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矛盾与优化路径——基于多重政策关系视角

秦国伟,李 瑶,任克强

(1.安徽省乡村振兴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009；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3.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18)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当前，数字已成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数字乡村建设发挥着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进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生产技能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彰显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数字乡村顾名思义是以数据为主要生产要素，通过互联网平台加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数字应用的新集合或新形态。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大力发展数字农业。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可以预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大任务。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还存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建设主体单一、建设方式滞后、建设资金不足、场景应用不多、支撑保障不强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亟待从学理上厘清数字乡村与其他国家战略的多重关系，从顶层设计上进一步优化建设内容和应用模式，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实现路径。

“数字乡村”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在新时代农村信息化发展进程中，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服务在线化和治理精准化等天然优势，有力推进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西方兴起“数字治理”研究，主要以数字化进程如何促进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为主线。有学者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所有成员国致力发展的目标，各国应该通过加强建设数字政府能力来实施，并根据国家政策背景不断进行调整。(1)Janowski T.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ith Digital Government-Aspiration-capacity gap,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NO.4,2016.也有学者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城市环境中的许多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学界对智慧社会和社区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然而，这种转变几乎没有在农村留下痕迹，农村社区面临着巨大的转型障碍，如缺乏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在地理上与技术进步隔绝以及各种社会不平等。(2)Li R,Chen K,Wu D.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ping with the smart divide in rural Americ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NO.2,2020.自数字乡村建设被提出后，中国各界就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做出了广泛而积极的探索。这是立足“三农”、对标城市、承上启下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乡村发展具有深远的政策意义。

近些年，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数字乡村建设基本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建设之初，有必要构建科学的数字乡村经济评价指标体系，(3)崔凯，冯献：《数字乡村建设视角下乡村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设计研究》，载《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6期。明晰数字乡村战略的整体推进逻辑。(4)彭超：《数字乡村战略推进的逻辑》，载《人民论坛》2019年第33 期。多数学者关注数字乡村的有效治理，(5)沈费伟，袁欢：《大数据时代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载《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10 期。从数字乡村治理的内涵出发，(6)陈晓琳,李亚雄：《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数字化陷阱及路径选择》，载《理论月刊》2022年第10期。到数字乡村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践成果，(7)王胜，余娜，付锐：《数字乡村建设：作用机理、现实挑战与实施策略》，载《改革》2021年第4期。这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建设主体、(8)方堃，李帆，金铭：《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载《电子政务》2019年第11期。发展对象、(9)沈费伟，陈晓玲：《技术如何重构乡村——乡村技术治理的实现路径考察》，载《学术界》2021年第2期。建设内容、(10)王久波：《辽宁省数字乡村建设现状、做法及面临的若干困境》，载《农业经济》2019年第9期。发展资源(11)陈潭，王鹏：《信息鸿沟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症候》，载《电子政务》2020年第12期。等，均已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在方法论上，数字乡村建设由早期的外源式发展理论逐步走向内源式发展理论。众多学者对于数字乡村建设方式与思路都体现了这一方法论指导。(12)邢振江：《数字乡村建设的国家逻辑》，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13)李志强：《城乡融合演进历程的乡村振兴:阶段特征、动力逻辑与发展导向》，载《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现实经验也表明，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要坚持顶层设计、试点探索与基层创新相结合的方法论。(14)曾亿武，宋逸香，林夏珍，傅昌銮：《中国数字乡村建设若干问题刍议》，载《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4期。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都是从数字乡村建设自身出发，回应了数字乡村为何建设、建设什么以及如何建设等基本问题，但对于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与其他重要农村发展政策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呼应与补充等问题，既有成果并未做出积极回应。事实上，数字乡村建设并不是孤立的，应将其置于乡村发展的战略全局中综合考虑。目前结合国家战略背景，从国家战略布局角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与同期其他相关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差别之处的研究较为薄弱。数字乡村建设的提出与推进，不仅与乡村振兴战略契合，也是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手段。一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当前发展的主要目标，其目标的实现与乡村的发展息息相关。(15)文丰安，王星：《新时代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科学内涵、理论基础与推动路径》，载《新视野》2020年第3期。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变革，从而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与数字乡村建设具有目标的内在统一性与发展逻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中强调的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运用也是乡村振兴发展的潜在功能和客观载体，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有效赋能。因此，本文选择将数字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纳入到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理清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多重政策关系，有助于理解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地位与建设重点，有利于发挥政策合力作用，最大化政策效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多重政策关系视角，对标国家政策方针，探讨数字乡村建设与现行政策环境的契合之处与机遇所在，以期从顶层设计层面为数字乡村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做出改进。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乡村建设逻辑框架图

