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政府治理绩效与农村居民政治信任关系及作用机制

时间:2024-06-19

李梅,彭国胜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一、引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迫切要求。乡村振兴的重点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正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中所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由于乡村振兴“是嵌入到国家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具有经济、社会、政治的嵌入性”[1],因此,国家治理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会对乡村振兴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随着我国农村绝对贫困的消除,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感受不再局限于经济“成本-收益”的核算,而是基于较高的社会发展预期,即面对城乡共享发展的不平衡,农村居民“需求的重心开始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生态等领域转换”[2]。这就意味着仅靠国家治理的“经济绩效已经难以为公众的政治信任提供有效来源和持续动力”[3]。政府需将治理的重点逐步转向解决资源、机会在城乡间分配不均和农村内部各群体间利益失衡等问题。因此,政府治理能否通过促进社会公平来矫正社会结构的失衡,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这是本文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一)信任从何而来:制度绩效的理论解释

政治信任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资源。作为政府政策有效实施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本,政治信任在特定领域也被称为政府信任,是公众对政府机构表现的主观感知和理性行为选择。政治信任的下降可能会危及国家政权的稳定,使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非法行为,最终导致政府无法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公民充分的政治信任会使民主制度与公共权力更具权威性、稳定性,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增强公众对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的认同。

在政治信任的起源上,学界长期存在文化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两种解释范式的争议。文化理论强调文化规范的作用,认为政治信任是政治领域之外产生的,并经由社会化过程得以发展。由此可知,政治信任并非是善治的结果,而是与历史文化传承有关。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成持久的跨国差异,体现在公民态度上,并对民主制度的转型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4]。有学者提供了经验层面的佐证:相较于欧洲南部,欧洲北部的国家因其具有更积极的公民文化,从而显示出更高水平的政治信任[5]。但是,此类研究大都只注重政治信任的跨国差异,忽视了其随时间变化而产生的不稳定性。现代化理论试图对此予以修正,认为政治信任产生于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相互作用的动态场域。现代化力量会逐渐改变公民的价值观——一旦物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便从物质追求,转向社会公平、政治平等、自主选择等诉求。正是基于此,“批判性公民”出现了,最终引发了合法性危机——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对传统权威产生的质疑,削弱了政治结构中公民-国家关系的权威与等级观念,致使政治信任稳步下降[6]。

然而,以上两种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政治信任的来源,也不能成为解释其发展变化特征的有效证据。原因在于二者都堕入了“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其一,都将文化设定为固有形态。一种被当作是有利于民主政治转型与巩固的政治文化;另一种则被看成是无法提供民主政治土壤的威权文化,如亨廷顿等人将西方国家以外的文化界定为“专制主义”文化,认为这类文化具有反现代性、反民主的特征,无法与西方文明调和,进而提出“文明冲突论”[7]。这在意识形态上极易形成狭隘的认识偏差。其二,现代化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信任程度明显高于西方发达国家”。按照该理论的逻辑,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的政治信任应该处于较低水平,在现代化进程中有可能会引发政体的崩溃。但事实上,其理论预期并没有在经验世界中得到有力支持,反而出现“中国之治、美国之乱”的现象,这说明以上理论在政治信任的解释源流上存在问题。

正是基于以上悖论,学术界试图提供另一种解释路径,即将政治态度视为政治情境的内生性因素。民众的政治信任源自政府机构的运作机制及其在政策输出方面产生的绩效[8]。由此可见,政治信任是民众基于自身心理预期和自身标准对感知到的政府治理绩效的合理反应。这种理解能够有效地体现时间及空间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因为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化是民众政治信任波动的主要诱因。陈天祥等人也认为,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区域性差异引发了实质性的政治后果——各地政府治理绩效的差异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9]。鉴于此,本文采用制度绩效理论对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进行解释。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不断加强农村治理工作、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也是增强民众政治信任的持续动力。由理性选择理论可知,制度主义侧重于通过工具理性来解释政治信任,即人们对政治家、政策和制度的选择是基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制度如果无法为公众带来预期的最大收益,就会受其质疑甚至反对[10]。政府治理绩效作为衡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是增进政治权力、制度信任与支持的关键,其治理逻辑是“将基层民众的实际需求内化为自身责任,精准回应广大民众的利益诉求”[11]。已有研究表明,当代中国广大乡村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主要归因于政府治理体制的有效性和行政表现的积极性[12]。另外,根据绩效期望理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符合公众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期望值,就能够缩小民众心理预期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差距,那么公众就会选择信任政府机构,因为政治信任是建立在公民根据自身利益来表达对具体政府政策及绩效的满意度[13]的基础上。当前,随着“五个振兴”战略任务的有序展开,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不仅涉及宏观经济与个人收入的增长,还包括对政治权利、教育机会能否得以保障,生态环境是否得以改善等多方面、全方位的评价。因此,通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实保障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农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是政府加深农村居民对其信任的重要途径。

