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教育视域下新时代劳模报道的精神向度*

储成君，田欢欢

( 1.安徽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3.伊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伊犁 835000）

在新时代，主流媒体的劳模报道仍是开展榜样教育的重要方式。这种榜样教育利用大众媒体的传播力，显著扩大了劳模精神的影响力，从而增强了劳模的榜样示范效用。***指出，要“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1]154。“精神”是特定主体的生命力、意志力的显现，“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2]47，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都离不开强大的精神支撑。“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2]48“任何一种文化建设都势必以精神建设为核心、为鹄的，并总已先行地依循此等精神的性质来设定和规范其整个文化的基本样态。”[3]鉴于此，通过劳模报道开展榜样教育，必然要重视其承载的“精神”内核。在既往有关劳模的宣传中，往往认为劳模仅承载了劳模精神，这不仅窄化了劳模丰富的精神内涵，还容易被认为劳模仅承载较高层次的超越性追求，引致塑造“高大全”的榜样形象，设置“假大空”的教育目标。新时代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劳模报道中，除了继续凸显劳模精神，还阐述了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的重要性，不仅彰显了对“精业”劳动者的专业性要求，还整合并容纳了对一般劳动者的普遍性要求。如此，三种精神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使榜样教育的内容既有了超越性的追求，又兼顾了大众性的要求，是对此前侧重超越性教育内容而忽视普遍性教育内容的榜样教育方式的修正和完善，启示新时代榜样教育要注重超越性要求与普遍性要求的辩证统一。

一、新时代劳模报道中精神向度的三维呈现

（一）新时代劳模报道中的劳模精神

在三种“精神”中，劳模精神是最早提出的概念，至今仍熠熠生辉。揆诸历史，劳模精神孕育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央苏区革命竞赛中出现的早期劳模，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评选出的劳动英雄，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的支前劳模，在服务战争、支援军事的大背景下，革命性是其突出特征，赵占魁、吴运铎、甄荣典等劳模，承载了“为革命献身、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巧干、经验加创新”的劳模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劳模具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骨头精神，他们奋力提高操作技能，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大力探索技术革新，踊跃提出合理建议，积极推广先进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传祥、王进喜、申纪兰等劳模，铸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老黄牛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劳模追求以知识提升创造力、以科技增强竞争力，在劳动中实现个人价值、创造社会价值，袁隆平、包起帆、孔祥瑞等劳模，在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显然，在不同历史阶段，劳模精神的内涵持续发展演进，不断地被注入时代元素、打上时代烙印，但精神上又一脉相承、赓续发展。2005 年4 月，胡锦涛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将劳模精神集中概括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4]。至此，劳模精神完整内涵的表述被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

进入新时代，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征程中，大量的劳模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卓越的成就。《人民日报》通过劳模报道弘扬劳模精神，彰显了劳模精神的深层意蕴，相关报道如：

如上报道，劳模徐虎、宋鱼水是新时代劳模的代表，他们以朴素的话语表明，不仅劳模讲求“敬业”“奉献”的精神不会过时，劳模精神还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符号”“主旋律”，而且新时代对劳模的职业素养、职业追求提出了更高要求。“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是劳模精神的内核。具体而论，劳模精神包括3 个层面的内涵：“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聚焦职业品格，劳模具有高度的主人翁意识，体现了对岗位的热爱情感、负责态度、进取精神，表达了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使命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指向优良作风，艰苦奋斗的“老黄牛精神”是老一代劳模的显著标志，新时代攻坚克难、拼搏奋斗仍然需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则体现了新时代劳模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使其成为敢为人先、发愤图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榜样；“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立足人格境界，彰显了劳模作为榜样，其人格境界远超一般普通群众，具有淡泊名利的义利观和甘于奉献的利他精神。显然，劳模精神应成为新时代劳模报道赓续的精神血脉。

（二）新时代劳模报道中的工匠精神

普通劳动者要成长为杰出的劳动者，需具备以“精业”为价值导向的工匠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工匠精神的基因，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工匠精神的原初形态。如：东周齐国《考工记》是我国首部关于手工行业制度的汇编，认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 ，并对齐国官营手工业的6 大行业结构与30 个工种的技术体系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涵盖了对工匠的技术规范、程序标准、管理考核等诸多要素。《庄子》中，庖丁解牛、梓庆为鐻、轮扁斫轮、佝偻承蜩等故事，展现了专注严谨、技艺精绝、技中见道的匠人精神。墨子本人就是著名的工匠，《墨子》中提出了工匠必须遵守法仪的造物思想，“故百工从事，皆有所法度”，鼓励崇智求真、探求规律。

