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太祖经营西北边疆政策的得失

杨林坤

(1．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2．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

论明太祖经营西北边疆政策的得失

杨林坤1，2

(1．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2．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20)

面对明初西北边疆和西域地区多未归附的局势，明太祖朱元璋秉持“推诚待人，恩威并施”的理念，分别采取了怀柔招抚、“断匈奴右臂”、朝贡贸易等政策，逐渐完成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控制和战略部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迫于明朝当时国力有限和周边军事压力，明太祖对西域地区未能施加有效管理和有力影响，造成帖木儿王朝势力做大，给明朝西北边疆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明太祖;怀柔招抚;断匈奴右臂;朝贡贸易;帖木儿

清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兴复哈密》中开篇即说:“明初，高皇帝定陕西、甘肃诸镇，嘉峪关以西置不问。”这样的记述与史实存在一定差距，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明太祖朱元璋审时度势，根据国家实力和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了长远的战略规划，奠定了有明一代经营西北边疆的政策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太祖经营西北边疆的策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招抚之策，遣使宣谕，就地安置，瓦解故元势力范围，扩大明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二是军事上采取“断匈奴右臂”之策，以防止北方蒙古与西番诸部势力联合，对明朝腹里地区构成威胁;三是外交上采取“朝贡贸易”政策，维持了中原地区与西域的经贸往来关系。两者的配合应用，既保持了中原王朝对西域边疆地区的威慑作用，又促进了中西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促使西北边疆地区维持了近三十年稳定发展的局面。然而，由于明朝国力所限，鞭长莫及，加之故元势力不断骚扰北部边疆，使得洪武朝对帖木儿王朝的发展抑制不足，导致帖木儿迅速崛起，称霸中亚，甚至挥师东进，亲征大明，给永乐初期的明王朝带来了巨大政治压力。

一、元末明初西北边疆政局的变迁

蒙古西征以后，“黄金家族”按照草原习俗，分据了今天山南北及中亚地区，建立了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后来察合台汗国吞并了窝阔台汗国，成为西域地区最为强大的一支政治势力。14世纪以后，随着非“黄金家族”蒙古诸部落的日益伊斯兰化和皇族内部尖锐的斗争，察合台汗国逐渐衰落，西域政局变得汗权旁落，地面林立，纷繁复杂，趋向混乱。

1347年，察合台汗国的合赞汗被其臣子所弑，汗国一分为二，成为东西两部分。西部察合台以阿母河(今阿姆河)和忽禅河(今锡尔河)之间的绿洲为中心，确立了蒙古巴鲁剌思氏诸异密的统治，经过诸侯混战，最终建立帖木儿王朝。帖木儿于1364年入主撒马尔罕，随之略定花剌子模，征服波斯、阿尔明尼亚与乔治亚，陷凡城，灭伊斯法罕，雄据中亚，气势逼人。而此时，以伏尔加河和顿河为中心的钦察汗国，在帖木儿王朝的打击之下，也趋向衰落。

天山以南的东部察合台主要处于蒙古朵豁剌惕氏贵族的统治之下，他们以阿克苏为中心，控制着东至库车、轮台，西抵费尔干纳，北达伊塞克湖，南连塔里木盆地南缘且末的广大地区。朵豁剌惕部诸异密能够遵从蒙古的传统，扶立了察合台汗的后裔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填补了察合台汗国灭亡后在这一地区的权力真空，汉籍史料中称之为“别失八里”或“亦力把里”地面，也有史籍称之为“蒙兀儿斯坦”。

东察合台汗国建立后，在秃黑鲁帖木儿的统治时期曾经一度强大。于1360年至1361年两次西征，攻占了撒马尔罕，势力进入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秃黑鲁帖木儿汗还在沙黑·扎马鲁丁和额什丁毛拉父子的劝解感召之下，亲率16万部众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天山以北、蒙古高原西北部的草原地区，还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那就是故元外剌部，即斡亦剌惕部，也就是瓦剌。

