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三题

赵望秦，马君毅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晚唐人孙樵字可之，①《新唐书》卷六〇《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08页; 《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孙樵集十卷”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一说字隐之，②《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八“孙樵经纬集三卷”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21页。自谓关东人，③《孙可之文集》卷首《孙可之文集序》，卷七《寓居对》，卷一〇《骂僮志》，《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第十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66、88页。而未详具体州县。又，一说其为辽东人，④《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辛集别集类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46页;《奎章总目》卷四，《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44页。亦不悉何据。至于其曾“授中书舍人”之说，⑤《善本书宝藏书志》卷二五“孙可之文集十卷”条，《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79页。则未闻于他书记载。除此之外，孙樵的主要事行见于《孙可之文集序》自述，当为可信。其作品仅存三十五篇散文，今传版本最早者为宋蜀刻《孙可之文集》，有二本，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有元代宫廷的“翰林國史院官書”长方大木印，⑥为准确反映原本面貌，本文对其中的钤章、帝讳及校勘、题跋等文字，俱录作原字繁体。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9年与1994年据以影印为线装本与平装本，后者收入《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中。另一本有清人黄丕烈、顾千里的题跋文字，北京图书馆 (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曾于2003年影印为线装本，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中。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自清初现身以来，虽多有研究论述，然仍存诸多疑惑尚待梳理，本文即摘出其中的三个问题加以探讨，略呈管见。

一、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源自于孙樵编辑本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的渊源所自，学界迄今尚鲜发覆。

按，《孙可之文集序》乃作者自序，谓其于唐僖宗中和四年亲手从平生“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等二百馀篇中精选“三十五篇，编成十卷”。正与宋蜀刻本的卷帙篇目相合。

又按此本中的避唐帝讳字多被后人回改，然仍有未尽改者。卷五《武皇遗剑录》所谓“驅貔武之師”，“亟發武符”，按“武”即“虎”，为避李渊祖父李虎之名讳而改。卷二《书褒城驿壁》所谓“魚釣則必枯泉”，卷五《龙多山录》所谓“日薄于泉”，按“泉”即“渊”，为避高祖李渊之名讳而改。《孙可之文集序》所谓“代襲簪纓”，卷十《复召堰藉》所谓“代邈時移”，按“代”即“世”，为避太宗李世民之名讳而改。卷二《书褒城驿壁》所谓“號爲理平”，卷六《复佛寺奏》所谓“殘蠧於理者”，卷八《潼关甲铭》所谓“理為大和”，又《舜城碑》所謂“理士朔方”，按“理”即“治”，为避高宗李治之名讳而改。卷一《大明宮赋》所謂“不得逃明殛”，按“明”即“显”，为避中宗李显之名讳而改。卷一《露台遗基赋》所谓“乃因其崇”，又《出蜀赋》所谓“繚巒岡而四崇”，卷三《与李谏议行方书》所谓“秩優而位崇”，按“崇”即“隆”，为避玄宗李隆基之名讳而改。如此等等，无疑为唐人写本之遗留。

此集的多篇文章有孙樵自注，其中的两条自注涉及唐帝避讳，尤足以说明问题。卷一《大明宫赋》:“嘉賞失節，怒罰失殺，奪農而徭，厚天而雕，吾則反耀而彗”，自注曰: “永崇、總章中，彗星屢見也。”按“永崇”即“永隆”，以避唐玄宗讳而改者，与“总章”俱为唐高宗年号。卷五《孙氏西斋录》:“崔察賊殺中書令裴者何?詭?梯亂，肇殺機也。”在“者”字下有自注:“名犯武宗廟諱。”在“也”字下有自注:“裴爲顧命大臣，屢白天后歸政。御史崔察廷詰裴曰: ‘若不有異謀，何故白太后歸政。’天后遂發怒，斬裴于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按所谓“裴”者，即“裴炎”也， 《旧唐书》卷八七、 《新唐书》卷一一七有传。又按唐武宗名炎，与裴炎同名，故用避讳方法之一的空字以避之，而在自注中特予说明，以昭示臣下严守尊敬皇上的有关礼法，当为作者之所为无疑。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乃源于作者孙樵的自编本。至于宋蜀刻本前溯至作者自编本之间各本的递嬗关系如何，也就是说，其间传抄了几次，刻印了几次，宋蜀刻本直接据以刻印的底本是哪一种，则因文献阙如，目前尚难判定。

