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糯稻种植的历史变迁——以黔东南黎、榕、从为例

杨筑慧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国家与地方、大传统与小传统、中心与边缘所形成的对举关系，对不同区域民族的社会文化所产了重要影响，其不仅表现在历史场景中，也表现在当下的空间里。就糯稻种植而言，其属性归于农业范畴，是部分地方群体在特定时空下为满足生存而逐渐生成的一种生计方式。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或许它会沿着自己的轨迹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演变。如果从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的视角来说，在此生计方式之下还会衍生出特定的文化事象，成为依赖这一生计方式生存的族群特有的社会文化景观。不过，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受后现代思潮和环境保护运动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人类学过多的关注于地方文化与特殊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而对外部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及影响着力较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环境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在美国著名环境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看来，生态人类学主要从生态学领域吸取营养，因此它用科学主义的视野来考察地方社区对特殊生态系统的适应;而环境人类学则从后结构主义社会文化理论、政治经济学以及跨国主义和全球化新进展等多个领域中获得思想源泉，故当代环境人类学更强调权力与不平等、文化与历史偶然性、知识生产的重要性以及日益呈现的跨地域进程等问题。①付广华:《修复“自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10 页。如果说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在研究理念上较为重视共时性的研究的话，那么环境人类学则奉行的是长时段的历时性探索，更为重视在此过程中知识、权力、话语的影响，由此而来的是区域社会的变迁。社会文化变迁是民族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对变迁动力或原因的探讨，是了解和认识或理解人类社会的基础。在笔者看来，尽管侗族偏居西南一隅，其糯稻种植在历史上曾居于生计方式的主导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糯食文化”。然而，在历史的演进中，政治、政策的影响渗透到了其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基础——糯稻种植，并由此而带来了社会文化体系的变迁。本文即借鉴环境人类学的理论范式，主要从政治政策的视角对侗族糯稻种植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旨在探讨侗族社会文化变迁的外在因素，以及如何对地方性知识的认知。

一、侗族与糯稻

侗族人口2879974 人(2010 年人口普查统计)，主要分布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区交界处，湖北恩施地区亦有少数散居。贵州侗族则主要聚居于黔东南地区，尤以黎平、榕江、从江三县较为集中，约占全国侗族总人口的20%，且传统文化保存较好，也是目前贵州糯稻种植面积较多的区域。

“侗族”之称是20 世纪50 年代初民族识别后对分布于黔、桂、湘交界地区自称为“更”、“金”、“干”等地方性群体的一个概称，该概称与明清一些史籍中称今贵州东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北部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为“峒 (蛮)”、 “狪(人)”、“洞(人)”、 “峒苗”等族群有关。①杨筑慧:《中国侗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4 页。清代《柳州府志》卷30 “瑶僮”说: “侗人所居谿峒，又谓之峒人”。溪峒是指四周环山的平坝，该平坝中溪流纵横，可见，此名称与侗族先民所居地理空间有关。一般来说，学术界多认为侗族源于古代的百越族群，与骆越关系密切。宋代之“仡伶”、“仡榄”、“伶”被认为是侗族作为单一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最早名称。②《侗族简史》编写组:《侗族简史》，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2 页;张民:《侗史研究》，载于罗廷华、王胜先主编:《侗族历史文化习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年12 月，第35 页。《宋史·西南溪洞诸蛮》说:乾道七年(1171)靖州有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辰沅州蛮”说:辰、沅、靖等州，有仡伶，仡僚，仡偻，山僚，俗亦土著，“男未娶妻者，以金鸡羽插髻;女未嫁者，以海螺为数珠挂颈上”， “农隙时，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数人吹笙在前导之。”这些姓氏和习俗均与现今一些地区的侗族有相类似之处。

