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域下海洋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浙江省S镇的田野调查

吴 曼

(中国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

一、问题的提出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两份文件不仅详细阐释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也标志着乡村社会治理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关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海洋乡村作为乡村振兴中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下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意义上，海洋乡村的振兴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衰落作为一个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其研究方兴未艾。梁簌溟将中国近百年史定义为“一部乡村破坏史”(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是以如何挽救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是自近代以来一直萦绕在中国上空的问题。无论是对乡村振兴主体——跨越了“两个世界”的农民的关注还是对乡村政策制定单位的关注，(2)[法]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也无论是通过对传统村落的开发,(3)廖军华：《乡村振兴视域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载《改革》2018年第4期。还是对乡村振兴精准扶贫(4)余应鸿：《乡村振兴背景下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的问题及其治理》，载《探索》2018年第3期。的阐释，都表明了乡村振兴需要完成国家-农民-社会这一实践路径。在实践这一路径的过程中，由于“乡村是生态涵养的主体区，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5)《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乡村振兴战略就兼具了乡村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重任务，这一战略落地到具体的乡村社会就面临着对于传统生计方式的转型。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标志着“三农问题”已然进入化解之道，中国需要从“西方中心的发展主义幻象中解放出来，致力于21世纪的生态文明建设”(6)温铁军，邱建生，车海生：《改革开放 40 年“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载《理论探讨》2018年第5期。。那么，具体的路径如何？本研究选取了海洋乡村，关注渔民的土地—海洋生态保护与发展。伴随着陆地资源的日趋紧张，作为土地资源的海洋更加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占地球面积71%的海洋还远未被人类合理开发利用。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国可管辖的海洋领域约300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我国大陆面积的三分之一，因此依赖海洋这一土地资源的海洋乡村面临着着如何合理利用这项巨大的领土资源的重任。“海洋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环境”(7)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总序第1页。。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进一步丰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8)《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本研究中S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生计方式转型与基层治理沿袭了以上路径，挖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对海洋民俗文化仪式的传承与创新促进了海洋乡村“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9)《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二、海洋乡村振兴中基层治理的困境：以捕捞为主的传统生计方式转型

象山县，地处浙江海岸线中部，作为渔业大省全县渔业乡(镇)占10个。(10)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象山年鉴(2020)》，北京：方志出版社，2020年版，第150页。春秋属越国鄞地，秦汉以降先后分属鄞、宁海两县，唐神龙二年(706)立县，因村西北有山，形如伏象，故名象山(11)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象山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县域由象山半岛东部与沿海600多个海岛、礁岩组成。三面环海、两港相拥，陆域面积14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6618平方公里，辖10镇5乡3街道，常住人口57.4万。(12)象山县人民政府网，http://www.xiangshan.gov.cn/art/2022/8/19/art_1229054110_43304602.html，2022-08-19。该县是全国少有的兼具山、平原、海洋、港湾、滩涂、海岛、礁岩等资源之地，拥有渔文化、吉祥(象)文化、不老(丹)文化等海洋特色文化，被列为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省级非遗保护综合试点县。

S镇位于象山县南端，辖境由大陆半岛与海域众多岛屿构成，有着600余年历史，是一个以渔业为主业的乡镇级单位。S镇核心地带的渔港是全国6大中心渔港之一、国家二类开放口岸，该渔港与舟山群岛隔水相邻，向北直通黄海、渤海，向南越过台湾海峡进入南海。作为象山县南部的港口城镇，“四岛环抱，五门罗列，兼渔港、商港、军港之胜”“渔业、商业及海运事业历史悠久”(13)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象山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这里大规模的海洋渔业捕捞在宋代便有文献记载，南宋宝庆年间纂修的《四明志》记载：“三四月，业海入每以潮汛竞往采之，曰洋山鱼，舟人连七郡出洋取之”(14)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慈溪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页。。明清时期，捕捞的范围从附近海域扩大到江苏、福建等地。象山县“擅半岛之利，海域宽广。北邻舟山，南靠大陈，外侧为著名之渔山渔场，经济鱼类多聚集回游其间，海洋捕捞得天独厚”(15)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象山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1页。。由此可以看出，自古以来S镇就有着优良的海洋渔业资源，为当地渔民开展捕捞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S镇的渔文化、海商文化、海防文化等非常丰富，在象山县颇具代表性，被视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缩影。

