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源精神：中国工人运动革命精神的典范*

文 侃，陈永国

( 萍乡学院 安源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江西 萍乡 337055 )

安源精神，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中孕育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但是，长期以来，安源精神一直未引起社会各方面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其历史地位未得到全面的揭示，致使这一精神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也未得到充分的阐发，几乎成为一种只在江西省萍乡市具有地域性影响而得以传承的纯粹意义上的“城市精神”。本研究尝试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近代中国工业文明遗产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等多个维度，对安源精神的历史地位进行考察和总结。

一、安源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光辉旗帜

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是指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20世纪20年代发动和组织的工人运动。在此期间先后爆发的香港海员、安源路矿、京汉铁路等工人运动，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邓中夏将这个新的阶段称之为中国“现代式的工人运动”的开端，他指出：“中国‘现代式’的职工运动，无疑的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1]14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中，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以下简称“安源工人运动”）特别得出奇[1]109，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代表作。美国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专家裴宜理教授则认为，这个阶段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中国工人政治的激进主义全盛期”[2]。这场工人运动所形成的安源精神，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水平和革命业绩，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一面光辉的旗帜。

（一）安源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长期以来，萍乡当地宣传部门一直将安源精神的内涵概括为“义无反顾，团结奋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这是萍乡当地学者经反复研究提炼出来的安源精神的内涵特质，后由萍乡市官方公开倡导和大力宣传，被萍乡民众广为认同和接受，在当地拥有了较大的社会影响。然而，自提出“安源精神”概念以来，学界即不断有对其内涵作出有别于此的探讨和解读，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新的安源精神”概念。本研究认为，安源精神这16个字的概括，准确、全面地反映了安源工人运动的特质和全貌，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和优秀品质。

“义无反顾”展现的是安源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韧不拔、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意志。安源工人运动的一大特质就是极富坚韧性。自1921年秋毛泽东来安源发动工人运动开始，整个运动坚持了近十年之久，即使在“二七”事变后也能巍然独存，在“九月惨案”后仍不溃散。造就安源工人运动这种坚韧性特质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这个“大义”的植入和支撑。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源工人中间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不仅唤醒了安源工人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黑暗和沉睡中找到了谋求自身解放的先进武器，也为安源工人运动指明了方向和目标，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意义支撑。安源工人运动因此涌现出了众多在威胁利诱面前大义凛然、不屈不挠（如刘少奇等），在生死考验面前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如黄静源烈士等）的英雄事迹。

“团结奋斗”展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当时称之为一种“秩序、齐心、勇敢”的“神圣精神”[3]45。安源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团结奋斗的精神最为突出。刘少奇曾说过：安源“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3]116。这种团结奋斗的精神，是安源工人运动取得辉煌业绩的重要原因。1922年安源工人大罢工之所以能取得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3]129。李立三当时就指出，“我们这一次罢工的胜利，全在各位的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3]128。1923年“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巍然独存”，靠的也是这种精神。刘少奇在1925年总结当时为何唯独安源工会在“二七”失败后“偏偏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的原因时就认为，除了俱乐部能够“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外，还在于“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奋斗”[3]447。

“勇于开拓”展现的是安源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谋求整个阶级的解放而表现出来的胸怀全局、开拓进取的博大胸襟，是中国工人阶级“顶天立地”伟岸形象的精神写照。安源工人运动的开拓进取，主要表现为运动能主动走出安源，积极向外拓展，并较早地由单纯的工人运动转型，与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相结合。大罢工胜利后刘少奇就勉励工人说：“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 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叠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3]138“二七”失败后，安源工会就“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3]446。

“敢为人先”展现的是安源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胆创新、勇当先锋的革命首创精神。安源工人运动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工运史上创造出了诸多公认的“第一”。诸如，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最早也是最大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和早期人数最多的工会，创办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最早的儿童团、最早的工人武装、最早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红色货币和红色股票，开创了由工人运动走向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最早尝试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管理企业，最早开展工会经营企业的探索等。安源工人运动呈现出的诸多革命首创，充分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先锋地位。