糯稻，为一年生草本植物，是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籼稻和粳稻的变种，糯稻的颖果即糯米。由于长期的生殖隔离和地理隔离，籼稻和粳稻彼此间在农艺性状和生理特征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无论籼稻或粳稻，根据大米淀粉性质的不同可分为粘稻与糯稻两类。粘稻米质粘性小而胀性大，糯稻胚乳多含支链淀粉，粘性强，胀性小。籼稻和粳稻都有糯稻，即籼糯稻和粳糯稻。糯稻的种植是与栽培稻联系在一起的。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长江中下游流域是史前稻作分布中心所在，③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 年第2 期，第64 页。而百越族群是中国最早的稻谷栽培者。④李昆声:《百越—我国稻谷的最早栽培者》，载于《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年。但史书中所载越人虽然从事稻作，但并没有说他们种的是粘稻还是糯稻，或两者兼而有之。据一些学者考证，甲骨文中的“秫”是“糯”最早的名称，《礼记·月令》有“秫稻必齐”之言，西汉《汜胜之书》则有“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之载。北魏时期的贾思勰亦将糯称为“秫”， “有秫稻，秫稻米，一名糯米，俗云‘乱米’，非也。有九格秫、雉木秫、大黄秫、棠秫、马牙秫、长江秫、惠成秫、黄满秫、方满秫、虎皮秫、荟柰秫，皆米也。”⑤(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二，水稻第十一)，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秫”在《诗经》、《说文》中分别被写作“稌”和“稬”。“稌”在其时作酒原料而用，⑥游修龄，曾雄生:《中国稻作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52 ～53，58 ～59 页。如《诗经·颂·周颂·丰年》云: “丰年多黍，多稌”。宋人丁度《集韵》称:“稌，同都切，音徒，稬稻也。”稬是糯的同义字，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稻》称: “凡稻种最多，……黏者，禾曰稌，米曰稬。”《说文》载:“稬，沛国谓稻曰稬。”说明在今安徽宿县一带，汉代时已有糯的种植。可见，糯稻的种植与食用在中国已有很久的历史。

自宋代开始，历史文献对糯稻的记载逐渐明细，如宋人曾安止著有《禾谱》，而到明代，有关糯稻的记载更加翔实，不仅有主要的栽种区，还有许多品种，如黄省曾的《稻品》等，反映了糯稻在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从目前相关记载来看，以记录江浙、岭南地区的糯稻种植为多，兼及西南极少地区。不过，相关书中仍未对何族群种植糯稻作确切的说明。因而，侗族先民何时开始种植糯稻，笔者也难以考证。但从清代和民国时期在今黔东南一些地区所进行的“糯改粘”或“糯改籼”，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当地侗族仍大面积种植糯稻的情形来看，至迟在清代，糯稻已是当地居民重要的粮食作物。糯稻具有较强的生态环境适宜性，阴、锈、冷等田均可种植，其高杆特性还可储藏大量的水，丰富的营养价值亦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在我国古籍文献中，还有诸多的医书记载了糯作为主要原料的药品方子及滋补良方。除了作为粮食，糯及其附属物在侗族社会中运用广泛，可做年糕、粽子、酿酒原料，糯杆可烧成灰作染料、洗洁剂等，糯草做草鞋、捆绑东西、草标等，其他还可作床垫、腌制鱼肉的隔层、牛的饲料、扫帚等等。以糯食进献神灵对侗族人来说是必不可缺少的。由此来看，糯在侗族社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反映了糯的社会生命史。

需要说明的是，在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对糯稻的称谓有“禾”和“谷”。谷既可以是糯，也可以是非糯，但禾却特指糯。作为谷的糯，一般用镰刀收割后可以在田间用谷斗脱粒;作为禾的糯，多为高杆，不易脱粒(以前多在石板上用木棒反复搓揉)，多用摘禾刀一根根摘穗。收割后，常茎对茎向内，穗头向外，一根根叠放在一起，按一定份量(约15 ～30 公斤)捆扎起来，称之为“把”，挂在村寨外面或寨子内粮仓旁的禾晾架上，这一收割方式既减少了晾晒稻谷所需的空间，以及种子混杂的机会，同时也给秋天的村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景色。

二、宋至清时期对侗族先民地区的开发

如上所述，侗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族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宋代，故本文即从该时期中央王朝对侗族先民所在区域的治理说起。宋以前的侗族先民被包含在秦时的“黔中蛮”、汉代的“武陵蛮”或“五溪蛮”、魏晋时期的“僚”中。自唐宋以来，中央王朝便在今侗族所分布的区域设置了“经制州”和“羁縻州”，前者由中央王朝直接委派刺史，后者则委任当地大姓充任刺史，并子孙世袭。如在宋代在今湖南省西部、贵州省东南部设置的“经制州”和“羁縻州”主要有诚州、徽州，晃州、思州、融州等。元代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土司制度，如“以靖州西南之半立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三十年(元世祖至元十年，1293 年)又以新附洞蛮吴勋鳌为潭溪洞军民官，佩金符。”①《元史·世祖本纪》。至治二年(1322年)，废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置上黎平长官司，之后又设了11 个蛮夷军民长官司、4 个军民长官司和长官司。宋元时期的侗族地区虽然封建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史书中亦有有关农业经济(如稻田)、赋税的记载，但均未说明当时侗族先民所种是否为糯稻，且当时中央政府对今黔东南黎平、榕江、从江等侗族地区的管辖力度十分有限。