另外，在早期东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地区，也就是今天吐鲁番以东，嘉峪关以西的地区，还有许多地区割据势力，比如故元高昌王、故元肃王、撒里畏兀儿、哈剌灰等。当时哈密的统治者是故元宗王察合台后裔兀纳失里(kunā shirin，又译作“纳忽里”)。兀纳失里的祖上出伯于元大德八年(1304年)受封威武西宁王，十一年进封豳王，以宗王身份领甘肃等地军站事，节制河西诸地。兀纳失里承袭祖上荫封统治哈密，所以才有《明史·哈密传》中“元末以威武王纳忽里镇之，寻改为肃王”的记载。①关于兀纳失里源自察合台后裔出伯家族的问题，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和考证，今已成定论。出伯为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孙、阿鲁忽的次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利用帖木儿帝国时的《穆伊兹·安萨布》，对出伯家族的谱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出伯至少有16子，亦里黑赤这一支袭其封爵，而元末明初哈密统治者兀纳失里和安克帖木儿兄弟皆为亦里黑赤后人。参见杉山正明:《豳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与＜穆伊兹·安萨布＞之比较》，《史林》1982年第65卷第1号。又见刘迎胜:《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西域研究》1993年3期;又见胡小鹏:《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2－50页。

上述广义西北边疆地区的诸政治势力，在明初都曾经与明王朝发生了政治和经贸关系。

二、怀柔招抚政策

洪武元年(1368年)明王朝在南京建立，当年八月，明军攻陷元大都，驱逐了元顺帝，结束了蒙古在中原地区的统治。然而，由于故元势力雄据塞北，实力仍然较大，使得明朝周边地区的一些政治势力持观望态度，并没有急于同新生的大明政权建立联系，西域诸地面也在此之列。至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明太祖遣使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琐里、爪哇、畏吾儿等地:

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今年遣将巡行北边，始知元君已殁，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咸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②《全明文》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74页。

明太祖明确释放政治信号，要求西域等处像占城、安南、高丽诸国那样，尽早朝贡称臣。

迫于明朝日益强大的压力，认识到故元势力显然无法短期内东山再起，西域诸势力面对明朝的诏谕不再无动于衷，相继内附或遣使称臣。洪武三年八月，“故元高昌王和尚，歧王桑哥朵儿只班以及所部来降”。③《明太祖实录》卷五五，洪武三年八月丙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77页。明太祖对这些降附势力实行安抚政策，随边就地安置。到了这年冬十一月，他命令赐给西域降卒每人布二匹，抵御冬寒。又对高昌王、岐王等“推诚心以待人……皆授以显职，仍令带刀侍卫，一无所疑”。①《明太祖宝训》卷五《礼前代》，洪武四年正月庚寅，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96页。

当时，有中书省大臣以西北归附诸虏不宜处边，恐有反侧生变，建议迁之内地，以绝后患。朱元璋曰:“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若不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②《明太祖宝训》卷六《怀远人》，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第490－491页。正是在这种招抚之策的影响，西域诸势力开始越来越多与明朝发生接触，扭转了“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诏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③《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撒马尔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8册，第8598页。的局面。

洪武七年(1374年)六月，“西域撒里畏兀儿安定王卜烟帖木儿遣其府尉麻答儿、千户剌尔嘉来朝贡铠甲、刀、剑等物”。明太祖看到招抚之策有了效果，甚为满意，遣使回赐卜烟帖木儿织锦文绮四匹，麻答儿等罗衣二袭，“仍命召其酋长立为四部，给铜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贴里”④《明太祖实录》卷九十，洪武七年六月壬戌，第1587页。。第二年正月，卜烟帖木儿遣王傅不颜不花等来朝，“献故元所授金银字牌”，⑤《明太祖实录》卷九六，洪武八年正月癸亥，第1649页。正式归顺明朝。朱元璋诏赐不颜不花等文绮衣服有差。为了表彰故元宗室卜烟帖木儿等人的弃元投明，洪武九年十月，明太祖再派广东行省参政郑九成和河南卫百户罗福，携带“金织文绮衣服”，前往安定、斡端、撒里畏兀儿等地，赏赐“卜烟帖木儿等官五十九人”。⑥《明太祖实录》卷一一○，洪武九年十月丁巳，第1820页。

