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认识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困惑——基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角

黄 骏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广西 南宁530006)

一、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光环之下的角色困惑

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这一群体的工作现状有一个较为客观的了解，笔者根据国家民委教改立项课题的研究需要，在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就“女大学生村官”工作和生活情况进行了调研，向79 位现任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以及34 位曾经担任过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女性共113 人发放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现任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中，谈到当村官后的感受，4 人认为“很好”，28 人认为“还可以”，36 人认为“很复杂，说不清楚”，8 人认为“有点后悔”，3人认为“很后悔”。(见图1)

这里，只有5%的人对自己所扮演的女大学生村官角色感觉“很好”，与感觉“还可以”的相加起来也不到41%;相比之下，接近60%的人虽然顶着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光环，但显然并没有体验到或很少体验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其中比例最大、接近46%的人在回答中所选择的感受是“很复杂，说不清楚”，无疑也说明了更多的人对自己所扮演的女大学生村官角色所持有的是一种困惑茫然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在认为“很好”的4 人中，1 人担任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不到1 年，3 人则超过了2 年，说明担任“村官”的时间越短，就越找不到在“村官”角色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其满意度就越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历练的增加，这种情况也相应有所改善，角色困惑则有所减少，但总体比例显然还是比较低。

关于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对自身职务角色的认识，笔者的调查发现，在现任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中，当问到她们觉得她们所从事的工作与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是否相符时，回答的情况如下:

图2 显示，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与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完全相符”和“基本相符”的只有28 人，比例约为35%;认为“不太相符”和“很不相符”的虽然也只有17 人，比例约为22%，但认为“说不清楚”的则明显比较多，达到了43%，表明更多的人对所从事的工作与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是否相符还是感觉到相当的困惑。不过，当笔者以同样的问题向那些曾经担任过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女性提问时，在她们的回答中，认为“完全相符”或“基本相符”的人则超过了90%，而认为“不太相符”或“很不相符”的人则不到4%。这种情况也表明，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有了较多的实践体验之后，这种职务角色的困惑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消除。

与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任职后的感受和对自身职务角色的认识相关，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是否能够感受到人们对其职务角色的重视以及这种重视的程度通常也是影响她们对自身职务角色评价的重要因素。为此笔者也在问卷中对现任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女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受到人们的重视吗?调查情况如下:

图3 的情况显示，在现任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们看来，只有不到3%的人认为其职务角色非常受到人们的重视，觉得受重视程度“还可以”的也就25%左右，即便加上这多少已经打了折扣的25%，两者合起来也还不到28%;认为“不太重视”和“很不重视”的虽然并不多，但也达到了将近23%，而认为“很复杂，说不清楚”的则超过了49%，这也表明更多的人对自身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角色的社会地位还是没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肯定性认识和评价。

至于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在日常工作中感到苦恼的问题，笔者在问卷中设计了8 个可多选的选项，这些选项虽然不是很全面，但对现任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以下调查的结果也很值得注意:

图4 中，选择“缺乏工作经验”的只有6 人，比例还不到8%，说明大多数“女大学生村官”实际上在日常工作中并不是因为缺乏工作经验而感到苦恼;比例明显较高的则是“才能难以施展”、“说不清楚”、 “不受重视”和“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四个选项，分别超过了45%、40%、30%和20%。选择“才能难以施展”的比例最高，说明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更为普遍感到在这些地方的日常工作中缺乏能够施展才能的平台;选择“说不清楚”的比例也达到了第二，则进一步说明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们对其职务角色无从说起的困惑也十分普遍;选择“不受重视”和“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比例分别排在相当高的第三和第四位，说明了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们往往也把她们履职时所感觉到的困惑和无奈归结于人际方面的客观障碍因素。

此外，为更好地了解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如何看待其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和将来所希望从事的工作，笔者还就其关联度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当笔者向现任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问到“你觉得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经历对你以后的职业发展是否会有帮助”时，回答的情况是4%的人认为“很有帮助”，38%的人认为“会有一些帮助”，41% 的人认为“说不清楚”，12%的人则认为“没有帮助”;而当笔者向曾经担任过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女性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回答的情况却截然不同，超过90%的人认为“很有帮助”，并觉得这种经历是人生的宝贵财富，认为“没有帮助”的人则几乎没有。这是不是也说明，只有更多的实践历练，才能让“女大学生村官”们从现有的职业困惑中走出来，并明白什么样的经历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二、社会互动视角下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角色困惑的深层原因

