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基于健康视角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回报与提升研究*

姚 嘉，冯履冰

（ 1.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

一、引言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缩小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城镇职工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提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回报，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实现“人的城镇化”，一直是社会工作的焦点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已有关于城乡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回报差距的研究认为，造成城镇职工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除了由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歧视[1-6]以外，两类劳动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也是重要影响因素[7-11]。但是，多数以人力资本差异视角解释收入差距的研究都把人力资本的概念局限于教育投资获得的知识和文化积累，以及工作经验增加和技术提升，忽视了健康作为另一种同样重要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影响。这样的处理方式难免会高估教育、技能投资的作用，影响对健康作用的客观评价以及与健康相关的社会工作的开展，更可能阻碍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改善。

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健康的重要性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疫情使更多人意识到，健康不仅是个体劳动者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石，也是支撑并影响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调查，大多数农民进城务工前后从未做过健康体检，一般小病小痛能忍则忍，忍不了才去医院，而这时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医疗费用，并且可报销比例较低，甚至因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区隔需要自己承担医疗费，进而导致其进城工作收入不但没提高、反而因为城里看病花销大而陷入经济困境。健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回报水平。此次疫情的大面积暴发，很大原因也在于城乡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未被实时监测和掌控，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导致了疫情的快速扩散和传播。因此，疫情之下，探讨健康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回报的影响，分析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的健康收入回报差距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维持和改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健康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还可为疫情之后，有关部门提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回报，促进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实现新型城镇化提供基于健康改善视角的可行政策路径。

事实上，健康与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其他一切人力资本的载体，是个体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基石。早在20世纪60年代，Schultz就已经阐明，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内容之一[12]。国外学者关于健康对收入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成果[13-17]，他们的研究结论大多有力地支持了健康在收入和就业方面的积极促进作用。相比教育，由于健康相对不可测量等原因，早期国内该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18-19]。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关注到健康的重要性，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权益进行了进一步探讨[20-23]。但是已有研究少有尝试探讨健康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这两类虽同处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却异质性较强的群体可能存在的影响差异。

综上，本研究试图在该领域作进一步开拓，重点关注健康作为同样重要的人力资本，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镇职工两类群体的收入影响方式及差异，并基于大样本调查数据，采用实证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影响和作用，以期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更为丰富和全面的信息，挖掘健康和社会保障相关的社会工作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实现稳定就业、改善收入的重要意义。基于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均存在促进作用。

假设2：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影响方式并不相同。

假设3：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健康是比教育更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

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的数据，分析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收入回报及其与城镇职工的差距，调查年份总样本量为12,582个。CGSS调查始于2003年，它系统全面地收集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个层次的数据，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于本研究的对象为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故删去农村样本部分。同时，保留“目前户口登记状态”为“非农业户口”，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为本研究的城镇职工样本；保留“目前户口登记状态”为“农业户口”，且“目前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样本。进一步剔除相关变量的空缺值及异常值，最终得到样本总量为2928个，其中，城镇职工1976个，农村进城务工人员952个。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健康”来自问卷中“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这一题项，研究将其重新归类为二分类变量“0=不健康”“1=健康”，其中“比较健康”和“很健康”均属于“健康”，其余则为“不健康”（考虑到回答“一般”的个体往往是觉得自己身体或多或少有恙，或者并不是很好，因此将其归为“不健康”）。

（二）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标，首先，通过最小二乘回归方法（OLS）检验健康对城乡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影响；其次，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尝试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进行模型的改进和优化；最后，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进一步探讨健康影响两类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具体方式及差异。

1.最小二乘回归估计

研究首先利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对健康影响两类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效应进行初步检验。之所以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样本分开进行估计，是因为我国经济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特殊二元特征，使得两类劳动者的成长环境、生活环境、文化观念等差异巨大，研究推断两类劳动者收入方程的各项系数，包括截距项，都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代表城镇职工（u）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r），j代表城镇职工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第j个劳动者；lny表示劳动者2017年全年劳动收入的自然对数；α是常数项；health代表劳动者的健康状况，β为健康的边际效应；xn代表一系列影响收入水平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工作经验①本研究的工作经验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从您第一份非农工作到您最近那份非农工作，您一共工作了多少年”一题的回答。研究认为，大部分劳动者从第一份非农工作到目前所从事的非农工作，其工作内容和性质应有较大的联系，因此可以满足研究需要。、中共党员身份、工作单位性质、地理位置等，γn为控制变量的相应系数；ε为误差项。

2.模型内生性处理

遗漏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往往会导致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影响研究对健康效应的准确观察。众所周知，家庭财富会通过影响劳动供给等渠道影响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家庭财富相对更多的家庭，也会更愿意对健康进行相应投资，如购买保健品、健身消费等，进而提升健康水平，并间接地影响收入；与此同时，劳动者又会因为家庭财富的积累而逐渐增加整个家庭包括自己对健康的投资，比如采取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因此，如果遗漏“家庭财富”因素，将必然有cov(health,ε)≠0，从而导致模型内生性问题。

