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王俊虎,高 慧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文学研究
新时期农民形象谱系的改写与重塑
——以路遥的文学创作为中心
王俊虎,高 慧
(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已故当代著名作家路遥始终以“保守”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逆势而为”,造成文学史冷漠叙述与作者狂热追捧的“冰火两重天”式的独特文学接受现象。路遥看似保守的文学创作方法其实隐含了作者执着的文学创新野心。他是新时期文坛率先对生活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民群体认真思考的作家,是真正走进农民尤其青年农民心灵世界、理解和支持他们“进城梦”的作家。农民形象谱系的改写与重塑悄然改变着被形形色色、天马行空的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冲击下的新时期中国文学地图,向外界传达着一个文学殉道者的文学经验。
路遥;农民形象谱系;改写;重塑;农民情结
一个作家如果能因其文学活动产生巨大争议而被命名为某种“现象”其实是不多见的,已故著名陕籍作家路遥就是这为数不多作家中的独特的“这一个”。笔者认为“路遥现象”大约包含这些因素:不为学院派看重而文学史地位不高,但草根读者众多,作品发行量极高,社会影响巨大;创作方法保守单一,无根无派,却创造出文学蕴藉无限的“城乡交叉地带”;文学理想高蹈激情而举重若轻,但文学写作艰苦扎实却举轻若重。质言之,路遥及其创作尽管备受质疑与争议,但是其对文学的痴迷、对文学创新的孜孜以求应该是大家所公认的现象。其实,路遥的文学魅力、文学创新还来源于他本人对于新时期农民形象的独特关注与塑造。
1981年,路遥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塑造的高加林这一人物形象与此前十七年文学以来的“英雄”、“高大全”式的中国农民形象迥异,他有个人的奋斗目标,有着自己对爱情、对事业“小我”的想法和追求,甚至有为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可以伤害其他人的感情、利益的举动,这应该是新时期文学关于农民形象塑造上的飞跃与“质变”,是对建国以来农民形象谱系的转换与改写。从高加林到孙少平,这些生活于苦难底层的农民们为了个人的奋斗目标与人生理想,殚精竭虑甚至挖空心思“向上爬”的勇气颠覆了新时期以前当代文学史中农民形象要么“大公无私、心怀集体”的崇高伟大要么“眼光狭隘、发家致富”的猥琐自私的扁平印象。农民形象谱系的改写与重塑酝酿着路遥巨大的文学野心,他是新时期以来率先对生活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农民认真思考的作家之一,是对全国“思想大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回应,是真正走进农民尤其青年农民心间并“接地气”的作家,是真正理解和支持新时期农民怀揣“进城梦”的作家。路遥的作品素材大多来源于农村生活,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大批激人奋进的农村追梦者形象,感染了许多读者,也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寻找梦想、追求成功的人生之路。
路遥的作品不多,但在他的笔下却出现了众多不朽的农民形象,纵观其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从《人生》中的高加林,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孙少安。这些农民形象呈现出显著的特点:热情、进取、独立、敢于反抗“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1]365。他们淳厚刚毅,结实坦荡,面对困难不屈不挠,尤其是对自身命运的抵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愿望,有自己的苦与乐,有自己的怯弱与胆识、局限与智慧。可见路遥塑造的这些走出黄土地的青年农民从内心到外表渗透出的可贵的精神特质。根据人物形象所凸显的精神品格差异,我们可以将这些形象分为三种类型。
首先是具有上进特质的农民形象。这一类人物形象是路遥刻画的重点,在其作品中占据主体地位,也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和审美追求。这个群体中的农民,最鲜明的特征是:敢于向传统生活挑战,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而自觉设计并执着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例如《痛苦》中发愤图强的高大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积极进取的马建强,以及《人生》中面对复杂的现实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加林。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路遥在描绘这个人物的时候,重点描写他成长的复杂过程,给其影响最大的是其高中上学时的经历,贫困的生活造成他自尊心的伤害。