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渐进—多源流”分析：调适、耦合与发展*

刘银景

（ 1.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2.昆山登云科技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中心，江苏 昆山 215300 ）

一、问题缘起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也是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手段。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步入新时代，劳动教育依然落后时代发展，成为我国教育的短板。针对这一问题，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政策，对新时代劳动教育进行全面部署，要求全党全社会必须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政策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保障，但我国目前对劳动教育政策的研究相对薄弱。在中国知网上，以“劳动教育政策”为检索主题，检索时间为2021年9月30日，搜索到44条相关文献，剔除书讯、学术信息等无效信息，获取19篇有效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主题大多集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实践路径、政策工具选择、政策内容、价值选择等方面，鲜有针对劳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专门研究①政策制定是狭义的概念，是与政策执行、评估等政策环节相对而言的独立阶段。。因此，本研究运用修正的中国语境下的“渐进—多源流理论”全面地考察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揭示其内部机理和逻辑进路，梳理其渐进调适的嬗变特征，总结其启示并进行展望，以期丰富劳动教育政策研究。

二、理论基础

（一）多源流理论

多源流理论是修正而来的产物。金登把科恩等人在1972年提出的“垃圾箱模型”中的“问题、解决方案、参与者和选择机会”四大源流修正为“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三大源流，把政策分析聚焦在问题界定、议程提出及方案选择三个阶段，探求政策研究的议程建立、产生契机及形成因素。多源流理论认为，“问题”被提上议程是特定时刻多种因素（源流）汇聚、共同作用的结果：问题源流是现实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溪流”，政策源流是政策建议产生、讨论、重新设计以及被软化的过程，政治源流包括了诸如国民情绪变化、选举结果、政府变更、意识形态及利益集团压力活动等因素。各源流都独立运行、互不联系，但会在某个关键的时间点发生交汇耦合，即政策之窗打开时，问题进入议事日程。

（二）中国语境下多源流理论的研究现状

实践证明，多源流理论一经出现就被广泛应用，呈现出较强的解释力和实用性。但对中国而言，多源流理论是一种域外理论，其产生有着特定的国情和历史背景，并不具有普适性，需要对其客观辩证地分析。一是从国情来看，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生态、体制机制、决策模式和政策环境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决定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问题时存在一定的缺陷。其原因在于多源流理论主要用于从微观层面考察政策制定的影响因素，但该理论没有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进行对比，忽略了制度、文化、经济等影响因素，同时，缺乏预测性也是该理论难以突破的一个缺陷[1]。二是从时间上来看，当今人类已迈入信息化时代，而多源流理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工业化时期，其所处的时空、政策环境与适用条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使得该理论的解释力大打折扣。

有鉴于此，如果直接地套用这种舶来理论来剪裁、演绎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则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因此要对其研究修正，增强其适切性。当前，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语境下的多源流理论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一定的创新成果：（1）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作用。贺东航强调在中国的决策模式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议题确定上居于领导地位[2]。方浩和杨建指出领导人的重视及先行试点效应是打开政策窗口的捷径[3]。（2）提出三大源流并非独立，而是有确定的出场顺序。中国的政治体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对源流顺序产生影响。毕亮亮[4]、黄俊辉和徐自强[5]等人分析了三大源流之间的相关性和非独立性。王刚和唐曼则运用实证研究分析多源流理论存在的多重应用困境，指出各源流之间相互影响，但存在统领与被统领关系。在中国的决策情境下，三条源流受到政党统合力量的调节和掌控，有着明确的出场顺序[6]。（3）强调网络多源流元素。基于当今网络的迅猛发展对政策议程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网络情境下中国政策议程的现代化趋向，魏淑艳和孙峰提出了“网络多源流模型”，认为网络元素明显作用于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形成了有机聚合的网络多源流元素参与政策系统，体现了网络社会政策议程新特征[7]。

（三）中国语境下的“渐进—多源流理论”

