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广州劳动学院的组织运作特点探析*——以《工人之路（特号）》为中心

刘 旭

(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410 )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开宗明义地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1]6-7，高度概括了开办工人学校的重要性。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实践的成果之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广州劳动学院（以下简称“劳动学院”），在省港大罢工的热潮中诞生。这是工人阶级用革命理论武装自身、争取反帝斗争胜利的重大创举。

有关劳动学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卜穗文[2]、江敏锐[3]45-51的研究对劳动学院作了简要介绍，何锦洲[4]、盖青[5]归纳总结了劳动学院的教学过程，高世琦[6]、王伟[7]的研究表明劳动学院具备培养工会人才和革命精英的功能。可以发现，上述研究虽对劳动学院的研究有所贡献，但对劳动学院的办学特色缺乏总结，未能注意到其与党领导下的工人教育的关系。省港大罢工期间发行的报纸《工人之路（特号）》，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全面刊载了劳动学院的办学始末。本研究拟在此资料基础上，对劳动学院的组织运作特点进行深入探讨。

五卅运动前夕，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实现了各地工会在政治和组织上的团结统一，揭开了工人运动的新篇章。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提出，“必须在大的城市里面和产业的中心地，开短期的补习学校，（以三月为限）培养职工运动的人才。须多造就一些领导分子，职工运动才有稳固向前发展的基础”[8]。这就明确了开办工人学校的任务，即为工人运动培养人才。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即成立了一个临时宣传学校，学员多为海运、理货、洋务等行业回粤参加罢工人员[9]，校长由中共党员冯菊坡担任。该校编定的课程与宣传主题紧密相连，如演讲内容是“为什么要罢工”，则相应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等课程[10]。经过严格选拔，邓发、林锵云等数十名年轻的革命者通过考核，被编入罢工委员会宣传部[11]。临时宣传学校开办时间虽不长，但其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成功模式却启发了劳动学院的办学思路。

一、劳动学院的成立及招生录取方式

（一）劳动学院的成立

1926 年5 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五卅惨案所引发的全国性工人运动已成燎原之势。大会形成的《关于职工运动总策略决议案》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教训时称：“全国工人在屡次奋斗中，只学得一种组织方式，就是公开的工会组织”，“可是仅有公开工会组织是不够的”，“有时还要依照当地的情形而定，目的在能团结最大多数的工人”，除了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会之外，“第三种方法就是以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室、饭堂、寄宿舍等等合法的组织团结工人”[12]。无疑，以更高的组织形式锤炼工人阶级的战斗队伍，成为一种迫切要求。

此时省港大罢工持续已近一年，运动向何处去成了各方瞩目的焦点，也是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现在职工运动的人才极为缺乏，尤其是下级干部人才。在最近期内，应于上海、汉口、天津、广州等处，设立职工运动训练班，训练下级干部人才，并须设立一高级训练班——在上海或广州——养成全国高级指导人才。”[13]由此，采取措施以培养高级工人运动干部，并进一步带动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的提升，在省港大罢工的背景下，尤其势在必行。

正是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于1926 年6 月11 日发布通告，决定由下属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办一工人运动研究学校，目的在养成工人运动人才”，特别强调该校“功课比较高深，学生资格须经考试方能入学”。课目表上有世界职工运动、工会组织、罢工战术、社会主义、农民问题等10 余门课程，可以看出该校是为培养工会高级干部而设[14]。通告发布以后引起了工界广泛关注，经与香港、广州各工会通函协商，罢工委员会特将工人运动研究学校改名为“劳动学院”，以示郑重。

劳动学院的成立，是党领导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审时度势，将高级工运人才需求和工人教育结合起来的创新实践，顺应了第二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的时代要求，得到工人阶级的广泛响应。

（二）劳动学院的录取新方式

当时劳动学院拟定的招生资格是“现任工会职员，能阅读书报，又能按期上课者”，名额初定为170 人[15]。考试员由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张瑞成、教务主任唐锄强（唐公强）、劳动学院主任李耀先、罢工纠察队训育主任彭月生（彭粤生）等广东籍中共党员担任，为选拔人才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障。考试内容较为灵活，分笔试、读报、口试三部分，其中笔试题目尤为引人瞩目：“一、现在工会担任什么职务；二、在工会办事有几年；三、在工会办事有什么困难；四、省港罢工为了什么；五、为什么要北伐。”据考试员反映，应考工人对于这些问题均有充分了解。由此可见,经过省港罢工长达一年的锻炼，工人阶级的理论知识水平已显著提高[16]。