在明初的招抚政策感召之下，虽然有高昌王和歧王的归附和卜烟帖木儿的朝贡，但是明朝对西域的影响却是十分有限的，“除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遣使朝贡外，西域各国遣使来朝者不多”⑦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页。。这与明朝刚刚建立、故元势力尚有影响、西域各地面持观望态度的政局形势是分不开的。

三、“断匈奴右臂”之策

元顺帝撤出大都，退居漠北，扼守开平(今内蒙古多伦东南)以后，得到喘息之机，屡次兴兵南下骚扰，力图恢复蒙古在中原的统治。面对北部威胁，从洪武元年至八年，明朝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北部边防前线抵御蒙古进攻上来。

为了应对危急的局势，明太祖从维护国家边防安全，拱卫中原的角度考虑，制定了长远而宏大的战略。这一战略体现在东、中、西三路防卫之策上面，即首先经营东北的兀良哈地区，收服东蒙古诸部，设立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以断残元势力的左臂，阻隔它与女真和朝鲜的联系;西路则是设立安定卫等“关西七卫”，保持中原与西域的畅通，以断残元势力的右臂，阻隔蒙古与西番藏族的联系;然后，明朝集中优势兵力从中路出击，直捣虏庭，彻底剿灭残元在漠北的势力，清除其对中原政权的威胁。

在这个整体战略中，明朝将西域地区设定为盟友，用以牵制漠北残元势力。这就好比汉武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匈奴，因此明人称之为“断匈奴右臂”之策。这一政策实施的关键是保障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势力联系的畅通，也就是在丝绸之路的东段设置雄厚的军事防御，在丝绸之路的西段确保交通无虞，绝不允许任何政治势力在丝绸之路上做大做强。故而一旦有人破坏了丝路的畅通，明朝必定会派兵弹压，解除交通障碍。

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平定甘肃后，即开始着手建立卫所，驻兵屯田，巩固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取古“断匈奴右臂”之策，以防止北方蒙古与西番诸部势力联合，对明朝腹里地区构成威胁。随着明朝在甘肃统治的逐步确立和稳定，明朝政府开始向西北扩展势力。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派沐英自宁夏出塞，攻取亦集乃，又命都督濮英练兵西凉。这年四月，濮英“袭虏故元柳城王等二十二人，民一千三百余人，并获马二千余匹”。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四月甲申，第2078页。获胜后的濮英又请督兵略地，打开通往哈密之路。明太祖回赐玺书曰:“略地之请，听尔便宜。但将以谨为胜，慎毋忽也。”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一，洪武十三年四月丁亥，第2078页。从诏书上的这几句话不难看出，朱元璋对用兵西域仍持谨慎态度，不能把西域诸部逼向蒙古一方。得到朝廷首肯后，濮英率兵于五月攻下白城，进至赤斤;七月，兵至苦峪，“获故元省哥失里王、阿者失里王之母、妻及其家属，斩部下阿哈撒答等八十余人，遂还兵肃州”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七月甲辰，第2104页。。

濮英在四个月时间内连续发动3次军事行动，对西北边疆地方割据的统治者产生了较大镇慑作用。很显然，哈密统治者兀纳失里通过濮英的军事行动，了解到明朝在西北的实力正在不断增强，所以，他及时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以示与明朝友好。

在接下来的10年里，明朝在河西地区再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这给兀纳失里等地方首领造成了某种错觉，他们以为明朝的势力已经回缩了。于是兀纳失里开始凭借哈密处于交通要冲的优越地理位置，劫掠西域诸国派往明朝的贡使，从中谋利，并且进攻周围部落，想在关西地区做大。史载:“西域回纥来朝贡者，多为哈梅里王兀纳失里所阻遏。有从他道来者，又遣人邀杀，夺其贡物。”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亥，第3138页。