当前，随着政策问题和政策环境日益复杂，政策研究范式不断发展演变，“综合模式”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策研究范式，可以“结合各模式的不同优势使之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最佳政策方案”[8]250-251。有学者指出“综合模式不是一种纯粹的模式，而是多种模式的混合物，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已有模式的有机结合”[9]。基于上述理念，则可将多源流理论与渐进主义理论整合而成一个综合的政策理论分析框架。具体来看，“多源流”的优势在于拓展了政策阶段分析的研究空间，打开了政治系统的“黑箱”，提供了政策过程参与者的全景分析图[10]，较为清晰地阐释了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机理和逻辑，但它对前后政策的关联性及政策的渐进性关注不够，而“渐进主义”以关注渐进性而见长，可弥补多源流理论的上述缺陷。渐进主义理论由美国政治学家林德布罗姆提出，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对原有决策进行微调和修正以减少和规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失败风险。渐进主义遵循三大原则：按部就班原则，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对原有政策修改和完善；稳中求变原则，结合变化，适时总结、及时调整，不大起大落，不能一蹴而就；积小成大原则，以量变引发质变，对政策不断进行小幅的修改，使政策趋于完善，最终产生根本性变革[11]。相较而言，渐进主义更适合高度稳定的问题情境，但较为保守，无法回应在急速发展的社会中不断产生的新政策或者政策变更问题。针对两种理论的缺陷，蔡李等提出了“渐进—多源流理论”，结合我国的政策决策体制，认为在政策之间的更迭和单个政策自身源流的演变中都存在渐进主义的影响[12]。这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综上，在有限理性的视野中，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渐进的、多源流互动博弈和妥协的动态过程。换言之，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在我国利益多元且较为稳定的政治生态中，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受到之前劳动政策的影响，是对原有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渐进性和延续性特点；二是其制定过程就是三大源流的互动博弈与妥协，最后实现三流汇聚，打开政策之窗的过程。由此，在中国语境下运用“渐进—多源流理论”分析劳动教育政策的制定，就是要立足中国语境，以有限理性和和谐稳定的政策目标为基本假设，全面考察中国的决策体制下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机理及其渐进调适的特征。

三、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分析

（一）渐进的问题源流：劳动教育的“边缘化”困境

多源流理论认为，对一些问题予以强烈关注而忽视其他问题，是由一系列相关重要指标的变化、一些重大事件或焦点事件的发生、现行项目的反馈等可感知因素的共同影响造成的。我国的劳动教育问题是长期逐渐积累的结果，如不良指标、负面反馈和焦点事件都是较长时间的积累所致，并非个别的“偶然性”事件或突发事件所触发，具有明显的渐进性。

1.不良的指标：劳动教育的现实表征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离开劳动，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劳动实践可以联结主观和客观，是德智体美四育的“中介”环节，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功能，是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手段。但是一系列负面指标显示近年来弱化、淡化劳动教育的现象依然存在。

（1）劳动教育认知偏差严重。真正的劳动教育是涵盖劳动价值观、劳动情感态度、劳动品德、劳动习惯、劳动知识与技能的教育。全国职业院校劳动教育研究院有关调查显示：调查对象中认为“自己对劳动的概念理解非常明确”的人占30.71%，认为“劳动就是体力劳动”的人占69.01%，经常参加各类劳动的人占46.84%，认为“当代人们的劳动观念不强烈”的人占62.00%[13]。

（2）劳动教育课程形同虚设。劳动教育课程是劳动教育的核心载体，只有将其真正地落到实处，才可能实现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否则全面育人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南京师范大学劳动教育课题组对各省中小学教研机构的调查表明：41.94%的省份单独开设劳动与技术课程或编写了教材，32.26%的省份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渗透开设，25.80%的省份没有开设劳动教育课程；真正上过劳动教育课的小学生占42.63%，初中学生只有12.82%[14]。

（3）淡化劳动教育影响育人效果。劳动教育是个体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媒介。通过劳动实践，个体能够体悟劳动的辛苦、品味劳动的幸福，促进个体的全面发展，养成健全人格。在现实中，长期淡化、放弃劳动教育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一是部分青少年的劳动能力退化。2018年11月，北京市委党校、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调查显示，在家长对孩子自理能力评价方面，64.90%的家长认为“一般”，8.30%认为“差”[15]。二是部分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下滑。2021年9月3日公布的教育部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2019年全国6—22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为23.8%，与往年相比，该指标呈逐渐上升趋势。但调研也发现了学生视力不良和近视率偏高、超重肥胖率上升、握力水平有所下降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16]，这与体育锻炼以及劳动锻炼不足有很大关系。三是部分青少年受到消极思想影响。《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7》表明，总体来看，当前大部分学生具有积极良好的人生态度，但也有一小部分受消极人生观影响较大，认同消极的人生观点：14.7%的大学生赞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拜金主义观点；33.9%的大学生赞同“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观点[17]。

