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实践方案：当前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建设性的核心内涵*

吴 麟

(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048 )

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最为基本与重要的关系之一。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当前中国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与多发期。2015 年3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颁行。这一纲领性的政治文件明确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一项艰巨繁重的任务。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全球经贸关系变局，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劳动关系的风险性愈加突出，已演化成当前社会治理中潜在的“重大风险”。现代社会中，风险的扩散具有“回旋镖效应”——“风险的制造者或受益者迟早都会和风险狭路相逢”，而且“并不只是向单一的源头发起还击，它会在总体层面上让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的损害”[1]。全球化时代与经济转型期，劳动关系日渐嵌入由多元行为主体所构建的关系网络，我们需要超越简单的政府研究而开展广泛的治理研究[2]。

理论层面，从制度主义路径进行考察，媒体是参与治理的一个工具性“政治机构”[3]。经验层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媒体批评报道运作逻辑的研究发现，国家自觉将媒体纳入既有的权力结构，使之成为一种“治理技术”[4]。梳理历年政治文件中有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问题的论述可以发现，媒体的利益表达与协调功能多次被强调。以“文件政治”的视角进行观察，媒体在劳动关系治理中的作为被寄予一定期待[5]。然而，媒体作为的现实境况与理想图景尚有相当距离，媒体总体上只是“潜在行动者”[6]，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作为构成社会运行基础的重要社会经济关系，实现对它的良好治理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媒体作为一种社会中介机制，无论政治逻辑赋予的应然角色，抑或过往事实所蕴含的实然经验，皆显示出媒体需要成为治理参与的积极行动者。当前语境下，若要在劳动关系治理中充分发挥潜能，媒体作为行动者需要秉持什么理念？何以具体实践这一理念？研究拟通过观察相关经验现实，在与建设性新闻理念对话的基础上尝试进行探索。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始于丹麦等国的建设性新闻运动引人瞩目。究其本质而言，它是对西方新闻传统的反省、纠偏、修正与补充。作为行动路径，它被认为是一种新兴的新闻形式，涵盖方案新闻、预期新闻、和平新闻、恢复性叙事4 个重要分支，强调坚持发挥新闻核心功能，同时在新闻流程和具体产品中运用积极心理策略，致力于生产“卓有成效和参与性的报道”[7]，以更好地服务公众。作为一种新闻理念，它包括解决特定问题、以未来为导向、包容与多元、公民赋权、解释新闻语境、协同创新6 个核心要素[8]。可见，建设性新闻主要把积极心理学作为西方新闻业“负面偏向”传统的改造工具，在客观性基础上强调介入性，突出新闻实践的公众导向、方案导向、未来导向、行动导向。

西方新闻界的建设性新闻运动得到国内学界相当程度的关注。相关研究大多认为它是具有创新意义的积极探索，例如：建设性新闻是公共新闻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反传统的实践追求维护公共利益的新闻业传统价值[9]；以追求人类社会“公共善”为旨趣，以积极心理学的策略弥合分歧与凝聚认同[10]；具有典型“伞式”特征，试图囊括历次、多种西方新闻改革运动理念与实践，蕴含“树起新一轮公共责任大旗的可能”[11]；通过更新新闻知识生产方式、建立记者与受众的对话模式、拓深新闻价值要素等方式逐步确立一种新的新闻范式[12]；意味着媒体功能由“监察”转向“社会建设”，所强调的“赋权和弥合社会分裂”更适用于当下社会语境[13]。同时，也有研究者冷静地审视其理论局限、实践困境以及语境适用等问题。典型观点，如建设性新闻理念虽具有“范式转换”的新意，但作为特定背景下的一种新型替代理论，难以被推广并主流化[14]。 建设性新闻实践能否扩散面临众多不确定性，其目前的探索距离重新规范新闻实践的目标甚远；它所强调的“负面偏向”反思，与国内倡导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政策的关系也需再考察[15]。

国内研究者高度关注建设性新闻议题，无论积极肯定抑或冷静审视，具体观点虽有分歧，核心关怀或可趋同。这一源自域外的理念及其实践，对当前中国新闻业发展有何实质性意义？本研究的核心关怀更为具体：对于媒体寻求积极参与劳动关系治理，建设性新闻理念有什么参照价值？其中，如何准确地理解建设性应是关键所在。

