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神·众生·国家:乡村多神信仰聚集地形成机制研究——以中原地区F县“烟雾山”为例

贾 滕

(周口师范学院农耕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周口，466001)

“烟雾山”，又名“烟雾山”、“乌鸦山”，位于豫东黄淮平原，嵩山山脉余支，隶属F县韭园镇后郑村，今只留下一高出地面二三十米、南北宽100余米、东西长1000余米的狭长土岗，加上山门广场、斜坡，共约400亩地，为古桐邱城遗址。春秋以来即建有庙宇，战乱时为民众结寨避难之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民间募集、民间管理，逐步建起了山门、戏楼以及一些仿古建筑的大殿 (庙)。现从南至北有14座，依次为:将军殿、老君殿、三官殿、关王殿、三仙殿、地藏王殿、奶奶殿、祖师殿、圣公殿、圣母殿、龙王殿、玉皇殿、人祖殿和老母殿等，分别供奉各路神仙，供人朝拜。农历初一、十五，山上山下进香朝拜的善男信女接连不断，尤其农历三月庙会时，来自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赶庙会的人，每日竟达数万，热闹非凡。

“烟雾山”这种几乎囊括各种民间敬拜神灵的乡间聚集地现象，在中原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该地与河南的“神洞”①周同宾:《神洞》，见《皇天后土——俺是农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河北的“梨区”②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社会》2008年第6期。等地的民间诸神信仰聚集现象，有一定的相似性。“庙会，可以觇世变”③佚名:《说〈嵩嶽庙史〉中的庙会图》， ［2013-07-02］(2010-01-19)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a788a0100g9ny.html。。结合当地乡村社会的生态系统，考察这种民间多神信仰聚集地的形成过程及其整合控制方式，无疑可以深化对当今乡村社会及其现代化转型的理解。

一、众生与诸神群像

“烟雾山”大殿前均有砖砌的香火坑或巨大的铸铁香炉，里面满满的灰烬和袅袅的香烟体现了神前人气旺盛。其中有殿门侧落款刘明的人留下这样四句话:“门里有老的女人坐着，照例有蒲团和功德箱;也照例供奉着君、母、爷、奶、菩萨、龙王之类的神灵，或横眉冷对或慈眉善眼默默地接受着人们或真或假虔诚的膜拜。”

1.众人需求各不同

每年农历三月三，在通往烟雾山的路上，信男善女，络绎不绝的。一些虔诚的信徒打着黄色的旗帜，组成敲鼓打锣的方队前往朝拜……离山脚三四华里，只见成排的电车、摩托车、面包车、小汽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停靠在路边，一直绵延到山脚下。走到山前，但见香客如织，人声鼎沸。不断涌动的人流旁边，有卖烤红薯、大饼以及小玩具等东西的，但更多的是卖香、纸的。①据笔者访谈时张某根老人介绍，每年“烟雾山”的香纸总消耗量当有100万元左右。香客在各殿进进出出，或烧香焚纸钱，或磕头作揖，或默立祈福，或放鞭炮……

这庙会上的人，大致可以分为烧香的，摆摊的，看戏的，看风景的，乞讨的等几大类，但烧香拜神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众多的香客，从年龄段上看，以中老年人，尤其中老年妇女居多，而且多数带着小孩;进一步从衣着打扮、言语谈吐观察，应该是农村留守群体;根据口音，结合随机访谈，可以推断出大多数人来自附近县、乡，但也有来自更远地方的。如一群老人，竟然来自100多公里外的开封。

从香客的表现看，除了凑热闹之外，大多数人都是带着“问题”(心愿、要求等)而来的，众人都说灵就行，至于这里的神有什么来历，并不重要。如开封来的一群老人，都不知道这个烟雾山的具体来历，只是慕名而来烧香拜佛 (神)，祈福求安。

卦摊的幌子当能涵盖众人的心愿诉求: “求子、求财、求医、问药，学运、财运、官运、运气、阴宅、阳宅、婚姻。”大殿后墙上的留言，应该是香客们的心愿写照:“让XXX打工挣到钱”、“XXX考上名牌大学”、“XXX与XXX幸福美满”、“明年好运”……

人丁兴旺、财运亨通、官运亨通、健康长寿、夫妻和美等是我们心中的梦想，但这些梦想却不易实现。一者这些都是众人竞相追逐的东西，或者本身就是稀缺资源，再者，这些东西的获得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单单依靠自身乃至家族的力量，往往难以达到目的，故而，借助神灵的力量，也算是一种寄托、希望。