兀纳失里先前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与别部互相仇杀”活动，已经引起了明朝政府的警觉，明太祖遣使谕都督宋晟，要他“训练凉州、甘肃等处兵马备之”。次年，兀纳失里进一步向明朝提出在延安、绥德、平凉、宁夏等处以马互市的要求，这使明朝中央政府看到哈密残元势力已然抬头，如不及早出兵歼灭，必将威胁整个西北边疆的安全，甚至有可能与西番联合搅动甘肃稳定。

于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八月，明太祖命令刘真、宋晟率兵征讨哈密。兀纳失里携家属逃遁，“真等遂攻破其城，斩豳王旬儿怯帖木儿、国公省阿朵儿只等千四百人，获王子别列怯，部属千七百三十人，金印一，银印一，马六百三十匹”⑤《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一，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亥，第3138页。。明军攻陷哈密，兀纳失里再一次领略了明朝的实力，不敢与明朝继续对抗，遂于第二年遣回回哈只阿里等向明朝贡马46匹、骡16只，表示臣服。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仅消灭了哈密残元势力，而且震动了整个西域，“自是番戎慑服，兵威极于西域”⑥《明史》卷一五五《宋晟传》，第14册，第4246页。，展示了明朝的实力，为明朝经营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朝贡贸易政策

“断匈奴右臂”之策决定了西域诸割据势力被明王朝视为抵御漠北蒙古的盟友，明军不可能在西域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此，为了拉拢西域各地面，维护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明朝初期延续了以往历代奉行的“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政策。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哈梅里(哈密)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诏赐文绮”。明太祖朱元璋还命阿老丁等衔命“往畏兀儿之地招谕番酋”⑦《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五月乙酉，第2165页。。为了便于西域、蒙古与中原往来的语言交流，明太祖命翰林院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沙亦黑等编类《华夷译语》，“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并刊印颁行，“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⑧《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第2223页。

洪武二十年(1387年)九月，西察合台“撒马儿罕驸马帖木儿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匹，驼二只”。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五，洪武二十年九月壬辰，第2780页。明太祖赏赐给他们白金一十八锭。两年以后，帖木儿再遣满剌、哈非思来朝，贡马二百五匹。明太祖“诏赐白金四百两及文绮钞锭。从者俺都儿等八人，白金七百两，文绮钞锭有差”。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七，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乙未，第2962页。自此以后直至洪武二十九年的10年间，撒马儿罕每年都遣使者朝贡，明朝按规定也超值回赐了大量货币和文绮。再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遣其千户哈马力丁，百户斡鲁撒等来朝，贡马十一匹，海青一”。这位黑的儿火者，即是秃黑鲁帖木儿之子，东察合台汗国的第三代汗王。明太祖“诏赐其王彩段十表里，哈马力丁二表里，银一百两。斡鲁撒等各二表里，银十两，钞十锭。从者各银五两，钞五锭”。③《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癸丑，第3131－3132页。

应当指出，明朝与西域诸地面之间的朝贡贸易往来，居于主体地位的是政治意义的考量，而经济意义则居于次要地位，这也决定了双方之间并不是商品等价交换，明朝赏赐给使者的物品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西域诸势力进献给明朝政府的“贡品”的价值。这种“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政策并非始自明朝，而是明朝对汉唐以来经济服从政治、外贸服从外交的政策的继承。明朝看中的是朝贡贸易中的政治意义，即名义上外藩臣属于中国，接受中原王朝的控制。而朝贡贸易的另一方，西域诸势力并非需要承诺承担政治义务，只需要定期向明朝中央进贡就可以了，所以西域各方更重视朝贡贸易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

仍以撒马儿罕为例，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正月，撒马儿罕遣回回剌马丹等二十人来贡马二百四十余匹，明朝赏赐给他们“钞五千九百余锭”。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酉，第3539页。这年四月，撒马儿罕又遣回回札鲁剌等一百九十一人来朝，贡马一千九十五匹。朱元璋诏赐给他们“钞二万五千一百九十锭”。⑤《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五，洪武二十九年四月甲寅，第3566页。可见当时帖木儿王朝进贡规模之大，同时更体现了明朝赏赐之丰厚，吸引中外商使穿梭于丝路之上，往来奔走，不绝于途。