那时候的他多么渴望能够穿一身体面的衣服站在女同学面前,和其他的同学一样,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领一份菜,打一个白馍或黄馍,不是因为嘴馋,而是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贫困的生活处境,引起了他对人生的思考。直到他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作品中的主人公保尔改变了他的思想意识,使他有了自己的追求,努力成为一个胸怀大志、志向高远、超凡脱俗的年轻人。孙少平有知识有理想,但他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夫子与书呆子,他不怕吃苦,热爱劳动,在工作岗位上做得十分出色,受到身边人的尊敬,正是知识的累积和务实的作风,成就了孙少平的事业与追求。勇于进取的孙少平,开始的时候不满父辈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对山区滞后的生活环境十分不满,一心想着闯荡世界,希望凭自己的力量干一番事业。可是,在那个时代里,作为农民的儿子,要想改变命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黄原、铜城打工,他始终都挣扎在生活的底层,能否满足温饱都成问题。面对命运一次次的挑战,他以顽强坚韧的奋斗精神与不怕苦难的超人毅力,与命运抗争到底。他颠沛流离,尝尽了世间冷暖,但从不有屈服,坚守着自己的理想,无论环境怎样改变,他始终眺望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喜欢读书学习,通过书本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生活在他面前开始丰富多彩。当他奋不顾身地从洪水中救出伤害过他的侯玉英,从供销社“保释”郝红梅,以及后来作为一个寄人篱下的揽工汉,宁肯丢掉饭碗也要从黑心包工头手里救出受蹂躏的少女小翠时,已经超越了“乡巴佬”式的狭隘,变得自信豁达。
经过一次次思索、反抗、奋斗直到崛起,这类人不断在与苦难抗争,在挫折和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张扬出坚韧的个性,迸发出耀眼的生命激情与火花。对于他们来讲,活着就意味着抗争,迎接挑战就意味着前进。
其次是在路遥笔下频频出现的具有务实特质的农民形象。他们对生活态度始终是脚踏实地,勤勤恳恳,活着只求无愧于心,代表人物有:《平凡的世界》孙少安,《风雪腊梅》冯玉琴等。孙少安无疑是务实型农民的典型。精明能干的他,以务实的眼光、冷静的思考、理性的抉择安排了自己的人生包括爱情。他为了年迈的父母与未成家的弟弟、妹妹,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前途,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与田润叶可以说是青梅竹马,彼此欣赏,真心相爱,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然而,务实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他们之间难以铺平的生活反差。“一个满身汗臭的泥腿把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公家的女教师一块生活呢?”[2]167于是他放弃了深爱他的润叶,迎娶了与他没有任何感情基础的农村女子贺秀莲。他之所以选择放弃,是因为他站在一个有责任心男人的角度去思考:希望自己心爱的女人过的更好,为爱而放弃爱,这是一种理智而痛苦的选择。
与孙少安相比较,冯玉琴显得有些单纯可爱,但单纯可爱的她在面对婚姻与幸福选择时,也懂得取舍。从贫穷的小山村被招进城里招待所当服务员的冯玉琴,当面对地委书记夫人让她做儿媳妇时,善良单纯的冯玉琴开始思考:嫁给自己并不熟悉和喜爱的有钱人,还是回到农村和自己喜爱的门当户对的人结合?她抛开世俗观念与物质诱惑,从女人的角度,拷问女人的本心,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由和爱情,尽管相爱的人最后背叛了爱情,但冯玉琴的选择并没有错,她勇敢地接受现实,离开不属于她的城市,冒着风雪回到自己熟悉、喜爱的乡村,重新开始寻找幸福。
最后要说的是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女农民形象。这一类人大多是青年人,他们出身在贫寒的农民家庭,通过自身的努力,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改变了自身的农民身份。但从骨子里讲,她们首先还是农民,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如《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她的家里比较富裕,通过接受教育田润叶从农民子弟成为一个公办女教师,可以说她是个知识分子,脱离了农村生活,但是她在面对与“泥腿子”孙少安的那份感情中,她可以放下女孩子、知识分子的羞涩,去追求少安,她每次回到农村,总是到少安家去,这充分说明她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的单纯与朴素,笔者认为她们都是陕北这片黄土地里孕育出来的知识型农民,她们既有农民的真诚淳朴,又有知识分子的高洁与典雅。