明代是贵州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永乐十二年(1414 年)，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始为一省建置。明初，虽然在今黔东南侗族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如洪武五年(1372 年)置十四蛮夷长官司隶思州宣慰使司，包括今黎平、榕江、从江等地部分地区，但其治策较元代更加完善。与此同时，因对进军云南和巩固贵州统治的需要，明代在贵州实行卫所制和大规模的屯田制，包括军屯、民屯和商屯，这些均对侗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种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大量汉人进入侗族所在的腹心地区，如古州(今榕江)、从江、黎平的一些山区。洪武十一年(1378 年)，在古州爆发了以吴勉为首的侗族农民起义，波及湘、桂边区，起义于洪武十八年(1385 年)被镇压。随后，明廷留信国公汤和等人驻兵弹压， 《明史》卷三“本纪第三”称“是月，楚王桢、信国公汤和讨平五开蛮。”在此建立卫所及屯田制，外来人口不断增加，据史料记载，黎平府在嘉靖间的官民杂役为3665 户，24514 丁口;②(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嘉靖三十年刻本。至万历二十五年增至3773户，42293 丁口，③(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五“黎平府·户口”)。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其中，永从县220 户，7044 丁口;古州蛮夷长官司司648 户，4213 丁口。④(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五，“黎平府·户口”)，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永乐十七年(1419 年)又置黎平府，领县一(永从县，即今从江县属)长官司十二(包括古州蛮夷长官司，即今榕江县属)，其疆域西至广西怀远县，北抵湖广辰州府沅州界，东南至湖广靖州界，东北至湖广铜鼓卫，西南接都匀府，西北至古州苗界。⑤(万历)《贵州通志》(卷十五，“黎平府·疆域”)，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年。又据(嘉靖) 《贵州通志》记载，洪武十九年(1386年)吴勉、林宽起义被镇压后，黎平府“居民死于锋刃者十七八，后渐招集流亡种植树艺”。⑥(明)谢东山修，张道纂:(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土田”)，嘉靖三十年刻本。这些来自东南和湖广等地区的汉人有的是“从征者”，有的是“归附者”，有的则是因罪而被发配者，称为“谪发”。他们不仅留居于当地，而且还带来内地的生产技术和农作物，并与坝区侗族相互融合，如一些地区侗族至今还有明代到该地以及祖先源于东南或江西的传说。二是粮食作为明代农作物的大宗，政府十分重视稻米的种植，在屯田制中，由官府给予屯民耕牛、种子和农具，并建立种子基地，如时龙里卫是全省最大的种子基地，它们在促进贵州开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农业经济产生了一定作用，“屯田对贵州农业生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农垦活动，以军事移民或募商设屯、招徕游民等方式，在偏远的贵州山区建立起若干农业基地，推广了‘中原式’的农耕技术，兴修水利，改良田土，推广牛耕，制造农具，培育良种，引进和推广新的农作物品种，改进耕作制度和耕作方式，因此，每个屯堡都成为‘农业技术推广站’，带动了贵州农业生产的发展。”①《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二卷“明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第204 页。另据(弘治) 《贵州图经新志》、(嘉靖)《贵州通志》及(万历)《贵州通志》等书记载，明代贵州的稻品种较多，有粳稻、糯稻、香稻等，香稻尤为有名，其亦属糯稻，当地人用之酿酒、做端午的“角黍”，即粽子。还说到在一些寒冷的山区种植“禾”，又说招集流亡等外来民“以稻熟刈把为则，以四剪为手，十手为把，每把纳秋粮二升焉。”②(嘉靖)《贵州通志》卷三“土田”。而“把”正是当地土著居民用摘刀收割糯稻后捆扎的方式，至今仍沿用“把”之说，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贵州糯稻种植极为普遍。尽管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是否将糯或禾改种其他品种，但明代屯田中“种子”基地的建立，无疑对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情况到了清代就十分明显了。

