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精神何以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以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为视角

刘 佳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

一、政党意识形态创新与劳模精神的基本面向

意识形态再生产是内在于现代政党政治的一项基本功能，也是政党融入公共生活、扩大组织基础、增加政治透明度的重要手段。政党意识形态再生产有两种类型：一是对既有意识形态资源进行改造和再利用，二是构建新的意识形态符号及其表达体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政党，“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构建形成的第一个以“劳动”“生产”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劳动伦理在中国革命语境下的萌发，是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政党精神谱系的重要一环。

在2021年以前的政治文献中，中共对劳模精神的政治判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精神和劳动群众的精神面貌。江泽民指出：“我国工人阶级和各族劳动群众，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辉煌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他们的崇高思想和模范事迹，展现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和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2]。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劳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胡锦涛把劳动观纳入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范畴，提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敬业”作为劳模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具体呈现；***指出，“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3]。两种判定各有侧重，前者主要从劳动主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实践品格和创造精神来定位劳模精神，后者主要从所属范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阐释劳模精神。但两者殊途同归，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文化的具体展开形式。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性时刻，中国共产党赋予劳模精神以第三重含义——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这一政治概念。2021年9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篇文章集中收录了***总书记关于党的伟大精神的36条重要论述，时间线索纵跨党的百年历史，其中第30条为***总书记在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关于劳动精神的重要论述。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并公布了中宣部梳理的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其中就包含劳模精神[4]。由此可见，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将劳模精神从社会主义劳动文化形态“升格”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符号，从社会主义劳动文化范畴“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构成要素。由此可以推论，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延展”和“分支”[5]24，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的‘坐标’”[6]。

那么，劳模精神何以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符号和价值表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赋予劳模精神以政党精神的意蕴面向，蕴含了怎样的政治设计和战略考量？对上述问题作出理论回应，是拓展***总书记关于劳模精神重要论述研究视野的题中之义，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文化理论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劳模精神研究的理论主题及其范式转换

劳模精神研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劳动文化构建的重要论题。当前，劳模精神研究形成了三种阐释范式和理论主题。

一是劳模精神的历史逻辑研究。作为人民群众劳动实践的观念形态，劳模精神的意义构建在本质上是劳模运动历史实践形态在政治文化和公共价值领域的直观反映和表现形式。劳模精神的范畴所指与价值意涵必须深入到劳模运动的历史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充分揭示，没有劳模运动的历史实践，就不会有劳模精神的观念表达。姚荣启的《中国劳模史（1932—1979）》是劳模精神历史形态研究的代表作。该书以时间为线索，以史料为论据，全景展现了劳模群体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作出的重大历史性贡献，以及中共对劳模群体进行政治表彰、价值诠释和意义构建的宏大历程与微观细节，“多层次、多角度书写中国劳模的发展历史”[7]。

二是劳模精神的价值意涵研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劳模精神的价值意涵是对劳模运动实践形态的价值表达和意义诠释。劳模精神的价值形态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占据既有学术文献的半壁江山。劳模精神历久弥新，具有历史穿透性和实践引领力，这与其所承载的丰富价值性要素有关[8]。劳模精神的价值意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劳模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奋斗精神的集中彰显；其二，劳模精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其三，劳模精神具有突出的育人功能和教育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化传承、教育导向、爱国情怀、道德提升等方面高度契合”[9]。

三是劳模精神的政治形态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劳模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0]，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劳模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这就决定了劳模精神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和政治过程来解释。笔者曾对中国共产党构建劳模精神的政治过程与实现机制进行了如下分析：首先是发现劳模，中国共产党根据劳动模范评选标准，运用群众路线方法，依年度在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评选劳动模范；其次是构建劳模形象，劳模形象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和社会主义劳动伦理的人格化形态；最后是升华劳模精神，即将劳模精神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谱系中，打通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11]。