在新时代，工匠精神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而予以大力提倡。“工匠精神”是新时代劳动观的重要体现。2016 年，“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7 年，弘扬工匠精神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8]。在我国，由于“工匠精神”是新提出的概念，对其内涵的研究，学界讨论热烈、见仁见智，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见，一般是将之理解为一种对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与极致的工作态度、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而关于其具体内涵的概括，一般通过列举法，指出工匠精神囊括诸多优秀品质。例如：刘建军认为工匠精神包括“高度认同、敬业乐业的精神，专注专一、全情投入的精神，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9]；彭维锋提出，工匠精神的内涵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10]213。诸多界定共通之处在于，都是将“精益求精”作为工匠精神最重要的构成要素。“精益求精”意味着从第一个“精”到第二个“精”的跃升，“益”表达了工匠精神是发展性概念，“求”表达了不断提升品质的内在精神动力。“精益求精”不仅意味着本职工作能力突出、业务纯熟，使技术技能、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达到较高水准，而且还要忠于职守，不断提升品质，追求尽善尽美，把对质量的追求变成自身的劳动信念。

显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意味着要以“精业”作为精神内核。新时代主流媒体报道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劳模，体现了新时代以“精业”为内核和显著特征的工匠精神，彰显了对劳动者的专业性要求。《人民日报》相关报道如：

上述报道体现了工匠型劳模追求“精业”的优秀品质和 卓越能力。这些工匠不仅是技术精湛的劳模，而且在职业价值取向上，对产品精益求精，严谨钻研，对制造过程一丝不苟、精雕 细琢。例如，曾正超“对工作执着”“追求完美和极致”，孟剑锋认为要“多钻研、专注当下、投入工作”，高凤林主张“改进工艺”“突破极限”，聂凤将“精益求精”视为工匠之精神核心。工匠型劳模技术精湛、出类拔萃，是专注本职工作、追求细节完美的人，以“精业”为核心追求，执着于提升标准、突破技艺，对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对所在行业敬畏负责，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追求极致。显然，新时代通过劳模报道弘扬工匠精神具有重大意义。“精业”意味着要有“志业”精神，对职业身份产生高度认同，热爱职业、执着进取，“干一行、爱一行”，具备“坐得住冷板凳”的专注精神，不断提升专业能力素养和产品质量，追求极致、至善至美。劳动者一旦将工匠精神作为价值追求，就会外显为劳动实践中“把事情做好”的相应行为，从而凭借专业性、严谨性而指向劳动成果的完美性。总之，工匠精神体现了劳动者对“精业”的价值信仰，新时代主流媒体劳模报道凸显了劳模是践行工匠精神的榜样，以“精业”为价值内核，回答了如何使劳动者更专注、更专业的根本问题，是使劳动更高效、更科学的精神支撑。

（三）新时代劳模报道中的劳动精神

“劳动精神”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新概念，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理论光辉，体现了新时代劳动观的大众性要求。***多次论述并号召全社会弘扬劳动精神。2014 年4 月30 日，他首次提出要“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弘扬劳动精神”[16]，在“劳模精神”基础上增加了“劳动精神”的提法。2016 年4 月26 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提倡通过诚实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反对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思想。”[17]这些论述明确了劳动精神的概念，阐明了劳动意义、劳动道德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人民日报》在新时代有关劳模报道中多次强调要大力弘扬劳动精神，相关报道如：

上述劳模报道彰显了新时代劳动精神的内涵。鲁朝忠的观点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提倡劳动光荣、劳动者人人平等、尊重劳动者 的时代风尚；王钦峰的先进事迹，凝结了劳动者崇尚劳动、热爱劳动、主动进行科学劳动、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取向。从本质上说，劳动精神不仅以新时代劳动观为价值基准，也是其具体呈现，集中体现了劳动者对劳动的认知和理念。新时代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 的劳模报道，集中反映了坚守劳动光荣、尊重劳动者、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等价值取向，倡导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劳动、善于劳动，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劳动道德观，将国家发展视为全体人民共享劳动成果的过程，倡导关心爱护劳动者，破除发展中阻抑劳动幸福的顽瘴痼疾，鼓励劳动者秉持勤奋、敬业、合作的精神，在劳动能力观上，坚信劳动靠智慧，要科学劳动、创造性劳动，等等。为了使新时代劳动精神深入大众内心、化为大众共识、转为大众行动，通过劳模这种榜样进行示范引领，无疑是在全社会开展劳动精神教育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人民日报》在新时代劳模报道中不仅一如既往地凸显了劳模承载的劳模精神，也注入了劳模精神的时代内涵，并设置了工匠精神、劳动精神等精神向度，劳模报道中精神向度的三维呈现，完善了劳模承载的精神体系，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榜样教育精神资源。