二、以系统思维认识数字乡村建设：基于多重政策的丰富关系

数字乡村建设与相关重要国家战略既在目标和内容上相互统一，又在实现方式上相互指导和互为助力。理清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多重政策关系，有助于理解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地位与建设重点，有利于发挥政策合力作用，最大化政策效果。

(一)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建设内容和发展模式的高度融合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以“数字乡村”助推乡村振兴。发展数字乡村对于乡村全面振兴至关重要，两者在发展方向上具有强关联性，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内在一致性。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在乡村的大力建设和推进，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乡村建设内容也深刻地影响着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并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优化乡村振兴发展模式指明方向。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与机制如图2所示：

图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结构示意图

1.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赋能提速

数字乡村为全面赋能乡村振兴提速，主要体现在从数字生产、数字生活和数字生态三个方面将数字技术的影响全方位融入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数字乡村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手。

第一，数字技术赋能数字生产，特别是在农业生产管理的全过程中，数字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为农业全产业链价值升值赋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与利润。第二，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数字生活。数字技术通过统筹乡村优势要素，整合互联网、物联网、遥感传输等领域的新技术与新成果，合理布局乡村生活提质重点，优先保障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和民生保障服务的数字化。通过将数字技术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多场景深度融合，满足群众对数字化应用的个性化需求，创新更加智能化的便民利民生活方式。第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数字生态。生态资本价值实现是乡村生态振兴的源动力，(16)何寿奎，徐建卿：《乡村振兴与生态资本价值实现融合的内在逻辑、机制与路径研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生态资本的数字化是将信息技术与生态环境相结合，提高生态资源数字化管理水平和生态环境数字化防治水平。数字化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体现在通过农村生态系统监测平台、农村人居环境检测平台等新型环境评估方式倒逼环境治理高效化，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绿色生产和消费，进而有效化解乡村发展过程中的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污染问题。

2.数字乡村建设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会自主地引进一批乡村建设人才，产生一批效率高、技术强、前景优的优势产业，形成更高效的治理平台，这些都构成了加速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动力来源。

第一，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专业人才保障。在数字时代之前，城乡教育资源分布失衡，且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相比设施相对薄弱，人才吸引力不足。乡村师资力量欠缺严重制约了乡村人才资源的培育。数字时代来临之后，数字技术弥补了高素质人力资源不足的劣势，通过数字技术为乡村教育赋能，通过广泛开展线上共享课堂、云教育平台等形式为乡村输送高质量的教育资源，有效解决乡村人才缺失的难题，突破乡村人才培育的瓶颈。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动力源泉。第二，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发展活力。近年来，互联网经济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互联网时代乡村逐渐兴起一定规模的“流量型经济”，依托大数据平台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产生了诸如“县长直播带货”“乡村特色吃播”等喜闻乐见的网络宣传方式，数字技术使乡村产业发展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可能。(17)曾亿武，郭红东：《电子商务协会促进淘宝村发展的机理及其运行机制——以广东省揭阳市军埔村的实践为例》，载《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6期。依托数字技术，农村农业发展呈现新业态，农村网络零售额的逐年递增，农村电商行业规模的扩大，为乡村振兴激发动力。第三，数字技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高效治理平台。随着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等变化，乡村社会治理基础也应然改变，(18)肖平，周明星：《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基础、困境与路向》，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数字治理则能适应这种转变。一方面，数字技术扩大了村民与外界沟通的途径，如利用网络平台与市场对接，参与乡村与企业的外部治理。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深化了乡村内部治理，以“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党建”等新模式进行数字治理改革，有利于建成服务型政府，为基层群众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内外部沟通渠道有效激发乡村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

3.数字乡村建设丰富乡村振兴业态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新方式和新动能，如何将新动能真正转化为促进乡村发展的效能，造福广大农民，关键在于创新乡村发展模式，利用数字乡村建设契机实现业态跨界创新。具体来看：