(二)跨越“塔西佗陷阱”:社会公平的中介作用

有研究认为,政治信任的层级结构存在“距离悖论”,即人们更愿意相信与他们距离较近的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因为在民众的心里,距离越远,官员越容易失信甚至不作为[14]。该悖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中国的政治结构是典型的“央强地弱”,近距离的政治接触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绩效最直接的感知方式,将直接决定其对政府的信任水平[15],进而导致政治信任在地区间产生“差序格局”。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施政的层次、权力来源的顺序、塑造形象的资源以及纠正偏误的能力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中央政府的优势明显[16]。当遭遇不良行政后果时,民众往往会将其归咎于地方政府不能有效执行中央政策或者是其产生了腐败行为。如在农村低保制度供给过程中,受助的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是否会产生信任仍存在争议。例如,地方政府执行低保救助政策的举措改善了受助者的生存状况,从理论上来看,当地政府理应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出现了某一群体对救助资源无偿占有的情况,受助者通常就会认为社会不公,进而会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水平[17]。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很容易落入政治信任的窠臼,对基层政府产生不信任。

那么,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应如何跨越“塔西佗陷阱”呢?“塔西佗陷阱”出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历史》,其最初的含义是,一旦被人们所憎恶,君主做的所有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人们厌弃。2014年***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将其引用于阐释政治失信的危害①,换句话说,当失去公信力时,政府部门的任何行为都会引致公众的怀疑[18]。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在局部地区出现了‘塔西佗陷阱’现象”[19]。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优越的制度虽然成就了中国之治,并创造了中国脱贫的奇迹[20],但是相较于城市,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仍有部分人群因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而处于相对贫困状态。涓滴经济学认为,总体经济的增长能够产生减贫效应,但事实证明,经济增长与脱贫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不一定会自动惠及穷人,有可能会在不同阶层、群体中助长收入分化[21]。这一点必须引起警惕,尤其是在当前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阶段,相对的、动态的农村贫困人口难以被宏观的、整体的经济增长所顾及,再加上税费改革、精准扶贫的经济红利在部分乡村社区间的分配呈现内卷化特征,致使农村居民与基层组织之间产生矛盾,进而对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造成影响[22]。

“解铃还须系铃人”,跨越政府治理的“塔西佗陷阱”的关键在于政府。体现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行使权力的目的应是增进公共利益和维护社会公平。由此可见,塑造民众政治信任的关键在于政府对社会价值和资源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并通过这一分配尽量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正当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城乡融合的社会大变局中,与过去相比,乡村治理的对象、内容、方法都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社会转型必然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治理问题,一个有为的、高效的政府才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危机信号并迅速予以回应[23]。

进一步地,在乡村治理进程中政府应如何回应民众的需求而不至于落入“塔西佗陷阱”呢?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成效显著,但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发展的不均主要源于机会、公共服务和资源占有的不均衡[24]。而这又是乡村基层政府失信的根源。诚如中国学者白永秀所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内容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仅局限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层面,还渗透到了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25]。因此,基层政府治理必须走出“重发展轻分配”的经济学视角,走向以“谁得到什么,他是如何得到的”为核心问题的政治学视角,更加注重分配的公平问题。也就是说,政府治理绩效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效益——社会公平“一方面体现了农村居民对生活现状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对客观制度的信任”[26]。由此可见,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治理绩效,尤其是政府是否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来维护社会公平。

本文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量化模型,探究政府治理绩效对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积极影响,并揭示社会公平在政府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量化资料来源于CSS2019年调查数据,调查内容涵盖社会信任和社会公平、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评价、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等模块。2019年 CSS 数据调查覆盖全国149 个市/县/区,596 个村/居,共访问11 000 余个城乡家庭,完成的个人调查问卷共10 283 份。由于本文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研究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问题,所以在对城乡属性相关的问卷材料整理、筛选后,共得到农村居民样本4 506 个。