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西域商人也伴随朝贡使团而来，这是朝贡贸易的一个重要附属活动。明朝初期，一般允许西域商人在边地互市，或者在京师会同馆等指定地点互市。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撒马儿罕遣回回舍怯儿阿里义等以马六百七十匹抵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要求互市。凉州守将将此事上报中央，朱玩璋下诏“将舍怯儿阿里义等护送至京师，听自市鬻”。⑥《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九，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乙亥，第2983页。第二年，哈密王兀纳失里遣使来朝，请求在延安、绥德、平凉、宁夏以马互市。明太祖考虑到边防的安全以及地方接待的实际情况，拒绝了哈密在边地互市的请求，要求他们悉至京师互市。

还应当明确指出，西域诸地面与明朝的贡使往来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时常会受到西域、蒙古政局变迁的影响，致使在明朝初期，西域诸地面扣留大明使者的情况数见不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明太祖派遣主事宽彻、监察御史韩敬、大理评事唐钲出使西域，赍书宣谕别失八里黑的儿火者汗。当时，帖木儿王朝崛起，势力强大，黑的儿火者不仅将女儿嫁给帖木儿为妻，还暗地里为帖木儿的东征准备粮饷。在此情况下，黑的儿火者扣留了大明的正使宽彻，放副使韩敬、唐钲二人回国。明朝政府得知消息大为震怒，多次派人交涉，但仍无结果。致使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明太祖再次遣使宣谕黑的儿火者曰:

朕即位三十年，西方诸国商人入我中国互市，边吏未尝阻绝。朕复敕吾吏民不得恃强欺谩番商，由是尔诸国商获厚利，强场无扰，是我中国有大惠于尔诸国也。……岂意拘吾使者不遣。吾于诸国未尝拘番使一人，而尔拘留吾使，岂礼也哉!是以近年回回入边地者，且留中国互市，待宽彻归，然后遣还。及回回久不得还，称有父母妻子，朕以人思父母妻子乃其至情，逆人至情，仁人不为，遂不待宽彻归而遣之。是用复遣使赍书往谕，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闭塞而启兵端也。①《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洪武三十年正月丁丑，第3611－3612页。

在这道敕书中，朱元璋晓之以利，动之以情，言辞柔中带刚，软硬兼施，责备黑的儿火者汗不应该扣留使者，要求其速释正使宽彻还朝。另外，洪武二十八年还发生了撒马儿罕扣留大明使臣傅安、郭骥、姚至、刘惟的事件，也是因为撒马儿罕欲趁机向明朝寻衅滋事。由此可见，朝贡贸易政策需要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否则这一政策徒具虚名，脆弱不堪。

五、明朝失于坐视帖木儿王朝崛起而不顾

据汉文史料可知，明朝与帖木儿王朝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始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这年九月撒马儿罕帖木儿汗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明朝贡马驼。实际上，在此之前，双方都对彼此的信息非常关注，尤其是在帖木儿王朝方面，更是密切关注大明的实力和军事动向。

帖木儿野心勃勃，胸怀壮志，梦寐以求的目标是成为继成吉思汗之后的又一位世界征服者。他常说:“就像在天上存在一个上帝那样，地上应该有一个皇帝，整个世界只应该有一个皇帝。”②布哇:《帖木儿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8页。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东征西讨，相继打败了周边的对手，在中亚建立起强大的帖木儿王朝。

早在击溃马木路克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前，帖木儿就开始把目标锁定东方的大明王朝。他“专心致力于中国风土、人情，以及地理、形势之考察，以及中国人口、财富、特点之研究。为搜集资料起见，特命鞑靼人赴中国首都居住六个月，从事调查”③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59页。。他还接到了“有关从叶尔的失河发源地直达万里长城道路方面的一个十分珍贵的报告”④柏西·赛克斯:《阿富汗史》第一卷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40页。。可见，帖木儿对东方的明王朝垂涎已久，只不过慑于明朝强大的实力，而在寻找进攻明朝的时机。