社会哲学较早对建设性展开探讨，将之视作与解构性相对的概念。作为重要哲学文化思潮的后现代主义，被认为不仅具有“摧毁、解构、否定性”的面向，亦蕴含“积极的、肯定的、建构性”内涵，其建设性向度主要体现为“倡导创造性和对世界的关爱，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16]。作为现代新闻业的基本理念，建设性早已见诸中西新闻类文献，多被用于阐述新闻业的社会使命，建设性新闻运动只是重新激发了对它的关注与讨论。理解概念需要置于具体语境，作为一个开放性概念，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媒介环境下，新闻建设性所呈现出的特征存在具体差别。例如卢旺达等国家出于“后殖民语境和族群冲突的集体记忆”，其新闻建设性更多体现为“弥合冲突与促进和谐”[17]。

国内讨论建设性新闻实践的著述，大多涉及对建设性内涵的分析。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来自业界的经验思考。《中国青年报》编委吴湘韩认为，与建设性相对立的概念是破坏性、颠覆性而非负面，建设性新闻不应被视为相对独立的新闻产品类型，而是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归依”的新闻理念，需要渗透于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18]。《新京报》评论部副主编佘宗明提出，该报评论实践中的建设性是以公共性为前提的，在重大事件上需要保持“在场”姿态，以演讲者而非旁观者的立场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以及依靠专业的力量让论说更有见地[19]。二是关于业界实践的研究。中国范式中的建设性推崇整体观和系统观，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参与式新闻、暖新闻等尝试都是建设性新闻的中国样本[20]。国内专业媒体在新冠疫情报道中注重从选题、内容、写作3 个角度诠释建设性，通过“情报员、领航员、协调者和动员者”的身份构建使媒体行动与社会治理产生关联[21]。相关研究对建设性的具体阐述其实颇有出入，可见它是一个相当有张力的概念。在此，研究关注媒体与劳动关系治理这一实质问题， 拟以具体案例探讨媒体的建设性：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如何落实于新闻实践？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常而言，作为一种实证研究，较之其他方法，案例研究更适用于以下3 种情形——研究问题的类型是“怎么样”和“为什么”，研究的对象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研究者对于当前发生的事件“不能进行控制或仅能进行极低程度的控制”[22]。根据本研究的问题类型、研究对象特征，以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适宜选择这一方法。

具体案例的选择应具有典型性——“体现了某一类别的现象或共性的性质”[23]。中国当代劳工社会学的研究聚焦社会转型中“再形成”的劳工群体[24]，关注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以丰富扎实的田野调查得出，如何有效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始终是劳动关系治理的难点所在。这在农民工问题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2006 年1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需要及时解决一系列严重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突出问题。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就报道量而言，媒体对农民工议题有较多关注。经由多年追踪观察，本研究选取了3 个关乎农民工群体劳动关系的典型报道案例。此外，当下平台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塑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 年，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将分散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 9.2%，在助力实现“六稳”“六保”、推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平台经济所形塑的“平台型就业”，促使亿万劳动者的生计模式由标准就业向弹性就业转变，他们的权益保障与体面劳动问题广受关注，成为2021 年主流媒体“共同的年度议题”[25]，至今依然是舆论热点。因而，本研究还选取了一个关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劳动关系的报道案例。

综上，本研究共选取了4 个案例作为研究样本。案例1 为2003 年《南方都市报》对“少年阿星杀人事件”的报道，案例2 为2005 年《中国青年报》策划的一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题报道，案例3 为2011 年《南方都市报》组织的“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大型主题报道活动，案例4 为2020 年《人物》杂志对外卖骑手群体系统困境的深度透视。

