花费相对比其他地区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因生态环境变化而废弃的古城在丝绸之路沿线处处可见，众多位于河流下游地段，沙漠腹地，如著名的楼兰古国一夜间消失就是明显的例证。究其原因，除了自然生态变迁外，更主要的是人为改造自然，引起脆弱的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衰退较快[6]。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形和地貌特征复杂，气候和生态环境多样，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两个方面的权衡：一方面是丝路沿线自然生态的脆弱性限制着区域建设与发展，如一些地区必须保有适度的荒地才能保持生态平衡，水资源缺乏、不适合人居的地方不宜开发等；另一方面是人类的开发活动和抛荒等因素易于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欧亚大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种区域性功能促进了该地区历史上经济社会的繁荣和兴盛。因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开发建设中，对人地关系的相关分析非常重要，需要正确对待人类活动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努力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途径。

(四)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稳定问题

中国西部地区有12个省、市、自治区，人口近2.87亿，辖区面积约540万平方公里，接壤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十余个国家，全国1亿多少数民族人口大部分居住在该地区，这里还有20余个跨国居住的少数民族，民族关系纷繁复杂。中国西部各民族大都有宗教信仰，主要有藏传佛教、小乘佛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道教，一些少数民族还有原始宗教信仰。在该地区的民族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况，使得少数民族与信仰宗教的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错综复杂的态势。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包括有民族分裂分子借宗教幌子挑起的暴力恐怖事件、宗教极端主义及突发的宗教事件等相关方面。另外，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较快，与国内诸多因素相互交织，使得近十多年来宗教突发事件频发，群体性增强，形式也变换多样。可以说，西部地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解决难度要比中、东部地区多和大。一般而言，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变化，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因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应该是第一性问题，而民族宗教问题是第二性问题。所以说，西部民族宗教问题不能看成是政治问题，而应归结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社会经济发展使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多种民族宗教建立、共存和部分融合是现代化时期不可避免现象，因为传统农耕时代的特征是统一，而现代化的特征就是分化。那么，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我们要研究的关键是人的流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改变了宗教活动的时间和形式的单一，西部民族宗教地区的人口如何走进来，又如何走出去，并都能定居下来，成为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另外，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等宗教的共同目标是公平、尊严、普度众生和幸福天堂，而这些都需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来实现，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让中国的物质文明区域性差异将以人口与社会流动作为载体推动西部社会经济发展而最终消失。大力发展物质文明是解决西部贫穷问题和民族宗教问题的不二选择。

中亚五国为多民族国家，并在中国新疆均有跨境民族，而中国的维吾尔人、回族、蒙古人在中亚地区也有跨境民族。历史遗留的跨境民族问题和边界争议，今后有可能成为中亚各国间发生民族冲突的根源。在中亚与中国西北地区形成的跨境民族给中国西部边疆社会稳定也带来极大的挑战。一是独立主权国家的主体民族对生活在中国新疆的同名跨境民族心理产生一定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他们独立自主意识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二是中亚五国独立后都奉行民族复兴政策，尤其是某些国家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打出“民族回归故乡”口号，这种做法无疑会给居住有跨境民族的国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影响到双边关系。三是早期流亡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中国民族分裂分子，一直在这些国家长期从事民族分裂活动。中亚有关国家虽然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但要缓解这些跨境民族的矛盾，还需要双方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做出更大努力。

总之，一个繁荣的可持续发展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长期不懈努力，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漫长过程。经济的振兴与繁荣是其必然的过程，只有当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贸易投资达到一定水平，人们的交往才会日趋活跃和频繁。因此，要克服短期行为，从长计议，持之以恒地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和长期任务，才能真正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才能推动内陆地区与沿海、沿边地区联动发展，打造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新型区域经济，形成亚欧跨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亚欧大陆经济一体化。

[1]夏文斌，刘志尧.中国现代化视角下的向西开放[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2]刘华芹，李钢.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总体战略与基本架构[J].国际贸易，2014(3).

[3]白永秀，王颂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纵深背景与地缘战略[J].改革，2014(3).

[4]SimonKennedy，MathewBristow，ShamimAdam.新丝绸之路出现了，而且并不通往美国[J].国际经济合作，2010(9).

[5]杨军.携手合作，凝聚智慧，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014西北五省区社科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讨会综述[J].青海社会科学，2014(2).

[6]李建伟，王炳天.丝绸之路沿线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2(12).

[责任编辑 刘国荣]

2014-08-26

陕西省社科联基金项目(2014C006)；陕西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3D037)

周宇(1976—)，女，陕西安康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财经学院经济学院讲师。

F114.46

A

1004-9975(2015)01-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