2.原政策的负面反馈：劳动教育“名存实亡”

反馈是公共问题成为政策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金登认为“反馈”有以下渠道：系统的监控和评估报告等正式渠道，“各种抱怨声和私下进行的个别调查”等非正式渠道。反馈信息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执行不符合立法意图和上级意图的信息，第二类是不能实现规定的目标的信息，第三类是项目的成本信息，第四类是可引起决策者关注的公共政策的意外后果[18]95-96。考察我国的劳动教育政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倍受重视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近年来，过分强调智育、重视应试教育、轻视劳动教育等问题，致使劳动教育政策逐渐与时代脱节，出现一系列负面的政策反馈，劳动教育陷入“名存实亡”的窘境。

（1）劳动教育的地位之变。对劳动教育地位和战略意义的认识是我国劳动教育政策制定的一条主线，对不同时期的劳动教育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提倡劳动教育服务于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建设。当时社会认为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并且体力劳动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工具。“文革”时期，劳动教育与客观规律相背离，“畸形”发展，政治色彩浓厚，蜕变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改革开放后，劳动教育被列为德育的内容，这也导致劳动教育的独立地位逐步丧失，成为智力教育的补充。此后，“重智轻劳”现象日益盛行。1999年国家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实施素质教育，学校教育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劳动技术教育成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一部分，客观上削弱了劳动教育的课程地位，劳动教育又被弱化。劳动教育与德智体美“四育”或德智体“三育”之间的地位与关系，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21世纪初著名的“黄瞿之争”针对劳动教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即劳动教育是否能与德智体美四育并列问题，展开争鸣，引起极大关注，反映出我国劳动教育的尴尬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全力扭转劳动教育被弱化、边缘化的问题，不断加强劳动教育，赋予其新的时代使命，使劳动教育成为“五育并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劳动教育政策的设计缺陷。高校和中小学的劳动教育相关政策的制定缺乏整体设计，如2015年7月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仅对中小学劳动教育问题作出明确要求，对高校劳动教育则缺乏专门的政策规定。这就人为地割裂了大中小学的劳动教育，各学段之间无法贯通，使劳动教育丧失了系统性、完整性，难以实现其教育价值。

（3）劳动教育政策的执行偏差。由于劳动教育政策的实施主体职责不明，内在动力不足，评价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诱发了象征性执行、残损式执行、替代式执行等政策执行偏差现象，出现了消极应付劳动教育政策的行为，其“症状”表现为：“上边拨一拨，下面就转一转，你不拨我不转”“走着瞧，试着看，打太极，应付办”“两张课程表，各有小算盘”“劳动教育是理论上抽象存在，实际上虚化；理念上强调，实操上弱化；名义上强化，课时上减化；口头上重视，课程上淡化”[19]。从而使劳动教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纸空文，无法落地。

3.焦点问题和事件：引发政策问题聚焦

（1）新时代，新挑战，新风险。在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使劳动的形态与内涵发生深刻变化，超出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传统的物质生产劳动范畴，非生产性劳动、非物质性劳动、数字劳动等新型劳动形态日益增多。人工智能的发展促使社会关系走向智能化和虚拟化，打破了传统交往的时空局限，也造成个体过度沉湎于虚拟空间，久而久之，个体的社会交往能力与群体意识逐渐下降[20]。智能技术部分或完全地替代了一些重复性、简单的体力或脑力劳动，在很多生产和生活场域中的自动化应用和“一键搞定”的懒人模式减轻了人类负担，无须更多的劳动和思考。长此以往，人类就会逐步丧失亲自劳作的机会，导致劳动意识淡薄与劳动能力不断退化。