捕捞作为传统的生计方式，在现在看来已经成为了当地渔民维系生计的主要方式，但是从历史发展脉络看，捕捞技术经历了一个不断改进的过程。最初这里的渔民不具备深海捕鱼的能力，因此多以抓捕潮间带的海鱼为主要谋生方式，渔货的多少充满随机性。魏晋南北朝时期，渔民的捕捞范围开始向近海扩大，“最明显的证据就是一些海洋鱼类如石首鱼、鮸鱼已经成为烹饪的常见原料”(16)孙善根，白斌，丁龙华：《宁波海洋渔业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迨至宋代，海洋渔民的捕捞技术和捕鱼种类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增加。明清时期渔民捕捞的范围继续向深海推进，并归纳总结出不同鱼类的渔汛期，“石首鱼，四五月有之。浙东温、台、宁波近海之民，岁驾船出海，直抵金山、太仓近处网之，盖此处太湖淡水东注，鱼皆聚之”(17)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6页。。国家对浙江海洋渔业的管理，萌芽于唐宋时期，及至明清开始制度化，形成成熟的渔业行帮组织。当时海洋社会的大背景是东方海洋贸易网络开始逐渐形成并与西方国家展开竞争，近海渔业由于海禁政策逐渐衰败而促进了远洋渔业与近海养殖的兴起，在这期间，民间的海洋意识逐渐增强(18)杨国祯，郑甫弘，孙谦：《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综上可见，从古时的“浙洋中路重镇”到现在的“国家六大中心渔港”，S镇一直以捕捞为传统生计方式，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进捕捞技术。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海洋环境以及捕捞的生计方式在历史的沉淀中最终成为维护其日常生活秩序的前提。正是由于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跨度，特别是在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与外部环境剧变的背景下，“捕捞”这种传统生计方式面临着不得不转型的困境，但因生产生活方式的惯性使然，S港作为浙东沿海的重要渔港，特别是S镇作为沿海渔镇，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捕捞的生计方式仍是当地渔民的理性选择。然而，随着外部环境中的全球性人口、资源、生态三大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内部环境中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要求，这一地区渔民的生计方式在当地海洋管理的新制度影响下势必会发生一些变化。

为了适应国家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政策与制度导向，当地渔民在选择生计方式时需要放弃以往单一的捕捞方式，而转向多样的生计方式，如开发海洋旅游、滩涂养殖等。尤其是S镇本身具备这样的条件，渔文化、海洋文化、海防文化历史悠久，还有许多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开渔节、象山晒盐技术、富冈如意信俗等。这些条件不仅包含了传统的生计方式，也包含了基于这些传统生计方式的民间信仰仪式和仪式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可以利用海洋风光与当地深厚的渔文化传统来发展旅游业，实现生计方式的多样化转型。

三、海洋乡村振兴与治理中的“国家在场”

(一)制度上的“国家在场”