2021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精神谱系”这一政治概念后，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在“精神谱系”框架下对劳模精神进行再研究。这种研究范式可视为“劳模精神政治形态研究”的“升级版”，进一步凸显政党要素在劳模精神发育、构建和再阐释中的主体作用和政治功能，以此揭示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和执政理念的内在一致性。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沿着两条思路推进：一是援引***总书记关于劳模精神的重要论述来阐释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关系[12]，这种思路是一种政治话语的演绎思路，尚未触及劳模精神政治构建的核心论域。二是论证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价值维度上的契合性和一致性，即找到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在价值要素上的“交汇点”“共同点”。然而价值要素的契合性与一致性何以可能？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与依据是什么？该思路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有鉴于此，有必要将劳模精神的研究视角从表层的宣传性解读、抽象的价值性分析转向结构化、过程性的历史实践分析，把价值阐释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挖掘价值背后的历史性资源。这种研究视角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劳模精神研究中的具体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出了“完整地描述事物”的技术路线，即：“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13]544一言以蔽之，对劳模精神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如何能够“完整地描述”，必须回溯劳模精神构建的“历史的基础”及其原初语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资源中分析劳模精神的“出场”理由、劳模精神的构建逻辑、劳模精神的政治意涵。鉴于“劳模精神的孕育，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央苏区时期”[14]，因此关于劳模精神何以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讨论，自然离不开对中央苏区时期劳模运动历史情境的回溯与分析。

三、中央苏区劳动竞赛与劳模精神的历史性“出场”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是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积累、构建形成的政党文化、价值符号和政治伦理的总和，它是政党组织形态中最深厚、最稳定、最核心的意识形态要素。“一个政党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它就没有存在的根基，而且在政治环境中不能完成任何任务。”[15]同样道理，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精神滋养和信仰支柱，就会迷失方向，失去灵魂，丧失前途。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资源的开发及其整体性构建，在百年历史实践中逐步构建起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宏大精神谱系。

中央苏区是中共局部执政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建的重要时空场域。劳模精神诞生于中央苏区，与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同根同源，具有共同的政治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劳模精神在中央苏区孕育形成，从此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精神在社会劳动生产领域的价值性表达。劳模精神之所以在中央苏区“出场”，这与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劳动实践形态转型、构建共产主义劳动观念有直接关系。

（一）政治革命的“劳动逻辑”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一个政权能否有效维系和长期存在，离不开两个“硬件”条件的支撑：一是武装，二是物质。军事武装是维护政权安全性的根本保障，物质生产是政权确保统辖范围内人民生活获得有效保障的根本措施。社会逻辑决定政治逻辑。一个政权如果不能在物质上满足人民的需要，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人民的支持；与此同时，物质生产也要为军事斗争准备和武装集团建设提供有力硬件支持。在此意义上，劳动生产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价值增殖的限度，它是政治系统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6]52。

中央苏区是我们党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过程中所创建的第一个局部执政政权，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国家”的雏形，是土地革命的大后方、大本营。劳动生产的政治意义不仅可以在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典体系中得到理论上的证明，有组织、高效率的劳动生产更是苏区政权有效应对敌人封堵、确保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根本路径，是直接关系到苏维埃生死存亡的大事件。毛泽东一语中的：“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17]53

劳动本质上就是改造自然的过程，以使外在于人的自然更好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求，因此满足自我需求就成为个人从事劳动生产的出发点和最大动因。“中央苏区大部分位于山区，面积4万平方公里左右，经济发展水平低，近代工业很少，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多以苏区出产农业品换取。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实行严密封锁政策后，苏区物质资源的不足日益显露。”[18]战争对资源的巨大消耗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显现。苏区政府必须最大限度激发个体性劳动的意愿、热情与能力，组织起支撑前线战事、民生改善和政权巩固的劳动大军，以解苏区物资短缺、资源匮乏之难题。可见，中国革命不仅是军事斗争问题，它还包含着如何激发群众投身劳动生产的问题导向。劳动生产必须与军事斗争相互配合，单纯的军事观点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17]123。为此，中国共产党以土地革命为总牵引，提出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使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回归到农民手中，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劳动生产的后顾之忧，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民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

