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荟萃能筑巢引凤吗？*——基于人文适宜性的中国人才区域集聚研究

魏 翔，魏 丽，崔 丹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3.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45；4.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区域创新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38 )

一、 问题的提出

“十四五”期间，中国转型升级的压力不断增大，需要从依靠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并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各地区、各城市更加注重人口质量，吸纳更多人才，发展“人才红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关于人才集聚的影响因素，较为公认的衡量指标是自然环境因素等外生变量构成的“外生适宜性”，以及经济因素和休闲文化因素等内生变量构成的“内生适宜性”。实际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人才集聚的因素大相径庭[1]。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适宜的气候等自然环境，既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吸引人才集聚的关键[2]。Glaeser等将这类因素称为自然适宜性，包括气候、空气质量、自然景观等[3]181。自然适宜性一般不能作为独立要素影响人才集聚，常常与经济因素综合作用来吸引人才集聚，而且常被内隐在经济因素中，以隐蔽价格的形式“转嫁”到房价或工资中[4-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业、收入等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人才迁移的首要因素[6]，这被归纳为人口迁移的经济适宜性[7]202[8]。经济适宜性主要包括收入[9]、房价[10]93[11]197-199、失业率和产业结构[12-13]、地方经济发展水平[14]等因素。一定程度上，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是人口迁移的两大决定维度[15-16]。

然而，随着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在经济因素之外，那些艺术氛围浓厚、娱乐设施健全、具备较高人文价值的城市在吸引移民和高素质人才方面显现出额外的竞争力[7]199[17]。在中国，2017年，有8座城市的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18年，有15座城市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其中17座城市的人均GDP超2万美元。据此可看出，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步伐的加快，更多的城市具备了经济—人文并重的转型升级条件。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和自然的因素不再重要，而是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文适宜性有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要素凸显出来[18]259。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在城市之间的竞争中则表现为“人才争夺战”，而高素质人才更注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并非仅仅是良好的气候和更高的收入。Florida曾指出，在城市人才竞争方面，人文适宜性的重要性有超越自然适宜性和经济适宜性的趋势[19]593-596。人文适宜性作为一种人口迁移要素的观点逐步得到学界重视。

人文适宜性是指由娱乐配套和休闲设施[20]497[21]755，主要包括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咖啡馆等人文设施[22]209给居民带来的精神享受。人文适宜性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它对高素质人口（即人才）的吸引力更大，是吸纳人才迁入的独特变量[23]177[24]；第二，具体到每个国家，它比较宽泛和抽象，很难找到一成不变的代理变量，并有可能和经济适宜性产生复杂关系[23]177。

上述研究引发了两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一是，中国已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城市竞争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到人才争夺上。那么，除了经济适宜性及自然适宜性外，人文适宜性是否会成为影响中国城市人才集聚的新要素呢？二是，既然人文适宜性如此难以把握和衡量，能否获取一个较为可行的中国城市人文适宜性代理变量，以此展现和研究中国新的人才吸引力因素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相关的基础研究正在探索。一方面，中国人越来越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他们看待城市就像旅游者看待景点，带着审美的意趣；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高质量发展，强调经济和人文的互动[25]。难以否认，经济因素仍然是吸引人才集聚的首要推动因素[26]，这在中国也不例外（见图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2002年开始，中国的人才数量和城市人文设施出现了同步增长的趋势（见图2）。同期，中国出台了各种政策，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来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尤其在2009年后，中国人才规模进入高速增长期，年均增长10.12%。与之呼应，两类群众基础广泛的典型人文适宜性指标——电影院和艺术表演团体分别以23.90%和12.52%的速度高速增长。这些现象似乎都表明：在经济建设达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城市的人文建设和人才集聚之间可能会出现稳定的交互关系。