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无论在时间的跨度里，还是在空间的转换中，都难以超脱自然生态系统而存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有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文化互为决定关系的环境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以及第三种走折衷路线认为自然与人类是互动对话关系的理论，而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更加关注的是人类的行为模式，其研究的重点“既不是自然，也不是负载着文化的人，而是资源最被充分利用的过程，即生计方式”(19)庄孔韶：《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生计方式的转变不仅意味着人们获取食物方式的变化，还意味着“人群与其生存环境之间适应性文化的改变”，正是这种改变可能会引发“可以或难以预见的社会文化变迁”。(20)庄孔韶：《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4页。在海洋乡村中，能够引起生计方式转变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是国家基于生态文明与乡村振兴的原则进行的制度革新，而制度的制定与改变必然是依据海洋资源的分布与多寡，以及对海洋资源充分利用的过程——海洋社会的生计方式。换言之，制度的转变是结合了海洋的自身属性以及海洋社会而最终制定的，因此国家在制度转变维度上的“在场”至关重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近期的渔业报告指出，“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海洋捕捞量最大的国家”，2018年“中国在全球捕捞总量中占比约15%，比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国家合计还要高”(2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20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第9～10页，网址链接：https://www.fao.org/3/ca9229en/ca9229en.pdf。。中国作为水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在沿海省区有着大量从事渔业生产，靠海维持生计的的海洋社会。基于水产品对沿海地区经济的重要性，渔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为了真正实现渔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投入了相当多的资源，尤其是在海洋管理法律与制度创新方面(22)美国在1966年通过了《海洋资源与工程发展法》，2000年通过《海洋法》并建立海洋政策委员会，2004年发布《21世纪的海洋蓝图》等。沿海人口占据四分之一的欧盟于2007年推行《一体化海洋政策》，2008年制定《海洋战略框架指引》，并在该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空间规划》作为欧盟的长期目标。2009年，英国制定了《海洋与海岸促进法》以回应欧盟的《海洋空间规划》。有着世界上最长海岸线的加拿大于1996年通过了该国第一部《海洋法》，并于2002年、2005年分别出台《加拿大海洋战略》《海洋行动计划》，以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与有效管理。。基于各国制度经验可以看出，国家层面的海洋治理实践主要依靠法规与制度来为海洋管理提供依据与保障。制度的实践固然具有局限性，正如斯科特在解释由国家发起的试图改善人类状态的项目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简单化”那样。(23)[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但是，如果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这些“项目”，未尝真的没有一些改善。作为世界上岛屿众多的国家之一——中国在海洋管理方面的首要任务是健全海洋管理体制。早在1958年国家就组织了“中国近海环境与资源综合调查”，此后在制度方面相继出台了《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全国海洋功能区划》《中国海洋政策》《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相关政策规划。这些政策和制度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中会更加的细化，本文关注的是浙江省“一打三整治”专项活动(24)系指浙江省为有效压减海洋捕捞强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修复振兴浙江渔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渔业行政处罚规定》《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国务院对清理、取缔“三无”船舶通告的批复》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从2014年开始的专项执法活动。旨在依法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和违反伏休规定等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全面开展“船证不符”捕捞渔船和渔运船整治、禁用渔具整治、污染海洋环境整治。以来S镇所经历的生计方式以及社会秩序的变化。这一制度的最终目的在于保护渔民开展生计方式的场所及对象——海洋，通过规范船舶的使用、整顿捕捞方式以及强化海洋生态保护意识这些方式促进海洋社会对于海洋资源的充分利用。换言之，这一制度的设计前提是为了保护与完善渔民的传统生计方式，同时引导渔民开展新的生计方式。

在研究海洋渔村的民间文化之前，“有必要从宏观上叙述一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总体发展”(25)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而国家在海洋治理上的制度改革在作用于海洋社会的时候，是不同于农耕社会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渔业环境，未被传统土地束缚的渔业从事人员，风险性更强的海洋，以及内化于渔民心灵深处的海洋信仰体系，以上这些使得国家在场更为重要。国家的形象在海疆的空间内更多的内化于社会之中，更加强调社会秩序的建立而非权力上的强制性。这一认识使得人们在海疆治理过程中会更加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

(二)治理主体上的“国家在场”

在“治理”的相关研究中，治理的主体多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因此其较为权威的概念多涉及到多主体，诸如“治理时利用机构资源和政治权威管理社会问题与事务的实践”(26)Managing Development: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Washington D.C.:World Bank Group,1991,P.1.；“治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和间接管理”(27)UNDP.Public Sector Management,Governance,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New York,1996,P.19.等，进而彰显出“治理”与“统治的区别”。这也是诸如“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28)[法]让·彼埃尔·戈丹：《现代的治理，昨天和今天：借重法国政府政策得以明确的几点认识》，陈思译，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29)[美]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等理念提出的背景。然而，以上这些治理中关于国家退场，消解国家的主张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也难以完成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逻辑自洽。事实上，“软弱无能国家或失败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从贫困、艾滋病、毒品到恐怖主义)的根源”(30)[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的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序言”，黄胜强，徐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与以上治理中弱化国家在场不同，中国更倾向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3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这就更加强调了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结合。(32)郑杭生，邵占鹏：《治理理论的适用性、本土化与国际化》，载《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2期。即强调“国家在场”的同时发挥社会与社会中人的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强调国家与基层社会的结合，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治理需要通过国家在场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多方力量的协同。(33)汪锦军：《嵌入与自治：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再平衡》，载《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2期。