这4 个案例的选取皆以“典型性”为标准。案例1 中“法治”与“悲情”两种报道框架间的冲突与张力，在此后由劳资纠纷导致的极端事件报道中多有显现，如2005 年“王斌余案”、2009年“刘汉黄案”、2012 年“刘双云案”、2016 年“马永平案”等，报道框架的选取深刻影响了媒体对经验现实的建构。案例2 以具体问题为导向，试图全面呈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境况，从媒介话语权[26]角度考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能实现反映主体性的利益表达。这组报道至今仍是主流媒体同类主题报道中的精品。案例3 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公共性，获得由《看历史》杂志发起的“国家记忆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唯一的“年度历史写作大奖”，授奖词中写道——这一报道“以底层的视角，真实地再现了30 年间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并从中探究中国社会巨大改变的原动力，很好地诠释了‘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的媒体使命”。案例4引发了舆论对新业态劳动者境遇的高度关注，如何规制平台用工问题由公众议程进入政策议程，推动政府出台具体治理举措。人社部、发改委等8 部门于2021 年8 月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因此，上述案例的典型性既体现在专业层面，表征了当前新闻业的基本议题，诸如媒体对社会现实的建构、媒体的公共性及其实践等，更体现在社会层面，农民工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需要被高度关注的劳动者群体，其劳动关系的和谐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这4 个案例从不同角度论及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议题，使诸多问题进入公众视野乃至推动公共政策，从而发挥了媒体具体的“治理参与”功能。综上，社会价值与专业关切共同构成了案例的典型性。

其中表示方位向第n组子脉冲回波，即为噪声序列；δn∈Na×1为重构的第n个方位像信息；Hn∈Na×Na为方位向重构稀疏基，且Hn的构造方式为

案例材料均由公开途径获得，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前台的新闻产品——媒体报道的公开文本；二是后台的操作经验——新闻生产一线的思考，编辑、记者自撰的手记或接受的访谈。案例分析追求的目标是从故事到知识，具体案例的独特性有必要和一般性知识建立关联，其所能提供的社会知识包括“解释性知识”“理解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27]。为尽可能地接近这一目标，本研究采取的具体策略为：首先，具体描述案例，尽可能地为分析提供必要细节；其次，归纳分析案例，寻求建构具有一般性的解释。

三、媒体行动的核心理念：成为负责任的中介

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成，媒体是一种社会中介机制，二者均参差多态。若想在劳动关系治理中充分发挥潜能，媒体需要公正呈现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实现多元主体间的沟通与连接。因此，媒体参与劳动关系治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媒体建构的镜像如何尽可能地趋近现实？究其本质，新闻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具有独特链接价值，同时限于多种因素制约与影响，新闻也会有“符号表征上的简化”，以不同方式“遮蔽”乃至“扭曲”事实世界[28]。那么，何以消解新闻的固有局限？本研究所选取的4 个案例具体内容有别，但均在尝试回应这一问题。

案例1 为一起事件报道。2005 年1 月20 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一篇调查性深度报道《深圳“砍手党”来自小山村》，记录新生代农民工阿星的故事：一位自15 岁开始即在深圳“砍手党”团伙里炒菜做饭的小伙子，从未参与过任何一起作案，18 岁时离开该团伙，到潮阳的一家工厂打工。但是报道发出不到半年，阿星就出事了。7 月8 日，他因旷工一天就被开除，工厂又“扣了他的工资”，于是他一怒之下砍杀主管。事后，他潜逃至深圳，主动联系了记者，希望其能够陪同自己前去自首。7 月11 日，《南方都市报》刊发一篇深度报道《阿星杀人事件透视》。在记者与阿星的长篇对话中，有关于他在工厂劳动处境的描述，“我来了四个月没有休息过一天，旷工旷了一天，就被开除了。如果不是每天工作12 小时，一个月能够休息一天，我想我不会走这条路”。7 月12 日，该报发表社论《阿星杀人 不要让悲情遮蔽血腥》，认为这是一桩“很容易被悲情化”的犯罪事件，公众舆论谴责社会、同情阿星的情感，容易被放大为主导话语，在“悲情美学和‘英雄’逻辑的指引下，将事情简化、浪漫化”。该社论强调，阿星杀人固然有其悲哀之处，但是不管多么义正辞严，应该回到社会结构之内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行动“必须首先是合法的”。比较报道和社论的文本，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当时的评论编辑何雪峰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对此报道有过分析：这篇报道体现出“阿星杀人是社会的悲剧”导向，但是基于细节判断，他认为该论调是“很勉强的”；这一报道倾向还与编辑部强调的法治精神相悖，“如果对阿星杀人不从法治角度而只从悲情角度去理解的话，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所以，社论指出“阿星杀人有悲情也有血腥”。何雪峰以此事为例，意在阐述评论对“报纸性格塑造”的作用，强调“我们知道记者未必认可，如果他们都认可，我们就未必要发这种评论。这种做法是有意识的平衡，既引导读者，也引导编辑、记者”。