第一，数字乡村建设加速要素跨界配置。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打通了要素流通渠道，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环节都顺应数字乡村建设要求进行数字化升级，不仅打通买卖双方的信息屏障，提供更全面的市场预估与供求分析，更加速了上下游企业的资源互通和城乡要素的高效流动，通过有效整合资金、土地、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资源，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为乡村振兴业态模式的丰富性提供要素支持。第二，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主体跨界联动。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对接乡村振兴发展需求，推动多元主体融入现代产业发展。通过具有数字能力的新农民、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地方企业、制定数字化发展规划的农村干部等多元主体合力，形成乡村振兴的数字化优势，特别是依托电商、直播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充分利用流量经济带动农产品促销和农民增收，最大限度保证乡村振兴业态模式的生态活力，拓宽乡村振兴业态模式发展空间。第三，数字乡村建设强化产业跨界融合。数字乡村建设带来的数字技术与农林牧渔、农副产品加工、乡村旅游、文化产业等产业深度融合，使得乡村经济的内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农业主动适应这种关系重构，从根本上盘活本土资源，催生了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业态模式，形成了诸如认养农业、创意农业、观光农业等新型农业形态，丰富了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内涵。

(二)数字乡村与高质量发展：发展目标和现实逻辑的高度统一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发展的主要目标。数字乡村助力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以数字化转型驱动乡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变革，从而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二者具有目标的内在统一性与发展逻辑的一致性，如图3所示。

图3 数字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关系示意图

1.数字乡村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的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我国正式步入新发展阶段。对于数字乡村的建设而言，第一，新发展阶段应坚定秉承数字乡村建设的理念。从试点示范到全域推广的全过程中，都要严格落实信息化、产业化、数字化的新发展要求，利用好数字技术溢出效应和带动作用，结合新发展阶段技术供给、应用需求、产业环境以及要素结构的新变化，做好全面、系统、精细化、全域性的数字乡村建设顶层设计，实现全域高质量发展目标；第二，新发展阶段应坚持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效能，注重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从治理主体、治理内容、治理手段等方面加强数字化治理能力。数字乡村建设为进一步推动全民参与共治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平台，使不同主体的话语权能够得到充分有效表达，有利于构建数字化平台与乡村治理相结合的高效治理体系，重振新发展阶段乡村治理的活力；第三，新发展阶段应着力弥合城乡 “数字鸿沟”。数字乡村建设为打破传统城乡割据、要素阻滞的局面带来机遇。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破除导致“数字鸿沟”的外部障碍，加强建设乡村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普及。另一方面，数字乡村建设强调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内在因素，大力培育具有数字能力和应用能力的新农民、新干部、新人才，构建畅通城乡数字要素共建互享的体制机制。新发展阶段城乡要素供给不均、城乡发展差距等问题均得到有效改善，数字乡村建设顺应新发展阶段的总体目标，是新发展阶段的重点任务之一。

2.数字乡村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结合意味着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核心目标，推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在乡村领域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具体来看：创新发展体现在鼓励农村地区结合地域特色，先行发展“互联网+”特色优势产业，形成“互联网+”产业生态圈，并积极发挥智慧应用的创新能力，改善智慧应用的用户体验感，方便用户进行线上预订、消费、售后等环节，以数字技术带动乡村产业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体现在统筹好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关系。通过城乡有序推进，营造更加开放包容公平的融合发展态势，加快形成城乡资源要素分配合理、流通顺畅，产业生态各具特色的和谐发展新格局。绿色发展体现在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贯彻到乡村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19)李云燕，崔涵，朱启臻：《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看乡村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载《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8期。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和利用乡村生态资源，提高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和水平，对生态要素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强化乡村环境治理效能，此外，依托大数据实现绿色生产智能化，促使生态产业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主要体现在对于技术、人才、资金等开放资源的积极吸纳以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国外数字乡村建设的经验。共享发展体现在将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基于大量信息聚集和智能化数据处理的新农业生产链、新综合管理平台、新农村生活模式，使得信息技术成果在多领域共享。

3.数字乡村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实践

2020年4月，***总书记指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培养大规模且完整的内需体系，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应有之义。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畅通的城乡要素循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畅通城乡要素循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20)杨江华，刘亚辉：《数字乡村建设激活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机制研究》，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一，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强化要素市场供给。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通道，渠道畅通才能激活市场供给。而数字乡村建设为消除城乡要素鸿沟、畅通要素流通提供可能，使技术、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有序流动，有利于完善乡村地区的市场供给体系；第二，数字乡村有利于拉动要素市场需求。数字乡村建设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产业重构过程中，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有助于农民收入水平稳步增加，增强农民消费能力。与此同时，农村地区依托数字技术也催生出更多消费方式和消费需求，助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形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激活农村内需体系。第三，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成城乡要素循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于减轻资源约束、时空限制、政策桎梏。数字乡村建设从政策上支持乡村农业转型、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从技术上支持城乡要素循环渠道畅通，通过互联网渠道有效实现线上交易与在线沟通；从资金上支持乡村地区的资源约束，缩小城乡要素差距，加大对构建城乡要素循环渠道的资金支持力度。