S镇在落实国家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沿袭了强调国家作为治理主体“在场”的路径。海洋制度的制定基于海洋生态与海洋社会可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对以捕捞作为传统生计方式的渔民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促进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与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推行了海洋伏季休渔的重要举措，将我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北纬12度以北南海地区，从每年的5月起全面进入伏季休渔期。由农业农村部、中国海警局和公安部等多部门联合举办的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也就此在S镇展开，当地的渔政执法机构、各级海警机构和公安机关在持续几个月的休渔期中共同加强执法监管，维护休渔期的海洋秩序，保护渔业资源。休渔期间，S镇当地的各类市场，包括农贸市场、大排档和大小超市等涉渔经营场所都禁止销售海洋捕捞冰鲜、活体水产品，以及其他违法违规捕捞的渔获物。执法部门对伏休期间渔船去向、钓具渔船作业流程管控更加严格，严厉打击涉渔的“三无”船舶，制止伏休偷捕、非法销售、运输转载渔获物等行为。综上可以看出，在实施海洋伏季休渔过程中，相关制度的落实需要以国家为治理主体，需要国家整合社会资源实现当地渔民利益的最大化。

另外，在制度性的执法活动启动前后，S镇都举行民间仪式。休渔之前，S镇举办渔俗文化展演，“千舟归港”的休渔仪式和归帆仪式。休渔期结束之后，S镇举办的开渔节，已被列为全国十大民俗节庆。其中的祭海仪式作为开渔节最具特色的活动之一，不仅是对古老文化的传承，更有着保护海洋，感恩海洋的深层意义。S镇通过极具“乡土性”的民间仪式践行了国家意志之下的“休渔”与“开渔”，烘托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社会氛围，缓和了生计方式转型之下的社会秩序紧张。将凝聚了渔民共同记忆的民间信仰与乡村振兴的要求进行了创新性的结合。S镇的传统仪式是祭海，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S镇对于祭海仪式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再生产并“盛大化”。这些基于传统文化的“盛大仪式化展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在场，但国家在场的目的并不是要取代仪式本身，而是要参与组织并进行引导。

四、S镇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路径

以上是致力于乡村振兴过程中国家在场的部分，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家的重要性并非忽视社会中人的重要性。与之相反，将国家治理能力从国家治理体系中分类出来的提法恰恰是为了“突出人在制度执行中的主观能动性”(34)杜飞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全新维度——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并且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逻辑总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撑、依赖和塑造的过程和关系进程中内在生存的”。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选择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5)***：《***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页。。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强调了治理过程中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以及活动过程中乡民的主观能动性。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乡土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农业社会，土地的属性与状态对于农民而言是可控的，农民根据经验与土地的使用情况可以对其进行可持续的利用。与此不同，海洋社会中渔民的“土地”——海洋的属性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包括经济收入与个体安全等。因此，人们对于海洋认识经历了一个神话的“神化”过程，对于海洋的解释也依然存在着大量的神话与海神信仰，并且按照地区的不同，信仰体系也有所差异。

农民对于土地的崇拜是基于“对土地的特殊情感以及赋予土地的神秘价值”，在这里，广义的“农民”概念中有很多小的类别，如耕农、牧人、渔夫、猎人、樵夫等，他们的崇拜之神往往与他们维生所依赖的资源有关。(36)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载乔健，等主编《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渔夫维持生计的 “土地”就是海洋，普遍信奉海神。民间信仰是乡村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类“传统”的传承，更重要的是“根植于普通百姓一代又一代在日常生活经历中的‘言传身教’”(37)郑振满，陈春生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1页。。民间信仰可以作为“理解乡村社会结构、地域支配关系和普通百姓生活的一种途径”(38)郑振满，陈春生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2页。，进而理解这一过程中所蕴含和沉淀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民俗是文化中最具传统特色的部分。因此，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对于海疆渔民生计方式的转型，对于基层治理之下社会秩序的维系，对乡村振兴战略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我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回归并超越 “乡土中国”，是对近代以来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们乡村建设理想的再实践和再创造，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39)范建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从本质上看，维持乡村存续的重要因素是“建立在传统生产方式之上的中国乡土文化”(40)范建华：《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载《思想战线》2018年第3期。，而这一乡土文化的根基在于中华传统文化。因此，乡村振兴的长久之计需要依托于乡村场域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并发展好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乡村全面振兴起到关键的智力与精神支持。努力发掘海洋乡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依托其整套的心理机制与行为范式，对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起到指导与规训的作用。S镇依托将民间节日，祖先传说、民间信仰、传统习俗多维一体的“开渔节”，丰富了乡村文化，整合了社会资源，缓和了生计方式转型之下社会秩序的小动荡，将乡村振兴战略中兼顾生态与发展的宗旨一以贯之。乡村振兴是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全面振兴，因此，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这一实践路径，S镇的乡村振兴不仅实现了基层治理的稳定、经济的转型，还促进了当地文化的创新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真正做到了乡村全面发展。

