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誓言语体的形成、仪式和特征——以《尚书》为中心

潘 莉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语言学研究

我国誓言语体的形成、仪式和特征
——以《尚书》为中心

潘 莉

(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誓言是我国古代常用的文体之一，为今天仍然使用的宣誓仪式的最早体现。誓言体起源于夏代，到周代成熟，初期为战前命令，说明战争理由、对象、目的和奖惩措施。到西周作为约信方式，广泛使用于社会生活中。在西周宗法制度的情境下，盟誓出现。誓言为口语体，盟为书面语体，因此盟书能够保存。誓言语体庄重严谨、简洁明了，以三段作为基本结构，以替天行道，奉辞伐罪为主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誓言；文体；《尚书》

誓言是我国古代经常和长期的一种要约形式，是现代契约制度的先声和基础，也是原始宗教文化的标志性形态，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誓言体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有几种研究的相关著作，但是对誓言体的作者和仪式以及文体性质往往语焉不详，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 誓言语体的产生时代及其原因

“誓”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右边是斧子，左边是断开的木，后来断木演变为手，意为用手拿斧弄断东西，表示如果主张不能实现，发誓人就像木头一样被折断，以生死立言。到西周，誓言体成为一种成熟的流行文体，使用频率很高，光《左传》中就出现22次。

关于誓言文体的产生，学界普遍认为是殷商时代。《荀子·大略》篇最早提出誓言文体产生的时代在尧舜禹之后，其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1]后来的《谷梁传》重复了这一说法：“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2]为什么盟诅不及三王？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说：“《春秋》纪纤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贵信，结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后成约。”[3]就是说三王时代民风淳朴厚道，因此言而有信，所以用不着血淋淋地杀牲盟誓。将盟誓看成是失去信用的结果，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从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出，解决失信的方式是质信，时间已经到了战国。这样说的目的，无非是对三王的崇尚和完美神话式思维。

但是，在典籍中，这种看法是普遍的。如《礼记·檀弓下》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会而民始疑，”郑玄注：“会，谓盟也。盟誓所以结众以信。”[4]郑玄出注是担心误会，即古代按照惯例诸侯要相会，示好决疑，但在会上未必意见统一，意见统一叫会同。会同以后可以盟也可以不盟，所以会是大而言之，郑玄的注释就更为清楚了。又《淮南子·氾论训》也说“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5]将誓看成是殷商的发明，而周代人习惯用盟。

根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最早的誓出现在大禹时代：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这里，大禹传达王命，也是代天发言，奉辞伐罪。他先说明征伐有苗是天意，也就是提出道德准绳，然后宣判三苗罪行，提出奖罚原则。很明显，这里的誓言作为一种特定的形式，有必要的仪式和听众，而且发誓者和听誓者之间不是平等关系。

又《尚书·吕刑》篇说：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根据《吕刑》的记载，我们看出，苗民实施法制，而不是天罚神断的习惯法，不相信诅盟，和尧舜对抗。由于苗人杀戮血腥，因此尧舜让大禹以象刑讨伐，即著名的大禹讨伐三苗事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根据《尚书》的资料确定盟誓是苗人的习俗。但我们就《尚书》中的两条资料看，盟誓在大禹时代已经存在，大禹和诸侯结盟为中国誓言文体的正式出现，苗人不相信神灵，因此说诅盟起源苗人不符合《尚书》的本义。

二 、 《尚书》“六誓”和誓言体的作者与常见仪式

(一)誓言体起源于军旅，成熟于西周。《周礼·秋官·士师》曰：“誓，用之于军旅。”《甘誓》孔疏曰：“马融云：‘军旅曰誓，会同曰诰。’”《毛诗诂训传》提到的“九能”之说，《诗·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然允臧”句下毛传云：“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6]又《墨子·非命上》云：“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7]267