劳动学院录取考试采用的笔试题目，不同于同时期工人学校只考查理论知识或是文化水平的试题内容，而是将重点放在考察对象的工会工作实务和革命思想方面，这与劳动学院“工会干部学校”的定位十分契合。

鉴于工人成绩优良，劳动学院扩充名额，确定正取生193 人，备取28 人，以训练培养更多的革命人才。上课地点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礼堂迁往省港罢工委员会所在地东园训育亭，并于1926 年6 月 28 日正式开课[17]。

劳动学院开课后，影响力持续扩大，各工会工人纷纷要求补考，于是教育宣传委员会决定再次扩充名额，于29 日对携带有工会介绍书的工人进行补考，最终录取学生总数超过200 人。社会各团体风闻该校上课消息，亦请求派人到院旁听，委员会对此盛情难却，予以变通办理，凡团体介绍来院者一概列入旁听席。不久就发生“名额座位已满，不能再为容纳”的情况，委员会“不能不将旁听止截，以免过于挤拥”，“至各热心求学工友，惟有请待下届招生再来”。对于正取和备取学生，如发生不领证、不报告又不上课者，“三日后即行除名，以肃院规”[18]。

在已开课1 个多月后的8 月15 日，劳动学院与同属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各工人学校，在广州九曜坊省教育会合办了开学典礼。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教育宣传委员会除敦请省港各工会、各团体参加盛典之外，一并邀请时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中央工人部长陈树人、广东省工人部长刘尔崧、广州市工人部长陈其瑗，以及工人领袖刘少奇、邓中夏、苏兆征等到会[19]。张瑞成向与会者报告了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及各学校开办的经过，此时的劳动学院招生256 人，另有备取生40 名，旁听生和特别生180 余人，每晚上课人数达300 人以上。陈其瑗在演说中称赞道：“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利用时间，试行教育，研究一切革命理论，使工人智识日加增进，省港罢工得到胜利，进而推翻帝国资本主义，达到人类社会之平等，其意十分重大。”陈树人也说道：“世界上一切文明，胥由工人造成，而工人阶级反不享其幸福，殊为不平之事，必须学习种种革命理论，改造社会。”[20]会场内革命气氛异常浓厚。

开学典礼当天，劳动学院学生表演白话剧《最后的胜利》，助以诗歌、舞蹈、电影、双簧、国技、锣鼓戏等游艺活动，迎接省港罢工工友，以宣传灌输革命教育，体现了学院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价值。

二、以培养“工会领袖人才”为目标

对于劳动学院最根本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罢工运动的喉舌《工人之路（特号）》谈道：“溯自五卅惨案发生后，省港工友逼于义愤，陆续罢工归国，以促英帝国主义之觉悟。殊迄今年余，英帝国主义尚愚顽如故，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早烛知其好，为整顿罢工战线，并训练一班有很好战术和策略的勇士起见，特设立教育宣传委员会，以办理一切工人学校。而该会首先设立劳动学院一所，以养成工会领袖人才。”[21]可见，“工会领袖人才”是这所学校最主要的培养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罢工委员会和劳动学院作出了诸多努力。

（一）高水平的师资配备和授课内容

教师和课程是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根本保障。教育宣传委员会聘请邓中夏担任劳动学院院长，教员亦多是知名人士，如萧楚女、谭植棠、刘少奇、黄平、冯菊坡、张瑞成、陈然修、甘乃光、罗倚园、李森等[22]。教学内容也根据教员特长择优而定，例如开学第一周就由萧楚女讲授中国政治状况，熊锐讲授世界革命史，谭植棠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邓中夏讲授省港罢工运动，黄平讲授世界职工运动，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法，冯菊坡讲授广东工会问题[23]。此外课程还包括于树德讲授的帝国主义侵略史、恽代英讲授的中国民族运动史、阮啸仙讲授的农民运动等。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理论巨匠亲自授课，是劳动学院教学水准的有力证明。