案例2 为一组专题策划。2005 年9 月6 日至23 日，《中国青年报》推出一组“新生代农民工”专题报道，以“报道+评论”的方式，尝试多角度、立体化呈现此群体的生活境况、人生追求以及现实困境。此专题由10 篇报道与相应的新闻述评构成，皆在经济版头条刊发。具体篇目包括：（1）《拥有了打工户口的北京青年感叹：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同》+《这个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气质》；（2）《长沙农民工公寓为何无人入住》+《让微弱的声音响亮起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诉求》；（3）《民工子弟学校入驻高档小区遭抵制》+《让平等的阳光照耀心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渴望》；（4）《这一路，我走得很辛苦——一个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的自白》+《让成功的笑容不再凝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感受》；（5）《员工委员会：实现权利的沟通实验》+《让理性的精神引导诉求——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6）《“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乖孩子进城为何变成了抢夺团伙》+《让人生的方向不再迷失——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观念》；（7）《王晓桥申请建立农民工工会捍卫权益 湖北省云梦县总工会批准当地第一个农民工工会成立》+《让正义的力量不再缺席——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期待》；（8）《工伤不赔偿、工资拖欠，被视为劳资纠纷中的“火灾隐患” 义乌市尝试破解农民工难题》+《让希望的号角声更加响亮——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怀》；（9）《9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曾受歧视 山城热议“棒棒”改名》+《让冷漠的眼神变得温暖——新生代农民工的时代环境》；（10）《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小陈热线映照打工青年生存景象》+《这梦想，很长，很远》。主创者的业务札记透露：该专题的策划始于2005 年夏，是对当时一些媒体报道农民工杀人事件时“强烈的道德倾向”的警惕与反思[29]。《中国青年报》以“理性精神引导诉求”为目标，选择“特稿+评论”的报道样式，在采编过程中寻求兼顾报道客观事实与提供理性认知的平衡。

案例3 为一次主题行动。2011 年《南方都市报》组织一支特别报道团队，包括南方报业集团的60 多名骨干记者，推出了“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专题。从2011 年6 月至2012 年1 月，总共发出42 篇编年史系列报道，记者足迹遍及26 个省份40 多个县市，采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通过口述故事、记者访谈、个案剖析、历史图谱及社会学分析，从人的角度去呈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群体如洪流般迁徙流动的鲜活历史。专题分为5 个部分：（1）《反叛土地的农民（1981—1984）》，包括“从田里拔出脚，变成一个商人”“摘衣帽做工人”“输出劳务，翻越城乡高墙”“走天涯，创世界”4 组样本。（2）《跨一只脚进城（1984—1988）》，包括“农民工造城办厂，离土不离乡”“城市拓荒者‘打工妹’群像”2 组样本。（3）《洪流席卷中国（1989—1999）》，包括“中原动，全国起大潮”“打工梦想，当自己的老板”“潮来潮往，潮起潮路”3 组样本。（4）《留不下的城，回不去的乡（2000—2008）》，包括“城市户口，一道跨不过的政策坎”“无名分，城市白居不易”2 组样本。（5）《新生代农民工 迷失在城市里的一代（2009—）》，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上岗”“农村城市两茫茫，路在何方”2 组样本。这一专题随后以《洪流》为名结集出版。此外，该报还设置了专门史系列报道，选取若干样本，从村庄史、家庭史和个人命运史3 个角度，进行更细致入微的社会学记录挖掘，发表深度报道共20 篇，后以《呼吸》为名出版，书名的寓意为“呼吸，是细致入微，是攸关生死，你必须要以此方式去贴近去静听，才能了解他们，理解历史”。主创者的业务札记显示，组织这一主题行动基于下列认知：农民工是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支脉，需要跳出将“他们”作为单纯生产资料的思维认知，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群体。在具体实践中，样本的选择、数据的获取以及观点的突破，均面临挑战。“我为之有跃跃欲试的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烟海的茫然无序”，项目执行人、时任副总编王钧曾如是说。后来报道团队参考诸多学术研究，决定从“建立方法论”开始，召开专家座谈会并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除明确“立足迁徙史”，致力于日常个案记录外，还尝试探寻其中的历史逻辑，旨在通过全面记录以促进全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理解，“缓和各阶层之间因误解导致的矛盾情绪，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手资料与政策参考”[30]。