图1 中国人才数量、GDP和平均工资的变动趋势

图2 中国人才数量与人文设施数量的增长态势

对于第二个问题，由于人文适宜性是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变量，因此对人文适宜性的检测应更多地针对国情，从各种人文适宜性变量中识别出我国的人文适宜性指标。国外研究认为，人文适宜性指标包括歌剧院[21]758-760、艺术团体[10]94，也包括咖啡厅、博物馆和图书馆[20]494，以及宽容度（或包容性）[27]、犯罪率[28]2等。对中国城市人文适宜性的确认需要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中识别出对本国人才有集聚作用的人文变量。

本研究的主旨是在肯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人文适宜性因素是否已成为影响中国人才集聚的新要素，为“十四五”期间城市人才建设等提供新选项。本研究的现实价值在于：一是，中国逐步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城市竞争日益表现为知识和人才的竞争[29]，在此过程中，强化人文适宜性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城市品质并增强城市竞争力，并以此来吸引人才集聚，这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关注人文适宜性对人才的吸聚力，可为缓解中国人才分布的区域不平衡提供有效抓手。中国的人才分布很不均衡，西北、西南等地区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30]。有些经济欠发达城市，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在经济适宜性和自然适宜性上存在“后发劣势”，若这些城市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挖掘和加强本地的人文适宜性建设，则有助于慰留人才，拓宽人才吸引渠道。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研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经验检验，具体的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区和第t年，Yit是人才集聚程度，Xit代表了人文适宜性因子，Zit代表经济适宜性因子，Rit代表自然适宜性因子，随机误差项ρit~N(0,σ2)。本研究重点考察系数γ1的估计值及其显著性，它度量了人文适宜性对地区人才集聚的影响。

（二）数据与变量

1.数据

鉴于全国性人口/人才统计数据的最新可获得来源是2015年的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因此，本研究以该调查中的主要城市截面数据为基本数据，同时结合临近年份的各省份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根据河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16个省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以及其他29个城市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本研究共整理得到了227个城市大专及以上学历就业人员的相关数据。这227个城市共涉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省份的人口占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总人口的90.32%，具有较好的人口代表性。此外，为了提高实证的可靠性，还使用了2010—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稳健性检验。

各城市有关经济适宜性变量的数据来自2011—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人文适宜性指标中的5A级景区数量根据原国家旅游局官网发布的“5A级旅游景区网上公示名单”整理得到，其他的人文适宜性变量与公共服务设施变量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自然适宜性变量数据中的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雨量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年度日照量来自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地形起伏度根据相关研究[31]的计算得到。

2.变量

本研究的对象是人才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所以，因变量用“人才密集度”来表示，人才密集度=（大专以上学历常住人口-大专以上在校生人口）/城市行政区域面积。

决定人才集聚的适宜性因素包括以下四类：一是经济适宜性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生产总值、人均实际工资、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失业率；二是公共服务设施因素，主要包括高校、城市道路面积以及医院；三是自然适宜性因素，主要包括气温、降雨量、日照时数、地形起伏度、是否沿海；四是人文适宜性因素，主要包括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和旅游资源。重要的是，需从以上人文适宜性因素中尽量识别出对中国城市具有普遍显著性的国情因素。表1中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包括2015年227个城市层面的数据统计和2010—2017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统计特征。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续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

三、实证结果

（一）基本背景

本研究考察了“胡焕庸线”两侧的人文适宜性指标（如表2所示）。2017年，“胡焕庸线”东部的省份以55.01%的土地聚集了90.62%的人文设施（对应93.36%的人口、92.05%的人才），而西部省份以44.99%的国土仅仅承载了9.38%的人文设施（对应6.64%的人口、7.95%的人才）。

表2 2017年中国人才分布和人文设施分布基本情况

表2说明，人文适宜性和人才分布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附着在长期稳定的中国人才空间分布规律之上，各类人文设施主要集中在人口和人才密集的地区。人才和人文适宜性之间显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联，但是，二者之间是谁影响谁？方向和强度有多大？还有待考证。在上述基本背景下，本研究的实证结果将对此作出判断和回答。

