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选》编选与明代中后期文坛的趣尚交锋

郑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作为明代中后期文学流派的代表，复古派与唐宋派之间的文学论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这一论争的核心话题，既有习文尊奉对象的区别，也有论文重“辞”与“理”的差异。涉及上述论题的材料与研究众多，此处不拟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明人所编明文总集中，也能发现论争的诸多痕迹。万历年间孙鑛、余寅及唐鹤徵所编的《今文选》，便是一部呈现两大流派文学趣尚交锋的极佳样本。

存世的《今文选》共有三种版本形态：稿本、抄本及刻本①。根据笔者的考察，孙鑛曾两次主持明代诗文编选工作，而上述《今文选》诸本，则属于第二次编选时不同阶段的产物。此外，在孙鑛、余寅及唐鹤徵的别集中，还有部分关涉诸人诗文批评与《今文选》选务的文字，也是足资利用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基于上述材料，通过考察《今文选》的编选过程、内容选择及编者之间往来论文的情况，探讨这部表现了复古派与唐宋派趣尚交锋的文学总集。

一、孙鑛两编明文与《今文选》的成书

孙鑛初次编选明代诗文当在万历初年：

《今文选》一事，向在戊寅岁曾与箕仲谈及，鑛云：“第恨于诗道未彻。”箕仲云：“如此，公任文，仆任诗。”皆唯唯。彼时亦曾一搜诸集，颇殚心力。记箕仲曾告鑛曰：“弇州苦无完璧，昨检其七言律，奇句自不乏，第止可四句佳耳，再则六句佳止矣，必有两句失步，真乃极苦。”吏事鞅掌，竟不获竣业。[1](206)

孙鑛，字文融，号月峰，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万历二年进士，选调礼部主客司主事，五年任员外郎，寻调吏部考功司，十一年调吏部文选司。沈九畴，字箕仲，鄞县(今浙江宁波)人，万历五年进士，历官刑部云南司主事、刑部山西司员外郎、江西按察司副使、陕西左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等，万历二十八年卒。“戊寅岁”为万历六年，此时两人俱在京中。根据文中描述，此次编选采用诗文兼取的体例，而孙鑛因其“于诗道未彻”的顾虑②，便与沈九畴分任文章与诗歌选务。

虽说在本次编选过程中，孙鑛与沈九畴也“一搜诸集，颇殚心力”，却以“不获竣业”告终。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明诗总体成就未达预期。正如沈氏所言，即使是王世贞的诗也“苦无完璧”，遑论众多水平居下者，选明诗遂成一项“极苦”的差事。二是编者职务渐繁，无暇选务。考察两人经历可知，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沈九畴主要任职于陕西、江西等地；孙鑛更是官运亨通，先后历太常卿、右通政使、山东巡抚、刑部侍郎等职，并在万历二十二年升至兵部侍郎，代顾养谦总督蓟辽军务兼经略朝鲜。虽说随着官职升迁，孙鑛再也无力专注选务，但完成编集之念始终“不去于心”，且“每见佳文则志焉”[1](206)。

万历二十五年，孙鑛因朝鲜战事被罢，不久南还，途中暂驻常州，友人唐鹤徵提议重编前集：

曩不佞与文融共事典属，扬榷一时作者，乍璋乍圭，迄无成言。阅二十余年，文融上其督臣印绶，暂税毗陵，稍称符契矣，犹或龃龉。不佞因谓文融：“既克合晋楚之成，奈何听其争先而莫为之细也？”[2](1)

“毗陵”为常州古称。唐鹤徵，字玄卿，号凝庵，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唐顺之子，隆庆五年进士。万历元年选礼部主客司主事，升员外郎，万历三年晋主客司郎中。因与张居正不合，被以浮躁中之，至居正败后方起。万历二年至五年之间，孙鑛也供职于礼部主客司，文中“共事典属”即指这段同署共事的经历。事实上，二人未第时即已相交，孙鑛曾谓鹤徵“少有诗名”，只是因后者彼时在备考，故自己“不与言诗”，直到“入署”后方得“欢然心吐”[3](362)。而且，两人在署中还有过一段“扬榷一时作者”的畅快时光。

孙鑛前编总集定名为何不得而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定名《今文选》应当来自本次编选，即在常州编选诗文极易令人想起萧统《文选》，有着十分独特的意义。因此，孙鑛在唐鹤徵提议之时，便以效颦萧统自嘲[2](1)。但因对方的殷勤劝说，孙氏最终接受了建议：“顷抵毗陵，玄卿又以此见命，鑛述前语，因曰：‘箕仲无从得诘，足下即任诗何如？’玄卿亦诺焉。”[1](206)“前语”当指前引沈九畴的抱怨，这里称“箕仲无从得诘”，则孙鑛与唐鹤徵商议重编之事当在沈氏逝后。或因鹤徵“少有诗名”的缘故，孙鑛便将选诗的任务交给他，并得到对方的应允③。余寅也在《赠毗陵唐公六旬又四寿序》中写道：“御史大夫姚江孙公归自蓟丘，留滞毗陵几月。两公旧相得，其私涕喟吾不闻，独闻两公校雠今代诸名家艺文，仿萧统故事，名曰《今文选》。”[4](229−230)余寅，字君房，一字僧杲，鄞县人。万历八年进士，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十年改礼部精膳司员外郎，再升郎中。历陕西、山东、福建等地参政，后乞休，诏加太常少卿致仕。序中也称，孙鑛此次南还余姚而暂驻常州，效法萧统“故事”与唐鹤徵共编明代诗文总集，遂定名为《今文选》。