（2）劳动教育缺失引发社会问题。现实中，劳动教育有“形”而无“魂”，忽略了劳动价值观的培养。劳动教育被误读为技艺学习，被误解为休闲娱乐，被误用为惩罚手段，劳动教育的直接目的就是赚钱或者谋生，把劳动弱化为技能培训，遮蔽了人自身价值的提升和自我完善的教育意蕴[21]。随之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亟须关注和反思。一是“小皇帝”“小公主”“老儿童”“巨婴”“啃老族”现象日益普遍，其中“巨婴”成为2018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二是一些不良思想和消极的亚文化现象副作用明显。互联网时代，各种社会思潮、文化观念传播的速度、深度和广度胜过以往，一些不良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庸俗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对劳动教育产生强烈的冲击。如有些“网红”不断突破道德底线，采用低级媚俗手段吸引人们关注，对一些人的三观造成冲击，从而瓦解了这些人的意志，使其思想产生动摇。近几年流行的佛系文化等亚文化形态，以消极颓废、不思进取、沉迷于娱乐游戏为主要表征，与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主旋律形成鲜明对照。三是就业难与用工荒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悖论性存在已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当然这是多种影响因素所致，但与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教育的缺失也有很大关系。2016年由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完成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显示：大学生所学的技能实用性不强，他们“眼高手低”，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大学生普遍更为偏好在党政机关及国企等体制内单位就业；大学生毕业半年内的离职率高达约30%。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热点，被广泛传播，引起决策者关注，并快速地转化为政策问题，促进了相关政策的出台。在此过程中，互联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互联网上对上述问题的转发、浏览、讨论、投票和网络问卷调查等方面的数据，具有更强的直观性、即时性和获取便利性，为政策问题的界定提供了有效依据，缩短了政策问题的触发时间，促使决策者思考如何优化整合教育资源，增强劳动教育的实效性，促进五育均衡发展，从而加速了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的进程。

（二）渐进的政治源流：执政理念和价值选择、多元的民意表达

政治性是公共政策的灵魂，政治源流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政治源流包括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利益集团实力竞争等因素，是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反映。教育是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教育政策是政治系统输出的教育措施。就我国而言，劳动教育的政治源流主要包括执政理念和价值选择、多元的民意表达。

1.执政理念和价值选择

新时代劳动教育是新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劳动人民立场、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教育观的继承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国政策、理论和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政治判断和价值选择。新时代劳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和教育思想的投射和延伸。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立场，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为旨归。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教育观主要体现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历史和劳动创造人本身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按劳分配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原则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劳动形成人的本质，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的教育学原理[22]。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和劳动教育观。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把劳动视作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劳动和劳动教育问题，形成了引领时代的劳动教育观点和理论。进入新时代，劳动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1）劳动是保持党员本色的重要途径和保障。2014年4月30日，***总书记在乌鲁木齐接见劳模和先进工作者、先进人物代表，向全国广大劳动者致以“五一”节问候时强调：“劳动，是共产党人保持政治本色的重要途径，是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政治肌体健康的重要手段，也是共产党人发扬优良作风、自觉抵御‘四风’的重要保障。”[23]（2）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24]。长期以来形成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已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劳动文化符号。（3）保障劳动教育的合法地位。党和国家不断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突出劳动教育的合法性。2015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中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2.多元的民意表达

中国的政治生态、体制机制比较稳定，人民意愿主要通过人大政协会议、座谈会等传统途径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途径予以表达。对于全局性、普遍性的重大问题主要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两会上提出相关议案、提案。例如：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熊梅提出加强中小学劳动技术教育方面的议案；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杨承志提出构建劳动教育体系的相关提案；2020年1月，江苏省人大代表徐长征在江苏省人大会议上提出加快推动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有关议案。

由政府机构、学术团体等组织开展的民意调研和座谈会是民意表达的另一条主渠道。2018年10月11日，中国教育学会组织召开了“加强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工作座谈会”；2019年7月3日，教育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专题调研座谈会。