二、新时代劳模报道中精神向度的榜样教育考量

（一）劳模精神传承榜样劳动者的超越性追求

新时代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主流媒体通过劳模报道开展榜样教育，之所以要同时凸显劳模承载的三种精神向度，是因为不同精神向度各有侧重，三种精神向度相得益彰，彰显着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现实合理性。

相较于面向普罗大众普遍性要求的劳动精神，劳模精神代表了成为榜样的杰出劳动者即劳模群体所创造和承载的超越性追求，劳模不仅因劳动表现卓越而堪称劳动标兵，而且还承载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彭维锋认为，“劳模除了具备基本劳动素养和专业劳动素养之外，还要兼具价值性劳动素养，也就是具有信仰坚定、胸怀全局、担当奉献、引领示范等精神品质。”[10]214劳模始终是从数以亿计的劳动群众中脱颖而出的，虽然人人都具有成为劳模的潜力，劳模精神也可以成为所有劳动者崇高的价值追求，但最终完全具备这种精神人格，并成为全国劳模的仅仅是劳动者中优中选优的极少数杰出榜样，“劳动模范作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永远是时代的引领者和领跑者”[20]。

劳模报道中呈现出超越性教育内容是必要的，榜样教育离不开超越性教育内容。有学者指出，“教育的超越性引导要使人既能把握现存，利用现存，又能引导现存去达到追寻更加美好生活的目的”[21]。显然，榜样相对于普通人而言，是一种理想的存在，是“应是”的象征，是指向未来的理想性发展方向。“人的本性使人还生活在理想世界，生活在‘乌有之乡’，不断地走向人的‘应是’的理想中。”[22]因此，榜样承载的教育内容必然要有一定高度，唯有如此，榜样才能成为标杆，才值得受教育者心向往之，追随榜样、完善自身。在此意义上，榜样教育是以引导受教育者追求卓越、实现自我超越为鹄的。因此，榜样教育的内容虽然不能对受教育者提出不切实际的期望和要求，但必然具有超越性的一面，“要高于现实，具有超越性，使受教育者‘跳一跳，够得着’，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够达到”[23]103。实际上，人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总是要超越自我、突破现实、追求卓越、实现理想。莫迪恩发现，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在人的活动中有一个持续的要求不断超出已经实现的结果的张力，也就是一个超越、向前的冲动，一个指向最高水平的意志”[24]156。舍勒则直接从超越性角度定义“人”，“人，只有人——倘使他是人本身（Person)的话——能够自己——作为生物——超越自己”[25]。在此意义上，人生总是一个不断寻求超越的过程，因为人对于自身的谋划，“始终觉得自己是未完成的”“觉得自己还未实现”，所以，人必然要寻求超越性，“自我超越是人特有的行动，通过它，人不断超越自身（超越他所是、他所期盼、他所有）”[24]159。显然，榜样即率先实现此种超越性的先锋，其承载的教育内容代表了普通人“所期盼”的超越性追求，是其要超越的标杆。在效法榜样、实现自我超越，乃至超越榜样、迈向新高的过程中，榜样不过是个体寻求自我超越的参考系。人们在效法榜样、寻求超越的过程中实现对自己“未完成性”的克服与超越，从而不断地朝着自己心中的理想境界而努力，实现“实然——应然/新实然——新应然”的发展，从而迈向新高、创造辉煌。

当然，教育内容的超越性不是无限拔高、高不可攀的，而是通过努力可以达成的。在以往的榜样教育过程中，仅宣传拔高化的劳模精神，期望所有人都能完全达成此种超越性教育内容所标识的高度，一定程度上存在凸显榜样教育内容超越性一面而忽视受教育者现实性一面的缺陷。实际上，在榜样教育内容的设置上，必须处理好现实性与超越性的关系。“德育的现实性制约着德育的超越性，德育的这种超越性不能脱离现实的基础和发展的可能，不能变成无本之木。德育的超越性反过来又制约德育的现实性，德育的现实性不能脱离道德发展的理想，失去成为引导社会及人们在道德方面前进动力的功能。”[26]同样，榜样教育既要超越受教育者的当前实际，把握教育内容的系统性、先进性，又要考虑受教育者的实际觉悟和道德状况，让受教育者能够通过努力得以实现，从而增强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二）工匠精神整合“精业”劳动者的专业性要求