清顺治十四年(明永历十一年，1657 年)，清军大举进军贵州，并采取“与民休息”、 “安辑民心”的措施，“抚绥”土司土民，使其逐渐稳定了在贵州的统治。清雍正年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一些地区的土司进行“改流”，而“苗疆”则是其“改流”的重点之一。苗疆的中心地区即在今贵州黔东南地区，为通湘粤桂之孔道，如鄂尔泰所言:“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今榕江)踞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黔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以通黔粤，非勒兵深入，偏加剿抚不可，此贵州宜治之边夷也。”③鄂尔泰:《改土归流疏》，《皇朝经世方编》(卷八十六《蛮防》上)。苗疆是指以苗民(尤指“生苗”)为主的聚居地，但也包含其他少数民族在内，如峒人等，侗族先民在该时期往往被包含在“苗”中。雍正三年(1725 年)，将原明所设之“五开卫”改为“开泰县”(今黎平)，开泰县“唐属五溪……明洪武十八年始立五开卫，设内外十六所隶湖广，国朝(即清朝。笔者注。)因之，雍正三年来属，改卫设开泰县隶府。”④(乾隆)《贵州通志》(卷之三“地理”)。雍正七年(1729 年)，鉴于“古州地方户口极多，乃都黎通中要隘，应设一镇，名为古州镇，增总兵一员，游击三员，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分为中左右三营，安兵三千名。”⑤《清世宗实录》(卷八十九“雍正七年十二月”)。自雍正六年(1728 年)始，时黎平知府张广泗等会集楚、黔二省官兵，对八寨(今丹寨)苗民开始征讨，至十一年(1733 年)，历时五年，基本完成了“开辟”苗疆的“任务”，先后设置了八寨厅、丹江厅、都江厅、古州厅、清江厅和台拱厅“新疆六厅”，从而使这一地区的苗侗民众被纳入版籍，置于中央王朝流官的直接统治下，人口登记编册，传统的社会文化因之也受到了影响。雍正十三年(1735 年)，由于官吏和驻军的掠夺、弹压、盘剥等，引发了雍乾年间的黔东南苗民起义，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为加强对这一区域民众的控制，乾隆年间，清廷在苗疆地区恢复了明时的屯卫制，如有古州左卫、古州右卫、台拱卫等，古州右卫千总驻寨蒿堡，辖18 堡，屯军800 余。对于屯军，清地方政府还给予奖励之制，“每户上田给与六亩，中田八亩，下田十亩。其附田、山土尽令垦种杂粮。并每户酌给修盖房屋银三两，牛具籽种银五两。自携带家属起程之日，各予以半年口粮，俾得尽力南亩，以待收成。”⑥(清)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光绪)《古州厅志》(卷三“田赋志”)，光绪十四年刻本。这些来自内地的屯卫兵不仅对当地民众起到了震慑的作用，同时也带去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粮食品种，如小麦、高粱、小米、玉米等，并被苗侗民族逐渐引种， 《古州厅志》卷四“食货志”“物产”载:“今黎平栽杉之山，初年俱种包谷(玉米)，至树盖地为止。”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清代贵州居民仍大量种植糯稻，⑦《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三卷“清代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第152 页。当地的苗侗民族也不例外，而“各屯军皆种粳谷、籼之类也……诸苗则种糯。”⑧(乾隆)《清江志》(卷一)。《黔南识略》载台拱厅(今台江)，“苗人惟食糯米”;丹江(今雷山)“苗民贫富俱食糯米”;开泰县(今黎平)“常食糯米”。①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94 页、117 页、192 页。在黎平府，糯稻品种有大穗糯、红广糯、黄丝糯、三可寸、四可寸、秃头糯、鸡爪糯、冷水糯、红米糯、迟黄糯、旱糯等。嘉庆已未年(1799 年)曾到过古州的林溥也记录说:“苗民俱食糯米，收获较迟，九十月方始登场。屯军均种粘谷，收获最早，五月内即吐颖结实，六七月新谷满市矣。”②(清)林溥:《古州杂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轶第四册)，上海著易堂印行。光绪《古州厅志》卷四“食货志”不仅记载了当地的糯稻品种，且对其适宜的稻田也作了记载，“稬谷之种数十。其秧及三旬，不择地而栽者曰大穗稬，曰红广稬，曰白广稬，曰金钗稬，其及三旬，必肥田可栽者，曰早黄稬，曰黄丝稬，曰黑芒稬，曰三可寸，曰四可寸(两种粒米极长，可作茶食)，曰秃头稬，曰鸡爪稬，与籼稻相似(二种结穗无芒);其及四旬，虽瘠田可栽者，曰冷水稬，曰红米稬，曰迟黄稬，种亦薄收。又有旱秧可栽陆地者，皆谷雨前后种，寒露前后收。”同时，籼稻品种也大量出现，如在古州厅有大大陇籼、银稉籼、酉阳籼、红稉、贵阳籼、六十籼、百日籼、白稉籼、香稻、薄壳籼、红衣籼等。③(清)余泽春修，余嵩庆等纂:(光绪)《古州厅志》(卷四“食货志”)。光绪十四年刻本。据《榕江县志》载:当地在“雍正年间，以糯稻为主，其产量车江、忠诚一带坝区，上田每亩可收稻谷250 公斤，中田200公斤，下田150 公斤公里之略，古州全境年产量1万余吨，乾隆二年安屯设堡后，籼稻品种逐渐推广，稻谷产量逐年提高。”④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435 页。当时屯军引种的是高杆籼稻。至光绪五年(1879 年)，已有糯、籼稻品种28个。⑤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447 页。笔者在榕江车江侗寨调查时了解到，当地的籼米是在清代才传入的，从一个侧面映证了随着苗疆开辟大量屯军到来后，外来非糯稻米的引入。清乾隆八年(1743 年)，台拱厅(今台江)榕山总旗李尚云(江西人)，在望虎屯分得上等肥田11 亩，次年回家乡带来大麻谷、小麻谷、大白谷、小白谷等粘稻品种，先在望虎屯、椿山一带种植，产量比糯稻增产显著。之后，粘稻逐渐在台拱厅推广，糯稻种植面积减至40%，粘稻增至60%。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98 页。据一份调查资料记载:榕江“相传雍正六年(1728 年)前，车江乡的水稻品种均为糯稻，侗语称为‘葛爵’。糯稻分两类，穗有芒者称糯禾，穗无芒者称糯谷。据侗语民间传说，它可能是本地原有的品种。粘稻，大致是在雍正六年以后，自湘、粤、桂等省汉族地区传入，侗语称为‘葛卡’(意即汉人的谷种)。小麦、油菜的种植，据说是在光绪年间(1873 年至1907 年)在车江大坝开始种植的。1936 年，播种面积逐年扩大，1948 年冬季复种指数已达全乡总耕地面积的20%。”⑦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编印:《贵州省从江县丙梅区和平乡占里寨侗族社会经济、榕江县忠诚区车江乡侗族社会经济调查资料》(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之十五)(内部参考)，1964 年5 月。