（二）基本回归结果

以人才密集度为因变量，使用2015年227个城市数据对表1中的自变量进行回归。由于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易产生异方差问题，需采取消除异方差的估计方法。因此，首先，使用WLS方法估计方程，并逐个剔除不显著的变量和参数不符合现实的自变量。其次，为了观察系数的直观经济意义，对估计的系数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后的估计均采用中心化处理）。估计结果见表3的模型1。

表3初步证实了适宜性理论的有效性：中国城市的人才集聚分布由经济适宜性、自然适宜性、公共服务设施和人文适宜性共同决定，经济和自然因素的作用依然重要，但人文适宜性的作用也凸显出来。首先，经济因素是人才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分布和人才分布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内在联系，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成为人才集聚的首要条件。此外，房价对人才吸引具有正向作用，这是因为高房价通常是高适宜性的“价格门票”，代表该城市具有更高的经济适宜性[10]93[11]197-199。其次，大部分自然适宜性指标依然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影响。总体而言，降雨量和人才集聚之间展现出负相关关系，即人才倾向于向较为清爽或不过分潮湿的地区集聚，如北京、西安、上海、重庆、苏州、杭州等大都市。最后，也是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大部分的人文适宜性指标对中国的人才集聚已经展现出显著的影响力。最近15年来，在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文艺品质和生活方式已经取代收入水平和自然环境条件，成为城市吸引精英人才最重要的因素。这一情况也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回归结果。

表3 基本回归结果

以上结论初步证实了人文适宜性对中国城市人才分布已凸显出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关系是否可靠和稳健，尤其是在众多的人文适宜性因素中是否存在稳定而特殊的重要指标？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检验和识别。

（三）内生性分析

人文适宜性指标中的电影院密度比较显著，但是它和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电影院建设常常是城市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的产物，院线的营建和扩张常常会根据当地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来决定。为了排除这种反向因果性以及测量误差，本研究用工具变量法来克服内生性。因此，使用“2015年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数量”作为内生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选择公共图书馆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主要是基于国情。在中国的各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往往与地方的“文化工程”或行政区划有关，具有行政指定性和配套刚性，并不完全依赖于市场需求、人口密度和人才密度。表4模型4显示，“每百万人公共图书馆数量”与“每百万人电影院数量”高度相关。但是该变量和误差项不相关。这些都支持将公共图书馆密度作为电影院密度的工具变量。随后进行有效工具变量检验，Shea's partial R2为0.432，F统计量为155.80，F统计量的P值为0.000，且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155.80，大于10%的临界值16.38。因此，有理由认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健性，研究使用对弱工具变量更不敏感的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L）进行回归估计（见模型5），结果发现，LIML的系数估计值与2SLS非常接近，这也从侧面进一步支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将内生变量替换成工具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再次检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见模型6），结果显示，人文适宜性变量（除5A景区变量外）的系数依然显著，同时系数符号与模型1—3相比均未改变。这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较为恰当。

分别用GMM和2SLS方法对引入工具变量后的模型加以估计，结果见表4的模型2和模型3。在人文适宜性指标中，电影院、博物馆、文化馆在这两个模型中均对人才集聚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个结果为表3的回归结果提供了较为有力的支持。

表4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续表4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1.异方差分析

在用WLS回归时，虽然可以适度消除异方差，但是，由于不知道扰动项的协方差矩阵，因而无法保证结果的有效性。为此，同时使用SE HC来处理异方差问题以提高稳健性。具体而言，使用Huber-White Robust Standard Errors HC1、MacKinnon-White SE HC2，以及Long-Ervin SE HC3方法进一步消除异方差（结果见表5的模型10—12）。可以看出，文化馆和电影院在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较高的显著性且系数符号没有发生变化，证实了主回归对这两个变量的估计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续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2.空间异质性分析

地理加权回归（GWR）可以反映待估参数在不同空间的空间非稳定性，从而揭示在不同的地区，人文适宜性的变化对人才密集度的不同影响。因此，研究使用GWR来检验存在空间异质性时人文适宜性对人才密集度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表6显示，人文适宜性指标中的电影院、博物馆、文化馆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表6 考虑空间异质性后的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