这些可爱的青年人继承了黄土地精神,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赋予了这种精神以新的概念:年轻人不仅要有梦想,更要有实现梦想的勇气和智慧,不断充实自己,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的人。
从人物塑造方面来看路遥小说中农民形象所具备的精神特质,可谓个性鲜明、标新立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塑造的农民形象迥然不同,充分显示出新时期生活于“城乡交叉地带”年青一代农民身上具有的独特的精神谱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从精神状态分类,总体来说可分为以下类型:
首先是愚昧不自觉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境遇的人。例如:鲁迅《故乡》中的闰土、柳青《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这些农民形象与路遥小说中的农民相比,从精神角度说处于未启蒙的状态,他们缺少斗争和反抗精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遭遇与现实之间产生矛盾的真正原因,他们总是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麻醉自己,机械地遵从命运的安排。这样的精神状态来源于“长期的小农经济方式和封建残余的影响”,[3]100从客观上说他们没有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与反抗精神。如陈奂生在城里走了一圈回家之后,作者这样描述他的内心感受是“身份也确实有所提高”[3]100,反映出广大农村群众思想深处的落后愚昧的心理和封建等级观念。
其次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为“平民式英雄”的一类。例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浩然《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梁斌《红旗谱》中的江涛、运涛等。这些农民形象与路遥小说中的农民比较,他们接受党的教育,从最开始的鲁莽到最终的自觉成长为“平民式英雄”,有一段成长历程。他们缺少个性,对自我价值缺少认同。如梁生宝这个人物,他具有“质朴的进取精神,在他身上升华为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它主导人物的全部行动,支配梁生宝抛弃个人的一切,把肉体与灵魂毫无保留地献给集体事业……在创业过程中,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困难与阻力,不管是社会的,还是自然的,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管是公开的较量,还是隐蔽的破坏干扰,他始终毫不动摇,一往无前,表现了‘党的忠实儿子’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政治品质。”[3]23他们这类形象是弘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最终产物。
最后一类是挣扎在城市的底层、深陷生活困境中的农民形象。这类作品主要围绕矿难、红灯区“外来妹”的辛酸、拖欠工资、工地繁重劳动等题材展开,注重描写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贫困农民的经济状况和恶劣的生活环境,反映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作家们将‘底层’看作是用来表现个人立场的‘文化象征客体’或‘良心客体’,却并不在意‘底层’的实在性”。[4]96隔岸观火式的写作不能揭示生活表层后面的真相。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对人物形象内在的精神气质缺少深度挖掘。“往往带有很强的主题先行色彩,人物性格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地位,作家们表现的主要对象,也没有得到充分表现,尤其是他们的痛苦,他们深层的精神世界。”[5]52
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关于农民形象塑造的作品,描述的都是苦难对农民的吞噬与戕害。然而路遥小说与众不同,他另辟蹊径,注重描写苦难激发了农民自我价值、自我身份认同的觉醒。苦难可以让人精神的麻木,也可以激发人们的奋斗潜质。路遥笔下的新一代农民是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坚守理想的新型农民,是有着远大理想、能够吃苦耐劳、敢于挑战命运的农民形象谱系。如《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给妹妹孙兰香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又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家庭的人来说,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
要知道,对于我们这样出身农民家庭的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不容易!