(二)核心概念的界定及测量

1.因变量:政治信任

王浦劬认为,政治信任是“公众对政府为了实现、保护和增进公众的利益,正确履行职能的情况及其可能性的心理契合性判断,它从宏观到微观,依次体现为对政府体制、政府机构、政府政策和政府人员的信任”[27]。该定义涵盖的范围较广,缺乏类型区分,难以呈现出个体差异性。因此,有学者将政治信任分为弥散型和特定型两种,认为前者包括宏观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等,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政治信任,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后者是对微观的政治机构、政治人员等的信任,处于信任结构的表层,亦是深层次政治信任的保护带,易受个体认知、政府运行方式、治理成效、社会生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学术界的经典定义,将政治信任界定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运作过程中产生的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28],并将因变量确定为信任水平波动幅度较大的特定型政治信任。

本文通过考察农村居民对地方政府机构可信度的评判来测量其政治信任。问卷中的政府机构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和公安部门,取值范围为 1~4,得分越高,说明农村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越高。信度分析Cronbach's α为0.826,表明变量内各题项一致性较高,因子分析中KMO值为0.708,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显著,表明政治信任变量效度较好。

2.自变量:政府治理绩效

政府治理绩效是各评价主体基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对政府决策、执行及其目标实现效果的评估。由于政府机构承担着治理国家事务的具体任务,政府治理绩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体现。因此,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测量,应充分评估政府决策及其治理行为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其测量主要有客观指标评价与主观调查评价两种方式:在客观评价方面,如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包括回应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没有暴力、政府有效性、监管质量、法治以及腐败控制等六个维度。该标准虽然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其定义范围宽泛且过度强调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而饱受批评;在主观评价方面,随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指向和以‘人民满不满意’为工作检验标准”[29]理念的兴起,政府治理绩效的测量标准逐渐由以政府主体、国际组织或第三方机构等制定的客观指标体系转向重视公众认知与态度的主观评价。绩效感知“作为政府治理绩效价值评价的重要依据,其内涵涉及人的生存、生活保障与自主发展的条件”[30]。此外,罗斯坦引用安沃·沙哈(Anwar Shah)的观点,认为政府治理绩效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应对”,即“政府官员是否把事情做对——能够满足公民的需求”[31]。鉴于此,本研究从主观评价的角度来界定政府治理绩效,将其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主观感知”。

本研究通过探讨农村居民对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以及履行职能的满意程度来了解政府治理绩效。问卷设置的问题“政府在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涉及“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廉洁奉公,惩治腐败”等十四项指标来测量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赋值范围从1~4,得分越高,说明农村居民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满意程度越高。信度分析Cronbach's α为0.945,表明变量内各题项一致性较高,因子分析中KMO值为0.961,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显著,表明政府治理绩效变量的效度较好。

本文将政府治理绩效作为地方层面变量,即以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除新疆和宁夏、台湾、北京、上海以外的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反映的是区域内成员所共同感知的绩效状况,因此将个体层面调查的政府治理绩效通过一致性检验后取平均值并聚合至地方层面,以表明政府治理绩效在区域间存在差异。

3.中介变量:社会公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32]。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公平既是作为社会结构稳定的原则而存在的,也是作为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的原则而存在的,其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是否都得到公平对待(程序性公平),以及是否都经历过类似的结果(实质性公平)[33]。以往研究侧重于程序性公平,即在公共行政过程中公民是否有平等的机会来获得公共服务[34],程序性公平意味着公共服务的规则是透明的,并以法律、法规的方式明确规定并适用于每个人。然而机会公平并不等同于实质性公平,已有研究表明,当政府强调程序公平时,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公民更有可能从公共服务中获得较少的收益。事实上,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更加强调政府治理的积极性,以纠正“特定群体所经历的不平等”,这不仅要求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或保障公民权益时不能存在歧视态度,而且还要求政府机构在满足不同群体,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时采取积极措施[35]。相较于程序性公平,政府合法性的延续则更依赖于实质性社会公平。因此,本研究从事实层面上结果公平的角度出发,将社会公平界定为“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权利的保障和实现”。

在社会公平的测量上,问卷中设置问题“您觉得当前社会生活中以下方面的公平程度如何?”此问题包括“高考制度”“公民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养老等社会保障待遇”等多项指标对社会公平进行综合评判,赋值范围从1~4,分数越高,表明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越高。信度分析Cronbach's α为0.838,说明变量内各题项一致性程度较高,因子分析中KMO值为0.875,Bartlett’s 球形度检验显著,表示变量效度较好。