对于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们任职时的角色困惑，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专门的讨论，很多人似乎也没有进行认真的理论考究而习惯于把这种角色困惑归结为个人的原因，认为这种角色困惑的消除有待于思想认识的提高。然而根据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而且也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应该说，这种角色困惑产生的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社会角色的社会互动角度来看，这种角色困惑的产生就与社会互动的多种因素有关。

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社会角色的扮演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自说自演，任何社会角色都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没有社会互动，就无所谓社会角色。所以，我们对社会角色的认知，也总是在社会互动中实现的;即便是对社会角色的错误认知，那也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这就是说，角色困惑的产生实际上就与特定的社会互动密切相关。

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既不完全是先赋角色也不完全是自致角色。先赋角色是建立在血缘、遗传、性别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应该说，女大学生村官这种社会角色一方面建立在性别先天生理因素基础上，另一方面也建立在个人的后天努力基础上。就中国的现实国情而言，由于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女性人才的培养一直以来都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给予了很多特别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凭借着女性的先赋角色，女性从政应该是很有优势的，这也是很多女大学生对自己毕业后在事业上做出一番成就抱有很高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实际上却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在我们的农村基层，重男轻女的现象就十分普遍，而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们恰恰就工作和生活在农村基层，本来她们长期所受的教育让她们对自己的未来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当她们走上“村官”的岗位时，却发现女性先赋角色的优势在农村基层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女大学生村官难有作为的社会刻板印象几乎无处不在。王郁芳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绝大多数女大学生村官在村里主要从事文字、计生、整理档案材料、传达文件及开会通知等辅助性工作，难以进入村里事务的核心决策层。” “村民对女大学生村官处理复杂问题的信任程度相对而言也低于男性。”①王郁芳:《女大学生村官胜任力施展受限的原因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年第6 期。与此同时，“乡镇与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比较看好男大学生村官，对他们的期望值相对较高，认为他们更有培养前途。即使女大学生村官在文书、统计、检查等工作中表现得相当优秀，也无法改变他们与男大学生村官相比的劣势。”②王郁芳:《女大学生村官胜任力施展受限的原因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年第6 期。正所谓期望越高，当这种期望与现实反差过大的时候，特别是当你发现周围的环境很难改变的时候，失望感与失落感也往往会更强烈，由此引起的困惑自然就很难排解，“理想虽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的感慨就是这种困惑的真实反映。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看，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还是一种自致角色，这种角色的成功当然需要个人的努力，以及角色扮演者对角色的准确领悟，但不管是个人的努力还是对角色的准确领悟，同样也都离不开角色的社会互动。不少人都指出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大多是从校园直接到农村基层任职，一方面由于缺乏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另一方面也由于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农村基层工作的需要往往并不吻合，使得这些大学生村官到了农村基层工作后难有作为;还有的人认为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应聘到农村当村官，只是在严峻的就业环境下的无奈选择和权宜之计，其实无非就是“镀”一下“金”，然后以此为跳板更好地进入仕途，或者在考公务员或研究生时能够享受某种特殊照顾。笔者认为，即便这些情况都是事实，那也应该从大学生村官培养的社会互动来看问题。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缺乏农村基层工作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归咎于他们自身，他们在学校所学的知识与农村基层工作的需要脱节也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们在工作中所面临的许多困惑归结于他们角色实践经验的匮乏和不知道如何克服知识结构的缺陷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最该挨板子的恐怕还是我们的大学生村官培养方。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者也。作为师者的学校教育和人才培养为即将应聘到农村基层任职的大学生村官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如果不能管用，理所当然就应该好好反省传道授业解惑中存在的问题。同样，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应聘到农村当村官只是想“镀”一下“金”，然后以此为跳板另谋更好的出路，这也跟我们的宣传诱导有很大的关系，很多地方为了鼓励大学毕业生应聘到农村当村官，往往特别配套了一些支持性政策，许诺大学生村官任职若干年后重新选择出路享有特殊照顾，笔者相信这些做法的初衷是好的，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在农村基层干一番事业、以自致角色努力成就大学生村官人生价值的人来说，我们也应该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前景，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这种宣传诱导既不利于大学生村官对自身角色的准确领悟，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副作用，特别是一旦承诺难以兑现，就可能会导致社会互动中的角色困惑走向极端，进而引发社会互动的角色冲突。媒体报道海南儋州市就曾因此招来许多人的强烈不满，使得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陷入窘境，并被批评为“政策欺诈”。①李克杰:《大学生村官计划怎成“半拉子工程”》，新华网，2006 年3 月2 日，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06 -03/02/content_ 4243075. htm一位吴姓大学生村官说:“‘其中特别优秀的，可选拔进乡镇领导班子’，我们当时就是冲着这句话才来的。”②新华网:《中国百名“大学生村官”面临身份尴尬》，2006 年3 月1 日，http://news. xinhuanet. com/society/2006 -03/01/content_ 4242568. htm如今，我们的一些地方在培养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时一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群体在农村基层工作的特殊情况而使这种培养缺乏更有效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为了工作好做而许下很有诱惑力的承诺，笔者认为，前一种做法无疑需要我们努力改进，后一种做法则是必须慎之又慎的。