2.诸神功能不一般

“神由人设”。有什么样的需求，就有什么样的神供人敬拜。“烟雾山”上，各路神仙杂陈:送子娘娘、人祖爷、龙王爷、观音菩萨、不知名的将军、五路财神、善家神、天坡 (波)府杨家将、石敢当、药王爷、土地神等等，但凡民间所有，在这里应有尽有。庙会期间，甚至可以看见在空地上放一破纸箱，里面放一个半尺高的白瓷财神像，也有人膜拜、烧香、奉功德钱。

这里，传统神祗结合时代特征，被赋予了新的功能:财神要保佑出门打工挣到钱;人祖爷、送子娘娘保佑生了女孩，再生个男孩;土地爷不仅保佑一方平安，还要保佑庄稼丰收;善家神要保佑家庭和睦，尤其是在外打工、做生意的老婆 (老公)不能有外遇……恰如老母洞门前对联所言:“四方之中能保全，老少在外保平安”。

既有所需，便有所求，但有所求，神祗便被赋予此种神通。需要的多，全能神 (如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尤其是观音菩萨、包青天也被宣传为全能神，其实就是说，无论你有何求，该神祗均能所应)、专业神便多。于是各路神仙齐聚此地，被轮流膜拜——庙会期间，每座殿前，无不是青烟袅袅、纸灰乱飞、人流拥挤，人们竞相在神像前上香烧纸、心中默念、虔诚膜拜、奉功德钱……

庙会中众人的行为、心愿、需求等，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乡村社会的观念与诉求。

二、政府主导与双重解读

根源于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积淀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的庙会文化，长久以来镶嵌在民众的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构成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但是，民众之上有国家。国家总是要以种种举措干预民间信仰、引导民间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当今，地方政府也根据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庙会文化的话语建构，体现出对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的规范与引导。

1.政府主导

“烟雾山”民间杂神聚集地虽是民间自发的产物，但也体现着国家 (政府)的规范化管理。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烟雾山”附近村庄的“善男信女”和几十个窑场主自发捐款、捐粮、捐砖，或以工代劳，自发重建“烟雾山”上的诸庙群。随着庙越修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农闲时节，来看戏、烧香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引起政府注意。县、乡政府开始过问，县宗教局、公安局派人调查，并一度羁押为首人员。

到20世纪90年代，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大背景下，当地政府转而以支持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名义，支持“烟雾山”的种种活动，但加强了监管力度。2002年，在县宗教局、镇政府与当地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后郑村人为首的民间性质的“烟雾山”道教民主管理委员会。“管委会”对各殿统一管理，建立了《办公室工作制度》、《例会学习制度》、《财务制度》、《殿堂防火安全制度》、 《评优制度》、 《安全保卫制度》、《卫生制度》等，各殿由一些老会首①指那些自发涌现的、热心操办民间信仰活动，自己也较为虔诚信仰的人。往往是当地一些老头老太太。负责。

“管委会”收入来源主要是功德钱、募捐钱等，主要用于殿堂修缮、附近道路修建、植树绿化等。当然，对一些工作积极的会首也有一些精神与物质奖励。

“管委会”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国家宗教政策条文写在墙上。大型活动期间，镇党委、派出所往往会有人过来巡视。

2.双重解读

中国历史上，传统国家往往通过区分国家的正祀、民间的杂祀和“淫祀”，为神灵信仰划定疆界，许多兴盛的庙会文化被纳入国家信仰，由官员定时祭祀，而民间敬神的香会往往要请著名官宦书写碑铭，以壮声色。这显示出国家对这种民间信仰及其所显现的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趣和重视，以及官方对民间信仰及相关活动的共享——通过民间信仰表现出一种“国家—民间”社会关系。在这里，民间社会利用了国家，国家也利用了民间社会，双方存在着温和的互动。②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民间文化话语

几乎所有的庙会文化反映的民间信仰都有其共同点:典籍中刻画的神灵形象——即有某种历史根据，神话传说与民间传说的层垒叠加——民间思想基础，巍峨陵庙与庄严仪式的烘托以及职业性、半职业性的神职人员或者笃信者的示范效应——神圣空间带来的心理暗示以及信仰积极分子对普通民众的引领。③赵权力认为，淮阳 (离烟雾山约75公里)人祖爷信仰的神源性来源有三:典籍中刻画的生灵形象、传说里渲染的“人祖”地位、巍峨陵庙的烘托。见:赵权力:《近代以来淮阳人祖爷信仰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那么，“烟雾山”民间信仰聚集地也具备此三个民间信仰的共同点。