通过劳模报道培育工匠精神、提升劳动者的专业性素养是时代之需。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唤醒工匠精神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紧迫性。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高效率机器大生产的蔓延和扩张，致使很多技艺精湛的工匠转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工匠精神在我国也一度被冷落。但西方发达国家却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工匠精神培育体系，在制造业领域保持了竞争优势。如德国20 世纪初在职业教育中开启了校企“双元制”教育体系，学生以“学徒”身份进入企业进行工匠培训，“既培养了学生严格自律、吃苦耐劳、注重细节的精神，又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为德国工匠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教育保障”[27]。福奇认为，工匠精神是美国缔造传奇的重要力量[28]。又如，“工匠型企业精神”曾提升了日本制造的品牌形象，工匠精神被认为是“日本制造”取胜的秘诀，而近20 年来“日本制造”陷入困境，工匠精神失落是其重要原因[29]。2008 年经济危机以后，一些国家反思了产业空心化问题，掀起了重塑制造业的浪潮，美国出台“再工业化战略”，日本推出“再兴战略”，德国提出“工业4.0 国家战略”。我国制造业面临新的竞争格局，必然要以工匠精神促进产业升级、巩固我国制造业强国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成为制造大国，中国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显著，产品在国际上销量持续攀升，但制造工艺、品牌价值与产品质量尚待提高，而西方霸权主义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缺芯少魂”凸显了高端制造业发展中的阵痛。工匠精神是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提升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精业”为价值引领，无疑是破局的精神资源。当前，为了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亟须从以速度取胜的“中国制造”转向以质量为本的“中国创造”“中国智造”，转变重科学轻技术的劳动能力观，在劳动观教育中厚植工匠文化。

培育工匠精神离不开榜样引领。新时代主流媒体报道的工匠型劳模，无疑是工匠精神的人格符号，是培育工匠精神的生动教材。狭义上的“工匠”主要指执着于某一种职业，且技能精湛的手工劳动者，曾被称为“手艺人”“百工”；广义上的“工匠”概念超出了手工劳动者和制造业涵盖的领域，各行各业广泛存在的技艺精湛的劳动者皆可被称为“工匠”，当代工匠精神具有广泛适用性，“‘工匠’主体的范围扩大至每一位劳动者，工匠精神自然就不再是简单的‘工匠的精神’，其辐射范围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30]。相较于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整合了对“精业”劳动者的专业性诉求，其主体是身处平凡岗位但不甘于平庸、追求极致的“工匠”，是“每一位不甘于平庸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中不断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是“激发和激励每一位劳动者不断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的内力”[31]40-41。因此，工匠精神是面向所有劳动者的提倡性精神，可唤醒每一位劳动者不断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安于已有的技能，人们会忘记更高的标准；只有激起精益求精的欲望，工人才能够有所进步”[32]。不甘于平庸，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中作出不平凡的贡献。工匠精神与个体成长成才息息相关，为个体成长成才提供了精神动力，有助于个体实现自我价值。提倡工匠精神，有助于提升榜样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和时代性，这与当前人才培养改革具有高度的目的适切性。为了培养精英型的一线技术工人、满足制造强国建设的人才需要，迫切需要在人才培养中厚植工匠精神，通过劳模报道开展榜样教育亦不例外。

（三）劳动精神呈现合格劳动者的普遍性要求

劳动精神的主体是劳动者，劳动精神是每一位合格的劳动者都要秉持的劳动观。劳模精神是劳动者中精英群体所代表的崇高性劳动观，普通劳动者达不到此种高度并不意味着是不合格的。劳动精神则兼顾了劳动者中精英群体和普通大众的不同追求，不仅劳动者中的精英群体已达到此种要求，普通劳动者也要秉持这种劳动观。换言之，劳动精神是合格的劳动者的标志，体现了对合格的劳动者的普及性价值遵循，所有合格的劳动者都要弘扬劳动精神、具有劳动精神，否则就不是合格的劳动者。在此意义上，劳动精神是劳模承载的劳动观中最低层次的要求。乔东认为，劳动精神是一名合格的劳动者应该有的精神[31]41。彭维锋也认为，劳动精神的更高阶段要求一般称为“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而劳动精神的初级阶段是作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应该具备的某种精神特征[10]214。也就是说，劳动精神内蕴新时代劳动观中最基础的部分，反映了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目的，体现了劳动观中最容易被大众认可和践行的部分，与普通劳动者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劳动才能实现美好梦想，每一位劳动者都应该有劳动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具备劳动基本素养。实际上，劳动是人的类本质，具有使人摆脱“兽类”而成为“人类”的属性。所以，劳动精神标志着人与动物判然不同，“无疑是属人的存在所必须具备的”[33]。