三、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角色困惑消除的社会互动途径

毫无疑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民族地区的新农村建设非常需要一大批能够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的女大学生村官。而要培养出一大批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中能够发挥骨干带头作用的女大学生村官，就不仅仅是一个追求数量增长的问题。根据以上的讨论，笔者认为，数量的增长固然重要，但质量的提升则比单纯的数量增长更为重要。以上的调研数据表明，当前民族地区的许多“女大学生村官”对自身的职务角色充满了困惑，这种困惑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消除，就不仅让这些“女大学生村官”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进而因为失落感的不断增加而无法坚守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导致大批“女大学生村官”的不正常流失，而且还会由此产生连锁反应，对更多本来有愿望成为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后来者”造成负面的影响，使她们对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职业选择更加犹豫不决。所以，一味追求数量的增长既没有什么意义，也很难保持可持续性。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我们急需找到一条能够走出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角色困惑的有效途径。既然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角色困惑的产生与社会互动密切相关，那么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条有效途径笔者认为就是改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培养的社会互动。

从政府层面来说，改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培养的社会互动，就是建立并完善与大学生村官的社会互动机制和渠道，然后通过这种互动机制和渠道加强与大学生村官特别是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沟通。有关部门要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大学生村官们工作的真实情况，要对大学生村官特别是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成长予以更多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关怀。考虑到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成长的特殊情况，特别是农村基层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根深蒂固，单靠女大学生村官的个人努力还很难改变不利于她们工作的环境，因此各级政府在鼓励女大学生村官通过不懈努力做出成绩来赢得人们认可的同时，还要引导她们以积极的心态正确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并同她们一道想方设法克服这些困难，共同努力改变现有的不利于女大学生村官成长的环境，政府在这方面必须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并扮演好自身的角色。为此，制定政策的政府部门在大学生村官的培养方面还必须加强与农村基层组织的沟通、协调和互动，要确保所出台的大学生村官支持性政策能够真正落实到位而不是一纸空文，并能及时发现大学生村官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各种人为障碍因素，该纠正的就要及时纠正，该干预的就要及时干预。