案例4 为一个现象透视。2020 年9 月8 日，《人物》杂志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超过两万字的深度调查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有关平台用工、零工经济、数字劳动关系等问题的广泛讨论。报道从探究一个社会现象“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车祸越来越多”入手，通过为期近半年的深入且系统的调查，得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数百万外卖骑手的背后居然是“一个如此庞大、细密、盘根错节的系统”。该文还尝试对此“系统”进行解读，提炼出“算法”这一焦点，其中重点援引郑广怀、孙萍两位学者的研究进行讨论。9 月28 日，又推送记者“手记”《能够帮外卖骑手走出困境的，不是怜悯》，详述了新闻生产的“后台”状况。据其所言，编辑最初提出的选题是“为什么外卖骑手的车祸越来越多”。记者翻阅资料后发现，过往新闻几乎都是简单报道这一现象，或者仅浮泛地从行业规则角度进行解释，于是决定从“寻找骑手”展开调查，找寻其中的复杂原因。这一环节耗时甚长——“2019 年的最后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寻找全国各地愿意说出故事的外卖骑手”，因为“一篇有说服力的深度报道的基础，就是要有足够多的样本量，以及足够丰富且有力的证据和细节”“样本量不仅要充足，还要分配平均”。在寻找过程中，记者初步了解到外卖平台骑手端的运行规则，同时也获得大量有关他们工作困境的故事和细节。然而，“一篇扎实、令人信服的深度报道的成立，仅有故事、细节，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寻找现象背后的原因。于是，在外卖骑手讲述工作流程的基础上，记者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调查，将目标定位于站点的站长、调度、商务拓展等配送链条中的环节，相对外卖骑手他们更清楚系统如何运作。与他们接触起初不易，记者以足够的耐心与真诚逐步建立起信任。通过上述调查，采编者发觉现象背后的“系统”已经浮出水面，外卖骑手面临的问题是结构性困境。为了更深入地探究，记者进一步找寻交警、社会学学者等“他者视角”和“外部视角”。这篇报道从操作到完成用时约10 个月，记者先后五易其稿，最终确定以“收到”“大雨”“导航”“电动车”“五星好评”“最后一道屏障”等12 个关键词代表外卖骑手在配送中面临的问题，尝试用还原配送过程的方式讲述这个庞大的、密不透风的“系统”。

本研究以描述性的方式呈现案例，并尽可能保留必要的细节，旨在突出其间媒体如何在宏大的结构中具体地进行能动的实践。这些案例的经验得失反映出：在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应秉持“负责任的中介”理念，这是建设性对媒体行动的必然要求。“负责任”意味着媒体在实践中需要尽可能地持守“责任伦理”。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中，韦伯提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概念并强调它们之间“有着深邃的对立”。根据韦伯研究专家施路赫教授的解读，二者不同的关键在于对“能为”的评价方式，即“信奉责任伦理的人，考虑他的行动之后果的价值，从而将行动获得实现的机会以及结果一并列入考虑；接受信念伦理的人，关心的却只是信念本身，完全独立于一切关于后果的计算”[31]。对于媒体行动而言，实践“责任伦理”应成为一项重要的德性准则。具体到劳动关系领域，这意味着诸多现象与事件不仅仅是“源自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往往也是“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媒体对其的呈现，既应准确报道以唤起公众的充分关注，亦需公正评论以形成健全的舆论。

四、媒体行动的现实进路：建设性的专业实践

专业是对媒体实践的品质要求，简言之，其核心是在事实层面尽可能求真、寻求呈现具体问题的“实践逻辑”[32]。上述案例4 提供了一个观察标本，就具体新闻生产而言，《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存在一定遗憾——美团和饿了么算法技术团队的工程师，大多以“公司机密”为由拒绝了约访，记者只能通过查阅公开资料以还原和讲述算法系统的基本规则，文章对算法的批判是否完全合理存在一定争议。不过难能可贵的是，此文基于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准则，尽力呈现可验证的事实，深入挖掘一个熟视无睹的问题。采编者自谦“只是尽了一个报道者的本分，没有停留在表面的现象”，希望技术背后的“人”——活生生的、努力奔跑的劳动者们——能够得到外卖平台更多的关注，“他们的身体、情感、需求和生命应该是比时间、利润、数据更重要的事”。这般尽职业的本分，其实正是专业精髓所在。至于“建设性”则关乎媒体实践的方向。案例1 中《南方都市报》社论基调的确立、案例2 中《中国青年报》专题策划的意旨，主创者的行动意图均显现出鲜明的建设性追求。案例3 作为一次迄今为止最有规模的农民工主题报道行动，生动地诠释了何谓建设性的专业实践。观察这些具体案例所呈现出的新闻建设性，可发现均蕴含着在制度框架内为社会问题寻求可能解决方案的旨趣。这与建设性新闻的“方案导向”有共通之处。