3.超样本分析

城市层面的数据包含了2015年的227个城市样本。为了更全面地检验基本结果的稳健性，研究调用2015年前后即2010—2017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来进行超样本分析。鉴于西藏地区的数据在某些年份可得性不足，故将样本分为“包含西藏数据”和“不包含西藏数据”两个部分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文化馆、电影院等人文适宜性指标的结果依然最为稳健，对人才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表7 超样本分析结果

（五）小结

经过基本回归、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分析，总体来看，多层次的计量分析均支持人文适宜性已经同经济适宜性、自然适宜性一起对中国城市的人才竞争产生决定性的显著影响。一方面，计量结果再次肯定了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在吸引人才方面的先决作用；另一方面，多角度的实证分析证实了人文适宜性已经开始在中国的人才空间分布中凸显出影响力。诸多人文适宜性指标对不同情形下的城市人才集聚产生了显著影响，比如文化馆和博物馆的密度等。

四、讨论

（一）人文适宜性与人才集聚的交互关系

关于城市如何吸纳人才的问题，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决定人才迁移和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因素和影响收入质量的福利因素，如医疗、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3]177-183[5][32]155。关于这一点，本研究的实证结果也给予了证实和支持。但是，人才集聚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变迁的结果，也是人文条件不断优化的结果，这是现代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不过，对于人文适宜性和人才集聚的交互关系却存在争论，即到底是城市的人文发展导致了人才集聚，还是人才集聚后才引致了人文适宜性的发展？对此，较为权威的研究论断来自Acemoglu等人。他们对欧洲城市近五百年来的人口分布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制度、文化及人文设施建设导致城市在财富集聚和人口集聚上的差异甚至强于经济地理因素[33]。新兴经济地理学家亦持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人文适宜性尤其吸引创意创新型人才，是此类人才集聚的原因而非结果[20]496。总体而言，在西方，人文适宜性逐渐成为人才迁移的主导原因之一[28]2。这也说明，在经济体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越是需要创新驱动，就越是需要在城市中创造足够的人文适宜性[22]209。在中国，刘娟的研究也发现，人才流动的原因中存在一些不能直接测量的因素，如传统文化、社会形态等对人才流动以及流入地的选择可能会有决定性的作用。她的实证研究显示，经济原因不再是中国高素质人力资本流动的显著原因[34]。对于此类现象，王宁认为，在我国，通常认为城市的适宜性与住宅价格、工资的关系非常大，而实际上，城市适宜性应该更偏重于城市所能够提供的品质服务，更强调城市的消费功能[35]。这类现象和大洋彼岸的情形形成了生动的对照。例如进入21世纪后，芝加哥提供的高新技术岗位数量在美国名列前茅，甚至高于硅谷，这主要归功于芝加哥拥有丰富的人文配套设施，如大量的剧院和艺术馆[20]494。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显示，人文适宜性是人才集聚的原因而非结果。对此，一项重要的先行研究为此提供了某种合理的解释：城市拥有丰富的、能增强亲友纽带关系的文化活动（如观影、聚餐等），能有效降低人力资本向其他城市流动的可能性[36]。