在网络时代，互联网成为一条开放、自由、多元、便捷的民意表达渠道。在虚拟世界中，个人更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利用网络平台就相关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形成网络民意，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民意表达方式的不足，成为影响政策议程的重要力量。一些较为权威和受众广泛的政府官媒客户端一方面关注焦点事件并发布信息，另一方面也开辟民意表达平台，收集民意。如中国人大网显示，2020年公众通过该网的“审查建议在线提交”平台提出3229件审查建议，占建议总数的62.75%[25]。在劳动教育方面，网络民意调查已成为一个重要手段。2019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888名家长的调查显示，80.70%的受访家长认同劳动光荣，92.30%的受访家长觉得现在的劳动教育仍然重要[26]。

总之，在现实和网络上所表达传递的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以及广泛的民意，超越了传统的单一表达互动方式，实现了决策者与民众的即时互动与交流，构成强大的政治源流，对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出台具有推动作用。

（三）渐进的政策源流：政策共同体与政策软化

渐进主义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注意反馈调整，强调修补现行政策，以避免决策失误。进入新时代，原有的劳动教育政策落后于时代发展，滞后于国家改革进程，弊端日益凸显。我国是民主集中制国家，由于根本利益和政策偏好的一致性，形成了以决策核心为主，其他成员为辅的政策共同体模式。在党政部门的政策建议和引导下，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成为政策共同体的共识，相关专家学者提供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地方多年探索的经验，以及网络媒体的助力构成了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政策源流。新政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对原有政策的调整修正，呈现发展连续性、内容继承性和目标同一性等特征。

1. 领导核心的推动

政治领导人是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策系统的核心，在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态度和行为对决策过程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的意义，其政策建议几乎可以自动地进入政策议程[8]254。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主要领导人发表的有关教育的重要讲话也是党教育决策的一个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高度，多次强调加强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党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2010年7月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5年7月颁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17年8月颁布《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年9月颁布《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2019年6月颁布《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2019年6月颁布《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这些文件都提出：劳动教育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劳动者方面的重要作用和重大战略意义，要加强劳动教育，强化落实相关要求。

2.专家学者的建议

多年来，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紧扣时代脉搏，面向现实，关注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理论视野和更加深邃的理论思维，构筑了多维度、多学科、多理论的劳动教育研究的立体图景。在国家领导人发表加强劳动教育的讲话和相关文件颁布后，专家学者们针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有关劳动教育的文献数量呈现增长态势。在中国知网上以“劳动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文献数量在2013年为600多篇；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加强劳动教育后，2019年文献数量达到了700多篇，2020年达到1300多篇。劳动教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涉及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政策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劳动教育的概念与内涵、意义与价值、地位与作用、问题与现状、途径与展望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对劳育与德智体美四育的关系及其地位展开了争鸣。同时，步入新时代，劳动教育研究不断挖掘劳动教育的时代内涵，解读***有关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剖析人工智能 时代的劳动教育价值危机，探索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体系构建和实施路径，指明未来发展方向等，为新政策制定和出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支撑。

3.地方的探索实践

推进劳动教育是我国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地方先行先试，积累了大量劳动教育经验，为全国的劳动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各地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经验摘登》中介绍了云南各地全面推进劳动教育改革、哈尔滨探索劳动教育办学新模式、山东潍坊的中小学生实践基地建设、北师大附属中学劳动教育的课程改革、四川省某小学的田园课程、浙江省某小学劳技课程综合化实施、江苏省某小学劳动教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果[27]。2019年7月3日，在教育部召开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专题调研座谈会上，重点介绍了河北易县、北京市教委、上海曹杨二中、北京市商业学校、贵州师范大学开展劳动教育的经验。教育部网站专门开辟了“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典型做法”专栏，推介了天津、常州、成都3个地区以及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等11所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典型。

4. 网络媒体的巨大推力

网络媒体已成为劳动教育政策源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教育问题通过网络以报道、政策解读、专题讨论、人物访谈、深度调查等多种方式扩散传播，引导公众持续关注和讨论，影响公众舆论，这成为决策者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同时，政策共同体成员可以利用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促进了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5.政策方案的软化