4.控制变量:政治参与、社会信任和新媒体使用

政治参与:政治参与通常被定义为个体参与政治活动的行为和意愿。已有研究表明,公民参与决策过程会提升参与者对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认知,并对政府机构的信心产生积极影响[36]。因此,本文将政治参与纳入控制变量,以问卷中的问题“最近两年,您是否参加过下列事情?”,包括“向报刊、电台、网络论坛等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参加村(居)委会选举”“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等五个指标对其进行测量,答案设置为“1 不愿参与、2 愿意参与、3 参加过”,得分越高,表明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越高,信度分析Cronbach's α为0.782。

社会信任:文化生成论者大多将社会信任看成政治信任的基础,因为人们生活所在的“社会体系中长期存在着一套价值体系、信仰体系以及交往方式”[37],政治信任根植于社会文化系统,是社会信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帕特南曾指出,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社会交往模式而产生了不同的政治信任文化[38]。因而本文将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作为控制变量,问卷中采用10 级量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进行评价,其中1 表示“非常不信任”,10 表示“非常信任 ”,分数越高,代表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越高。

新媒体使用:政治传播理论认为,新媒体使用与政治态度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是,当前研究呈现出两种观点:一是新媒体抑制论,即新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介在政治领域的广泛应用,导致政治计算被日益强化,使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平等性回应缺失,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负面评价;二是良性循环论,即新媒体使用与政治信任是良性构建的关系,民众关于政治的社会化过程正是通过关注政治新闻来获取时政知识、提升政治效能感,最终促成对政治系统积极态度的产生[39]。鉴于此,本文将新媒体使用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以问卷中“您上网浏览时政信息(比如:看党政新闻)的频率是?”这一问题来测量,答案设置为“1 从不、2 一年几次、3 一个月至少一次、4每周至少一次、5 每周多次、6 几乎每天”,分数越高,表明农村居民使用新媒体关注时政的频率越高。

(三)研究方法

由于数据结构中的政府治理绩效需处理为地区层面变量,其他变量均为个体层面变量,具有嵌套结构特征,这在统计方法和理论上对传统的OLS 回归提出了挑战,难以从层级上做出区分,而多层线性模型的运用则能够规避此类难题。在处理多层嵌套数据时,以往的研究通常使用HLM 跨层次分析方法,但该方法只能用于综效模型分析,无法将组内与组间的中介效果分开讨论,并且HLM 分段建模(也称为依次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是将个体层面方程的截距和斜率作为群体层面方程的因变量,如果两个层面的斜率不同,那么基于混合斜率的间接效应将难以解释[40]。MLmed 通过假设中介变量随机效果的存在,将其作为脉络变量构建分效模型,分解出组内效果与组间效果,从而有效地解决了HLM 多层次中介建模的问题。本研究使用MLmed 将被解释变量及中介变量的变异区分为组内的个体差异和组间的地区差异,以建立分效模型来探究宏观因素(政府治理绩效)对微观个体(政治信任)的影响机制。

四、实证分析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检验变量概念之间的区分效度以及数据同源方差问题,本文采用AMOS23.0 对政府治理绩效、社会公平和政治信任三个个体层面的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表1结果可知,与其他四个模型相比,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χ2/df=1.354,GFI=0.917,NFI=0.929,IFI=0.932,TLI=0.919,CFI=0.932,RMSEA=0.080,SRMR=0.040)效度最佳,说明本研究模型的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为了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运用Harman 单因子方法对变量进行测验,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度很差,均不符合标准,证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对本研究变量间的关系影响不大,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二)聚合分析

由于自变量(政府治理绩效)被视为地区层面变量,且中介变量(社会公平)与因变量(政治信任)在分效模型中需同时分析组内与组间效果,三个变量的数据测量均来自直接一致模型中的个体调查,因此需要将个体层面的数据聚合到地区层面。在聚合过程中,以ICC(1)(组间变异)、ICC(2)(组间变异信度)和Rwg(j)(组内一致性系数)三个指标来验证变量是否适合进行数据聚合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治理绩效的ICC(1)为0.075,ICC(2)为0.866;社会公平的ICC(1)为0.113,ICC(2)为0.910;政治信任的ICC(1)为0.051,ICC(2)为0.809,均符合ICC(1)>0.05,ICC(2)> 0.7 的可接受的标准[41]。同时,Rwg(j)的平均值和中位数,政府治理绩效分别为0.927 和0.931,社会公平分别为0.869 和0.876,政治信任分别为0.822 和0.834,均高于Rwg(j)>0.7 的优质标准,说明在所研究的各省级行政区域中,农村居民对其所在地区的政府治理绩效、社会公平和政治信任具有一致性感知。另外,ANOVA 结果显示三个变量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政府治理绩效F(93.746)=10.505,p<0.001;社会公平F(11270)=11.911,p<0.001;政治信任F(2753)=7.114,p<0.001。以上结果均表明,三个变量都符合数据聚合的要求,因此将政府治理绩效作为地区层面变量是合适的,且社会公平与政治信任两个变量的跨级相关系数证明有必要通过多层次中介模型加以分析。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呈现了各研究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为后续的回归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四)验证结果