首先要自强自立,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世界。不要怕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亲爱的妹妹,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可是,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1]365-366
孙少平深刻地认识到农民身份的特殊性,他试图挣脱农民身份带给他的局限和羁绊,想要超越现实,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追逐梦想并不代表孙少平想要唾弃或者遗弃生养过他的乡村世界,孙少平对自身农民的身份有一种特殊的爱,他对生育他的土地持有浓厚的感恩情怀,并将这样的情怀深深刻印在心底深处,离开故土、振翅高飞是想要寻找故乡落后的病根,寻找医治拯救农村落后面貌的良药,以让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父老乡亲们改变落后的生活状态,活的更加有尊严、有底气、有理想。艰苦的环境培养出他坚韧的品格,这种品格让他身处逆境能继续奋斗,对未来总是满怀希望和期待,从不惧怕困难。他从不怨天尤人地埋怨自己的境遇不好,而是试图通过勤苦劳动或外出打工,依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来改变“农民”身份所依附的不幸与苦难。“这些打工者并不认为自己的处境无法忍受,相反他们仍然对生活怀有信念,对世界有一份坚定和乐观的抱负。他们相信凭自己艰苦的劳作和机敏的争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开创一个美丽的未来。他们并不想绝望地走向社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互相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6]106作品向读者展现了一种崭新的农民观:将人生的苦难升华,追求精神的永恒。哲学家马尔库塞说过“艺术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可以为变更那些可能改变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作出贡献”。[7]32路遥作品中这些农民形象闪现的光辉便是“变更那些改变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内驱力”的精神源泉。路遥笔下的农民面对命运的坎坷与责难,不断审视人生境遇,奋起直追,使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精神世界得到升华。如《人生》中的高加林面对困惑和失败,引起他对生活与梦想之间的认真思考;《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面对困境与疑惑时,不抱怨、不放弃,依旧坚持不懈。这种精神不仅为农民,更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奋斗不息的励志动力。
当今社会人们的精神家园逐渐颓废,理想的灯塔逐渐暗淡,人们在物质利诱中颠沛流离,逐渐忘记自己的精神家园。面对日益紧张的生活与工作压力,“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无奈一次次敲击和粉碎了青年人的诸多梦想,于是很多人精神支柱坍塌,开始彷徨、堕落甚至犯罪。为什么读者至今仍然喜欢阅读路遥的作品,是因为人们可以在路遥的小说中得到启示,获取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现今的人们来说,可怕的并不是现实境遇的残酷与无处不在的“亚历山大”,而应该审视自己的精神品格是否强大。现实生活中残酷的风暴即便再猛烈,如果怀揣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人们依然可以泰然处之,在纷繁复杂的时世中不随波逐流迷失自我,坚定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不断提升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在对路遥小说中关于新时期农民形象精神特质的分析中,我们能深刻地感触到作者与农民那种血浓于水的情感纠葛,这种情感成就了作者的农民立场、农民视角、农民情怀。路遥以他对农民兄弟、家乡父老的深厚情感回馈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他以自身短暂但却不凡的生命深情礼赞了他挚爱的那片黄土地,书写了平凡的黄土地上普通农民不平凡的人生传奇。对苦难经历的表述,他并非隔岸观火地玩味、窥视农民兄弟的辛酸生活,而是融入其中、设身处地为他们的苦难担忧与叹息,为他们的奋斗喝彩与加油。他的生命与情感已经与陕北农民休戚与共、血肉相连,无处不流露着作者对这片古老深厚的黄土地的情感皈依,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与人文关怀,氤氲着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氛围。
(一)农民情结
幼时农民身份所依附的贫困与落后、文革时期权力的畸形决斗、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永生难忘的饥饿、创作路上的羁绊沉浮都会使路遥困惑与思虑,也会导致他在苦难中逐渐成熟。路遥人生命运的坎坷曲折,完全可以用《人生》中高加林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经历诠释。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只能在我自己生活和认识所达到的范围内努力。”[8]21路遥将他人生的经历用文学世界展现出来,掀起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共鸣。正是他的特殊经历,让其拥有深刻的土地意识与农民情结。而“土地意识,作为一种文学表现,不但是乡村的客观反映,也融注了作家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5]71