（二）高屋建瓴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指明了学校教育和学生发展的根本方向。教育宣传委员会主任张瑞成作为劳动学院的主办人之一，在开课之际就向到场的200 余名学生说明，设立劳动学院的意义有3 点：一是提高在此次民族革命斗争中战术上的理论水平，二是锻炼斗争的能力，三是积累管理营垒工作的经验。张瑞成对劳动学院的性质特别加以强调，指出劳动学院与其他学院的不同之处在于：“劳动学院的分子都是从革命营垒培养出来的工会领袖；劳动学院的功课是从世界革命历史的实际问题上去推求革命理论；劳动学院研究的目标是目前切要的革命方法。”张瑞成嘱托学生，“要担负民族革命先锋队的作战计划”，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民族革命的工作，更要完成工人阶级自身解放使命的任务[24]。这种自上而下灌输的非同寻常的“领袖意识”和“领导责任”，为学生的发展树立了标杆，亦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得到证明。

（三）早期共产党领袖的指导

劳动学院的发展得到了早期共产党领袖的指导，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同志一直关心劳动学院的办学。在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召开后，刘少奇调查发现广州、香港工会干部中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他们对反帝反军阀斗争和革命前途等问题还存在不少模糊看法，故而积极促成劳动学院的创立[25]。

刘少奇出席了劳动学院的开学典礼并进行了演讲，他对学生说道：“从前的人读书为的是想入学中举和升官发财，现在的一般读书人虽然不是想入学中举，但是想得到一个博士、硕士、学士的头衔来夸耀乡曲”，而“我们需要的是革命的教育、奋斗的方法、打倒帝国主义的战术、消灭军阀和资本主义的智谋。我们要得到这些知识，也惟有托革命的学校——劳动学院，才可以培养出来”，劳动学院“是为要得到许多领袖人才去应付眼前许多困难问题起见而设的，这是劳动学院所以设立的原因，也是我们来此读书的目的”。他鼓励学生把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自己却是当作一枝很粗的坚强的钢铁，把自己投到炉中去锻炼，炼到成一个坚强不挠，能够担当伟大事业的革命家，做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去奋斗，以得到本阶级彻底的解放”。[26]刘少奇也参与了劳动学院的教学工作，讲授他起草的《工会组织法讲义》。此讲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系统阐述工会组织理论的著作，成为日后有关工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1926 年8 月，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出席国共两党联席会议[27]。到广州后，根据当时情况，国共双方磋商会议暂时不开。瞿秋白利用机会，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对当时的形势和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秋白由粤回来报告》。教育宣传委员会以瞿秋白为“国内革命巨子，在思想界有极大权威”，特邀请其演讲[28]。瞿秋白遂于8 月29 日在劳动学院作题为《什么是共产主义》的演讲[29]。瞿秋白的演讲在劳动学院引发巨大反响，为此，《工人之路（特号）》从9 月10 日起开辟“关于共产主义方面的问题与答案”专栏，就学生提出的27 个问题一一详细作答，包括“阶级是怎样分的”“共产主义实现后的问题”“共产主义的策略”“共产主义的政党”等，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收效甚著[30]。

而劳动学院院长邓中夏本身就对工人教育有着丰富经验，他早期办过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后来又办过上海大学。在他担任院长期间，还指导蓝裕业等编辑《工人读本》，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联系斗争实际，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教学内容要由浅入深、用词浅显、句子简短，切忌欧化语言[3]51。

除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劳动学院还注意吸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成果。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到远东考察太平洋地区职工运动的代表团行抵广州时，劳动学院认为这是难逢的机会，也聘请其成员到院内向学员讲授世界职工运动概况，使学员能够吸取欧美及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广增知识[31]。

上述表明，劳动学院的教育绝非普通的学校教育，而是以训练工会领袖、培养高级工人运动人才为目标，这与早期工人学校注重文化补习和宣传演讲截然不同。

三、以“俱乐部”“学生会”为元素的教育特色

工人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工作重心，中共“二大”就曾明确指出：“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1]79在这种理念熏陶下，省港罢工委员会颇为注意罢工的艺术性，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工人教育，例如开设俱乐部，组织游艺、宣讲等活动。劳动学院在办学过程中，有效地利用了省港罢工运动设立的俱乐部体系，加之学院学生会高度自觉的组织性，增添了自身的教育特色。

（一）俱乐部寓教于乐，创新教育手段

这一时期的各类工人俱乐部，规模宏大。罢工工人俱乐部的总部设在太平戏院，每晚上演电影、新剧、粤剧，罢工代表和各区工人轮流前往观看。演讲股则派两人在场演讲，借以宣传革命思想。此后俱乐部渐次增加诗歌、跳舞、国技、音乐等节目，加强娱乐性。