本文采用MLmed 多层次中介分析方法对研究的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根据方杰等的建议,该理论模型属于“跨层级中介效应低层中介变量模型 (cross-level mediation lower mediator),简称2-1-1 模型”[42]。层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控制了政治参与、社会信任、新媒体使用的影响后,就个体层面而言,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γ=0.303,p<0.001);在地区层面,政府治理绩效对社会公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γ=7.390,p<0.01),同时,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正向影响显著(γ=3.782,p<0.001),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也呈显著的正向影响(γ=0.268,p<0.001)。

表3 多层次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公平的中介作用,采用蒙特卡罗方法 (Monte Carlo Method)进行中介效果检验,通过10 000 次迭代检验求取置信区间。根据表4结果可知,政府治理绩效通过社会公平对政治信任的间接效应显著(γ=1.983,p<0.01),95%蒙特卡洛置信区间为[0.771,3.531]。同时,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直接效应显著(γ=3.782,p<0.001),95%置信区间为[1.936,5.627],这说明社会公平在政府治理绩效与政治信任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表4 中介效应检验

综上,多层次中介的分效模型验证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分效模型路径图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跨层次影响,丰富了政治信任的前因理论。已有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具有积极影响,但大多局限于单一个体认知层面的探讨而缺乏多层面因素对个体产生的互动影响。本研究认为政治信任有赖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聚焦于地区层面的政府治理绩效,将政治信任的驱动因素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域,发现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好坏会直接导致农村居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化,这是对已有政治信任前因变量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其次,政府治理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地区性作用机制还会通过社会公平的中介效应产生影响,扩展了政治信任的研究视角。以往研究通常将政府绩效设定为经济绩效,并对社会公平采用独立的或者相互比较的方式进行讨论,如赵海堂等人认为社会公平超越经济绩效,成为影响政治信任最重要的因素[39],忽视了政府治理绩效的系统性及其与社会公平和政治信任之间的结构性联系。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应该是基于三者的整体影响框架,也就是说,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政府治理绩效应更加重视对社会公平的输出,从而跨越“塔西佗陷阱”,有效增进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

最后,社会公平呈现出双重特征。就地方而言,由于农村居民嵌套于不同省级行政区域之中,其感知的政府治理绩效在各地区间存在差异,因此采用规范的多层次线性分析方法,在检验中介效果的过程中,通过构建分效模型来区分个体与地区层面的效应,能够更科学地验证社会公平在地区层面发挥的中介作用。从个体特征来看,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知会对政治信任产生特定的判断和态度,即社会越公平,农村居民对政府机构的认同度越高。

(二)政策建议

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居民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对生产生活中存在的一切价值对象的认知也更加倾向于理性选择。这就决定了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接触性认同而不是传统性权威。接触性政治认同是以个体直接感知的政府治理绩效为依归,对政治机构认可和拥护的心理倾向是来自政治系统的积极情感体验,并最终产生政治实践行为。因此,秉持“善治”的政府机构能够增进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而强有力的政府公信力是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群众基础。由此,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响应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主观期望和现实需求,以民生为价值引领,通过在乡村贯彻实施全过程民主,真正落实好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实现广大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以此提升政府治理绩效;另一方面,由于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根植于国家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优势,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将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由内而外地助推农村居民对政府机构的认同度和响应度,最终打赢乡村振兴这场硬仗。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进入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新阶段,经济结构的调整正在改变着农村居民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相较于发展效率和物质成果,社会公平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这种要求既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客观条件的一种事实性判断,也是对政府治理绩效达到预期的满意程度的评价标准。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安居乐业的要求越来越高”[43]。乡村振兴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更要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然而,当前乡村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最大的绊脚石,会导致农村居民与政治主体互动关系产生离心倾向。因此,促成社会公平成为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激发亿万农村居民的内生动力,形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的关键。2021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了“推动城乡要素有序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合理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制度性安排,以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建设,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从而为农村居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健全和完善包括权利、机会、规则、分配等核心要素在内的完整的社会公平体系,使农村居民的政治信任建立在公众统一的身份——“主人翁”的归属性认同的基础上,这种归属性认同应涉及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维度的平等权利和公平待遇。

注释:

① 2014年3月18日***总书记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参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35.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