因此，人文适宜性是人才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为欠发达地区吸引人才提供了新机会和新思路。欠发达地区赶超发达地区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这就必然要求欠发达地区在人才争夺上抢先发力。对于欠发达地区，高收入、购房优惠、资金奖励等虽然仍是重要的吸引手段，但发挥本地文化禀赋特色，增强对人才的人文吸引力也是一个可行、有效的选项。对此，国际上的一些类似经验值得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关注和借鉴。例如，美国中西部的洛杉矶和西雅图通过建设城市的“文化景观”和“历史景观”，将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人文城市，从而在经济吸引力下降时通过提高人文吸引力有效吸聚了大量人才，实现了对东海岸城市的有效赶超[37]。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经济恢复阶段，城市人文经济和文化经济会进一步得到增强。这是因为，文化产业和人文经济具有“逆经济风向”的属性[38]。例如，据夏妮亚估计，中国的名义GDP每减少1%，国内电影票房只减少0.7%[39]139。不但如此，经济萧条时人文产业还会逆势增长。2009年以来，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的实际GDP均出现下降，但这些国家的影视娱乐产业却持续正增长[39]143。因此，欠发达地区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恢复机会，在地方文化产业和原产地人文经济方面抓住抢跑机会，将可以在未来的人才争夺和经济赶超新赛道上获取先机①对此，国家层面及时出台的相应指导方针和鼓励政策也呼应了这个发展方向。例如，2020年5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局）发布了《关于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通知》，鼓励各地积极对接，争取将文化和旅游行业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重点支持范围，推动文化和旅游重大项目落地。。

综上，本研究带给中国城镇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启示在于，尽管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依然是决定人才集聚的主导因素，但是，人文适宜性建设将成为未来城市创新发展和高端人才争夺的新战场。

（二）体现国情的稳健人文指标

人才争夺已经成为中国各城市展开激烈竞争的新战场。当前中国各地区推出大量地方性的“千人计划”“人才计划”等“招商引智”项目代替了原来的“招商引资”热情[40]。在“十四五”期间，随着社会经济更进一步发展，各地提高经济效能的关键就是实现创新发展，其前提是要吸纳人才、留得住人才。对此，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文设施和人文条件对高技能劳动力，尤其是创意人才的吸引和集聚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8]259[20]496。然而，鉴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人文适宜性对人才集聚的作用尚未得到广泛的实证支持。在一些发达国家，人文适宜性确实对人才迁移产生了显著作用[21]755，但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类似作用是否存在仍有待检验。本研究基于中国城市样本的检验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证实了人文适宜性对中国城市的人才分布已展现出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和经济指标相比，人文适宜性相对宽泛、抽象且指标众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中的人文适宜性指标差别甚大。因此，极有必要对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文适宜性指标作出具体甄别和重点确认。在西方发达国家，基于其自有的文化习俗、宗教特征和教育发展程度，吸纳人才的人文适宜性因素通常是歌剧院[21]758-760、度假区[41]、自然公园[42]和科技娱乐场所[43]。但是中国的国情和西方迥然不同，在中国众多的人文适宜性设施中，哪些又是独特的国情要素呢？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发现：在众多可能影响中国城市人才分布的人文适宜性因素中，电影院、文化馆和博物馆的显著性较为稳定。这可能是因为这三类人文设施的受众最多、分布最为广泛、需求相对旺盛。相比之下，在美国，咖啡馆和彰显街道活力的小店是对人才吸引最稳定的人文适宜性设施代表[19]593-596。而在欧洲，拥有更多餐厅和实况演出剧院的城市更吸聚人才[28]2-3。总体而言，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们对高校、图书馆、教堂等人文设施的兴趣在下降，而对娱乐型的人文设施更感兴趣[20]500。

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在人文适宜性指标中，电影院的显著性始终较为稳定。这也许说明，电影院指标可能体现了中国国情的独特性，对吸引人口和人才集聚具有持续的作用。究其原因，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从现实状况来看，电影院都是中国群众基础最广泛、市场需求最旺盛的人文设施。与其他人文业态相比，电影业具有强烈的“同时代性”，能广泛衔接大众，在与世俗保持等距话语的同时又能实现“凝视黑暗”般的现实超越，因此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偏好[44]。对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电影是“借以登高望远的落脚点”，也是“开启公共话题领域的材料”[45]。因此，观影可以满足中国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各类人才的文化需求，是一种积极健康、适合各类知识阶层的典型文化活动。2017年，几乎平均每一小时就会增加5.80块新的银幕。中国内地院线已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2005—2017年，国内各城市的人才变动数量和电影院票房保持同向变动的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城市人才数量和国内电影票房的相对变动趋势