上所说的三点共同信仰基础，体现在具有地域特色的庙会文化之中，便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参会者集体行动的传统。

“烟雾山”有关于黄帝、炎帝大战，老子传道以及真武大帝修道等3个传说。从山门前清朝道光末年的修庙碑上可以看出，早在春秋时期，“烟雾山”上已经建有庙宇;唐代咸通元年 (860年)，人们在原庙基上建成九重大殿。又据清朝光绪年间《扶沟县志》记载，“‘烟雾山’又名古桐邱，今名天井陵，桐邱宿雾为扶沟八景之一。”…… “山高数丈，地势险要，山上古碑断碣，多千余年物。烟云缥缈，迥绝尘寰”。④(清)熊灿，张文楷:《扶沟县志》(光绪十九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104页。解放后尚有残存古砖古瓦大殿，被人扒掉，用作修建公社礼堂、学校;现在山上尚有古残碑，碑文已不可辨认。

1980年以后重修的大殿，虽非巍峨壮观，但仿古气息甚为浓厚，与庄严肃穆的神像、绕梁袅袅的香烟一起，构成了强烈的神圣空间心理暗示。

传说与信仰的物化存留，无疑增加了当地民众的历史记忆、构成了烟雾山庙会文化的民间信仰基础。

此外，作为大型的群体性活动，参与者的组织传统与示范效应，对个体的参与具有重要的影响。庙会期间，可以见到乘着各种交通工具、打着进香旗帜的团体前来赶会，亦可见到一些一连几天都在会的老斋公。这些人方圆百八十里的庙会都赶，他们白天随便吃点东西，就是在大殿的神像旁静坐，谓之守功。夜里或在大殿或在殿外树旁蹲一宿，第二天再守功，一连几天如此，甚为虔诚。笔者曾访谈一个来自一百多公里外的老年妇女，问她为什么赶庙会、守功，答: “不来赶庙会浑身上下不舒服，是XX爷在叫我，我非得来。花点路费不算啥，赶了会回去，身体也舒服，心里也舒服。”

2)主流文化话语

作为一种传统的、以民间信仰为基础的庙会文化，作为群众自发性的参与活动，要想完全消除部分庙会参与者仍然怀有的迷信、崇拜、期望、寄托等心理恐怕一时难以达到。但是，在当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主流话语下，庙会活动往往是作为弘扬“文化遗产”的载体，以提高地方知名度、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主办的——政府以其强大宣传、动员能力，建构了现代意义的庙会文化话语体系。

1982年，“烟雾山”被F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被市政府、市文化局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 “烟雾山”庙会的5年保护计划已经出炉，当地文化部门也作了将将“烟雾山”庙会纳入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划。

当地县政府招商局、镇政府，在对外宣传中，宣称:烟雾山是“集商品贸易、民间风俗文化、旅游开发项目的宝地”;当地高校的美术学院，曾组织师生设计了“烟雾山景观设计图”，等待商家投资开发。

三、小群落中大社会的生成路径

探究“烟雾山”民间信仰聚集地的形成原因，发现其有具体的生成路径——以“传说”为文化基础，以“积极分子”及其活动为动力，聚集地的最终形成乃多元诉求之下的“共谋”达成，此种生成路径，或可作为考察相关问题的参考。

1.“传说”

“神话”“传说”是民间信仰聚集地形成的文化基础，长久以来，“烟雾山”流传着3个传说。

1)炎、黄战蚩尤的古战场。相传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部落首领炎、黄二帝联合在“烟雾山”下与南方的蚩尤部落展开一场恶战。蚩尤不能取胜，就使出法术，张开大口喷出浓浓烟雾、3天3夜不散。黄帝造出指南车，使军队在浓雾之中能辨识方向，并乘机反攻取胜。“烟雾山”上多雾的传说和名称由此而来。后人在“烟雾山”建庙宇以示纪念，并把黄帝三月初三出兵的日子定为吉庆日，以后逐渐演变为庙会日。

2)老子布道第一站。相传老子离开鹿邑西行布道，行至“烟雾山”，口渴难忍，但方圆数十里找不到一滴水。当地老百姓告诉他，此地挖不水，只能靠雨天积水活命。于是，老子便召集当地村民在岗子上讲经说道，感化天人。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他的面前突然冒出一口取之不竭的井泉来，人们欢呼雀跃，口称神奇，尊称此井为“天井”，此岗为“天井陵”。