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寻找合适的代理变量来指代家庭财富的累计水平，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家庭财富不易观测而导致的模型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根据研究数据的条件，选用“家庭房产数”和“是否拥有小汽车”两个指标共同指代家庭财富水平。

3.分位数回归

均值回归能够带来的信息毕竟有限，本研究进一步尝试利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究健康影响劳动者收入的具体方式，同时，还将特别考察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这两类异质性群体的影响差异所在。研究建立的分位数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下标i表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n）和城镇职工（c）；lny表示劳动者2017年全年劳动收入的自然对数；Z表示（1）式中包含健康在内的影响收入水平的一系列因素；Quantθ(lnyi|Zi)表示在给定Z的情况下，lny对应分位点θ（0＜θ＜1）的条件分位数估计值；αθ和σθ分别表示分位数回归估计中对应θ分位点的参数估计值；εθ为对应不同分位点θ下的残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从整体上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与城镇职工的各项数据对比中均处于明显的劣势。人均年收入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比城镇职工低了将近1万元，仅相当于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75%左右，差距较大。劳动者基本特征方面，城镇职工不论是在性别比例还是婚姻状况上都要优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显得更加平衡、和谐。但在年龄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37.54岁的平均年龄较城镇职工的40.44岁相对年轻，这也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队伍年轻化的现实结构特征相符。教育年限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仅9.86年的平均年限意味着大部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很有可能停留在初中及以下，而城镇职工的相应数据则高出了近3年，意味着大部分城镇职工都顺利完成了高中教育。在是否为中共党员这一指标上，两类劳动者也呈现出了较大的分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仅有8.51%是党员，而城镇职工的这一比例则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近2.5倍。由于城镇职工整体的收入水平明显好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且城市的医疗保障体系和医疗资源相对于农村更为完善和全面，因此，理论上说城镇职工的健康状况应好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然而，结果却出乎意料，在这一指标的对比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状况不仅不输于城镇职工，反而明显好于城镇职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健康”的比例达到75.21%，城镇职工仅为72.52%。可能的解释正如已有研究提出的，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进行非农就业的农村人口已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筛选，只有各项人力资本因素相对优秀的个体才能最终留下来，而这里的人力资本自然也包括了健康，尤其是对于更多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而言。

表1 劳动者个人基本特征

工作情况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平均工作经验为12.34年，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的17.89年，这也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整体年龄结构偏年轻化，加之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往往不够稳定、流动性较高等有关。在周工作时数的对比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平均56.82小时的工作强度远高于城镇职工的47.66小时，再次说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还远未受到与城镇职工平等的对待，往往只能从事那些工作条件差、强度高的低端岗位工作。关于这一点，还可从两类劳动者所处的工作单位类型分布中略见一斑，城镇职工群体中将近50%分布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这一比例不足16%。在家庭财富这一项，与预期一致，不论是小汽车的拥有比例，还是拥有房产数，城镇职工的数据均明显好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此外，在样本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有46.32%处于东部城市，28.26%处于中部，还有25.42%处于西部，城镇职工对应占比则分别为58.70%、24.70%、16.60%。

续表1 劳动者个人基本特征

（二）最小二乘法（OLS）及代理变量回归结果

研究首先利用最小二乘回归（OLS）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收入决定方程分别进行了估计。回归结果如表2模型（1）所示，研究的核心变量“健康”，不论是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均存在正向影响，即健康的劳动者获得了更高的收入水平，且这一结果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符合预期。验证了假设1：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收入水平均存在促进作用。进一步比较，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健康效应达到了13.54%①计算方法为：13.54%=(e0.127-1)×100%，下同。，高于城镇职工的10.41%。结合上文，这一结果可能由以下两个原因共同导致：（1）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劳动力经过了正向筛选，只有健康程度高的个体才能留下；（2）在城市务工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更多地从事依靠体力为主的工作，而这些工作本身又对健康的要求相对更高，也更能显出健康的价值。

表2 OLS及代理变量回归结果

其他影响变量研究结果与现有相关研究基本保持一致：（1）性别和教育年限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影响方式相似且都统计显著。女性劳动者较男性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且女性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受到不平等对待的程度更高一些；而教育年限的提高则对两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升均有利，相比之下，城镇职工受益的程度更高。（2）工作经验对两类劳动者的影响不仅方