(二)以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为基础路径

文化是乡村振兴之魂，因此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与道德规范”(41)唐任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及策略》，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8年第2期上。。S镇的传统文化是如意娘娘信仰，这一信仰的由来在当地流传着许多版本，其中一个是如意娘娘本是渔山岛的渔家少女，在听闻父兄海上遇难的消息后便殉了海，后来在她跳海的地方浮起一块木头，村民将其刻成一尊佛像并建了娘娘庙供奉，由此如意娘娘成为了能够“战胜惊涛骇浪的精神力量”(42)蔡丰明:《妈祖文化功能的转型与开发——以江南沿海地区妈祖文化的发展与开发利用为例》，见《海峡两岸妈祖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自清朝开始，如意娘娘庙便立于S港旁边的山上，岛上渔民出海前都到庙里举行祭祀仪式进行祈福。民国时期，一部分S镇渔民带着如意娘娘的塑身迁至台湾富冈，并在那里新建了娘娘庙继续供奉，恰恰是这段历史使S镇与富冈联系了起来。从1989年开始，富冈人开始回S镇祭祖。自2007年开始，如意娘娘更是以妈祖娘娘(林默娘)的妹妹身份回S镇省亲，将二者在血缘上予以勾连，并成为当地开渔节的一个重要仪式。2008年，如意娘娘信仰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以上如意娘娘身份的长时间段演变来看，如意娘娘信仰经历了一个从民间自发的传统仪式到获得国家认同的过程，也是传统文化的再生产过程。渔民信仰如意娘娘是基于传统生计方式不可预测危险性的特点，希望能得到其庇佑而平安归来，其后的省亲仪式是基于如意娘娘这一当地的传统信仰仪式重新构建的，整个仪式过程包括接驾后在村里巡游、村中路祭，进庙祭祀等。对于以上仪式过程及其包含的象征意义，这里不做具体分析，因为本文讨论的重点在于仪式的结果，或者说是仪式对于当地社会的影响。

基于这一传统文化，S镇在开渔节这一时间点举行当地一年一度的海洋庆典——开渔节。通过当地政府的组织和社会民间力量的自发参与促成了这个集祭海仪式、旅游、经贸、国家在场于一体的开渔节盛况。开渔节不属于传统仪式，而是始于1998年由政府组织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仪式。换言之，开渔节是国家基于当地的传统仪式，基于其传统生计方式的特点再造的一个盛大仪式。这个仪式在东海休渔结束时举行，通过喧天的鱼灯锣鼓、千帆竞发的盛大场面欢送渔民开船出海。“在十几名渔家汉子的号声中，高达8米的祭海祈福大旗随着太阳缓缓上升；在激扬的鼓声中，120名身穿古装的渔家大汉冲出舞台，跑到海边，排成庄严的祭祀阵容，每人托起一只大海碗，平膝下跪，一坛坛灵酒洒向大海，整篓整篓的花生、枣和核桃撒向大海。主祭人面对大海宣读祭文，数百渔民鞠躬行礼”(43)卢山林：《中国开渔节:象山发展新坐标》，载《中国文化报》2006年9月22日。。以上是对开渔节盛况的描述，可以看出整个开渔节的基调就是“盛大”，将以往民间渔民自发的以家庭或家族或村落规模开展的祈福仪式扩大为一种“集体狂欢”的宏大场面。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讨论19世纪巴厘岛人的“剧场国家”时认为国家在3个主要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就包括公共生活的秩序化以及组织民间仪式，国家崇拜就是在“仪式的持续再现过程中不断重复”，最终形成“剧场国家的仪式狂剧”(4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传统是被发明的，通常包含一整套由“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具有仪式或象征性的实践活动，并且必然暗含着与过去的联系，因此仪式在维系其象征意义与传统的同时实践于社会之中，(45)[英]E.霍布斯鲍姆，[英]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即仪式的自我发展与社会息息相关。彭兆荣认为讨论仪式与社会需要确立两个视角，即“仪式之于社会的整体性”以及“仪式本身的整体性和过程性”。前者要求仪式必须放到社会的这样一个整体系统中区分析，后者则强调只有建立在完整的、合法的程序之上的仪式才能在社会中体现其价值。(46)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以上在讨论仪式与社会的关系时，强调了仪式本身的持续性以及与传统的相关性，这种特性在现代性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些变化，往往会出现适应社会的仪式的再生产，由此就出现了本文中讨论的仪式对于传统生计方式维护以及适应新的生计方式的象征意义的再生产。