尽管作为一个“伞式术语”，建设性新闻的边界模糊、领域宽泛，不过相关文献的知识图谱分析显示，“方案新闻”实践已较普遍地被视为其主要构成元素[33]，倡导在报道具体问题的同时提供潜在解决方案。甚至有研究者直接将建设性新闻概括为“一种以积极的方案来解决冲突性事件或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方法”[34]，认为其出发点是提供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以帮助公众更好地面对社会现实。欧美建设性新闻的实践[35]也体现了这一追求，北欧四国的“解困新闻”、《纽约时报》的《解决》（FIXES）专栏等可谓其中典型。国内学者的论述亦多肯定方案导向的价值，例如：以重构社会问题的智慧方案实现“赋能于世”，彰显了建设性新闻的价值理性[36]；在疫情信息传播中以“解决方案思维参与风险治理”，是建设性新闻可行性的重要体现[37]。简言之，注重方案导向，意味着强调从消极揭示问题转向积极解决问题，通过报道解决方案推动社会进步。对于探索当代中国新闻业发展进路而言，倡导“方案”思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方案”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特殊意涵。有研究者提出，中国主流媒体建设性新闻实践以“共识兼顾与集体取向”为特征，其所强调的方案实践需注重“协调国家逻辑与人民逻辑”，既考虑普通民众需求更兼顾发展大局[38]。

兼顾应然与实然，本研究主张当前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建设性可界定为一种以寻求实践方案为重心的理念。此处，理念旨在强调建设性应成为渗透和贯穿 于新闻生产全过程的内在价值追求，其以赋权多元主体、促成公共商议、凝聚社会共识为旨归。若要真正推动社会建设，方案必须避免凌空蹈虚。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理念的“建设性”，其核心内涵应为寻求实践方案，即充分体悟经验现实的复杂性，基于实践理性探寻具体方案，这就需要切实遵循实践逻辑而非理论或是话语逻辑。换言之，方案需要具备充足的实践感，“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39]。鉴于此，特定的类型或样式等并非判断新闻产品具备建设性与否的决 定性要素，在具体新闻生产中是否运用积极心理学或相关行为科学技巧亦非关键所在，尤其需要警惕罔顾语境地批评新闻报道的负面偏向问题，否则很可能会出现具体错置的谬误。衡量建设性的基本标准在于，新闻产品的议题、信源、框架等关键要素能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寻求实践方案这一目标。立足于经验世界及其逻辑，探寻问题可能的解决之道，在当下风险充溢环境中的歧见迭出的重要议题上尤应如此。

在具体新闻实践中如何贯彻媒体的建设性理念？一方面，在观念上，基于布洛赫所主张的“希望哲学”——一种“鼓舞世人批判现实、超越现实、走出黑暗、瞩望未来的哲学”[40]，媒体可尝试建构“希望新闻学”[41]，秉持面向未来的希望理念，平衡公正地呈现人类正在进行的探索。另一方面，在行动中，媒体应尽可能地进行“反思性的自我调控”，吸收建设性新闻运动实践的有益养分，尝试在“积极自由”概念框架内形成“主动记者”的角色定位[42]，深度激发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潜能。当前中国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呈多元化特征，不同主体行动逻辑有别，彼此具体目标充满张力，已然构成治理的结构性背景。媒体行动以建设性的专业实践为现实进路，观念上需秉持积极的专业参与立场，行动上则重在寻求实践导向的方案。因而，需要在新闻生产中做到：敏锐地发现，洞察纷繁表象提炼出实质问题；深入地挖掘，避免可能的偏见，呈现事实全貌；有序地组织，以促进多元对话凝 聚基本共识；真诚地倾听，以众人之智寻求解决方案。这就需要新闻报道尽可能地面向未来与公众，倡导良善与共情。