这是孙鑛第二次主持明代诗文编选工作，始于友人唐鹤徵的提议，并由他们两人分任诗歌与文章选务。不仅如此，孙鑛还将余寅邀入团队，承担校阅选稿的任务④。孙鑛致余寅书中有：“今愿先生但以独见直标去取，不必以不敏品钩为则。玄卿意在必刻，不敏则惟虑盲子辨璧，或贻有目者嗤耳，此请正意也。”[1](206)可见集中内容皆经过孙鑛、余寅及唐鹤徵的反复讨论。清末民初藏书家刘卓云也根据稿本评语指出：“书中朱书系鑛手评，蓝笔系唐鹤徵，墨批余寅，三人各自别之。”[5](卷后)

唐鹤徵《今文选序》曰：“(孙鑛)于是取诸集反复阅之，未竟而去，凡数易品题，经两载始有定论。”[2](1−2)序末署为万历三十年(壬寅)秋八月，则整个工作完成于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年间，耗时两年左右。至于孙鑛途经常州之事，唐鹤徵称“暂税毗陵”，余寅亦谓“留滞毗陵几月”，可见其停留仅有数月。考察孙鑛生平，自被罢南还至万历三十二年十月复起为南京右都御史，主要家居于余姚；与此同时，余寅也已致仕回到鄞县家中。因此，《今文选》的主要编选工作，应是在三位编者分居余姚、鄞县、常州三地的状态下合作完成⑤，孙鑛则在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如前所述，当日的《今文选》选稿内容，大抵皆经过三位编者的反复讨论。但唐鹤徵也称，在孙鑛交出选稿后，“质之余君房氏，判者尚十二”[2](2)。可见虽有约两年的讨论与选择，三人对于集中内容依旧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只能由唐鹤徵基于孙鑛选稿，并综合孙、余两人意见，“以二君合者为正编，文融之见汰于君房者为续编”[2](2)，分别辑成《今文选》七卷与《续今文选》三卷，而唐氏自续二卷，一并刻为存世的《今文选》十二卷⑥。

二、以古为范：复古派文体价值观与《今文选》的文体选择

孙鑛在第二次编选明诗文工作之初，便有“仿萧统故事”的意图，则集名《今文选》即“今之《文选》”。余寅也谓孙鑛曰：“足下选《今文选》真同讐校，然欲以一二公毕斯大业，则真所谓一手足而谈后稷之烈也，戛戛乎其难哉！今业已粥粥捐此精神，以期比隆于昭明先生，乌得不侵寻岁月？”[1](209)众所周知，萧统《文选》是赋、诗、文并选的总集典范，而孙鑛最初拟定的编选计划，则是采取诗文兼收的体例，即由唐鹤徵与其分任编选明诗与明文的任务。然而，根据存世《今文选》诸本来看，编者不仅未补选明赋以充实全集文体框架，甚至连原计划中的明诗也一并缺失，遂仅成一部专选明文的总集。

事实上，孙鑛用以“质之余君房氏”的初期选稿已然如此，故余寅阅后即致书曰：

足下于《今文选》注精若此，仆既诵札教，亟一披阅，而后悔其曩者之答足下无乃草草，胡以甚也！……所歉乃不及赋与诗，则兹帙终是半古之人。诸君子之所浩博宛委而称大藏，至于不尽剖发，不能不贻千古之恨，而足下发十策才得六七而止，而以劳后死者何欤？[1](208)

称道明人赋、诗、文“浩博宛委”的面貌，而责备孙鑛抛弃《文选》体例的做法只能算是“半古之人”。不仅如此，余氏还举《宋文鉴》为例，认为吕祖谦基于“一代典籍系焉”的观念，即使是堪称“有韵之叙、论”的《赤壁》诸赋与“令人呕哕”的宋诗也存录不弃⑦，可谓是继承《文选》传统的较好方式[1](208)。在他看来，编选总集而不及诗与赋，便如“乘黄屋，阙左纛，尊严不耸，灵响犹遐”，必将留下遗憾[1](208)。

那么，作为一次“仿萧统故事”的编选，何以仅成一部专选文而“不及赋与诗”的总集呢？根据笔者考察，这主要取决于各体编者尤其是主导编选的孙鑛对于明人赋、诗及文整体水平的认识。而在根本上，则来自孙鑛的文学趣尚与文体价值观念，及以此为准的文体选择。