设置面向所有受教育者的教育内容，是增强榜样教育内容大众性、提升榜样教育实效性的必要举措。榜样教育的受教育者品德发展水平有高有低、接受能力和接受水平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承认教育对象的差异性，而无法要求所有受教育者整齐划一地接受崇高性劳动观。所以必须按照教育客体品德发展的水平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从而“真正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也才能有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结合”[34]。换言之，榜样教育若欲面向所有受教育者，就必须将教育内容的超越性与普遍性要求结合起来，依托普通劳动者的大众生活，关注普通劳动者的情感诉求，从而提升人民群众接纳教育内容的精神动力和自觉践履的强烈欲望。新时代主流媒体劳模报道中，劳动精神是面向所有劳动者的劳动观，包含了人们不仅应该达到，而且也能达到的教育内容，有助于提升榜样教育的实效性。反之，如果榜样教育内容过于追求崇高性内容，而忽视大众能够践履、必须践履的一般性要求，则难免遭受诟病。“榜样教育的内容过于突出榜样精神的崇高和榜样形象的完美，忽视对榜样应有的人之本色的尊重和教育对象自身特点和现实要求的关注，从而导致榜样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层次性和现实性，难以获得有效认同。”[35]例如，曾经在劳模宣传中，倾向于强调劳模精神中“大公无私”“无私奉献”等崇高性内容，而忽视了“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爱劳动”“劳动致富”等合格的劳动者都应该具有的一般性、普遍性劳动精神，反而令榜样教育效果不佳。新时代主流媒体劳模报道既弘扬“无私奉献”的劳模精神，又认可“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一般性劳动精神，从而使道德境界较高的无私奉献者和一般道德境界的普通劳动者，都能找到契合点。显然，实现美好梦想无法驰于空想、骛于虚声，而是要依托筚路蓝缕、手胼足胝的艰苦奋斗。劳动精神以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为核心价值，大力弘扬面向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精神，有助于激发其学习劳模的积极性，澄清既往认为劳模承载的劳模精神高不可攀，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的误解，拓宽榜样教育的群众基础，使受教育者认识到劳模不仅承载了超越性的劳模精神，也承载了合格劳动者必备的劳动精神，这无疑会增强榜样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使之更易获得广泛的共鸣。

综上所述，新时代劳模报道三种精神向度的考量凸显了榜样教育的合理性，相较于既往主流媒体劳模报道侧重于宣传超越性的劳模精神，而对于普通人必备的劳动观则着墨不多的拔高化问题，新时代主流媒体劳模报道一方面继承了劳模精神的超越性要求，另一方面又增添了工匠精神和劳动精神，后两种精神人人可学、应学，使榜样教育内容辐射至每一位劳动者。其中，“工匠精神”整合了对“精业”劳动者的专业性要求，新时代主流媒体报道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劳模，大力倡导工匠精神，契合了我国产业升级的时代需求，彰显了不甘平庸的劳动者追求“精业”的精神风貌；同时，“劳动精神”作为新概念，彰显了新时代劳动观对合格的劳动者的普遍性要求，纾解了既往劳模报道注重崇高性内容的宣传，却对一般性、大众性的教育内容呈现不足的问题。