由上可知，从宋至清，虽然从政府层面在侗族先民地区没有进行直接的“糯改籼”或“糯改粘”，但其开发治策却在一定程度上对当地的社会文化带来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今黎、榕、从地区在由“边疆”纳入“内陆”的过程中，随着中央王朝对这些地区统治的深入，屯田制的不断发展，内地汉族屯兵和其他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侗族等民族生活的区域，他们在与当地居民相互融合的同时，也将其家乡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带到这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从而渐渐改变着当地民族的社会文化，尤其是那些居住在坝区的侗族。不过，终清一代，在今侗族所生活的地区，糯稻种植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仅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可窥一斑，也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许多南侗地区仍大量种植糯稻的情形了解到。

三、民国时期的“糯改籼”

民国建立后， “糯改籼”进程加快。1925 年，黔东南州境许多地区遭受特大旱灾和虫灾，次年缺粮现象极为严重，一些群众开始认识到种植粘稻能够增加产量，但籼稻种子较缺。同年，各县政府从湖南、四川等购进大量籼稻种子，贷给农民种植。到1928 年，州境内的籼稻种植面积超过了50%，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80%，如台拱中北部地区、黄平旧州、凯里炉山一带。民国十九年 (1930年)，贵州省政府再次提倡糯稻改为籼稻(即粘谷)。在镇远地区的大街小巷则张贴布告，立宣传牌，告谕改糯为籼。①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8 页。从全省范围而言，有组织地引进近现代农业技术则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工作。1938 年4 月，贵州农业改进所成立，其“不仅以引进、改良、推广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为中心，开展各种农业科学实验，而且建议并协助建立起区、县农业推广机构。”②《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第四卷“民国时期的贵州”)，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 年，第276 ～277 页。这些机构首先致力于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在黔东南地区，“民国中期，专区和各县开始提倡实业，相继设立农事推进所，办农牧试验示范农场，推广稻、麦、油菜和畜禽良种，强令各县实行糯稻改粘稻种植，农牧事业正式纳入官办体系。”③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概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1 ～2 页。1941 年，贵州省政府令各界开展造产(扩大生产)运动，同时推行糯稻改籼稻，至该年，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糯稻种植面积已由1939 年占水稻种植面积的13. 53%下降到了5.05%，减糯约为580053 市亩。④董鹤龄:《三十年度贵州省农业推广之问题》，《农业推广通讯》1944 年12 期。而在1943 年，国民政府为鼓励糯改籼，还对种籼者给予奖励，如籼稻种植面积增1%者，奖国币1 ～5 千元，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 页。同时逐年从外地引进籼稻品种进行推广，使籼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45 ～1946 年，时黎平府也曾令各地公私田亩，除不宜种籼的地方外，其余一律推广籼稻。⑥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平县志》，四川巴蜀书社，1989 年，第214 页。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介下，至1945 年，黔东南州糯改籼面积达120845 亩，占当时水稻种植面积的6.48%，到1949 年，籼稻种植面积达1651331 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76 ～85%，⑦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 页。其改种步伐之快确令人注目，由此也给食糯民族的社会文化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

