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 “三位一体”框架解析

马红光

摘要：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地突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长期以来仅指所有制形式的狭义范畴，将分配方式并入、将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一同归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之中，重构并形成 “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全新广义框架，拓展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架构及其科学内涵。

关键词：“三位一体”框架;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且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一、十九届四中全会创造性重构基本经济制度

（一）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

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属于经济制度的范畴，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经济制度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按照属性不同，可以将之划分为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的经济制度。”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都是其对应经济体制构建的基础前提。而经济体制，则是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赋予现实的载体，反映的是该社会形态所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其自身来讲，经济体制无个体属性，当它同与具体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则就会表现出相应的性质。故此，实行某一种经济制度的国家可以采用各自不一的经济体制;经济制度迥异之国家当然也可以实行相同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通常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

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经济体制的根本属性和主要特点，经济制度也随着新的经济现象而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样，才会相应地提高经济体制运行效率。一定的经济制度建立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改革至关重要。

（二）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的广义框架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创造性地突破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仅指所有制形式的狭义范畴，拓展其理论内涵，将分配方式并入、将市场经济体制提升，且一同归入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之中。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且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的这一广义范畴的表述，与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匹配且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优势。这一创造性突破，重构并形成“三位一体”的“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经济体制”的全新制度架构，拓展了其理论内涵与科学框架。

二、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的70年探索演进

（一）基本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探索与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国民经济恢复并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任务后，到1956年，“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肯定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开办副业和集市的贸易活动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开启并走上了对狭义范畴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新探索之路。

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必须坚持和完善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十八屆三中全会上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和根基。

从1949～2019年，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一直为单一内涵，仅指所有制形式。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创造性丰富为 “三位一体”的全新架构，是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内涵与科学框架的拓展并重构。

（二）分配方式的演变

所有制形式决定分配方式。1956年随着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确立，相应的单一按劳分配原则随之推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所有制基本经济制度的松动性探索，多种多样的非劳动要素也逐渐参与获取收入的分配。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是按劳分配为主且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强调：分配制度要把按劳分配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在一起。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将分配方式并入，拓展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狭义理论架构，强调：要坚持多劳多得，重在保护劳动的所得，提高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在一次分配的占比。健全生产要素的贡献交由市场评价的机制，并依据贡献确定其报酬。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已不能涵盖生产要素的内涵。鉴于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且生产方式的逐渐演化，技术与知识及其管理等不断出现的新要素也应当算作劳动的范畴，也必然需要参与生产分配。这样的认知创新更加贴切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三）“计划”到“市场”的经济体制转型

伴随公有制的确立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基本形成，正如首部宪法的表述：“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政府呈现“无限”全能型。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开始不懈探索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并市场调节为辅，在随后的三中全会确立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强调由国家调节市场，让市场引导企业，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将计划经济同市场调节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不是社会主义区分于资本主义的原则，市场经济模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推进改革的全面深化，其重点仍是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开始了 “无限”全能型政府向 “有限”功能型政府的转变。

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市场一直承担“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表述变更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 “基础”到“决定”两个字的变化，理清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明确界定了两者的行为边界，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质”的提升。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升并纳入市场经济体制，拓展丰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内涵。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做到毫不动摇。

三、“三位一体”的广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贡献

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创新重构的“三位一体”社会主义的广义基本经济制度，其“伟大创造”核心体现在将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的经济制度范畴与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范畴地有机结合。

（一）“三位一体”全新框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理论升华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不懈探索， 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创新的实践之源。市场化的公有经济改革与放开并搞活非公有经济。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的“红手印”揭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河。国营企业从扩大经营自主权的“放权让利”入手，进行“利改税”、“承包制”、现代企業制度、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规范公司制等综合和专项改革，取得成效、积累经验。1979年，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地创办经济特区，杀出一条血路，在体制改革中发挥“试验田”作用。1980年，浙江温州章华妹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义乌由街边摊位、马路市场，催生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乡镇集体经济聚集的小商品市场等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将保护私有财产、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保护非公有制财产权利，鼓励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国营”到“国有”的“两权分离”以及“推墙入海、模拟市场核算”等一系列市场导向的改革，激活了公有制经济的潜能;通过鼓励、支持个体户、私营企业等的萌芽、成长、壮大，激发了广大民众的能动性、积极性;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与非公有竞争合作，形成富有成效的社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条。

资本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融合。1983年“深宝安”率先发行非规范股票。1984年第一家规范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第一张A股股票由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发行。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将“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而霖先生，“资本主义可以搞股市，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嘛……要坚决地试，搞不好可以关掉嘛！”股票是金融工具，股份制是企业组织制度，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主体、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扩大改革开放。1990年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标志着承包制、租赁制向股份制等的演进、标志着社会主义股票市场的规范建立、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发展对直接金融的有效利用;标志着股票、股份制、资本市场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相容渗透。波兰改革之父布鲁斯指出：“社会主义改革的关键是建立资本市场，这是改革中最为困难的部分，是个坎，只要越过了这个坎，改革才会成功。”

（二）“三位一体”框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个人资本、民间资本、外商资本等伴随改革开放融入经济发展实践中。党的十五大明确：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并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在十六大上，提出：两个“毫不动摇”;随后的三中全会首次明确：要大力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股份制作为我国公有制主要的实现方式。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更加明确：混合所有制，这一经济形式是基本经济制度重要的实现形式。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基础上，把分配方式并入经济制度 ，将基本经济制度仅指所有制形式的狭义内涵扩展为包括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在内的经济制度范畴，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归入基本经济制度范畴，实现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地有机结合，形成“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经济体制”的“三位一体”广义制度框架，创造性地拓宽、拓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内涵与科学框架，是党对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与架构的重要贡献，这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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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管理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