在陕北农村生活二十四年的经历,让路遥深知农民的疾苦与愿望。“什么东西也无法割断路遥同生他养他的那块黄土地的精神联结。路遥骨子里是一个农民,一个志向高远的农民。他的精神渴求和对生活的向往,哪怕是衣食起居,始终没有同他的农民儿子的身份相剥离”。[9]555正是这种在农村土生土长并与陕北父老乡亲血脉相连、情感与共的生活阅历,促使他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陕北农民的人生轨迹,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建构新时期黄土地人民的理想与尊严,挖掘黄土地里蕴涵的生存理念与精神家园,塑造陕北新时代的农民形象。是陕北贫瘠苍凉的土地赐予路遥直爽、豪迈的精神品质和创作灵感,路遥则用自己的作品回馈这片土地,他用自身生命礼赞了他挚爱的土地,传达黄土地上农民真切的愿望及要求。心理学家荣格说的好“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的歌德”[10]142-143。无疑,黄土地深沉博大、无私奉献的精神成就了路遥心系故土、情寄稼穑的“农民情结”。
(二)农民视角
在路遥的笔下有很多描写陕北人文自然景观的句篇,这些句式简短流畅、简单质朴,情感抒发真实热情,原本自然环境险恶、贫瘠荒凉的黄土地,在他热情洋溢的文笔下呈现出一番喜悦澎湃的动人景观。“黄土高原八月的天也是极其迷人的。远方的千山万岭,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用惹眼的绿色装扮起来。大川道里,玉米已经一人多高,每一株都怀上了一个到两个可爱的小绿棒;绿棒的顶端,都吐出了粉红的缨丝。山坡上,蔓豆,小豆,黄豆,土豆都在开花,红、白、黄、蓝,点缀在无边无涯的绿色之间。庄稼大部分都刚锄过二遍,又因为不久前下了饱墒雨,因此地里没有显出旱像,湿润润,水淋淋,绿蓁蓁,看了真叫人愉快和舒坦。”[11]108黄土高原八月的景色,在路遥热情洋溢的笔下,读者可以感受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热情与自豪,浑然的豪气间不缺诗意流淌的美感。唯有生于此、长于此的农民才会发自内心对这并不富饶美丽的山村发出由衷的赞扬与喜爱之情,路遥完全是以当地农民的心理与视角来审视外界的自然环境的。
陕北自然环境恶劣,女作家王安忆这样表述陕北:“陕北这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险恶了,简直无法想象那里的人是怎样得以生存!”[12]1然而路遥热爱这片土地。他扎根这片土地,正如他自己说道:“今生今世我是离不开这个地方了,毎看到这里的一草芽,一树桃花、杏花,我都会激动得泪流满面……”[12]1路遥就是以这种爱恋土地的农民视角,讲述陕北的人、陕北的事,描绘陕北的景、抒写陕北的情,这让他作品中的人和景都有了灵魂、有了精气神、有了灵动的诗意,也有了激昂澎湃的理想与热情,读者之所以被吸引正源于他作品中隐藏着的火烈情感。他不仅仅将这种炽热的情感融入他的作品,而且将他熟识的陕北民歌融入作品之中,用民歌传达出自己浓厚的恋土情感。陕北民歌正是黄土地特色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农民在繁重劳作其间抒发、宣泄其内心真实情感的艺术方式之一。路遥大量使用民歌来表现陕北农民丰富的情感世界,民歌在他的锤炼下与作品浓郁的乡土气息、曲折的故事情节完美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农民形象。
路遥小说中的农民形象拥有可贵的精神特质,这种新型的精神气质改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农民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思进取的精神谱系,为文学史提供了崭新的农民群像,从高加林到孙少平、孙少安,是路遥奉献给文坛的新时期农民生动形象,这些农民不再一味隐忍、苟活,他们虽然出身贫困卑微,但却有着高尚的理想追求、坚忍不拔的品格、奋斗不息的精神,这些新农民形象谱系正悄然改变着新时期被形形色色、天马行空的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冲击下的中国文学地图,昭示着路遥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看似保守实则新潮的中国作家在新时期文坛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向世界传递着一个文学殉道者独特的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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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国荣]
2014-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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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虎(1974—),男,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06.7
A
1004-9975(2015)01-00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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