三、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基本特征事实与多重现实矛盾

基于多重政策关系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与发展逻辑与全局战略相适应，但在重点内容与具体实践上依然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导致数字乡村建设面临一定阻碍。如数字乡村建设依然存在农村经营规模小、综合效益低、数字市场开发不足以及数字人才缺乏等难题，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构建、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具体来看：

(一)数字乡村设施建设成本高与农业综合收益相对低的矛盾

数字乡村建设成本包括购买硬件设备、数字系统开发和应用、数字平台搭建以及相关服务费用等大额支出，高成本直接加重了农业数字化发展的资金约束，降低了农民数字化转型意愿，制约了农业数字化发展。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投入相对不足。据2020年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县(市、区)用于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该项财政投入占全国农林水财政支出的比重低至0.8%，且县域用于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平均财政投入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不平衡增长趋势。(21)《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20-04-30)[2022-10-30].http://www.moa.gov.cn/xw/bmdt/202004/t20200430_6342909.htm。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的财政投入力度相对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农业数字化水平较之工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有较大差距。受资金和成本约束，我国乡村在较短时期内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难实现。同时，因涉农产业投资大、周期长且农业经营边际收益相对较低，抗风险能力较弱，民间资本也大多处于观望状态。资本在市场运作的前提下，涉农产业数字化进展缓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够强，农业经营能力不足等问题日渐凸显。(22)夏显力，陈哲，张慧利，赵敏娟：《农业高质量发展：数字赋能与实现路径》，载《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12期。农业经营收益难以覆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成本，使得农业数字化转型更为困难。可以说，数字乡村基础设施成本约束导致的供给相对不足与农业综合收益低的矛盾加重了乡村数字化失衡程度，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数字乡村需要规模效应支撑与大国小农分散经营的矛盾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传统农业发展史中形成的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使得中国农村基本分布呈现出高度分散化、村庄小规模聚集、人口分布不均的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模式使得数字规模效应难以实现。在市场机制下，农村天然的规模不足导致的规模不经济问题已经渗透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各个方面，(23)吴思栩，孙斌栋：《信息化助推乡村振兴:机制、条件与对策》，载《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如农村地区规模分摊不足导致线下物流成本过高，网络销售交易受阻；农村企业的用户规模较小，缺乏市场竞争力而易被边缘化等，这类规模不经济问题使得数字红利在农村土地未能得到释放。

而数字乡村需要规模效应支撑。从交易配套设施角度来看，规模效应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破除物流障碍，促进网络零售交易发展，解决“买难卖难”问题。从农业企业自身发展模式来看，规模效应有利于为农业产业数字化过程匹配到合适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强生产端活力，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生产模式。并且，在流量经济时代，规模效应有利于为乡村企业培养在线用户，在网络市场上形成用户规模优势，避免网络集聚效应使得大部分数据和用户流量涌向少数优势企业，使乡村企业在网络市场中被边缘化。总的来说，数字乡村需要规模效应支撑与大国小农分散经营的农业生产模式之间存在内生矛盾。

(三)数字乡村场景应然的丰富性与实际开发应用少的矛盾

随着数字化水平的提高和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数字乡村场景应然的丰富性也应不断拓深，对于教育、健康、文化、低碳、生产、建筑、智慧、交通、治理等全方位数字化应用场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同时，智能化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渗透和深化也使得高标准、多类型、具有个体偏好差异的数字乡村场景需求进一步扩展。可以预期，未来数字乡村场景应然的丰富性、个性化以及覆盖范围还会继续加强。

而数字应用实际的开发度、知晓度和活跃度却尤显不足。数字乡村建设中数字场景应用普遍存在水平较低且重复建设的问题，实际开发应用不足，适用场景欠缺，未能充分满足乡村生活对数字场景应用的需求，特别是针对乡村地区留守老人较多的现状，老年人在互联网接入过程中存在劣势。(24)吴新慧：《老年人互联网应用及其影响研究——基于CSS(2013)数据的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数字场景应用的开发未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开发理念，其对于设备、平台、技术等的专业要求往往制约了群众特别是老年人的掌握，给数字场景应用的普及和推广带来阻碍。服务于老年群体的应用开发相对不足，据2021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显示，目前老年群体常用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实时通讯、网络视频、互联网政府服务等基本生活应用，(25)《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21-02-03)[2022-10-30].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3/content_5584518.htm。且缺乏对老年群体友好型的应用开发导向，造成数字场景在乡村地区进一步推广的难度增加。数字乡村场景应然的丰富性与实际开发应用少之间的矛盾制约了数字化成果融入乡村生产生活之中，也在一定程度降上低了数字应用迭代升级的积极性，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优化乡村振兴的业态模式。