二、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刊印于宋光宗绍熙年间

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的刊印行世始于何时，学界说法有三，或谓南宋初年，①《楹书隅录》卷四“宋本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十六册二函”条及“宋本孙可之文集十卷二册”条，《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上册，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231、246页;《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卷一五“孙可之集十卷”条，《海王邨古籍书目题跋丛刊》第七册，北京:中国书店，2008年版，469页。或谓南宋中期，②《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说明》，《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或谓南宋初至南宋中叶之间，③《宋本》上编《宋本概览·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按后文凡参引此书仅注出书名、页数)时间上颇显过于笼统。

此本遇宋帝名讳，如“玄”、 “舷”、 “朗”、“弘”、“泓”、 “貞”等字缺笔。避讳至宋光宗，如卷五《武皇遗剑录》中的“能克大憝”之“憝”字缺笔，以避宋光宗赵惇之嫌名。又卷十《复召堰藉》中的“治稱廉平”之“稱”字缺笔，按《宋史》卷三六《光宗纪》、卷一二三《礼志》、卷二四四《安僖秀王子偁传》，赵子偁者，乃宋孝宗之生父，追封为秀王，追谥为安僖，光宗于绍熙元年三月特下诏令为其避讳，而“稱”即赵子偁的嫌名，故缺末笔。据此二讳字，及宁宗以下诸帝均不避讳，可知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当刊刻于光宗绍熙年间。

三、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所存二部乃初印与后印之关系

在存世的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统唐人集中，唯一有复本且俱为足本者是《孙可之文集》，其他各种仅剩孤本以至残本，此一现象已颇为学人所关注，④《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二《校宋蜀本孙可之文集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32、633页;《文禄堂访书记》卷四“孙可之文集十卷”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页;《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上册，第247页;《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宋本》，第68页。至于这两部《孙可之文集》之间有无差异、关系若何，则绝无论及者。若详检此二部书，其中的文字异同是相当明显的。为了论述上的简便，姑称其中有黄丕烈、顾千里题跋而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的影印本为甲本，称另一有“翰林國史院官書”长方印而被收入《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的影印本为乙本。

仔细对勘甲本与乙本，可以发现甲本上的许多讹误文字，在乙本上已被剜板改正，而这些剜改的字，无论字体还是字划，都明显有别于全书的其他字迹。如甲本卷一《大明宫赋》正文中的:“仰貽俛駭”之“貽”字，自注中的“息焉疋至七十萬”之“焉”字，又《露台遗基赋》正文中的“如蹈春氷”之“氷”字，在乙本上分别剜改为“眙”字、“馬”字、“水”字，且字体较小，字划颇拙，剜板的痕迹甚清晰。下面将二部书的异文全部摘出，以列表的方式标示，可收一目了然之效。