向一致、均统计显著，而且程度也相仿（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系数为0.027，城镇职工则为0.026）。这意味着工作经验的增加对两类劳动者收入水平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工作经验的影响还都呈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特征。（3）党员身份对两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但均不显著。（4）地区指标方面，相对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整体经济更为发达等原因，使得处于该地区的劳动者收入普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稍令人意外的是，回归结果显示中部地区的两类劳动者收入均低于西部地区，唯一不同的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估计系数统计不显著，而城镇职工则在5%的水平上显著。（5）已婚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可能更高，但不显著；已婚的城镇职工则收入更高，且统计显著。（6）周工作时数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几乎没有影响，而对城镇职工则令人意外地起到了负面影响，即周工作时数更高的城镇职工收入却更低，这一点可能反映了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时数的区别。（7）工作单位类型上，相对于私有部门的劳动者，处于国有部门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没有实质影响，但对城镇职工而言，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劳动者收入显著更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劳动者收入则与私有部门不相上下。这说明在竞争相对充分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市场化改革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市场部门的竞争力正在逐渐增强。

续表2 OLS及代理变量回归结果

传统的最小二乘回归（OLS）假定健康为严格外生，但正如上文研究设计中所说，如果遗漏了对“家庭财富”因素的考量，将会造成本研究所用模型中cov(health,ε)≠0，进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因此，在最小二乘回归的模型基础之上，研究选取了“是否拥有小汽车”和“家庭房产数”两个代理变量来指代家庭财富状况，以缓解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见表2中的模型（2）。研究发现，当考虑了家庭财富的影响之后，健康对两类劳动者依然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效应达到了15.72%，而城镇职工则为9.86%，且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在控制了家庭财富之后，健康对两类劳动者的影响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健康效应从最小二乘回归模型的13.54%上升到了15.72%，反观城镇职工，则从10.41%下降到了9.86%。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对于整体收入水平普遍偏低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而言，家庭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其外出务工的意愿和强度，即财富多的家庭其主要劳动力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很可能少于财富少的家庭的劳动力，由此导致那些财富多的家庭的劳动力，即便身体十分健康，但由于外出务工时间少而全年收入不高，这么一来，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在未考虑家庭财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下估计的健康效应自然会偏小。反观城镇职工群体，他们整体收入水平相对更高，家庭财富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一方面，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那般，家庭财富的多寡会影响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工作强度，进而对全年收入水平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家庭财富相对更多的家庭，也会更愿意对健康进行相应投资，进而促进健康状况的改善，并间接地影响收入。而根据实证结果，对城镇职工而言，似乎后者的效应更强，因此才会看到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中，城镇职工的健康效应被高估的现象。其他控制变量则基本维持了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部分变量系数发生了微小变动，总体而言未有太大差异。

（三）分位数回归结果

为了进一步考察健康在不同的收入阶层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也为了更准确地观察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影响差异，研究利用分位数回归法分别对两类劳动者进行了相应估计。受限于篇幅，本研究只将25%、50%、75%和90%分位点的估计结果列出，如表3、表4所示。研究发现，健康和教育这两个重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即便是在同一类劳动者群体内，随着收入分布的变化多个因素也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

1.健康

由表3可知，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水平的影响十分明显，从收入分布低端至顶端各个分位点的系数分别为0.103、0.136、0.189和0.168，且除了25%分位点系数统计不显著外，其他各分位点系数均在10%及以上水平统计显著。这说明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水平的确存在重要影响，且这一重要影响几乎贯穿收入水平的各个阶层。相比较而言，健康对收入处于中等偏上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影响最为明显。

表3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分位数回归结果

反观城镇职工（表4），健康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方式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截然不同。首先，整体而言，健康对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强度不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其次，健康对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影响随着收入分位点的提高呈现出了明显的递减趋势，估计系数从25%分位点的0.086降至90%分位点的0.027；最后，城镇职工样本中健康的估计系数仅在25%和50%分位点统计显著（均为5%显著性水平），75%和90%分位点的系数均统计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健康对城镇职工收入水平同样存在正向影响，但整体强度不如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且其影响更多地集中在收入分布的中、低端。