（二）劳动竞赛与新劳动观形成

让农民获得土地，解决的是“为谁劳动”的问题。但是，如何提高乡村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仍有待破题。为此，苏区政府以“劳动竞赛”为组织载体，构建共同但有区别的劳动激励机制，形成了以解决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与构建劳动激励机制相结合的复合型社会劳动动员体系。劳动竞赛的首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释放苏区潜在产能，增加劳动生产总量。1931年3月，中共中央对苏区开展“红五月”运动发出指示：“各地党部各革命团体，彼此间可订立革命竞赛的办法，并可组织群众自愿的模范队来领头，以求这一切工作最大限度与最高成绩的实现。”[19]1932年8月，《江西省职工联合会提出各县职工联合会革命竞赛条约草案》指出，中央苏区的国家企业，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在这两个月内生产要超过以前的10%，节省材料，生产完美优良，组织义务劳动”[20]10。劳动竞赛肇始于农业生产领域，而后逐步扩展到国家工厂、手工业和党政机关等各条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苏区全民劳动生产体制的核心要素。

劳动竞赛对苏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支撑作用通过以下四种路径来实现。一是降低成本，勤俭节约。当时，苏区十一个机关的职工签署竞赛条约，承诺在劳动竞赛期间节省工资津贴，节省办公费，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和一铜圆。二是改良与革新生产技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要靠技术革命，变革生产工艺是在劳动竞赛中取胜的法宝和武器。1934年6月26日，《红色中华》刊发的《我们是苏维埃的主人，我们是为自己劳动》一文写道：“这里我们有好多模范的工友，他们不断地研究生产技术的发明。现在，他们已经发明了两件军用品，试验的结果（效果）非常灵（好），而且还可以节省大批的材料。”[20]11三是组建互助型劳动生产组织。劳动生产组织形式属于劳动关系的基本范畴，对其作出必要调整有助于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毛泽东指出：“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17]131-132。四是发挥党团、工会的政治动员优势。由工厂生产会议提出劳动竞赛方案，以政治觉悟高、生产技术好的党团员组成生产模范队、模范支部等，“以此带动班组与班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赛”[21]，进一步扩大劳动竞赛的影响力。

劳动竞赛作为一项劳动激励机制，不仅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个人的劳动意愿和热情，增加了国家工厂的生产力总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苏区的物资紧张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劳动竞赛培育造就和发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他们身上显示出一种体现共产主义原则的新型劳动观念。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是苏区劳动竞赛的胜出者，是劳模精神的人格化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动生产维系着家族的血脉和存续，劳动是家族成员的共同义务；在西方思想观念中，劳动是维系资本运动和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劳动创造财富和价值。作为一种彰显共产主义原则的新型劳动观念，劳模精神有别于为了单纯地赚取利润而生产的金钱至上精神，也有别于为了养家糊口而生产的自给自足观点。这种新型劳动观念“是为着供给战争，为着供给工农大众的需要，为着创造人类最大的幸福而生产”，“他们用了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他们感觉到现在是为着自己而工作了，很大地发挥了他们的劳动热忱”[22]。中央苏区劳模精神的核心要义在于为巩固和维护红色政权而开展协作性、集体性和创造性劳动。作为一种新型劳动观，劳模精神始终把阶级利益和政权利益摆在首位，突出劳动的公共理性、集体主义、创新精神和战略价值，强调劳动的国家属性、人民属性和革命属性，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追求和革命理念高度一致。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塑造出全新劳动动员体制的同时，也构建出劳模精神这一无产阶级的新型劳动观念，这种新型劳动观念从此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跨越历史的长河，成为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新时代劳模精神的“思想源头”。