卷次篇目 甲本 乙本 备注卷一《大明宫赋》仰貽俛駭 仰眙俛駭 按剜改者是。息焉疋至七十萬 息馬疋至七十萬 按剜改者是。卷一《露台遗基赋》唯日兢兢如滔春氷 唯日兢兢如滔春水 按剜改为“水”，反而似误。卷一《出蜀赋》 濟潼images/BZ_123_708_638_743_674.png之重江 濟潼梓之重江 按剜改者是。徜images/BZ_123_671_697_703_732.png文章之林圃兮 徜梓文章之林圃兮 按剜改者是。易于即腰笏 易于即自腰笏乙本“易于即自”四字俱为剜改，增一“自”字，故字体较小。《文苑英华》卷三七一、《唐文粹》卷一〇〇俱作“易于即自”。卷二《书何书易于》故治視益昌 其治視益昌 《唐文粹》亦作“其”。樵遇出益昌 樵道出益昌 《文苑英华》、《唐文粹》俱作“道”。使賦出粟帛 使賤出粟帛 《文苑英华》亦作“赋”，误。《唐文粹》亦作“贱”，是。反若干盜《文苑英华、》 《唐文粹》俱无此四字，盖为衍文，故剜板空字而不补。卷二《书褒城驿壁》”。卷三《与高锡望书》雖以供饋之隟萬治之 雖以供饋之隟葺治之 《文苑英华》卷三七四亦作“葺”。《唐文粹》卷四九作“一二力反居有千百言在筆下 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 按剜改者是。公聞新江 公開新江 按剜改者是。卷四《梓潼移江记》飢images/BZ_123_671_1642_699_1677.png賴厚直 飢卒賴厚直 按剜改者是。滎陽公曰柰何 滎陽公曰奈何潗嶺北立間可爲閣道 潗嶺北並磵可爲閣道 按剜改者是。卷四《兴元新路记》行者多若於此可爲淺路以易之行者多苦於此可爲棧路以易之 按剜改者是。高祖不敢立武氏 高宗不敢立武氏 《唐文粹》卷一〇〇亦作“宗”。登嫌黜家 登嫌黜冢 《唐文粹》亦作“冢”。卷五《孙氏西斋记》故時以王后配高宗 故特以王后配高宗 《唐文粹》亦作“特”。俱使亂天下 果使亂天下 《唐文粹》亦作“果”。皆所以搆邪合正 皆所以敺邪合正 《唐文粹》亦作“敺”。不能朴直骨於枯墳 不能抃直骨於枯墳 《唐文粹》亦作“抃”。卷五《武皇遗剑录》武皇曾不待疑 武皇曾不持疑 按剜改者是。即令戶口不暇於開元 即令戶口不下於開元 《唐文粹》卷二六下亦作“下”。卷六《复佛寺奏》國家方故畢出 國家萬故畢出 《唐文粹》亦作“萬images/BZ_123_671_2469_705_2503.png”。而 筦加筭矣 而榷筦加筭矣 《唐文粹》作“榷”，異體字卷七《序西南夷》與國子堦嗚者 與國子偕嗚者 按剜改者是。卷八《潼关甲铭》樵過而貽之 樵過而眙之 按剜改者是。其甲愈弊 其中愈弊 按剜改者反而似误。卷十《读开元杂报》宰相與百寮廷爭十刻 宰相與百寮廷爭一刻 《唐文粹》卷四九亦作“十”。按二者均似可通。卷十《骂僮志》冐者觸雪 冐雨觸雪 按剜改者是。徒若其神 徒苦其神 按剜改者是。卷十《复召堰藉》聲先削然 聲光削然 按剜改者是。

再仔细对勘甲本与乙本，还可以发现甲本上的字迹完整清晰，而乙本上的字划则多有断损，这也是古籍后印的特征之一。略举数例，以见一般。卷首《孙可之文集序》“得二百餘首”之“百”字，甲本字划完好，而乙本已残最末一横。卷一《露台遗基赋》“問于牧者”之“牧”字，甲本字划完好，而乙本已残左边一撇。《出蜀赋》“恠若虎而欲噬”之“若”字，甲本字划完好，而乙本已残最末一横。卷二《书何易于》 “及其有之”之“有”，甲本字划完好，而乙本已断损右边的竖钩。《书田将军边事》“南蠻殘我”之“殘”字，甲本字划完好，而乙本已缺左边一点。又“又擇群蠻子弟”之“擇”字，甲本字划完整，而乙本已残最末一竖。

综合以上两点，足可证明甲本是在未经过剜板前印成的，而乙本是在发现甲本有文字讹误而经过剜板改正后印成的，而且是在隔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

最后还需特别强调一点。宋蜀刻本《孙可之文集》历经千馀年而能流传至今，实属不易，故亦实属可贵。但又无庸讳言，此本文字上的鱼鲁亥豕，实为繁夥，甲本既有朱笔校正“得其大半”，①乙本又有剜板改正，已见上文，讹误衍脱，依然存在，若与明正德十二年王鏊刻《孙可之文集》，以及翻刻此本的明天启五年吴馡本、毛晋汲古阁本《孙樵集》《孙可之集》略作对勘，即可明了。如宋蜀刻本卷一《大明宫赋》“繚啓居”之“”字，“廟祐徹主”之“祐”字，俱误，而正德刻本与汲古阁刻本作“瀛”，作“祏”，俱是。可见，“虽宋刻，亦有讹脱”②，“盖宋本虽古，未必可尽依;明刻虽晚，亦不无可取;是要在善校、善读者而已。”③就此而言，宋蜀刻本与诸明刻本之间的嬗递关系，以及各个明刻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亦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拟另辟专文，此处不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