民国时期在贵州的“糯改籼”主要基于两个背景:一是抗日战争的影响，二是自然灾害。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东南沿海等稻谷主产地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使粮食生产受到极大影响，难以满足抗战的需要。而糯稻产量相较于粘稻要低，对产量的追求无疑是当时国民政府急切要解决的问题。加之自然灾害的影响，实时地给了当时政府推广粘稻的籍口。正如一些研究所言:“民国时期，南方糯稻在生产技术上继承了明清以来的传统技术，同时西方近代育种技术、栽培技术、灌溉、施肥和除虫技术也被政府农事机构引进和推广使用。但是，由于农民的保守和技术的不成熟，致使新技术的使用主要集中在某些地区。这一时期糯稻的种植面积、产量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不仅是因为战争和灾害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推行‘减糯增籼’的粮食增产计划。‘减糯增籼’之所以在抗战期间实施效果明显，不仅是因为民国政府制定的计划较为可行，急需解决自身温饱问题而接受这一政策，更是因为在民族危机面前，全国上下协力抗战，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故而这一时期，普遍认同提高籼粳稻生产水平较糯稻为重要的观点。”⑧康彬彬:《民国时期南方糯稻生产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 页。在这里实际还隐含着这样的意涵:对边疆民族社会文化的“教化”是当时一些政府官员所认为的“责任”，这种责任即表现在对西方新技术的推广。不过，直到1945 前，虽然贵州的糯稻种植面积相较于以前有所减少，但在南方12 省区中其比重依然是最高，说明当地民众对糯稻的依赖。⑨康彬彬:《民国时期南方糯稻生产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5 页。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糯改籼”

尽管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的“糯改籼”力度较大，但在一些地区仍保留着大量的糯禾种植面积，如李绍良撰，成书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的《榕江县乡土教材》记载:榕江县边胞“多食白米饭，但少味，少用籼米，多食糯米，既煮为饭，再搓饭为团，以手送于口中，鲜有用碗筷者。倘如到山中或田内工作，则纳其糯米饭团于竹匣中，背之而行，饿则取而食之。”①(民国)李绍良撰修:《榕江县乡土教材》(第三章第五节“风俗五——边胞之食行”)。文津馆藏，油印本。又如杨森在其《贵州边胞风习写真》一书中曾说当地少数民族，“普通食料多以糯米为主，糯米可以在高寒地带种植，粘性极强，而耐饥饿，吃时方便，同时彼等住居于高寒地带，衣服单薄，吃糯米可以增加体温，盖糯米产生之热量单位(即卡洛里)甚大，是为边胞嗜食糯米之主要原因。在工作期间，边胞每日皆吃三餐，早饭于天色未明时即开始煮饭，食后，每人持竹器盛熟糯米少许，再加以少许干菜，系于腰间烟斗上，即上坡工作(边胞多居山地)。”②杨森编著:《贵州边胞风习写真》，边疆文化丛书第二种，贵州省政府边胞文化研究会印行，民国三十六年。再如从江县，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地糯禾种植面积占面积的40 ～60%，而在1953 年则达到82.2%，为16.72 万亩，谷只占水稻种植面积的15%左右。③贵州省从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从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172 页。在黎平，糯禾种植面积同样较大，但这种情况很快被改变。 “1950 年， (黎平县政府)将禾改籼作为禾区增产的主要措施来抓。1954 年在茅贡区试改352 亩，单产296 公斤，比种禾增产24.2%，1956 年在高青、龙额、占邦、地坪、岑牙、东郎、九江七个片区进行对比种植，种禾2917 亩，收禾谷595068 公斤，每亩平均204 公斤;改籼谷14966 亩，收稻谷3763949 公斤，每亩平均252 公斤，籼谷比禾增产20.83%。当年全县禾田改种籼谷的面积占25%，以后逐年扩大，1958 ～1959 年扩大到215000 亩，占稻田面积的70%以上。”④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平县志》，四川巴蜀书社，1989 年，第214 页。自1955 年后，侗族所在的黔东南州各级人民政府进一步将品种列为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逐步建立了良种繁育、推广、科研机构，不断引进、选育、推广水稻新品种。到了1958 年，黔东南州糯禾种植面积减少至46 万亩，主要分布在黎平、从江、榕江、雷山、台江、剑河等苗侗民族聚居的地区。1963 年后，基于糯禾产量低的问题，州农业部门再次提出“禾改粘”，之后在全州糯禾区大规模推广粘稻，黎平其时“禾改粘”面积达到94%，从江县达到62%，糯禾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⑤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 页。由于糯米质地优良，营养丰富，加上习惯性饮食，政府所推广的籼稻种植曾一度遭到当地民众的抵制，故于1965 年一度停止了“禾改粘”。在1966 ～1976 年双季稻推广期间，再度强调“禾改粘”，但仍遭到群众抵制。之后，鉴于群众的强烈反映以及政府推广籼稻的“职责”，政府相关部门决定禾粘按比例种植，如1979 ～1980 年，从江县糯禾种植103700 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54.7%，全县有糯禾品种256 个;黎平县种植糯禾49560 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17.2%，有糯禾品种29 个;榕江县种植17218 亩，占水稻种植面积的10.8%，有糯禾品种87 个。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9 ～1000 页。不过这种情况至1980 年代杂交稻大面积种植后被改变，糯禾种植面积不断锐减，至1990 年，全州糯稻种植面积占9%左右，糯禾种植面积为10%，粘稻种植面积则为80%以上，基本上形成了粘稻占主导地位的水稻种植格局。