四、劳模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的时代创新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劳动生产实践及其价值形态有着天然联系。这缘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就是实现工人阶级在劳动上的解放，工人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劳动解放的政治形式。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排序中，与我们党具有天然联系的劳动文化形态“出场”的历史时序相对要晚一些①即便学界普遍认为劳动运动肇始于中央苏区时期，因此，劳模精神孕育形成于中央苏区时期，但既有文献显示，中共中央并没有对中央苏区劳模精神的内容要素和理论内涵作出全面、系统阐释。，甚至还有一些学者将劳模精神的时序排位列在改革开放以后[5]26。本研究认为，劳模精神的“出场”时机，与社会劳动生产实践所蕴含政治意义的外显化程度不无关系。揭示劳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关系，必须追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劳动政治的理解。

（一）异化劳动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学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劳动通常被释义为资本运动的“助推器”，剩余价值生产的“动力源”。劳动联结财富，劳动创造价值。正如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所给出的解释一样，劳动类型的精细化、专业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跃升，熟练程度、劳动技巧和判断力是劳动能力的表现形式，随着“劳动简化和缩减劳动机械的发明”[23]，人们在相同时间内创造出更大价值将成为可能。“劳动创造财富”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叙事的主题，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化以及个人至上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特征[24]。西方经济学家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利用，产生最大化效用。这一理论叙事的线性传统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打破。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发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劳动者越劳动，反而越贫困。作为劳动产品的生产者、创造者，劳动者不仅不能占有劳动产品，反而沦为了劳动产品的奴隶，被劳动产品所控制。“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13]156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下，工人通过劳动生产商品的过程也是将自己塑造成为“劳动商品”的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现象。劳动对工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一种外在的东西。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劳动同人本身相分离，人在劳动中不是感受到幸福，而是获得不幸，不是促进自己的智力和身体发育，而是摧残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形式，这是马克思以前的国民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3]158。

由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导致的异化劳动是无产者越劳动反而越贫穷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彻底摆脱这一局面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强有力的暴力革命摧毁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维护私有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消灭那种把经济差距变成人类学差距的现代性社会结构”[2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两步走”战略：第一步，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使无产阶级成为国家统治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二步，无产阶级利用在政治上的统治优势将生产资料收归无产阶级国家所有，使生产资料回归到无产阶级手中，以国家名义组织开展计划性、协作性的社会劳动，将劳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此时的国家已经丧失了“用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性质，“工人国家”作为一种新型国家在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16]53，因此也就在根本上消灭了“异化劳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政治制度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学原理。

（二）劳模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时代化

无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设计既是一种制度创造，也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文明观，其核心要义在于，工人阶级不再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下的被统治阶级，而是上升为政治国家的主人、社会劳动的主人和自身命运的主人，他们从国家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进入到国家政治议程的核心领域。马克思恩格斯将工人与现代国家置于一种对立状态[26]，这种对立状态的化解之策在于工人成为国家的主人，劳动成为工人阶级的内在性需求。此时，劳动生产作为工人与国家发生关联及互动的最基本形式和最重要实践形态，其政治意义与价值功能已经远远超出西方经济学意义上“劳动对利润的片面追求”，相反，劳动生产实践具有了“国家性”。随着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劳动生产既是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凸显，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同时无产阶级的劳动生产与工人国家的社会生产实现了逻辑归一，劳动具有了支撑政权、改善民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意义。因此，共产党的经济学的理论主题就由“劳动创造财富”转向为“实干兴邦”。正如***总书记多次强调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27]。社会主义国家构建出来的新政治文明观对劳动生产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劳动创造财富”的工具性维度，其理论视域已经拓展到对工人国家政权巩固和无产阶级劳动解放的价值性视域。中央苏区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构建的第一个“劳动实践型”的政党精神。劳模精神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固然与中央苏区劳动竞赛体制下劳动模范和劳动英雄的创造性劳动和集体理性有关，但这也仅是劳动精神“出场”的社会历史场景而已。最为重要的是，中央苏区劳动竞赛的胜出者集中体现出一种全新的劳动政治观，即劳动模范将生产劳动与阶级解放、工农专政和政治革命联结起来，中国共产党将中央苏区的劳动叙事及其话语形态吸纳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叙事及其意识形态创新进程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的中国式出场与话语创新。