从明朝方面来看，通过西域其他地区往来的使臣和商人，明朝统治者也了解到中亚崛起了帖木儿强国。只是明朝忙于应付北部残元的军事侵袭，无暇西顾，因此在汉文史料上没有留下关于帖木儿的过多记载。

洪武二十年(1387年)，征虏大将军蓝玉率15万大军进讨残元势力。第二年，明军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大破残元主力，杀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数十骑遁去。俘获元主次子、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吴王尕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这七万余俘虏之中就有“撒马尔罕贾人数百”。鉴于帖木儿王朝是西域大国，明太祖本着通好结盟的初衷，命鞑靼王子剌剌等将这数百撒马尔罕商人送还本国。布哇所载，1388至1389年帖木儿在撒马尔罕接见的中国使臣，当即指此事。

明军在捕鱼儿海大捷和派遣使者送还撒马尔罕商人的举措，极大地触动了帖木儿王朝。帖木儿看到了明朝不断增长的实力，也了解到了明朝通好的意愿，因此，他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又派遣回回满剌、哈非思来朝贡，贡马二百五匹，比之洪武二十年的朝贡规模进一步扩大。至此，两个大国彼此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派遣宽彻、韩敬、唐钲等出使西域，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别失八里和帖木儿王朝的联系。虽然这次使团的正使宽彻被别失八里黑的儿火者汗扣留，但帖木儿王朝与明朝的关系并未受到较大的冲击。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帖木儿派遣“万户尼咎卜丁等来朝，贡马八十四疋，驼六只，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二匹，及镔铁刀剑、盔甲等物”。朱元璋诏赐使者白金、文绮有差。①《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壬午，第3187页。即便在明朝的正使被西域方面扣留的情况下，本着向西域示好的意愿，明朝仍然做出了巨大让步，允许居于内地的西域回回军民回归本土。这年十二月，朱元璋“诏陕西都指挥使司、甘肃等处回回军民，愿还西域者悉遣之。还撒马儿罕之地凡千二百三十六人”②《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乙亥，第3266页。。《明史》西域传中所言“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于是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③《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撒马尔罕》，第8598页。就是指的这件事。

明朝释放俘获的数百撒马儿罕商人及让一千二百余撒马儿罕回回军民回籍的举措，换来了帖木儿王朝的一时感激。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帖木儿派遣酋长迭力必失等奉表来朝，贡马三百匹。其表曰:

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弘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暗之地皆清明之。老者无不安乐，少者无不长遂，善者无不蒙恩，恶者无不知惧。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人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斥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惟知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德，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远大，永永无极。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洪武二十五年九月丙午，第3420－3421页。

《明太祖实录》编纂者还特意对“照世杯”进行了注释:“照世杯者，其国旧传有杯光明洞彻，照之可知世事，故云。”对于这篇著名表文，历来学者对其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此表文对明太祖朱元璋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是求取明朝最高统治者欢心，以维持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往来关系的表现。⑤朱新光:《试论帖木儿帝国与明朝之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此表文可从如下两方面解释:一方面可解释为是命官驿道辗转传译的粉饰溢美之辞，以维护中央帝国的尊严;另一方面也可视为是西域诸国纳贡上都的例行公式的一种表现。⑥马骏骐:《析帖木儿＜上明太祖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认为，此表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一此表文是对明太祖致帖木儿敕书的回应;二感谢明太祖归还撒马儿罕商人。至于维持商道畅通，明太祖和帖木儿均有此意愿，双方对此都很积极。⑦张文德:《明与帖木儿王朝关系史研究》，第33页。无论这篇充满谀辞的表文之本意为何，事实上，朱元璋对帖木儿的贡表非常满意:“嘉其有文。明年命给事中傅安等赍玺书、币帛报之。”⑧《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撒马尔罕》，第8598页。