劳动学院也分设俱乐部，添加各种书报和壁报，由教员担任编辑，学生和工人均可投稿，并组织游艺团体，如足球队、国乐队等，以陶冶工人情操[32]。为了“团结各员生革命精神，互相砥砺，以求解除自身的痛苦”，还创造了一种名为“同乐会”的集会形式，由师生在会上各抒己见、针砭时政，对于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派的阴谋，“解释至为周到”。教务主任唐锄强谈及“同乐会”的意义时说：“资本家可以用金钱求快乐，但我们工友，有什么钱可以用来求快乐呢？故此我们要开此同乐会，俾各工友快乐一回。”[33]此外，俱乐部还组织旅行、讲古等活动，丰富业余生活。

（二）办学特色突出，成果显著

学生会是劳动学院学生组织起来参与教育管理的一大特色。1926 年7 月5 日晚间，劳动学院学生发动集会，推举杜义昌、周祯等7 人组成学生会主席团，并通过了学生会章程。6 日晚间又通过选举法，选出7 人为执行委员。7 日晚间，执行委员即在该院召开第一次执委会。劳动学院作为中国工人教育的创举，其学生会又以如此民主、科学、高效的方式产生，这也标志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愈加成熟，令人坚信“该院学生会必能领导该院同学，努力协助院务之发展”[34]。

劳动学院学生会广泛参与到院务管理中，协助院方不断完善教学事务。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了学生会办公问题，督促学院图书馆、俱乐部从速办理。第五次执委会议通过了“增加新闻学及妇女运动学与工人运动事”的自由提议。1926 年7 月19 日，学生会与学院职员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壁报、演讲队等事宜，进一步规范学生会办公细则，还起草了援助海关自主及韩国独立运动宣言，“对中国第一次创办之劳动学院，拟本自动精神，以全力赞助教宣会，使之发扬光大、名副其实”[35]。第五次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兵操委员会组织法及兵操纪律。8 月13 日第六次联席会议则议决通过了筹办子弟学校的计划。可以说，学生会已经成长为劳动学院共产党人的亲密战友和有力助手。

经过3 个月的集中学习，劳动学院于1926 年10 月6 日至7 日进行毕业考试，考试科目为“工会组织法”“中国职工运动”“广东工会问题”等，与刘少奇、邓中夏等人的授课内容紧密相关。考试着重考查学生自身思想水平，“注意已讨论过的问题，及各课中之重要问题”[36]。考试合格准予毕业者共计119 人，所有备取生、旁听生成绩良好者，亦一律与正取生取得同样的正式毕业证书[37]。

为培养更多工会人才，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续办第二届劳动学院，院长仍为邓中夏，教务主任则由唐锄强担任。教育宣传委员会向各工会强调了续办劳动学院的重要性，指出“工人阶级为最革命的阶级，负领导革命达到人类完全解放之重任，同时更须反抗压迫阶级——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买办等之压迫剥削，在此种艰难困苦的争斗中，非加紧学习战斗方法不可”，要求各工会“照章介绍职员工友前来投考，俾工人阶级的战斗员日见增加，工人阶级的战斗力日形雄厚，实全体工人阶级之幸”[38]。通过广泛宣传，第二届劳动学院的招生情况极佳。10 月20 日，经考试录取新生221 名，尚有各工人学校升学者50 名，共计271 名学生。25 日晚，第二届劳动学院正式开课[39]。课堂上学生注意听讲，每次讲完均有人提出问题向教师质疑，或同学间互相辩论，这种现象为当时普通学校所未有，且极易使学生感受到学习氛围[40]。

在劳动学院培养出的人才中，不仅产生了陈郁这样的革命领袖，亦有区梦觉、李沛群等大批早期中共党员，以及张玉阶、彭茂标、霍隐灿等革命先烈。劳动学院的教育对学生产生了巨大作用，甚至影响其一生，充分说明该校成绩优良，成果显著。《工人之路（特号）》在谈及实施工人教育的手段时评论道：“工人教育一定要注意到群众化，由工人中最革命分子或中坚人物，给以种种的理论和经验，使他们都能把这种智识与经验带到工人群众中间去，这样才能使工人教育扩大与深入。”[41]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劳动学院做到了这一点，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工人大学”之称。