可以说，开渔节作为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是当地渔民的共同经历，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过程。整个开渔节包括如意娘娘省亲、祭海仪式、开船仪式，参与仪式者都是当地的渔民。通过开渔节的内容可以看出，基本上保留了传统的仪式过程，将包含了当地渔民集体记忆的祭海以及祭拜如意娘娘等仪式都一一延续了下来，不同于以往的是，如今的开渔节倾向于以集体狂欢的盛大场面表现出渔民休渔完结的整装待发以及开渔的美好期待。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社会组织与当地渔民共同完成。由于以往的祭海仪式都是以小家庭或小集体为单位进行的，而如今演变成成千上万人共同参与的盛世，则势必需要组织者在具体事务安排以及经济保障等方面确保整个仪式的顺利进行。

萧凤霞在讨论中国传统的循环再生时认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地方的传统节日或仪式复兴是出于政治需要的目的，(47)Helen F.Siu:Recycling Tradition:Culture,History,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Chrysanthemum Festivals of South China,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32,No.4 (1990).但是从S镇传统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可以看出，国家在场并不单单意味着政治需要，更多的是当地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振兴实现的重要保障。实际上，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当地社会发展、生计方式的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对海洋充满了敬畏，为现代海洋保护意识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2)传统文化的再生产与当下海洋资源多样化利用的生计方式之间有着互补作用，借助于开渔节仪式，特别是这种大规模的集体狂欢，加强了S镇的吸引力，大批的游人与资本涌入这里，增强了这里生计方式转型与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可能；(3)民间传统为当地生计方式转型提供了抓手、赋予了路径，这和单纯的政府倡导产生的社会影响完全不同。

传统文化传承不息的内生性力量来自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相对非制度化的家庭以及社区内部的耳濡目染”(48)郑振满，陈春声：《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并且能够深刻的反映当地社会的内在秩序。换言之，这种内生性力量在海洋社会的背景下，根源于渔民的传统生计方式——捕捞，然而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要求海洋乡村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有度捕捞的前提下，这一传统文化所呈现出来的仪式过程生产出了新的象征意义，即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与海洋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景。这一再生产过程体现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力量，但同时这种力量只有基于民间的传统生计方式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内在需求才能长时段发挥作用。