（二）安源精神有力推动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安源精神不仅是安源工人运动之魂，也是当时支撑和激励全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有力推动了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这集中体现在：这一精神缔造了一个激励全国工人运动并享誉中外的中国工会品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书记曾评价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和汉冶萍总工会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产业工会组织，成为激励全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4]。1922年5月成立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后更名为萍矿总工会，以下简称为“安源工会”），是当时“全国工会组织最好的工会”[5]。其“组织之完善，实力之充实，诚为国内劳动团体所仅见”[3]75。“二七”事件之前，在国内，安源工会被誉为全国“劳动界的一根柱石”[3]74，“照耀黑暗社会”的一颗“明星”[3]76。在国外，共产国际在1930年时称赞毛泽东创建的安源工会是一个“模范工会”①参见：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内部资料《毛泽东在萍乡》（1993年）。。而在“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工会遭到摧残，“在此消沉期中, 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安源煤矿，那时即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旧巍然独存”[1]109。巍然独存的安源工会，无疑是对当时陷入低潮和沉寂的全国工人运动的一种巨大精神支撑，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工人阶级的斗志和信心。

安源工会还成就了安源“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这一历史地位。1925年10月中共湖南区委就认为安源工会在五卅运动前居于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地位”[3]542。当时的一份国民党报纸更是将安源称之为中共的“小莫斯科”[3]369。安源“工运摇篮”历史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功于安源工会为当时全国工人运动作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开拓性的贡献。

安源工会的开创性贡献，表现为其作出的前述诸多“第一”。这些革命首创使安源占据了当时工人运动的领先地位，进而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人才、经验，甚至经费的供给地。当时无论南北，在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中，均能见到安源工会的身影。在经验的供给方面，当时便经常有外地的中共领导人和工会组织来安源考察以及进行学习总结，安源一度成为当时全国除广州之外的另一个工人领袖们交流斗争经验、开展大型集会的中心，也是当时中共中央派驻中央委员的两个工运重点区域之一（另一个是唐山）。在经费提供方面，安源工会不仅为各地工人运动提供了大量活动经费，甚至还成为当时全党活动经费的两个主要储备点之一（另一个是北方的全国铁总）[3]1060。

安源工会的开拓性贡献，则主要表现为向外推动和促成了全国工会的联合。安源工会在此方面的突出成就，“二七”惨案之前主要是带头促成了湖南和湖北两地的工团联合会，以及汉冶萍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的组建，推动了粤湘赣三省工团的产业联合和地区联合；“二七”事件后，“巍然独存”的安源工会更是在推动全国工会联合方面被寄予厚望，除帮助路矿周围的萍乡、醴陵、湘潭组建工会组织外，安源工会还先后主持恢复了“二七”后被封闭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机关曾一度改驻安源），并最终促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 年 5 月 1 日在广州的成立。

二、安源精神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宝贵的红色遗产

作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安源精神还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工业化的追求，凝结了安源工人阶级对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贡献，是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一份宝贵红色遗产。

（一）安源精神饱含着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产业的追求

在唯物史观看来，革命发生的真正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日益尖锐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旨在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扫除障碍的革命。它打破的只是各种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代表的工业文明，并不是革命的对立物，而恰恰是其所要维护和追求的对象。这一点毛泽东曾作过说明：“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6]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决定了它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决定了中国的工业化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这一性质和功效，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中国后来能成为世界上极少数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国共产党对待工业文明的态度，以及它所领导的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对于国家工业化和民族复兴的意义，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得到了最初的体现。可以说，安源工人运动，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也是政治革命与工业文明相融合的样本。这场运动造就了安源精神一种独特的精神特质——融政治革命与工业文明于一体，即安源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追求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的革命精神。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安源精神不能简单定性为一种工人阶级的“罢工精神”。由于受“左倾”政治的干扰，安源工人运动曾长期被简单解读为一部安源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历史，然而这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虽然罢工斗争，尤其是1922年9月的安源工人大罢工的胜利，对于安源精神的形成和展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罢工斗争绝不是形成安源精神的主要实践，更不是安源工人运动的全部内容。整个安源工人运动不仅有罢工也有复工，甚至还有开工运动。刘少奇当时就要求安源工人认识到，罢工只是一种“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限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的手段，而“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3]91。他还曾专门批评指出，“遇事就罢工”是一种“幼稚病的表现”[3]97，“吃饭不做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3]100。

事实上，有赖于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坚持从实际出发、“看清环境取决阶级争斗的手段”的务实、灵活的领导和策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制定的脱离国情的打倒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激进劳资政策，并没有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得到实施，或者说在实践中得到了矫正。尔后，随着中共三大、四大先后提出与国民党合作、实行工农联盟等正确的方针和任务后，安源工人运动更是明确地将运动的主要对象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将主要任务聚焦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参与和开展了一系列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安源工人教育所使用的教材上也开始出现“无产阶级解除压迫的方法……首国民革命，次社会革命”[3]181等教学内容。