(四)数字乡村建设转型要求高与农村数字人才缺乏的矛盾

数字乡村建设涉及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新信息技术应用与农村生产生活形态的深度融合，是一项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技术要求高的乡村地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总体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依然较为薄弱。(26)董志勇，李大铭，李成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关键问题与优化路径》，载《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6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的信息服务水平、数字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信息资源的后续加工、信息传输、以及专业服务等方面均提出较高要求，数字乡村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农业生产数字化更是有赖于大数据的获取、分析和运用能力的提高，以及5G信息网络建设、作物传感器技术、农业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等的长足发展，这些现实需要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亟待实现全方位多元化的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的转型要求势必对人才产生巨大需求。要求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招贤纳士，吸引一批既愿意扎根于农业农村，又具备数字技术的人才。然而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中青年劳动力流失严重，特别是对大学毕业生、高技能工人等人才的吸引力不足，使得本地缺乏建设数字乡村的人力资源，各项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开展面临瓶颈。同时，部分地方政府领导干部和相关工程负责人自身对数字乡村认识水平有限，建设方案和相关指令下达存在缺失和不足，相应制度建设和人员配置与数字乡村建设目标配适度不高。可以说，目前农业生产群体中懂信息、懂数据、懂技术的新型需求人才匮乏，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的进程，不利于数字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构建。

四、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

优化数字乡村建设路径需要结合数字乡村建设现存矛盾与现实基础，对标国家政策方针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全面乡村振兴中的推动作用，将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谋划相适应。借助数字化平台促进乡村转型发展，高质量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

(一)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多元主体协同

在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应注重激发多元建设主体积极性与联动性，鼓励建设主体主动参与数字乡村的建设、治理和提升中。对于政府主体，要进一步统筹国家力量，有序推进各项资源合理分配与运用，协调解决公共事务中的纠纷矛盾，发挥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并建立健全数字乡村建设政策支持体系和配套机制，促进产业政策、财政政策、金融服务、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等配套政策与乡村数字化发展模式的匹配性，营造有助于多元主体自主提升、协同共进的良好政策环境。对于涉农企业与农民主体等，要加强协同合作，强化利益联结，形成利益共同体。龙头企业应先行实现数字化转型，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吸引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主体积极加入，引导小农户广泛参与和融入到乡村现代产业中。对于科研机构、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者等建设主体，要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突破口和经济增长点，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新鲜血液，推动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中要素的融合和主体的联动。

(二)加快融合发展，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要突出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以乡村基础设施数字化为契机促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具体体现在：更加注重城乡之间交通设施的优化，实现城乡要素互通互联、资源高效流通、成果共建互享。在向城乡融合发展迈进阶段，一方面，要对乡村道路进行升级改造，鼓励政府对乡村道路拓宽完善，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智慧便利的交通体系。对于发达地区，交通设施已相对完善，应加大城市资源向农村倾斜，而对于偏远山村地区，要进一步落实“村村通工程”的全覆盖和后续保障工作，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取向，打通城乡之间要素流通渠道，特别是数字要素的调配与流通，以更好地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这就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对交通不便、设施陈旧和偏远乡村地区加大数字支持力度，加强互联网普及工程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城乡之间形成平等互利、融合发展的关系形态。

(三)突出治理应用，丰富配套制度供给

村级治理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和群众联系最紧密、能够最大范围、最大程度地调动群众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应该以服务群众便捷参与治理为导向，开展数字乡村的应用场景建设。数字应用场景的完善要以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和现实问题为依据，切忌想当然或者过度追求数字化而使简单问题复杂化，要从群众关注的教育、医疗、交通、政务公开等方面设计和丰富应用场景。数字应用场景的完善还要以结果为导向，对于开发出的治理应用要切实走到实践中，再由实践反馈结果进一步优化升级，从开发到推广，都要牢牢把握住利民便民的设计目标。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确保基层治理有效运转，彰显国家制度优势。这需要优化和丰富配套制度供给，包括建立健全治理应用开发推广的市场规则，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加强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建设，维护好用户权益，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体系，降低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构建网络安全空间命运共同体。