3)芦苇穿足，鸟雀贯顶。相传真武大帝到太和山修道，途径“烟雾山”，在山中盘腿休息，闭目合掌，心无二用，一坐就是一年。由于专心致志、修炼日久，地上茅草长出的新芽穿透了脚板，也不知疼，乌鸦在头上做了窝，孵出了幼鸟，也不知晓——这就是“芦苇穿足，鸟雀贯顶”的由来，也是此地叫“乌鸦山”的由来。

传说是演绎的结果，但广为流传的传说，不但折射出当地大致的社会文化发展脉络——从远古的南北交融文化到后来的中原本地的道文化，而且反映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并成为进一步演绎的话语基础。

2.积极分子群体

这里的积极分子群体，包括操办庙会事务的会首，信仰虔诚、积极“布道”的“老斋公”，积极募捐的会头，积极捐献的香客等，即“造神者、操办者—积极拜神者—管理者”，在此群体的合力作用下，形成一种动力机制。

如张某根，1980年后“烟雾山”造神与操办会事的积极分子群体中的领头人物。自称世代贫农，党员，1974年从部队转业，转业后任大队干部，现已经74岁 (推测约1939年生)，家住“烟雾山”下，正对着山门。据他讲，改革开放前，上山敬神烧香的群众就不断，尤其初一十五，外地来的群众更多。外地来的当天回不了家，或者想守功，没地方吃、住，就借住他家。改革开放后，一则为方便群众，二则为发展当地经济 (张一直不肯讲自己信与不信)，就与周边一些窑场主、做生意的商量，发动募捐，在原址上自发修了一些殿。他家也开了小饭馆、小旅馆，以收费方式供香客食宿。当然，在此过程中，张曾受到政府的批评，甚至一度被关押。在张积极活动的同时，当地一些老斋公 (主要是一些老年人)也开始活跃起来，不但自己捐钱、捐物，还到处宣传、募捐，看殿值守，打扫卫生、招呼往来香客。

随着时间推移， “烟雾山”山上的庙越修越多，而且，农业税费减免后，国家注重以经济杠杆调节、利益诱导等发挥乡村自身积极性的方式治理乡村。在此背景下，政府默认张某根等人管理庙会事宜。但张日益年老，操办具体事渐显吃力，随后由较为年轻的后郑村人郑某庄任管委会领导 (张有亲戚在县工作，此事受到亲戚的大力支持)。

据郑某庄介绍，前几年，各殿功德、募捐收入每年有十几万元，近两年有七八万元。但目前采取了多种新的经营形式。山下面开辟了旅游活动项目，如骑马照相、小孩转转车等;更有外地人投资，正在盖一处大殿，约定收30年功德钱，然后大殿归管委会所有。

据观察，各殿值守人员多为中老年妇女，非常“敬业”，有好多人吃住都在山上，往往是在大殿旁搭一间简陋的小房子住。进一步观察，有的小房间里有电动车、香纸等，应该是附近亦农亦“神职”人员居住。空闲时间，他们在附近开辟有菜园，甚至养有鸡鸭、羊。从年龄段看，应该也属于留守人员。访谈中发现，各殿值守人员心态不一。大多数人强调信神、积德，但一男性老人相当坦诚:“功德箱里的钱归管委会，扔在功德箱外面的钱是各殿的——守一天，比放羊强多了。”利益驱动的心态可见一斑。

3.多元诉求之下“共谋”达成

笔者调研期间，张某根带我们绕山而行，除了讲解各殿情况外，主要讲自己的规划:“把‘烟雾山’几百亩地圈起来，把附近的小河水引过来，种上垂柳，建几个亭子，美得很。人们来这里烧香、旅游、吃饭，肯定能赚钱。”

落款韭园镇政府、F县招商局的招商标书《烟雾山风景区旅游开发项目》，2008年作为重点项目挂在F县人民政府网站上:项目占地200亩，其中建筑物占地2万平方米，包括庙宇、戏楼、山门楼、观光岩上山车道及旅馆等。镇政府规划开发北大街农贸综合市场，可直接连通“烟雾山”景区，经济效益可观。投资规模1000万元。合作方式:独资、合资、合作。①扶沟县人民政府:《烟雾山风景区旅游开发项目》 (2008-12-18)，http://www.fugou.gov.cn/fgw/News_View.asp?NewsID=1069。

无疑，地方政府希望赋予庙会新的内涵，为地方经济发展、人文面貌的改善等起促进作用。

总之，在市场化的驱动下，造神者、操办者、地方政府构成了民间信仰聚集地形成的动力机制，即在“烟雾山”具体的文化场域下，“殊途同归”，在文化与市场的合力推动下，聚集了多神、形成了繁盛的庙会。