观察当前劳动关系治理中的媒体境况，这一主张总体虽尚是应然期许，但已有个案值得圈点，如上所述的案例2、案例3、案例4。它们的经验显示出：媒体能否成为劳动关系治理的积极行动者，端赖其在新闻实践中是否秉持专业性与建设性，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后者是前者的旨归。惟有立足于建设性的专业实践，媒体方可成为负责任的中介。

五、结论与讨论：全面理解结构寻求实践方案

源自域外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具有一定的范式转换新意，其作为他山之石对当代中国新闻业的启示价值，应当立足经验现实进行具体观察。国内已有研究多为理论的引入与阐释或探索媒体实践应用，在此基础上需要进行更具实质性与本土化的探讨。其中，对建设性的内涵及如何实践进行语境化的思考甚为关键。本研究以讨论一个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催生的实质问题“媒体如何参与劳动关系治理”尝试对此作出回应。当前中国劳动关系可界定为一种“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关系”[43]。在治理实践中，权益、稳定、发展的不同诉求充满张力而又同时存在。鉴于此，媒体应承担“负责任的中介”角色，提升“风险治理参与”效能。经验案例显示，媒体在个案层面有一定作为，尚需进行系统的努力，其现实进路是以专业的建设性实践为基石的。

人类社会实践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相互之间存在借鉴可能。在此，源自域外的建设性新闻理念，其方案导向对国内的新闻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本研究聚焦于此展开对话，认为当前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的建设性，其核心内涵是寻求实践方案。所谓“实践方案”，需要在实践社会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是指具有充分实践感、基于实践逻辑的具体行动方案。如何面向经验现实、寻求实践方案？以哈贝马斯主张的“双轨制”商议民主理论进行观察，媒体应成为构建公共 领域的重要行动者，它既是“弱公共领域”的有机构成，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成为真正决策边缘背景的“非正式的、多重分化和错综交织的交往之流”的质量，又是连接“弱公共领域”与“强公共领域”的重要中介，“有约束力的决策——如果它要具有合法性的话——必须受到交往之流的导控”。简言之，媒体应成为敏感的社会“传感器”，发挥“预警”信号功能，并且必须用“有实效的问题化过程作为补充”，除积极觉察、辨认问题之外，还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变成讨论议题”，从而“造成一定声势”使之进入政治系统[44]。

为贯彻建设性理念，媒体在观念上应秉持积极的专业参与立场，行动上则重在寻求实践导向的方案。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主体及其利益诉求、行动逻辑呈多元化，具体议题往往具有异质性、冲突性，因此对劳动关系问题的报道，媒体报道难以充分进行，其作为的现实境况是发声与遮蔽相交织，需要“以宽容与法治为方向，降低新闻生产风险”[45]。惟有制度空间与能动主体的良性 互动，媒体方有可能服务于多元意见的形成、表达与聚合，从而促进社会保护、促成社会对话。若要充分发挥治理参与的潜能，媒体作为行动者需要辨证认知并且妥善处理结构与能动性的关系。对此，“结构化理论”有一定启发意义：结构与行动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结构通过行动不断得以重构或再生产，同时结构也是行动得以可能的中介；结构并非只是单纯的外在限制，而是同时具有“约束性与使动性”[46]。因而，媒体对实践方案的寻求需建基于全面理解结构之上。

本研究探讨劳动关系治理参与中媒体的建设性，尝试对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现实需求进行具体回应。作为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演化的一种人类生活形态，社会在内涵上具有大社会与小社会、“角落里”与“连接处”的二重性，蕴含着社会性与公共性、连接与团结的根本张力。因此，社会治理的核心是有效调节社会二重性的内在张力，寻求努力实现“社会连接与社会团结的互动共生和良性循环”[47]。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有机构成，如果构建活力与秩序兼具的有机社会是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那么劳动关系治理的目标就在于实现权益、稳定、发展之间的动态和谐。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主体已演变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新闻行动者网络”[48]，由不同类型的平台型媒体与内容型媒体综合构成，多元的、具体的媒体行动者若均能秉持“负责任的中介”理念，以寻求实践方案为重心，那么媒体作为一种机制总体上方可充分地发挥治理参与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