即便是在与资本家的斗争方面，安源工人运动更多表现出的也是始终恪守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前提下，采取与资方适度合作的斗争方式， 以及对萍矿产业和汉冶萍实业等国家产业的尊重和维护，这在同一时期的其他工人运动中是比较罕见的。即使是影响最大的1922年9月的大罢工，当时组织得也“极为文明”，“秩序极好……未伤一人，未败一事”[3]129，大罢工也没有损害安源路矿产业。大罢工胜利后，尽管安源工会已经成长为安源地区政治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但为维护产业发展，该工会也没有动辄以罢工相威胁，而是尽其可能地与包括矿局资方在内的地方各种势力进行谈判和合作。当时就将“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确立为俱乐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的另一项宗旨和主要任务[3]126。有研究表明，在1922年至1924年期间，也就是安源工人运动的鼎盛时期，萍矿的生产稳步增长，产量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7]336-367。而至后来因借款无着、办理不善等原因，汉冶萍公司面临停工破产和主权旁落的经营危机时，刘少奇还专门发表了《救护汉冶萍公司》等文章，为企业当局出谋划策，要求工人顾全大局，与企业共渡难关，“尽责救护”汉冶萍公司这个“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实业”[3]288。这都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产业的诚意与努力。

劳资关系是工业社会中出现的一种重要社会关系。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以及处理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需要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它关系到工业时代无产阶级政党与资本、产业的互动。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源工人运动所展示出的与资方巧妙斗争的智慧以及对现代产业的维护和追求，也应当算作一份革命带来的工业文明遗产。这份遗产在后来的中国革命和工业化建设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劳资政策，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立的劳资政策，都可以看到对这份遗产的继承和发展。1937年刘少奇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曾提道，当年在安源矿区处理工人中的“左倾”激进“这件事对我印象最深”，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当时的处置并不错”[3]771，“我的意见至今还保留着，而且我认为与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3]769。

（二）安源精神凝结了安源工人建设工业文明的贡献

当时安源工人阶级对建设工业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展“工人自治”，参与企业管理。无论是出于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出于维护产业的发展，当时安源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们都非常重视引导和组织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工人教育活动中，就有意识地灌输了许多工人应当管理企业的道理。1923年刘少奇还曾一度提出过一个仿照英俄各国创设“工厂委员会”的设想。虽然后来这个“工厂委员会”并未真正组建，但它体现的工人监督资本和管理企业，以更好地维护工人利益的思想，却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得到了贯彻和实施。这主要体现在当时大力推行的“工人自治”上，这是安源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一种较有特色的形式。为推行“工人自治”，1924年8月安源工会将“提倡工人自治”作为工会的宗旨之一写进了修改后的俱乐部总章，还为此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工人自治条规， 并先后创设组建各种工人自治机构，如1922年的劳动介绍所、1923年的裁判委员会，以及1924年的出产整理委员会等。对于安源工人运动中的这场“工人自治”，当时有评论说，“安源四个月来，现状颇好，工人颇能在工会指挥之下，练习自治生活，地方军警均失去作用”[3]224。由此甚至使“工人对俱乐部之信仰既如此之坚，萍矿之命脉，已操之俱乐部之手”[3]866。李维汉后来回忆，“俱乐部通过了工人自治条规，建立了安源矿区从未有过的社会秩序”[3]912。

二是开展了工人阶级直接管理工厂的最早尝试。1925年“九月惨案”后安源工会被查封，萍矿工人完全失业，“然工友之革命精神仍未稍杀”。1926年趁北伐军入萍，俱乐部恢复并改名成立了萍矿总工会，“从此萍矿工友重新团结在整个组织之下，将按着以往的经验与教训，加倍努力，向前奋斗了”[3]598。在1926年9月至1927年7月近一年的时间内，萍矿总工会与当时萍矿下级职员组织的“萍矿同仁协会”等其他团体合力管理萍矿，成功组织了一场维持萍矿生产的“开工运动”。这件事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最初尝试”[8]286，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工人阶级第一次“管理世界一切”的伟大实践。这场工人自己直接管理企业的运动，虽然遭遇到诸多困难，但仍然取得了较大成功。不仅工人的生活有所改善，而且煤产量也大幅提高，这对于当时“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缓解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煤荒和财政困难，支援革命战争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8]286。