四、代结语:具体地域乡村庙会文化现象思考

毋庸讳言，乡村民间信仰，其实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有事则信，无事便罢;信你也信他，病急乱投医;寓信仰于生活、娱乐之中，对于大多数庙会中人来说，或谋收入、或凑热闹、或解心事 (许心愿)——生活中的点缀、娱乐，聊胜于无，可以看作民俗与娱乐的结合。但就历史传统与积极意义而言，中国农村民间信仰是华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样式在乡村按其内在逻辑展开的感性教化形态，是以儒教家族伦常为教化基础、以儒道释三教“神道设教”大众教化为美善旨归的多神信仰和日用体验，其教化义理是儒教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伦常关怀、道教善恶承负太上感应以及佛教因果报应等劝善惩恶思想的一体混融，其具体内容涵盖了与天地祖先、仙佛鬼神感通紧密关联的农村生活日用，乡约家祠、尊天祭祖、求福祈年、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民俗忌禁以及戏曲庙会、算卦风水等，俱在其内。②李明:《对当前中国农村信仰多元化格局的初步思考》，《学术界》2012年第4期。

文化是具体地域社会实践的产物。“烟雾山”庙会上的种种情形，既是乡村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社会现实的映射。以“烟雾山”所在的F县为例。该县地处豫东平原，昔日黄泛区腹地，总面积1173平方公里，耕地113万亩，人口70余万，距省会120公里，位居中原城市群之中，是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优质棉生产基地县、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县、果菜十强县，但打工经济一直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该县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有12万多人，2012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319元，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占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务工收入，依然是农民收入的半壁江山……随着内地发展潮的进一步到来，打工经济在农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只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③周口市扶沟县统计局:《扶沟县2013年农村经济发展调查报告》，(2013-07-11).http://www.ha.stats.gov.cn/hntj/tjfw/tjfx/sxsfx/ztfx/webinfo/2013/07/1372985471926499.htm。

但是，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带来的直接负面后果是农村留守群体问题。如留守妇女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婚姻不稳定等，留守老人家庭负担重、经济状况差、疾病困扰多以及权益受侵害，尤其是赡养权益问题比较突出等。

就笔者访谈的“烟雾山”庙会的参与群体来说，起组织、推动作用的骨干人群，如张某根④如，张某根2个儿子，一个在广东打工，一般一年回来一次;一个在跑长途运输，几个月回来一次。、郑某庄以及各殿的老斋公，几乎都是农村留守中老年人。而留守的农民群体，尤其是中老年农民们，从传统的农耕文明中走来，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蓦地面对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不能不惊诧、困惑、无奈、茫然，陷于左支右拙、不尴不尬的境地。①周同宾:《皇天后土——俺是农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封底。虽然大环境确有改变，但是，几千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认知标准、道德规范，乃至话语系统、言说方式，并没有多少改变，农耕文明造就的传统农民依然用固有的路数关照世界，表述世界，看待自己，解释自己……庙会无疑仍然是他们寻求集体归属、寻求安慰，获取信念与希望的场所，是家庭、社区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补充。

“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②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虽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向传统寻求精神支持与国家的现代性导向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张力，但民间传统信仰文化资源中的向善、敬畏、和谐等与现代公民教育的目标也有一致性的一面;而且，作为集体倾向的民间文化活动，是一种基层凝聚因素，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在市场、民间自发的“无形之手”之外，政府如何利用“有形之手”进行现代性规范与引导，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常新的课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自然演进与人为建构的统一，而建构应该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庙会以及庙会文化本来是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社会心理的产物，是一种民众自发、自愿的行为，是民众的生活方式，是乡村的社会构造。而“文化的转型，不是一夜之间一种文化突然变成另一种文化，不是骤然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在文化内部变动逐渐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出新的文化。这种变化不论有多么巨大，多么深刻，它终究是在旧有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的……真正有生命的民族文化传统——摧不垮、打不烂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在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中，是沉淀在他们的文化心理和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中。”③耿云志:《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问题与趋向》，《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是习俗 (文化)而非本性塑造了人。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相风土之变迁而因势利导，司牧者之责也。”④(清)熊灿，张文楷:《扶沟县志》(光绪十九年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1976年版，第553页。政府在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的引导与规范的过程中，在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尊重民众意愿、尊重社会规律，以“和谐”、“宽容”的理念行事，即“顺天应人”——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尊重民众的意愿，方能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