三、新时代劳模报道中精神向度的榜样教育启示

（一）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榜样教育不能“一刀切”“齐步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思想境界、道德水平上的层次性、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大众媒体的典型报道受众广泛，单一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无法满足因材施教的现实诉求。由于榜样指向理想人格，使榜样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设置天然具有超前性，易忽视生活世界中普罗大众能达成的高度。悬浮于生活世界之上、大多数人不能实现的理想目标和内容，会使教育客体易产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的畏难情绪，甚至躲避崇高。如此教育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以至收效甚微，而榜样追求理想化、圣人化而未能贴近生活实际，无疑是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期内，主流媒体劳模报道侧重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一些劳模形象曾呈现出“高大全”的特征，在凸显先进性要求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公众能够达成的普遍性要求，从而面临榜样疏离困境。“那种一味强调先进性，忽视普遍性的要求往往会导致揠苗助长式的困境；那种脱离广泛性，过分追求纯洁性的号召往往会形成刻舟求剑式的恶果。”[36]榜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不能超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思想觉悟的实际水平。新时代主流媒体劳模报道更加关注从实际出发，不再进行口号式的、抽象的共产主义道德宣传，更加专注其“劳动之榜样”作用，在设置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时改变了一刀切做法，以免欲速则不达：既着眼多数、区分层次，又鼓励先进、循序渐进；既大力倡导学习劳模承载的共产主义道德，又注重劳模承载的面向大众的基本道德规范；既提倡学习和超越劳模，也鼓励不断提升自己。这些是值得坚持的榜样教育的有效经验。榜样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只有能转化为教育客体积极的知、情、意，并落实为现实行动，才能印证其合理性。因此，应考虑榜样和榜样教育的“可承受之重”，设置层次递进的榜样教育目标和内容，既考虑先进者的超越性现实诉求，也要照顾后进者的发展现状，“要认清榜样作用的层次性，不同情况下、不同阶段下，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地加强榜样作用，不可用‘一刀切’或‘齐步走’的方式要求榜样作用达到相同的程度或效果”[23]125。

（二）榜样教育需要注重超越性与普遍性要求的辩证统一

榜样教育的超越性要求与普遍性要求缺一不可，只有兼顾并重，方能相得益彰。一方面，榜样教育需设置体现道德理想的高层次目标和内容。如果没有较高层次教育目标高屋建瓴的引领，就谈不上榜样教育了。罗国杰指出，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层次上的人们在道德实践中会表现出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时时处处都为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着想，并且甘愿为之牺牲一切[37]4。显然，劳模中不乏此种境界的榜样。但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在当前阶段仍然“是比较少的，仅仅表现在一小部分的先进人物身上”[37]4，而对于广大群众来说，“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只是一种理想的东西”[37]4。因此，在设计榜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时，既要鼓励这些先进人物将高层次、理想化的道德光芒照射到其他层次的人们身上，又不能空谈理想，要求所有人都“齐步走”地达成该层次目标。否则，用缺乏层次性的、理想化的、完美性的人格来统一要求普罗大众，则是对能否实现的现实性欠缺考虑。

另一方面，榜样教育需设置大众能够达到、且应达到的普遍性、阶段性的目标和内容。例如，希望通过劳模报道使教育客体接受劳动创造幸福生活、辛勤劳动光荣等劳动观，则是可作为普遍遵循并坚持和达到的教育目标，换言之，如若受教育者达不到该目标，好逸恶劳、不劳而获、逃避劳动，则是不道德的。罗国杰指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一是要坚持崇高的道德要求，大力宣传并号召广大群众学习劳动模范、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崇高思想、英雄行为，“并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身体力行”。二是要从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注意道德的层次性，既要有最高要求，也要有最低要求。要把道德要求看作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若干阶梯”[38]。因此，榜样教育的目标设计也要考虑“道德要求由低到高的若干阶梯”，“既不能只强调最高层次，也不能只强调最低层次”。三是要注重目标的动态发展，设置近期目标和远景目标。劳模报道最直接、最切合当前需要的近期目标，就是要改变劳动领域中的不良作风，弘扬社会主义劳动观，而远景目标是弘扬共产主义劳动观。

综上所述，新时代主流媒体劳模报道，通过三种精神层次化设计，增强了榜样教育内容的层次性、丰富性、系统性：通过传承劳模精神，呈现了榜样劳动者承载的超越性要求，标识了榜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高度；新增添的工匠精神、劳动精神，前者对“精业”劳动者的专业性素养进行了规定，后者呈现了对合格劳动者的普遍性要求，弥补了既往劳模报道仅强调劳模精神的崇高性，而忽视设置针对 一般人的教育内容之局限。其对劳模报道和榜样教育的启示在于：主流媒体榜样叙事应避免对榜样和榜样教育功能做过高或过低估计，应赋予其“可承受之重”，注重设置层次递进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增强教育目标的“梯度”与“弹性”。在构筑精神谱系时，既要坚持系统性，又要融通针对性；既要始终注重精神的先进性引导，又要使其核心要义能够成为全社会的行动指南，摒弃个人英雄主义道德说教，凸显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的理念，彰显人民群众在精神谱系形成与落实中的主体性地位，保证多数人“跳一跳，够得着”，处理好超越性与人人应学、可学的现实性之间的内在关系。唯有如此，才能既体现先进性引领，又不会让受教育者产生榜样可敬但难以望其项背的挫折感，提升榜样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