《尚书》中直接以“誓”命名的篇章共有6篇：分别为《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和《秦誓》。另外，在《大禹谟》中还保留了大禹出征有苗之前的一段誓师辞。战争之誓虽然不像诸侯盟誓的载书一样有严格的格式，但是其大体行文及内容也相对固定。《大禹谟》所载的誓师辞是大禹出征有苗时所作的军事动员令；《甘誓》是夏启在甘地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辞，《汤誓》是成汤讨伐夏桀时的誓师辞，《泰誓》三篇是武王伐殷，到达孟津时对参战的友邦冢君及将士所做的誓辞，誓辞的内容相似，都是对商纣王暴政的揭露和鞭挞；《牧誓》是周武王在商郊牧野，准备和商纣王决一死战之前对参战的盟军及西周将士所作的誓师辞；《费誓》是鲁君伯禽在费地率兵讨伐徐戎和淮夷时所作的誓师辞；《秦誓》是秦穆公迎接战败归来的秦军时所作的忏悔之辞。《尚书》中的誓师辞是军礼仪式的体现，因此，誓言文体起源军旅是事实。唐代孔颖达为《尚书·甘誓》作的注疏称：“将战而誓，是誓言之大者”。[8]这是和战后的《秦誓》比较，也与后代的誓言作为诚信的语言形式广泛使用有关，并不是说誓言一开始就分大小。就时间上看，流传下来的誓言语录在春秋以前都与战争有关，而西周开始则被广泛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说誓言语体成熟于西周。

(二)誓言的作者和仪式。《左传》成公十三年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9]亦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战争，在平王之前的王道时代，当然由天子发动，因此誓言的作者只能是天子或者出征元帅代天子誓言，像大禹发誓就是代言，商汤等则是自言。而仪式则较为复杂。首先是对仪式的学习和训练。这主要有三个途径：一个是春天的郊祀。《礼记·郊特牲》记载：“季春出火，为焚也。然后简其车赋，而历其卒伍。而君亲誓社，以习军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观其习变也。”又《周礼·秋官·讶士》记载：“凡邦之大事，聚众庶，则读其誓禁”，贾公彦疏曰：“则讶士读其誓命之辞及五禁之法也。”[10]877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誓言针对国家大事，国家大事主要就是祀与戎，而祀作为戎的练习，因此大事只指战争。所谓五禁，就是针对战争发出的禁令。这些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说明誓言表达已经成为重要的礼仪形式。

第二个途径是军训。《周礼·夏官·大司马》对演习之礼及其过程中产生的“誓”有详细记载：

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搜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郑玄注曰：“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罚也。誓曰：“无干车，无自后射，立旌遂围禁，旌弊争禽而不审者，罚以假马”，贾公彦疏：“言“誓民”者，即下大阅礼“群吏听誓于阵前”，……云“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罚也”者，当司徒北面誓之时，小子斩牲，以左右巡陈也。[10]836

教振旅，就是军训。当然，其中也有狩猎和祭祀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中的“誓民”是借助誓言的方式执法。因此，可以看作是誓言的一种延伸的训练途径。

第三种是大阅兵，时间在秋冬之季，作誓言的是司徒。《周礼·夏官·大司马》：

中冬，教大阅。……田之日，司马建旗于后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后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郑玄注：“此大阅礼实正岁之中冬，而说季秋之政，于周为中冬……凡誓之大略，《甘誓》、《汤誓》之属是也。《礼记·月令下》：“(季秋)，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颁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旌旐，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贾公彦疏曰：“所誓者是司徒。使司徒誓者，此军吏及士，本是六乡之民，今虽属司马，犹是己之民众，故使司徒誓之也。[10]838

训练演习的主誓者是大司徒，听誓者是民，包括军吏和士兵。誓辞的内容主要是强调田猎的纪律，具体来讲大致有五点：不要侵犯他车、不要复射已被他人射过的禽类，不要攻击迎面而来的禽兽，让军旗永远立在士卒中间，不要争功。一般而言，演习之誓的主誓人不完全固定，可能是君王，也可能是部队的最高长官大司马或负责邦国之教的大司徒。而在春天郊祀的军事演习中，天子则亲自誓众。

“听誓”的地点，上古三代各有不同。《尚书》中的“誓”体篇章时代跨度很长，涉及上古、夏商、周乃至春秋五个历史时期，这种情况是《尚书》中其它文体所不具备的。《司马法·天子之义》说：“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11]由此可知，《尚书》中的誓辞产生的地点各有不同，大禹之誓是在出征前，对国中军民发表的战争言辞，重视对民众参与精神的动员和调动；《甘誓》是夏启在军中所作的誓辞，重视战争的谋略；《汤誓》是商汤在军门之外所作的誓辞，重视战前的准备工作；《泰誓》、《牧誓》所作的时间则是在即将与敌人交战之时，重视对将士士气的鼓舞和对敌方气焰的压制。周代的誓辞在发生时间、内容、修辞方法等方面更加接近后世的檄文。三代誓体篇章虽然发生的地点有所不同，但是其在激励士气，同仇敌忾以夺取战争胜利的总体精神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是三代礼制有所损益的一个表现。