四、劳动学院对工人教育的引领与带动

（一）劳动学院引领工人教育的发展

工人教育体系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才渐次成型。1926 年4 月，中华全国总工会意识到，省港罢工工人居留广州市区者达数万人，实为一个绝好的教育宣传时期，故“决议在会内实行组织一宣传委员会，专门教育训练罢工工友”[42]。委员会成立后，发起了大规模的教育训练计划，在成立劳动学院的同时，还将广州市分为8 个区，每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1 所，进展速度甚为迅猛[15]。

补习学校的设立，为未能进入劳动学院学习的工人提供了另一条教育途径。与劳动学院的领袖型教育不同，补习学校主要是培养广大罢工工人，“报名者多为热烈拥护国民政府北伐，跑去做运输队员的工友”[43]，补习学校则“利用得闲时间，采用最适合工人目前需要之课本，如应用文、工会组织法、普通常识、政治常识、罢工战术等等”[44]。可见，工人补习学校实行的是普及性的教育，意在“培育工人智识”，教学内容较为贴近工人实际情况。经过补习学校的培养，工人的文化知识水平得以提高，毕业考试合格者即可直接升入劳动学院，成长为工人领袖的后备军。劳动学院第二届招录的新生中即有50 名补习学校的毕业生。这样一来，劳动学院就与补习学校形成了高低搭配、互为补充的良好关系[45]。

1926 年7 月，国民党中央妇女部见中华全国总工会所设各校成绩显著，派出干事高恬波、蔡畅（均为中共党员）等磋商合办罢工妇女学校[46]，学校主任为中共党员陈铁军。第二届妇女学校由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自办，陈铁军亲自到各工会宣传招生事宜。教育宣传委员会还办过几个工人子弟学校，总计人数800 余人，此类学校注重加强政治教育，办学成绩优良[40]。妇女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较早的妇女、儿童学校，也是工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劳动学院学生会的影响下，第一、第三补习学校相继选出学生会主席，妇女劳动学校也选出了学生会，并得到主任陈铁军的嘉勉。学生会成立后，在革命宣传过程中反哺学校，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宣传作用。第三补习学校学生会向罢工工友介绍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罢工委员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开设工人学校八间，以增加我的知识，奋斗的精神，补充我的革命力量。除功课外，另设有学生会、俱乐部，内中非常好的，甚望工友快来加入学校读书。”[47]第二补习学校学生会联合劳影剧社出演《碧血黄花》《不革命之害》等剧目，“观者人山人海，全场革命空气非常浓厚，观者为之动容称快”[48]。在反对关税会议的群众游行活动中，劳动学院、工人补习学校、妇女学校、子弟学校学生会均组织了讲演队伍，壮大革命阵营的声势。

1926 年9 月底，教育宣传委员会属下的各学校第一届学生修业期满，“毕业后多分赴各地工作，殊鲜见面”。为了互通消息、共同研究问题，由第三补习学校学生会提议组织同学会，得到了各校一致赞成[49]。同学会的成立打破了革命队伍中的营垒之分，增进了各校学生的友谊，成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显著标志。

（二）劳动学院对工人政治教育的引领

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对于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途径的工人教育给予了极大关注。1920 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沪西小沙渡创办了党领导最早的工人学校，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创办了中国北方最早的工人学校——劳动补习学校。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创办工人学校，组织教育工人，培养工会干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间，就陆续成立了7 所工人补习学校[50]。

但就教育内容来说，创办最早的沪西小沙渡工人学校日常教学围绕“工人为什么穷”“怎样不再穷”展开，与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及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具有起点低、利益高、易接受等特点[51]。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时期，参加学习的青年工人只有100 多名，课程有国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和铁路知识等，“注重阶级教育，通过讲课，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52]。安源工运中的工人教育，目的在于“识字、常识、促进阶级觉悟、训练战斗能力”[53]。

而到了大革命时期，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开办劳动学院的同时，还主导创办了8 所工人补习学校、8 所工人子弟学校、1 所妇女劳动学校，不仅规模数量上有了增长，教学内容的层次也相对得到提升，特别是劳动学院所强调的“革命教育”——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势力、民族革命、工农联盟等内容，显示出中国工人阶级已开始从全民族的角度认识到教育应有的政治意义。

大革命时期的工人教育既是工人运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提供了良田沃土。从罢工工人中走出的优秀人才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广州起义等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而劳动学院正是其前进道路上的重要一站，劳动学院的办学经验仍然值得总结并加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