帖木儿的谦卑贡表确实蒙蔽和麻醉了明朝统治者，使得洪武朝君臣对帖木儿的野心疏于防范。帖木儿利用明朝的松懈，暗地里进行了进攻明朝的军事准备，并伺机出兵东征。帖木儿对明朝态度上的前恭后倨，直接表现在扣留和羞辱明朝使臣的狂悖举动之上。洪武二十八年，傅安、郭骥、姚至、刘惟等赍玺书金印，率将士千五百人出使西域。“所至宣天子威德，颁赐金帛，其酋长多稽首愿通贡，惟撒马尔罕酋长骄倨不顺命。安等反复开谕，陈辞慷慨，其酋终不听，遂羁使者。”⑨《明史稿》列传二三《傅安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第218页下。洪武三十年，明朝又派遣北平按察使陈德文等出使西域，仍被帖木儿羁留不还。○10《明史》卷三三二《西域传·哈烈》，第28册，第8609页。傅安直至永乐五年(1407年)才回到中国，陈德文则延至永乐七年(1409年)才被遣还。不仅如此，帖木儿还在诸国使臣出席的公开场合，当众羞辱明朝使节:“近侍将我们排列在中国专使的下首，但帖木儿不愿我们坐在下首，命移上首。落座之后，有王公一人走向中国专使之前，传帖木儿之旨:‘帖木儿现与西班牙国王亲善，帖木儿待之如子;中国专使不啻贼寇，为帖木儿之敌人，今特引见西班牙使于中国专使之前者，即以示帖木儿不悦中国之意。’”①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第133－134页。

那么，为什么帖木儿对明朝的态度会前后判若两人呢?前文述及，帖木儿幻想当世界征服者，此时他已经羽翼丰满，称霸中亚，做好了进攻明朝的准备，故而不需要再对明朝称臣纳贡。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引发了叔侄争位的靖难之役。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以后，对内展开了清剿建文君臣的大规模杀戮，无力顾及外藩。早已虎视中原的帖木儿认为时机成熟，立即率军亲征大明。

1404年(永乐二年)11月27日，帖木儿亲率20万大军，取道别失八里，进攻明朝。当时正值严冬季节，道路冻结，溪流冰封，行军不利。但帖木儿认为机不可失，果断继续进军。大军抵达忽答剌儿，前锋欲渡乌浒河之际，帖木儿突然染病暴殁，壮志未酬。帖木儿死后，国中内乱骤起，东征大军迅速瓦解。明王朝因天时而躲过了一场浩劫。正如清末民初著名元史学家柯劭忞所评论的:“蒙古三大汗国，帖木儿并其二。克印度，败土尔基。卑辞厚币，以诳中国，始则诇伺，终乃大举。倘其不死，明人其旰食乎!”②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二八《帖木儿传》，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436页。如若不是帖木儿暴卒，明朝可能早在永乐初就尝到了西北边疆危机的苦果。

由此可见，洪武朝君臣坐视帖木儿强大，不加抑制，给永乐初的西北边防带来了巨大压力。虽然洪武朝穷于应付北虏，无力西顾，或许对帖木儿的崛起是有心无力，情有可原，但足以为后世借鉴。

［责任编辑:李国栋］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M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s Northwest Frontier Policy

YANG Lin－kun1，2
(1．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Lanzhou University;2．Center of Northwest Ethnic Minority Studie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20，China)

The M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used the idea of“implementing sincerity，incentives and penalties at the same time”when the tribes in Northwest Frontier and Western Regions did not submit to Ming voluntarily．He adopted the following policies such as the policy of mollification，“cutting off Huns’arm”，and tribute trade to complete gradually the control and strategic arragement of Northwest Frontier region，and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However，the Ming emperor ZHU Yuanzhang failed to exert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powerful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Regions because of the limited economic strength and military pressure from surrounding nations．All of these led to Timur dynasty becoming stronger and threating the Northwest Frontier of Ming．

ZHU Yuanzhang;the policy of mollification;“cutting off Huns’right arm”;tribute trade;Tim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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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3194(2014)02-0087-08

2013－08－29

杨林坤(1978－ )，男，河北丰润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研究所讲师，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从事明史和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