誓言的表达时间一般在战前，也有少数在战争之间或之后。《秦誓》属于战后之誓，讲的是秦穆公在战争失败之后，面对战败归来的秦军所作的战争总结和自我忏悔，誓辞中暗含着秦穆公自我发誓以后要任人唯贤，考虑长远的治军、治国理想。

根据上述资料我们看出，誓言的仪式非常讲究。正如贾公彦所说：

“群吏听誓於陈前”者，士卒皆於后表北面坐，群吏诸军帅皆在士卒前南面立，以听誓。云“斩牲以左右徇陈”者，从表左右向外以徇陈。云“群吏，诸军帅”者，从军将以至伍长，谓象军吏建旗者也。……云“斩牲”者，《小子职》云“凡师田，斩牲以左右徇陈”是也。[10]838

就是说誓言在表达的时候，主誓者根据其内容有相应的动作配合，而不是简单地说完一段话了事。既然如此，誓言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经过精心的构思和设计。

三 、《尚书》“誓”体的文体形态

(一)庄重严谨的语言风格。关于《尚书》誓体的语言风格，已经有一些学者作出探讨。南宋陈骙从誓体语言的逻辑性出发，认为春秋八体，其“二曰誓，谨而严”。[12]明代的吴讷从发誓者的身份地位出发探讨之，说：“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13]徐师曾则从誓体的文体功能角度探讨之，他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云：“按誓者，誓众之词也。蔡沈云：‘戒也。’军旅曰誓，古有誓师之词，如《书》称禹征有苗誓于师，以及《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词，如《书》《秦誓》是也。”[14]因为是国之大事，因此誓言风格庄严，文字严谨，内容清晰。由于是代天发言，奉辞伐罪，因此要求绝对服从，赏罚分明。《尚书》中的誓辞，除了《秦誓》以外，其它各篇皆体现出绝对强制性的特点。《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汤誓》：“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泰誓》(下)：“功多有厚赏，不迪有显戮。”《牧誓》：“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费誓》：“敢不逮，汝则有大刑。”服从命令则受到奖赏，不服从命令不但自己甚至连家人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里以听誓者及其家人的生命作条件进行命令，无疑是级别最高的命令，其强制性语气也不言自明。

(二)发誓者和听誓者身份上的不平等性。无论是战前演习的纪律宣讲，还是正式战争中的动员令，发誓者都是高高在上的君王或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听誓者只能被动倾听和绝对服从，没有发表意见或改变命令的权力。这是誓体和谟、诰、训等文体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甘誓》：“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汤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泰誓》(上)：“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泰誓》(中)：“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上面所列誓词的开头，主誓者用“嗟”、“格”、“呜呼”等发语词，以一种毋庸置疑的口气将听誓者带进庄严肃穆的听命情境，为其后进一步展开命辞作好铺垫。

不仅现场的发誓者为身份、地位很高的君王或统帅，而且在言说的过程中，这些言说者还往往采用神道设教的言说策略，假托上天和祖先的意志或卜筮的结果，来增强誓辞的说服力。如：《甘誓》：“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泰誓》(中)：“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牧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以上这些誓辞，君王都采用“神道设教”的言说策略，其中既运用了现实世界中等级最高的王权，最具强制精神的军权，也运用了当时人们心目中最为崇拜和畏惧的神权，同时将对生人的奖赏和祖先的荣耀联系起来。这三种权力交汇在一起，大大增加了命令的宗教化色彩，激发官兵英勇杀敌、建功立业的人生信念，大大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邹文贵说：“在这种强制性话语中，它交汇着神权、王权与军权。换言之，正是因为三权交汇，才生成并凸显出先秦誓体的强制性特征。”[15]