在“糯改籼”的过程中，传统的糯稻品种也在不断消失。历史上，仅贵州侗族地区，计有糯稻品种40 多个。⑦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省志·民族志》(上)，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年版，第267 页。黔东南州曾于1958 年、1974 年和1979 年三次对境内稻品进行普查，据统计，境内16 县有籼稻品种378 个、粳稻23 个，糯稻399 个、陆稻2 个。经过试验比较鉴定，合并一些异名同种和同名异种后，还有610 多个原始品种，其中263个皆为民国前沿用下来的农家品种，这之中以禾的品种最多，约占70%。⑧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志·农业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7 页。上世纪80 年代初，有学者专门对黔东南黎、榕、从的“禾”进行考察，并对其品种归纳如下表:①黔东南州黎榕从三县禾考虑报告:《黎平、从江、榕江“禾”考察报告》，《贵州农业科学》1981 年第5 期。

品种 黎平 榕江 从江 合计水禾 粘2 4 14 20糯29 81 239 349旱禾 粘1 1 6 8 14合计糯32 91 261 384

据1979 年的统计，当时榕江本地糯谷品种有20 个，糯禾79 个，②贵州省榕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榕江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448 页。而本世纪初的一些调查中，榕江车江寨尚有香禾糯、早容禾糯、迟容禾糯、光头禾糯、红米糯、黑芒糯、黄丝糯、鸡爪糯、隆安糯、干田糯等糯稻品种，③龙宇晓，石开雄:《车江:一个侗族社区农业经济变迁的实地调查》，见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编:《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侗族卷)，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403 页。但现在已极少种植这些传统糯稻品种。位于贵州省黎平县和从江县交界的黄岗村，在“糯改粘”和“粘改杂”的过程中，由于一些寨老的坚持，使一些传统的糯稻品种得以保存下来，据一些学者的调查，该村现存的传统糯稻品种约有24 个，如新列株糯、老列株糯、森林糯、万年糯、龙图糯、老牛毛糯、小牛毛糯等。④罗康智，罗康隆:《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75 页。过去黄岗村曾种植一种叫做“苟羊当”的糯稻品种，这种糯稻生长期长，喜水温、土温偏低的烂泥土，据说，一家蒸“苟羊当”，全寨都能闻其香。此外还有白糯、长须糯、秃壳糯、旱地糯、荣帕糯、竹岔糯、野猪糯等。在湖南通道的阳烂村，过去流行的糯稻品种有30 多种，如荣帕、荣帕巴、多贝、永呀、永帕多、永妙等(均为侗语音译)，而现今仅保存多贝和永帕两种。⑤李金花，刘景慧:《侗族传统糯稻的价值分析:来自阳烂侗寨的田野调查》，《怀化学院学报》2008 年第1 期。一些学者在黎平一些侗族地区调查时了解到，当地历史上有许多糯稻品种，但随着杂交稻的广泛种植，这些传统糯稻品种不断消失，仅有岩洞、黄岗、竹坪、天堂、坑洞、四寨等村寨尚有些种植，且种植面积还逐年减少。⑥邓敏文，邓开学:《关于创办黎平岩洞社区传统糯稻基地的构想》，载2005 年黎平“原生态稻作民俗文化抢救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原生态稻作民俗文化抢救与保护》。与从江邻近的广西三江侗族地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糯稻种植面积仍占水稻种植面积的一半，⑦《三江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三江侗族自治县概况》修订本编写组:《三江侗族自治县概况》(第四章 农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第90 页。糯稻品种也较多，在上世纪50 年代普查时，尚有糯稻品种40 余个，如有牛毛糯、冷水糯、竹岔糯、野猪糯、勾肚糯、白荣糯、大江糯、红须糯、黄须糯、黑须糯、八月糯等，⑧何金旺，吴清德，潘启秀，杨月银，龙旭，石朝和:《“三江大糯”开发利用现状及对策》，《广西农学报》2007 年第22 卷第5 期。但现在同样较少种植。对于民国时期“减糯增籼”所带来的影响，一些研究也谈到:“糯稻地位大大下降，不仅在育种方面少有更新，在糯稻品种的留存上也难有作为。这一政策不仅影响了抗日战争时期，而且在建国后，因西方封锁，国内人口增加，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能饱饭的需求，在一定时期内，育种专家们还是以培育籼粳稻品种为主要任务，在推广种植上，更是以高产的籼粳稻为首选目标，而忽视了糯稻品种的选育工作，渐渐导致一段时间内糯稻优良品种消失，以至于绍兴所酿之酒的品质下降，不得不从国外引种或直接进口优质糯米。”⑨康彬彬:《民国时期南方糯稻生产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1 页。传统糯稻品种的减少也意味着当地人主体性的日益式微，对市场经济的极大依赖，从而被裹协到全球化的体系中，其带来的生态环境失衡也逐渐显现。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后，随着侗族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越来越多的人远离故土及其文化氛围，饮食逐渐改变。目前，在侗族许多乡村，糯稻种植面积较少，大多数人家仅为节日庆典而种植，并非作为日常的主食，由此也带来了糯食习俗及其文化的式微。