(三)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秩序的维系

强调社会功能的拉德克里夫·布朗认为在讨论仪式问题时主张不能仅仅从举行仪式者的意图或动机来展开分析，“而是从仪式举行之后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任何影响)、从关系或特性的隐喻或变化来分析”(49)[英]拉德克里夫-布朗：《安达曼岛人》，梁粤译，梁永佳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因此，按照这一思路回到S镇基于传统文化再生产仪式产生的社会影响，当地社会从这些仪式中获得了什么？通过仪式与其象征的再生产，祭海的意义已不仅仅是谋求海神的庇佑，还将现代的海洋意识融入其中，潜移默化的进入人们已有的关于渔禁的集体记忆之中，并且改变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这种海洋仪式正是当前海洋乡村振兴在意识层面希冀赋予当地社会的。因此，祭海仪式的传承与再生产对于维护海洋乡村治理下的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在S镇盛大仪式的传承与再生产过程中，国家权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进入当地社会，并在有意识建构的过程中再次确认了现代海洋意识。在海洋乡村治理过程中强化的现代海洋意识贯穿了海洋传统文化的再生产过程，而最终被重新强化的仪式行为融入进了人们日常生活，与当地社会的生计方式、社会秩序、集体记忆的更新都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涂尔干认为仪式最本质的是被集合起来的人们共同感受到了情感，并通过共同行动将这种情感表达出来。换言之，在传统文化仪式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开展共同的思想和行动”(50)[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6页。，至于外在形式则是不重要的。因此，在仪式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凝聚在仪式过程中的人们的共同情感，即对于海洋的敬畏与依赖。这种共同情感来源于渔民的日常生计方式，并对他们生活的社会空间秩序起到了稳固的作用。这种稳固作用是社会的外部力量——国家所不能强加的，是需要在社会内部通过传统文化自我完成的。

那么基于传统文化的仪式与社会秩序是如何在这里发生联系的呢？一种说法认为“仪式具有社会控制的性质和能力”，因为仪式本身就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强制活动和形式”(51)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这种强制性不是国家权力在社会中的强迫，而是指“任何社会总需要有相应的社会秩序，而维持秩序就必须借助相应的社会价值和实践形式，仪式便是二者的结合体”(52)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也就是说，仪式是一种能够综合社会秩序本身以及渔民的生计实践的特殊存在，在仪式发生的过程中，当地渔民的共同情感以及生计方式都融入其中并得以升华，渔民心灵得到慰藉与安抚，并在仪式结束的时候产生了稳定社会秩序的影响力。

对于传统海洋文化的再生产不仅重现了新时期海洋乡村治理话语体系淹没下的传统集体记忆，还印证了新的生计方式的合理性。单一捕捞的生计方式在历史的发展中势必会遇到挑战，新兴的多元生计方式诸如海洋旅游、渔民生活体验，以及渔家乐等不仅更加利于海洋生态，而且更加有利于当地乡村的振兴。S镇基于传统文化的开渔节等仪式过程，功能不仅在于凝结渔民集体意识中的祭海仪式，还是一个吸引外来者的盛大节日。这些外来者包括游人、海洋文化体验者，也包括可以为S镇经济注入新力量的投资者。生计方式的多样化转型在仪式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这种转型带给当地渔民生活以更多的可能性，从而减少了捕捞本身隐含的危险性与不稳定性。从当地社会发展与秩序维护的角度来看，S镇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再生产之于海洋乡村振兴与治理意义重大。

五、结 论

“国家把民间仪式纳入国家事件，让民众通过仪式参与国家活动，在当前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国家与社会在仪式上的互动，实际上是‘治理’这种新的行政方式的演练，有利于国家与社会更加广泛的建立‘治理’关系”(53)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那么，在当下海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通过承载了当地渔民日常生计方式的传统文化的仪式化再生产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从而避免了海洋乡村生计方式转型中出现的社会秩序不稳定，“增强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系和消除紧张形式”(54)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

作为“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55)[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7页。，一年一度的民间仪式在不断的巩固着渔民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与此同时，不断加强的记忆与情感通过仪式得以释放与表达。一方面，仪式给予了当地渔民心灵上的慰藉与安全感，社会秩序的内部力量得以巩固；另一方面，仪式强化了海洋生态保护的观念，对于国家层面的海洋社会治理起到了无形的促进作用，社会秩序的外部力量以更加委婉的方式作用于当地社会。

***总书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5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的科学论断，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再次明确生态保护不仅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乎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57)《十九代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444页。。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基于此，其中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关键就在于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问题”(58)任玲：《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历程、创新及经验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因此，对于海洋生态的保护是海洋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部分。本研究中S镇的传统捕捞业不仅对海洋生态造成不可再生的伤害，而且单纯依靠捕捞已然难以维系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对此，外部制度的推进与内部生计方式的转型共同促进了S镇的乡村振兴，从依赖单一捕捞业到多元生计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发挥促进生计方式转型作用的同时，促进了海洋乡村社会乡村振兴的生态转型，维系了当地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