以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例，表8展现了各地区的电影院密度作为人文适宜性的国情特色变量对人才密集度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和珠三角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电影院密度均对人才密集度产生了正向影响。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东部沿海地区）是拥有电影院数量最多的四个省份，占到全国影院的32.33%。而这四个省也是人才存量位居前茅的四大省份，占全国人才存量的近30%。

表8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GWR回归结果

（三）人文适宜性的累积效应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电影院、文化馆等室内文化业态受到极大冲击，但是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社交需要并未减弱，反而会在疫情之后的“补偿性消费”中寻求更强劲的发展[46]。并且，电影院等人文设施之所以会带动市场的大规模投资，在于吸纳人才集聚的人文适宜性常常具有“存量效应”或“累积效应”。也就是说，随着人文设施的存量不断积累，其吸纳人才、聚拢人气的能力和规模非但不会边际递减，反而有累积递增的倾向。为此，笔者使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来揭示这种效应，结果见表9。表9中的模型14—17是八分位、六分位、五分位以及二分位处的回归结果。随着分位数的降低，电影院、文化馆、博物馆分布密度的回归系数逐渐降低，即人文适宜性对人才密集度条件分布的影响随着分位数的提高而变大。这说明，存量越高的人文适宜性设施将带来密度更大的人才聚集。如果将城市比喻成一个个体，那么人文适宜性的累积效应说明人文适宜性就像是城市个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溢出效应，能带来边际递增的贡献。

表9 分位数回归结果

续表9 分位数回归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证实了人文适宜性对城市更新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经济、自然、人文三种适宜性的协同共生。在此过程中，尤其应注重运用协同、融合、综合的思路，将人文（思想）、产业（经济）、投资（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吸引和稳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借此打造产业协调的都市圈层。城市中旅游、文化、科技、投资和城建等方方面面的人才在打造综合适宜性的过程中被协同进“功能化都市圈”的建设中，有助于城市形成持久的人才吸纳、消化能力。

“十四五”时期的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本研究为未来的城市竞争和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和建议：

第一，新时期的城市决策者应注重探索“经济—自然—人文”三位一体的品质城市理念，努力构建“美好生活驱动型”城市，吸引创新创意人才集聚。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之相对应，城市发展的理念也需不断完善、提升。需要看到，城市劳动力的供求已经从劳动力剩余阶段进入劳动力稀缺的阶段，资本积累优先领域已从物质资本转向人力资本。为此，新时期的城市管理者应建立人力资本积累优先的理念[47]。这就需要城市发展从以经济为纲、唯GDP论的模式转变为“经济—自然—人文”三位一体的模式，转变重生产轻生活、重建设轻文化、重投资轻消费的倾向，将人文适宜性纳入城市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更好地体现创新、协调、绿色的理念，突出消费者主权，全面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城市在进行人文适宜性的塑造时应注重本土性，突出中国特色，打造地方品质。随着城市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的不断改善，地方愉悦性和生活成本已由相对均质转变为高度异质，收入差别不再是决定居民对城市满意度的唯一标准，本地愉悦性和地方品质等本土生活要素日益成为重要的决定因子[48]。高质量发展关键在创新，而创新人才偏好地方品质鲜明的人文城市[49]。因此，在打造人文适宜性时要特别注重结合国情因素。例如，本研究发现的电影院和文化馆等人文适宜性设施，群众基础好，受众面大，对知识和人文信息的传播方式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是很好的国情特色人文设施，对吸引基础人才产生了稳健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弥补。一是由于缺乏数据，对影响人才集聚的个体因素（如年龄、教育程度、婚姻、性别及家庭规模等）未加以考察。而有文献显示，个人的人口统计特征会影响人力资本的迁移和分布[32]156[50]。二是根据劳动力迁移理论，发达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虽然相对较高，但这种收入差距会对能力高的人才形成正向激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其集聚。对此，由于模型设定的局限，未加以分析。三是由于全国性城市样本尤其是城市人才样本较为缺乏，造成样本点的选取不够全面，内生变量的选择余地有限，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欠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