结 语

综观侗族糯稻种植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看到，糯禾种植面积的不断缩减也意味着原来以此为主食的侗民日常生活的改变，尽管现在仍有个别侗族村寨仍以糯禾为主食，如从江县的占里村，但却难以扭转糯禾曾有过的辉煌。当历史的光阴在渐渐退却糯禾的主体地位时，长期所形成的惯性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改变，糯所具有的神性在民众的生活中依然存在。如果说民国以前的“糯改籼”或“糯改粘”并没有从政府层面进行直接的引导，而是基于外来汉人的饮食习惯而进行的话，那么民国之后的改变则更多是因“糯禾”产量低进行的，同时伴随着所谓的“科学”意涵，“产量”在这一时期成为推广非糯稻谷的重要动力。如一些学者所言:“糯改籼”一方面是自然因素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人为的原因，尤其是对产量的追求，“我国经济发展史上以单一经济增长指标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长期占统治地位，糯禾改籼稻是经济发展中盲目追求量的增长的体现。”①严奇岩:《黔东南地区“糯禾改籼稻”的历史考察》，《古今农业》2008 年第3 期。对量和速度的追求，至今仍然是我们许多政府部门的“发展”取向，GDP 即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事实上，无论是民国前还是民国后，“糯改籼”或“糯改粘”都包含了权利与知识的话语。一方面，中原王朝的空间扩展既带来了“中心”对“边缘”在行政上的控制，“边疆”的“内陆化”，使中央王朝能够继续在民族地区转移或生产统治资本;另一方面，建立在“文明”与“野蛮”理念基础上的认知，糯改籼也是教化“化外之民”的方式之一，如用手抟团而食的糯米饭和以筷或箸而食的籼米饭则成为一种落后与先进的隐喻。在这里，我们不否认特定时期政府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而进行的施政，但历史上延传下来的话语权并不会因糯禾在侗族社会中所具有的功能或意义，以及糯稻在特殊自然环境中的适应性而得到改变。故而，政府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无视”在“糯改籼”或“糯改粘”在过程中曾遭到了抵制，如黎平县在1958 ～1959 年时，籼稻种植面积曾达到稻田总面积的70%以上，但却没有出现政府部门所预期的收成，结果群众种禾面积回升。之后，经过因地制宜，并尊重群众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适当地安排了禾稻种植面积。但即使如此，糯禾种植面积仍呈不断递减的趋势，1963年尚占水稻种植面积的34%，而1964 年下降为18%。②贵州省《黎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黎平县志》，四川巴蜀书社，1989 年，第214 页。可见力度之大，其改变的重要原因是在增加粮食产量的背景下，通过自上而下由政府倡导来进行，在这里，政府的直接指导有着显著的影响，可以说，政府的这一行为是现代性逐渐渗透到传统农耕社会的一个结果，其间所进行的外来高产稻品种的推广，蕴含着知识与权利的博弈，且构成“糯改籼”的话语基础。由此看来，黔东南侗族地区虽为偏远地区，但并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区域，自有史记载就被纳入统一的国家政治管理区域，近代之后，同样与整个国家一道进入现代化的发展轨迹，参与了国家的一体化建设，但其主体性却往往被忽视，千百年凝聚而来的智慧也在“科学技术”的话语下被埋葬于历史的尘埃中，“社会史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确实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同样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③(美)埃里克·沃尔夫著:《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前言”，第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