三是创办经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家“红色店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展了党领导工会经营企业的最早探索。虽然属于第一次，但仅从企业经营的角度看，这家“红色店铺”也应当说获得了成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它从一百元起家，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内迅速成长壮大，到1925年被军方封闭洗劫时，合作社的资产已达“股本四万余”，“每年营业额达四五十万元”[3]1205。期间合作社的经营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不仅销售生活消费品，而且大胆尝试涉足金融领域，发行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红色货币和红色股票[9]，俨然成了一个集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多种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股份制经济体。对此，李维汉曾评论，“虽则没有经验，经过许多困难，但终究没有失败，且得着相当的胜利”，并认为“这是安源工人建设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建设能力，不仅全国其他“各地工人未曾表现过”，也是一种“使资本家害怕，由害怕而妒忌而想方设法要来摧残的”的建设能力[3]876-877。邓中夏也将这家“红色店铺”视作安源工人运动时期最大的成绩之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当时确有很多的成绩，最大的为消费合作社、工人教育等”[1]109。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成功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将工业文明与政治革命、经济工作与政治斗争有机结合的成功典范。它不仅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工人运动，同时也成为党领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的滥觞，开启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重视和运用合作社、倚重合作社经济的历史传统。

三、安源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最初演进中的重要枢纽

揭示安源精神的历史地位，还需将其置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演进的历程中进行考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这一重要概念，深刻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而“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10]。同年，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总书记还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形成的系列精神概括为“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11]。安源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安源工人运动中孕育形成的革命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换言之，安源精神本身即应归属于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而构建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那么安源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演进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呢？笔者认为，安源精神前承开天辟地、开创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伟大建党精神，后启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奠定中国革命精神底色和基调的井冈山精神。安源精神就像煤矿的“煤炭”一样，由前一种精神挖掘点燃，然后发光发热，给后一种精神提供革命的能量，是连接和贯通这两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一个重要枢纽。

（一）安源精神直接承接了伟大建党精神

一方面，安源精神直接承载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品质。安源精神形成于工人运动，而工人运动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早开展的革命实践。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决议即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2]为此，1921年8月在上海专门成立了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安源工人运动就是由刚刚诞生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动的。中共一大结束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即按照一大决议，“大力推动工会的工作”[13]。在经过1921年秋的初步考察后，毛泽东认定，“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3]907。随着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进入，安源迎来了近十年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制定的纲领、章程、路线基本上都得到了贯彻和落实。这即是说，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宗旨和使命付诸中国工人运动革命实践的最早场域之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正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直接开创者和核心领导者。可以说，安源精神就是由伟大建党精神这颗火种最早点燃的。

安源精神的内涵也直接承载了伟大建党精神。安源精神所包含的四个方面的内涵，可以说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中国共产党人鲜明政治品格在工人运动中的具体体现。其“义无反顾”的精神，直接承载和体现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政治品格；其“团结奋斗”的精神，直接承载和体现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其“勇于开拓”的精神，直接承载和体现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品格；其“敢为人先”的精神，直接承载和体现的是伟大建党精神所要求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政治品格，同时，还直接承载和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所内含的创新品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开天辟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的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崭新的革命精神。

另一方面，安源精神又最早呈现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可谓是党诞生之后初试锋芒、闪亮登场的一次革命“热身”，是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开山之作”，它正式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帷幕。后来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许多中共领导人，也都是从开展工人运动起家的，他们都亲自领导过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不少人还担任过工会组织领导人。尽管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后来归于失败或进行了转向，但不能由此否定这一阶段的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安源工人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首次公开亮相的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无疑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最初呈现，第一次让世人领略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崭新的精神风采。2018年***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安源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它在当时“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4]。而在运动中形成的安源精神，也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如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显示出的安源工人万众一心的团结威力，就令人刮目相看，“斯时国人闻之，均以为民气发扬，引为美谈”[3]1364，当时路矿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无不为之惊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纪念安源工人大罢工一周年时，也称赞安源工人“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芒不少”[3]70。1924年10月林育南视察安源后在给团中央的汇报信中曾提道，安源现有团员二百人，“气势正是蓬勃，同学精神极好，均为极可造就之才”[3]276。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安源工人阶级身上体现出的安源精神，还得到了当时湖南党组织和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特别指出：“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3]636对此，中共中央回复予以认可：“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可以说，秋暴颇有声色，还是安源工人的作用。”[3]657