表4 城镇职工分位数回归结果

通过上述比较发现，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两类劳动者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健康几乎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各个收入阶层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城镇职工而言，健康的作用则更多集中在收入阶层的中、低端。进一步分析，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机制主要有：（1）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来到城镇劳动力市场更多地依旧从事着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工作环境较差且依靠体力为主的工作，对于这些工作，一个健康的身体往往不可或缺，同时它们也更容易体现出健康的价值。（2）城镇职工收入分布低端部分很有可能组成比较复杂，既包含了部分土生土长却生活不富裕的城镇人口，也包含了部分城郊人口或由于土地城市化而被动城市化的原农村人口。无论哪一类人群，处于城市生活底层或体系边缘的他们更多从事的同样是一些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技术含量工作，因此收入的健康效应比较明显。（3）城镇职工收入的中端部分可能主要由这样一群个体构成，他们更多从事的也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但由于年纪尚轻、资历不足抑或是社会资本缺乏等原因导致其一方面整体收入水平尚不高，另一方面工作自由度也不高，且为了谋求事业的上升经常需要加班、熬夜、出差等（研究数据显示，城镇职工样本收入分布低端群体的平均周工作时间最长，其次为中端群体，再次为中高端群体，高端群体最短）。如此一来，健康的身体就显得十分重要，在同等能力条件下，越健康的个体越有身体资本拼搏，也就越容易出众并获得升职加薪，进而也就导致了这一阶层收入的健康效应比较明显。（4）对于收入中端以上的城镇职工，由于收入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不再需要像收入水平较低时那样为了生计而拼命加班，以工作强度换取相对高收入，因此，健康效应不再明显。以上分析验证了假设2：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的影响方式并不相同。

2.教育年限

两类劳动者在教育年限上的表现分化也传递出了比较有意义的信息。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中，教育年限的影响强度在所有分位点上均不及健康因素，而且当健康因素的影响随着分位点的上移而整体逐渐增大时，教育的影响却几乎相反——随着分位点的上移而呈现出减弱趋势（除去最低分位点）。城镇职工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教育年限不仅在各个分位点上的影响强度大于健康，而且除最高分位点的影响有一个明显的增加之外，其他分位点的影响强度均相对稳定。对比两类劳动者，可以看到，教育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影响强度在各个分位点上较城镇职工都有不小的差距。由以上数据结果可知，以城镇职工为参照，健康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影响明显强度更大、范围更广。此外，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健康的作用甚至比教育投资获得的人力资本更为重要。验证了研究假设3：对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健康是比教育更为重要的人力资本。

3.其他变量

首先，不论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城镇职工，女性的性别都给劳动者带来了较大的收入损失，且性别歧视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各个收入阶层。其次，工作经验对两类劳动者的各个收入水平几乎都有着比较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都呈现为倒U型的特征。再次，单位类型对两类劳动者各个收入阶层的影响也有着较为相似的路径，即随着收入阶层的上升，私有部门的收入优势愈发凸显。最后，在地理位置方面，相对于西部地区，两类劳动者在东部地区都获得了更高的收入，符合地区整体经济水平和人们的一致预期；但令人意外的是，不论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城镇职工，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均落后于西部地区，这一效应或许是由于国家对西部地区实行补贴政策的影响。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健康这一重要人力资本与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回报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作了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和探讨，并重点关注健康影响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这两类异质性劳动者的差异所在，以期能为疫情常态化背景下，社会工作者维持和保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健康，提高其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更全面、丰富的信息。

研究主要结论是：（1）健康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镇职工收入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好的健康状况有利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2）尽管健康对两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方式却不尽相同。具体而言，健康几乎对全体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都有明显的收入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并不受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所处收入阶层的影响；但对城镇职工而言，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健康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健康效应的大小随着收入阶层的提升而呈现递减趋势，而且健康对收入影响的统计显著性也仅在收入分布的中、低端为数据所支持。（3）对于现阶段更多从事着工作环境差且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健康对收入的促进作用甚至比教育的强度更大、范围更广，即健康是比通过教育获得的知识文化积累更重要的人力资本。

综上，在当下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以及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若想通过提升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改善其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回报，进而逐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应政策和开展相应社会工作时，不应再局限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投资，而应对其整体健康状况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政策加以扶持。要认识到，对于进城务工人员而言，健康是比教育更重要的人力资本，健康不仅是个体劳动者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支撑并影响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务工，却无法享受城镇劳动者同等的社会保障待遇，受身份限制及制度政策影响，其医疗健康保障问题一直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一方面使很多原本打算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因所在地的隔离政策，或是无法提供健康证明等，无法外出务工；另一方面使得滞留在城镇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可能面临着相关医疗费用无法报销或是无力承担等情况，又因“新农合”属地管理的特征无法回乡治疗。疫情给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医疗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但也是完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健康管理和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良好契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以此为契机，完善制度建设，建立以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点为基础、大中小综合医院为中心的互补型医疗格局。每年为社区内所辖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的基础健康体检，建立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健康信息库，以随时监测和管控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做到小病尽早医治，大病及时发现，传染实时切断。并且在保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医疗服务的同时提高其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减少进城务工人员的医疗自费负担。打通城乡健康医疗保障的衔接通道，健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医疗保障体系。推行弹性的医疗费用个人缴费机制及报销机制，推动医疗报销城乡联网、地区联网、省际联网。给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提供更为完善、更为人性化的健康医疗服务和保障，使他们能够安心健康地在城镇工作生活，实现新型城镇化中的核心诉求——“以人为本”以及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