政策方案还需要经历一番讨论、修正、磨合的软化过程，以适切我国政治体制。2015年教育部就《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答记者问可看作是“软化过程”生动的阐述。意见中提出这一政策的制定是一个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尽可能凝聚广泛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使其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这个过程包括三个步骤：首先，深入开展调研。深入开展文献研究，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中小学校的意见，吸收地方有益经验，形成征求意见稿。其次，广泛征求意见。多次听取有关教育科研机构的意见建议，召集有关劳动教育的专家、教研人员，集中征求意见。在第七次全国少代会上发放征求意见稿，听取建议，专门召开小型座谈会听取了部分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领导的意见。最后，修改完善并形成了文件[28]。正是经历了这样一番观点碰撞、不断修正和完善、各方博弈妥协的软化过程，最终获得政策的备选方案。这也是政策源流的渐进性明证。

（四）政策之窗开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加强劳动教育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为提案支持者提供“根据给定的动议而采取行动的机会”[18]156。因此，政策之窗是政策建议者提出的解决方案或者促使其特殊问题受到关注，进入政策议程的机会。新时代加强劳动教育的各源流经历了长时间的匹配过程。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以来，国家不断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为政策之窗的开启提供了先决条件。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对开启政策之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的总体要求”[29]，把党的教育方针由“德智体美”扩展为“德智体美劳”，强化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性。政策之窗开启，实现了三条源流的汇合，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政策的出台铺平了道路。此后，一些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接连出台：2019年11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同年7月教育部印发配套文件《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由此形成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组合拳”，确保劳动教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劳动教育全面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四、结论与展望

（一）本土化因素影响各源流

中国语境下的本土因素如中国的政治生态、党的领导和执政理念对劳动教育政策制定各源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的政治生态中，政策议程更多是以党和政府的意志为主导，其他政策共同体成员发挥推动作用。在此情形下，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制定各源流有着明确的出场顺序：问题源流—政治源流—政策源流—政策之窗开启。劳动教育的不良指标、负面的政策反馈、系列焦点问题和事件形成了问题源流；执政理念、价值选择和民意表达构成了政治源流；领导核心和政府部门的引导、专家学者的建议和各地劳动教育的先行探索经验、媒体的大力助推、政策建议的软化，形成政策源流；最后，2018年***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建立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的决定，使三流汇集，开启了政策之窗。

（二）各源流渐进性明显

劳动教育问题源流长期存在，一系列不良指标、负面反馈和焦点事件，经历了一个积小为大的过程；政治源流中，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是新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人民立场、劳动价值观和劳动教育观的继承和发展；政策源流中，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是对原有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继承和发展，稳中求进，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而非彻底地颠覆。从问题识别到政策出台经过了较长历史阶段，三种源流的耦合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匹配过程。

（三）要重视源流的网络因素

网络应用已成为社会常态，对政策制定过程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新媒体、网络虚拟接触、网络民意等网络元素明显地作用于新时代劳动教育政策的三大源流，为劳动教育政策问题界定提供有效的依据，使问题的关注度和敏感度更高。劳动教育缺失引发的社会问题借助网络得到持续关注，形成强大的网络民意，成为政策议程的强大推力。官方通过新媒体和政务平台，宣传扩散其执政理念和意识形态，开辟民意表达平台，收集民意，形成强大的政治源流。政策共同体可通过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扩大思想的影响，形成科学有效的政策源流。因此，未来要重视网络社会政策议程新特征，修正和优化既有政策议程，使政策的制定更加契合实际，发挥其积极作用。

（四）重在政策执行

政策已出，重在执行。政策执行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检验政策质量的唯一环节，也是后续政策的基本依据和重要参考[30]。全面实施加强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政策，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是一项复杂的任务，既涉及师资配备、课程安排、基地建设等诸多实际问题，又涉及党团组织、家长以及学生等相关利益群体。其环节众多，容易形成壁垒和脱节，导致政策执行出现问题。因此，要建立系统思维，通盘考虑：既要理顺关系，使劳动教育“顺起来”，破除壁垒，协调推进，构建多元协同的新时代劳动教育推进体系，又要强化制度保障，使劳动教育“硬起来”，克服劳动教育政策执行偏软、偏弱的弊端，强化法规建设，科学规范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最终形成合力，保障劳动教育的科学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以有效地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提高劳动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