就精神的实践效应考察，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建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更是在安源精神的实践中得到了践行。为人民谋幸福，在工人运动中其直接表现就是为工人阶级谋福利、求解放；为民族谋复兴，在工人运动中其直接表现就是为国家工业化作贡献、促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安源工人运动中建立的安源工会，在创建之初就确定了它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此后又将“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3]136确立为工会的另一项宗旨和主要任务。从实际效果来看，安源工人运动也最早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初心使命成功付诸实践。例如，在为工人阶级谋福利、求解放方面，运动就使“从前是牛马”的安源工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经济地位与人格尊严的改善，“工人的工作、生活的大改善，地位大为提高，人皆称工人为‘万岁’”[3]769。此外，在为国家工业化作贡献、促发展方面，如前所述，安源精神也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维护国家产业的追求，凝结着党领导安源工人阶级建设工业文明的贡献。诚如李维汉所评价的，安源工人运动中这样的工业建设能力“各地工人未曾表现过”[3]876。

（二）安源精神直接开启了井冈山精神

笔者认为，安源工人运动最大的历史贡献，莫过于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锻炼、培养和保护、储备了一大批干部，并成功教育和训练了后来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鄂赣革命主力军的万余名产业工人。当时共产国际称安源工会为“模范工会”，就是因为它“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①参见：中共萍乡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内部资料《毛泽东在萍乡》（1993年）。。安源不仅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校，而且本身就可以看作一所大学校。王光美回忆刘少奇在安源的工作时曾说：“在这里，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深刻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从这里学到了极为可贵的知识，总结出很多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对于党和少奇同志以后的革命斗争，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7]457后来成为解放军海军首任司令员的萧劲光也谈到从苏联归国后参加安源工作对自己革命成长的影响：“在斗争中，（安源）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高度组织性和坚定不移的革命彻底性，无时不在教育着我们这些初次参加革命实践的青年人。”[3]919这些在安源工人运动中成长的中共领袖和干部，不仅是安源精神的缔造者、践行者，也是安源精神的弘扬者、传播者。随着他们奔赴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场，安源精神的种子也播撒到了中国革命的土壤中。

进一步考察上述中共干部以及受到安源精神洗礼和哺育的安源工人后来的历史流向，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安源精神在井冈山精神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安源工人运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典范，同时也极具历史的张力，较早开始了这个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转型。

一是向农民运动的历史转型。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区，当时分散到这些地区从事农民运动的安源工人共约千人，他们与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新局面。比如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是这期间由安源工人最早发动起来的。1928年国民党的一份报告提道，“1926—1927年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主要分子, 几乎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3]1369。湖南最早的农民革命团体（岳北农工会，1923年）和农村党支部（韶山、八迭乡，1924年）都是安源出去的干部领导和建立的。江西的农民运动也是在安源最早兴起的，1925年4月周怀德等就在安源矿区附近组建了江西最早的农民团体——安源园艺工会。

二是向武装斗争的历史转型。安源工人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中最早走向工农武装斗争道路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14]。除了组建党最早的工人武装外，运动期间还有不少安源工人直接参加了北伐战争，“从1925年底到1926 年上半年，安源党组织先后派了2000多名工人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中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北伐军”[15]。大革命失败后，安源工人又积极投身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安源经营多年打下了良好的革命基础，安源本身就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和主要爆发地。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安源工人更是成为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上述1928年那份国民党报告就提道，“去年秋收暴动，今年的醴陵大暴动，都有安源的工人从中指挥”[3]1369。

安源精神随着安源工人运动历史转型展开的上述历史流向，对于后来井冈山精神的形成，可以说“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群众”[16]。

就“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来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9月至1930年10月，参加红军的安源工人共达5400余人次”[17]。对于这些来自安源工人的红军战士，毛泽东曾称赞，“有办法，能挖煤，能打敌人，又是好工兵”[3]1101。这些战士大多是安源工人运动中的第二代，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我军的高级将领。就共产党干部的准备来说，当时安源的党团员队伍发展就走在全国前列，数量在当时全国党团员总数中长期占有较大比重。例如，截至1924年12月，安源就发展了200名党员，占全国党员的20%强[18]。同时，作为能公开合法存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安源工会还是当时中共干部的重要集散地与中转站，是党保存实力的堡垒，保护了“二七”后遭到敌人追捕的陈潭秋、贺昌、李求实等一大批重要干部，同时还吸纳了萧劲光、伍岳、林育英、胡士廉等不下30名干部来安源工作。再就“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群众”来说，作为井冈山这个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主要活动区域的湘赣边和湘粤大道，是中国革命的枢纽地带。如前所述，这一区域当时正是安源工人运动大力拓展的区域，也是安源精神的主要流布区域，这无疑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安源精神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精神的典范，最有资格充当这一领域中国革命的“精神代表”。进言之，安源精神绝不仅仅是安源工人运动的精神，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萍乡市）的精神，它还是一个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一个文明（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精神，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是整个中国革命和国家工业化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