从学校和培训部门的层面来说，改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培养的社会互动，就是要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彻底改变以往那种人才培养脱离实际、缺乏角色社会互动的做法。虽然现在我们也强调要开展实践性教学，但这种实践性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附于传统的教学内容体系，学生的知识结构还是很难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而有令人满意的改善，学生也很难通过这种实践性教学得到比较真实的角色社会互动体验。我们对大学生村官的任职前培训在针对性方面是有了加强，但这种培训通常时间比较短，采取的也主要是传统的培训模式，培训者说什么，接受培训的学员就只能听什么，学员大多数情况下都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基本上也得不到比较真实的角色社会互动体验。笔者2013 年3 月1 日在《中国民族报》发表的《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须强化五项修炼》一文中指出，如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担任村官，通常需要扮演好4 种角色:政策宣传和执行角色，村级决策参谋角色，带动村民科技致富的角色，为群众排忧解难、化解矛盾的角色。而对于民族地区的大学生村官来说，还要了解当地的民族习俗，熟悉党的民族政策并善于执行好这些政策，善于同少数民族群众打交道，能经得起工作环境艰苦、交通不便、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差的考验，所以必须强化民族地区大学生村官特殊的职务胜任力修炼、对艰苦环境的适应力修炼、民族地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修炼、超强的承受力修炼以及良好的情商驾驭力修炼。但这五项修炼显然都很难在大学传统的课堂上或通过传统的培训方式就能实现。笔者也注意到，2009年12 月，全国妇联、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了乡村女干部培训的“启璞计划”，该计划采用“集中培训+训后计划实践+远程教育”的新模式，到2012 年6 月已在安徽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汕头大学等四所高校共举办了112个培训班，4304 位女村官参加培训，并获得217万多元的种子基金，让女村官回乡进行改造乡村的实践，安徽、广西以及广东省潮汕地区99%的村“两委”正副职接受了培训，媒体评论效果非常明显。①张玥晗:《“启璞计划”培训4304 女村官》，南都网，2012 年7 月16 日，http://epaper. oeeee. com/A/html/2012 -07/16/content_ 1673181. htm雷文艳的研究发现，在启璞计划项目培训课程初期，不少女村官的参与度并不高，效果也不理想。为了改善培训的效果，培训者采用了参与式培训方式，让女村官的个人经验成为重要的课堂资源，强化了培训过程中培训教师和学员以及学员和学员之间的互动，实现了知识建构与“经验分享”的相结合。②雷文艳:《参与式培训在少数民族地区女村官能力建设中的有效运用——基于对“启璞计划”—广西村“两委”女干部群体特点的分析》，《人力资源管理》2013 年第8 期。笔者觉得，这种参与式培训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培养脱离实际的问题，还可以在“经验分享”中对现实的角色社会互动有一种比较真切的感受。目前，这种参与式培训作为一种探索，其实还有很大的改进与提升空间，如果能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开发和搭建起一个随时都可以进行交流与互动的平台，把这种短期的培训变成一种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而且能够因人而异的“菜单式”自主选择性学习，让培训延伸至现实的角色社会互动，笔者相信这样的培训将能收到更理想的效果。

从社会层面来说，改善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培养的社会互动，就是要强化社会的支持网络。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成长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如上所述，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既不完全是先赋角色也不完全是自致角色。因此，缺少社会的支持，将很难扮演好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其实，任何社会角色的扮演都需要有一个能让角色扮演者充分展示其“才艺”的舞台，进一步而言，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毕竟都是某个或某些制度化的社会组织成员，而每一个社会成员又都生活在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这也意味着每一个人社会角色的扮演都离不开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和特定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如果在其角色扮演时不能获得应有的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支持，比如我们有的地方和有的部门，口头上虽然很重视女大学生村官的培育，但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回事，就像一些女大学生村官所感受到的“赋予我的这个身份很虚，没有实际话语权”，①王郁芳:《女大学生村官胜任力施展受限的原因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 年第6 期。那么，她们产生角色困惑就是很难避免的。同样，如果她们作为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角色扮演不能得到特定社会网络的应有支持，她们也将会感到特别的无助和无奈，并因此会对自己的这一社会角色选择是否正确产生怀疑。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强化社会的支持网络，一方面是说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认真落实好对大学生村官特别是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支持，而不能让这种组织化、制度化的社会支持流于形式，只停留在口头上或文件上;另一方面则是说，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村官特别是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成长的社会支持网络建设，努力建构一个以自我支持为前提、以政府支持、公共舆论支持、多元化社会组织支持、高校教学支持和相关培训支持以及亲人朋友支持为保障的强大社会支持网络。有了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在成长中即便遇到再大的困难，也将能够更有信心战胜这些困难，而不至于在困难面前不断陷入我们所说的社会角色困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3 页。笔者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培养来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也意味着要进一步使大学生村官培养和管理的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让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有一个更为良好的社会互动环境;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意味着要着力提升各级政府部门、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社会各方力量在大学生村官特别是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培养和管理方面的有效支持能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虽然已经做出不少的努力，但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拓宽大学生村官培养和管理的社会互动渠道，为民族地区女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提供更强有力的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