(四)嵌入乡村产业，厚植发展内生动力

乡村产业是有力撬动数字乡村建设的支点。将数字乡村建设嵌入乡村产业的根本在于利用数字化产业链更好的带动农产品促销，激发农业农村活力。首先，数字乡村建设要更加注重第一二三产业融合，畅通乡村供应链循环，通过数字技术优化产业结构体系，不断催生乡村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新的经济增长点。依托本地主导产业，打造乡村特色农产品品牌，发展如地方特色餐饮业、康养旅游服务业等一系列特色产业，盘活本地资源，将乡村资源优势转变为切实利益。其次，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丰富数字化营销形式和营销策略，通过微店、淘宝店铺、微信朋友圈等途径打造全方位新网络销售平台。再次，整合农村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把握市场变化，有针对性的开展农产品销售，对产业进行合理规划，进一步拓宽农产品销售市场。最后，将数字化思维贯穿于全产业链发展过程中，推进现代化数字产业发展理念和生产组织方式在乡村产业的应用，促进产业链价值升值。

(五)加大技术攻关，注重平台企业升级

平台企业为数字乡村建设带来优势和机遇，数字乡村建设迫切需要平台企业的创新升级，以创造出更多利润。主要表现在：在技术运用上，加大数字技术攻关，提高技术运用能力，充分挖掘数字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价值，构建与平台企业建设相匹配的技术体系，为平台企业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在运营方式上，继续提升乡村金融普惠程度 ，普及数字人民币、支付宝、微信、手机银行等多种新兴支付方式，为电商业态在乡村全面发展提供便利。借助电商业务，增加平台企业贸易量和收益，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在发展模式上，利用数据优势帮助农户对接大市场、优化对接渠道、拓宽市场空间，鼓励平台企业发挥线上优势，积极发展订单农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为了使平台企业进一步融入到乡村地区，应积极对村民开展相关培训，加强对电商基础知识、网络直播方式和农业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利用平台企业拓宽数字乡村发展赛道。

(六)注重人才培养，不断增强发展后劲

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后劲需要有更多人才支撑。应从人才的数量、结构以及质量上全面加强。增加人才数量需要完善激励政策，鼓励更多数字化人才回乡创业，同时广泛开展乡村居民的数字化教育培训活动，创新数字技术下乡形式，提升村干部的数字建设决策意识，培养乡村主体的数字素养和应用能力，推动掌握数字技术的新型农民队伍的壮大，加快形成人才集聚效应。完善人才结构需要特别注重对农业农村创新带头人、农村电商人才、技术专家等的引进、培养和使用。对于数字乡村建设中紧缺的人才加大政策补助力度，可以通过货币补贴、家属福利等方式吸引其留在乡村、建设乡村。提高人才质量需要加强乡村与地方科研院所、高校、行业组织等协同合作，注重高校毕业生、技术人员等到农村进行产学研活动，为数字乡村建设所需要的各类应用型人才和管理型人才提供进步空间。通过不断发展、壮大数字乡村人才队伍规模，为数字乡村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五、结语

本文从多维政策视角阐释了数字乡村建设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数字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要求纳入到同一分析框架中，进一步明确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着力点和重要抓手，并就现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不足与现实矛盾进行了梳理，发现农村经营规模小、综合效益低、数字市场开发不足以及数字人才缺乏等难题制约了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动力构建，不利于数字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后续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关注数字乡村建设与宏观战略不相适应的问题，优化政策体系，增强发展后劲，提高政策施策效果。研究结果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宏观指导：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数字乡村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关系是指导解决数字乡村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以系统思维看待数字乡村建设的重点内容、识别制约数字乡村建设的主要因素、把握数字乡村的前进方向，从而最终实现数字乡村的优化发展。

目前对数字乡村建设的探索已经初显成效，但如何形成一个完备、协同、互为激励的政策体系，如何从战略全局高度完善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体系，仍然任重道远。未来学界可进一步关注以下研究议题：一是数字乡村建设与相关战略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功能划分与协同机制、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等；二是挖掘数字乡村建设的政策联动效果，分析其在政策体系出所发挥出的经济、社会、生态等联合效应，以及政策效果在地域、产业环境等方面的异质性；三是系统梳理发达国家在数字乡村建设中的经验做法，结合中国特色和现实基础，探索在中国乡村地区最大化发挥政策效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