中央苏区劳模精神的构建，为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劳模精神奠定了重要传统，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进程中定义劳模精神，将劳模精神的阐释基点从“财富创造”的工具性维度提升到“强党兴国”的价值性高度。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劳动模范对新生政权的“支柱性”意义，强调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28]。***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定位和评价劳动模范，强调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29]。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同中央苏区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创造而成的第一个以“劳动”为主题的政党精神。劳模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在思想主题上高度契合，是伟大建党精神在社会劳动生产领域的延续和展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模精神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动员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投身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强大精神力量，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劳动实践的精神风貌，具有超越历史、跨越时代的现实穿透力。

上述论述为我们理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逻辑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劳模精神是共产主义劳动伦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综合体现，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均由劳模精神派生出来，正如有学者指出，“劳模精神除了具备基本劳动素养和专业劳动素养之外，还要兼具价值性劳动素养，也就是具有信仰坚定、胸怀全局、担当奉献、引领示范等精神品质”[30]。

五、一个开放性结论：劳模精神的再阐释

劳模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历史资源和理论资源，***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劳模精神的理论内涵、政治意义、实践要求和时代价值。劳模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符号和价值表达，也是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构建宏大精神谱系的政治实践结果。以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理论为原则和方法，我们可以更加多维、立体地理解和把握劳模精神的理论品格和政治意蕴。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进程中，劳模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劳动文化的基本范畴，呈现出三种基本面向：一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品格和广大劳动群众精神风貌的集中彰显，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劳动生产实践领域的具体体现，三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三种面向可以进一步凝练为主体型劳模精神、价值型劳模精神和政党型劳模精神。在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在政党精神维度上对劳模精神再阐发、再诠释，实现了劳模精神理论内涵的与时俱进和时代升华。

第二，作为政党型劳模精神，它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获得了应有位置，是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的衍生与投射。既有研究已经看到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构成要素，但对劳模精神何以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学理阐释明显不足。本研究认为，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劳模精神与苏区精神、井冈山精神同根同源，中央苏区劳动竞赛是中共构建劳模精神的历史现场。劳动竞赛孕育形成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劳动观念，这种劳动观念将政权安全、阶级解放、民生改善的价值诉求和政治理念纳入其中，使劳动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自利性行为，而是获得了全新的国家意义和利他属性。

第三，劳模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劳动政治观的中国式再造。我们党对劳动的理解并没有限定在“劳动创造财富”的狭窄视界内，而是从政权安全、政治革命、民生改善等战略性维度来构建新型劳动观念、创新劳动叙事话语的，劳模精神就是结果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视野中，劳动模范是劳动竞赛的胜出者，他们身上所展现出的国家意识、政治责任、创造精神、勤勉作风、人民立场，是共产主义劳动伦理的生动写实，劳模精神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高度一致。随着劳动竞赛模式的推广和劳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劳模精神在动员群众、引领群众、激励群众等方面的政治功能逐步显现。因此有理由说，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将群众组织起来的精神性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无形资产。劳模精神诞生于中央苏区时期，其精神伟力穿越历史的时空，历久弥新，影响深远。

劳模政治是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民主政治与生产政体、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视窗”[31]。本研究以劳模精神何以进入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为问题意识，探讨了劳模精神与中共政党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深化“劳模政治”理论研究的续篇。那么，劳模精神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后又将面临怎样的政党文化图景，在全球化、市场化条件下劳模精神又会经历怎样的时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接下来研究的重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