(三)简要明晰的三段式结构。通过对《尚书》所载誓体篇章内容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尚书》誓体的文本结构主要包括数责敌方罪状、作战要求和奖惩措施三大部分。首先是“数责敌方罪状”，目的是为攻打敌方寻找合法依据，在舆论和道义上占据制高点，在气势上压倒敌方。如《汤誓》：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这篇誓文里，主誓人成汤数责夏桀的种种罪行以激起民愤，包括“不恤民众”，“舍其穑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等等。其次是下达作战命令，对我方军队战略战术进行布置和通告，让将士领会战役精神。夏、商时期誓体篇章对作战要求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周代誓体篇章对作战要求的记录则相对复杂，如《牧誓》对部队的战术和队列队形都有详细的布置和要求：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甘誓》和《汤誓》对于作战要求描述的都很笼统，这说明当时部队的进攻队形等尚未成熟，军礼仪式也没有固定。而《泰誓》、《牧誓》、《费誓》则记载了更为明确详细的作战要求。一方面是君王誓众次数增多，纪律的要求也由简而繁。《甘誓》、《汤誓》都只有1篇，而武王伐纣的誓言却有4篇：《泰誓》三篇和《牧誓》一篇。《费誓》中鲁公伯禽连续用了8个“无敢”强调部队的禁忌，又用了3个“常刑”，2个“大刑”，1个“无余刑”来对将士进行警告和恐吓，以保证部队纪律严明，征伐凯旋。由此可以推知，很多礼制在虞、夏、商时期尚处于简单的状态，但到了周代这些礼制都被周人继承、发展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和体系。军队誓众之辞由最初的一次，到后来的再三命令和告诫，最终定型为三令五申。关于“三令五申”的制度，“三礼”中没有提到，但是从《尚书》《泰誓》(三篇)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制度的初始状态。最早提到“三令五申”的文献是《尹文子》，其文如下：“将战，有司读诰誓，三令五申之，既毕，然后即敌。”*《文选·东京赋》引用此语。但今本《尹文子》中未见此语。其次是《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约束既布，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16]东汉张衡的《东京赋》说：“三令五申，示戮斩牲。陈师鞠旅，教达禁成”，《文选》注云“陈师，犹列师众也。鞠之言告也。教达，谓三令五申，禁令已行。军法成也。”[17]这说明，最迟在战国时期，军队的誓命仪式就已经成熟并形成“三令五申”的固定礼仪形式，产生于这些礼仪形式的誓体也自然随之成熟。

誓体篇章的最后一部分无一例外都提出对参战人员的奖惩措施，以鞭策将士戮力同心，奋勇杀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上古三代大战前夕的常规性礼节就是听誓斩牲。《周礼·夏官·大司马》：“群吏听誓于陈前。斩牲，以左右循陈，曰：‘不用命者斩之’。”奖罚分明是提高部队政令执行力的必要措施，所以在所有的誓词中奖惩措施的力度都非常之大，立下军功的将士将在祖庙中接受帝王的奖赏，违反纪律和军令者将被就地正法，付出自己甚至家人的生命。服从军令和违反军令带来的结果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在国家、祖先、个人荣誉的共同感召下，将士们更加奋勇争先，同仇敌忾，最终取得胜利，凯旋故里。《诗经》里的很多诗歌就是将士这种心态的真实反映，如《秦风·无衣》、《小雅·六月》等。

(四)体现公平正义，形成合力。听誓的人员情况很复杂，如《牧誓》中的听誓对象不仅有周人本族人，还有异族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如何将这些异族之人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共同对付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呢？这需要政治智慧，周代统治者具体的方法有三：

其一，示之以德。《墨子·非命上》：“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7]269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就对本族人及其周围各族人示之以德，笼络人心，使得他们归附并紧密团结在周人周围。当周武王对商纣发动战争之时，周人便和这些异族人结成联盟，共同伐纣，最后一举推翻商朝统治。

其二，待之以礼。就整体看，誓言都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但不分你我。如周武王在《泰誓》中说：“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这里周武王对听誓者采取的友善包容态度十分明显，在誓言开头就表明态度：如果战争胜利了是百姓的荣誉，如果战争失败了则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这种彬彬有礼的态度，大大增强了周人与其结盟对象之间的信任度和凝聚力。

其三，结之以义。《墨子·非命上》：“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7]270墨子所说的“义”，具体内容包括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乡人，做事合乎礼节，并能做到赏罚分明和劝善止暴。在墨子心目中，周文王、周武王就是懂得“义”的圣王。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享有天命，成为天下主人。武王伐纣就是打着“有义”讨伐“无义”的大旗，才能团结西土贤能之人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异族盟友，在商郊牧野打败商纣，取得政权。

上古到三代，誓言体既有相同点，也有变化。除了篇幅变长，修辞手法逐渐丰富以外，誓言体篇章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听誓者成份的变化：《甘誓》时期是“六卿”，《汤誓》时期是“众庶”，《泰誓》时是“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牧誓》时则更为复杂，包括“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些变化表明，随着听誓者成份的增多和复杂，盟的因素已经在誓体之中悄悄孕育，到西周时期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言语表达方式和文体形式。

[1]王先谦.荀子集解(卷十九).沈啸寰，王星贤.点校[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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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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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俊虎]

2014-09-30

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尚书》文体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2013SJD750025)

潘 莉(1978—)，女，江苏新沂人，徐州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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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975(2015)01-008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