总体而言，孙鑛的趣尚主要表现为服膺李梦阳，这从唐鹤徵所言“文融之醉心北地不啻久矣”可见[2](3)。二人早年定交且曾同署共事，考虑到他们的交集与熟悉程度，这一评价应当近实。由于李梦阳乃“前七子”领袖，也是明中期文学复古运动的关键人物，在某种程度上说，“醉心北地”便意味着认可或趋近复古派的文学主张。

复古派的“复古”或“学古”主张，最为人熟知的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论。这当然是个过于笼统的表述，但复古派成员对于诸文体成就及堪为师法的对象，有着颇为具体的时代断限则属无疑。较为著名的说法，可见王九思《明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康公神道之碑》“夫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6](230)，以及樊鹏《中顺大夫陕西提学副使何大复先生行状》“三代而下，文取诸左马，诗许曹刘，赋赏屈宋”[7](364)诸语。简言之，以《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文、汉魏古体诗、盛唐近体诗及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赋等为准，复古派确立了一套以古为范的文体价值观念，而《今文选》的面貌则颇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观念影响下的文体选择。

根据孙鑛的说法，明诗缺席《今文选》的直接原因乃是唐鹤徵未能完成原定任务[1](206)。但在这一事实的背后，实则存在多个层面的考量，正如孙鑛所言：“玄卿去岁有书来，颇以为繁而难竟。近日书来，则曰：‘细阅诸诗，即其佳者，苦未能追唐人中驷，则次者可知，歌行稍佳。’”[1](206)一是明诗数量太多，编选任务“繁而难竟”；二是以唐诗为标准，明诗整体质量不高，连择优而取都难。前者涉及编者的时间、精力等，可讨论空间不大；后者关乎编者的标准、趣味等，则颇值得玩味。

孙鑛曾将唐鹤徵的诗学趣味、观念概括为“主情，贵即境吐之”[3](362)。孙慎行也指出，鹤徵自父殁后，“乃折节理学，诸儒语录淹贯”[8](148)。参考唐顺之在思想、习尚发生转向之后，对自己于诗“率意信口，不调不格，大率似以寒山、《击壤》为宗”及“诗必唐、文必秦与汉云云者，则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为何语矣”的描述[9](257)，唐鹤徵选诗、论诗而纯以唐人为准的做法，似乎有些不太合理。虽说《今文选》的编选始于唐鹤徵的提议，但拟定计划与主导编选的却是孙鑛，较合理的解释或是，前述标准实是在迎合孙氏趣味，或本为孙氏制定而由鹤徵负责执行。

孙鑛曾引用“汉文、唐诗、宋表、元词”之谚，感叹“岂不然哉！”[1](207)又将李梦阳所言诗学汉魏盛唐而“大历以下悉捐弃”的主张视为“无可议”的“正路”[1](202)。故面对余寅的责备，孙鑛虽也让其“速移书促玄卿”[1](206)，但自己对唐鹤徵的判断却颇为认可：“玄卿谓诸公佳者不能追唐中驷，良非谩语。”[1](207)事实上，孙鑛持此看法已久：

于鳞诗自工，但恨犹是中唐调。仆往日曾语箕仲曰：“大复乃一钱仲文，沧溟乃一刘梦得，凤洲乃一苏子瞻。”箕仲大笑，以为然，且云：“此等语甚损阴骘。”今若目以明诗，沧溟自当欣然领受，顾恐却未易当耳。[1](201)

这里开头便谓李攀龙诗乃是“中唐调”，而被用以比况何、李、王三家的钱起、刘禹锡与苏轼，也皆是大历以下人。颇有意思的是，下文笔锋一转，又称攀龙诗实则连刘禹锡也“未易当”。根据“工”“中唐调”等词语可知，文中所论主要是近体诗。然而，孙鑛对明人古体诗的整体评价也不算高。如在他看来，明人古诗堪称“高绝”的李梦阳也仅是“近代罕两”[1](201)，而王世贞之作则不及他“偶看”的“古诗一二篇”[1](201)。再如这段文字：“昨偶见李端《古别离》诗，音调婉切，即二李、何、王诸公恐不能作。宁可以别长胜则有之，欲求如此之本色，如此之自然，未能也！”[1](207)即使是逸出唐人第一梯队的李端，其古诗之“本色”与“自然”也为二李、何、王等名公所难及，遑论明代诗坛其他人。

余寅虽也承认“沧溟是我朝诗，去唐人远”[1](205)，但对唐鹤徵(及孙鑛)全然以唐诗为准去取明诗的做法，却不甚以为然：

若论诗，正不必如玄卿硁硁印证唐家。盖唐家以诗取士，故矩度严；我朝不以取士，故左右纵横，无不有之，不必规规惟唐氏之拘也。我朝诸体诗颇亦昌博雄浑，纤不至寒俭，细不至尫楚，何止歌行稍佳而已！[1](209)

他辩称，由于唐人以诗取士，故唐诗最大的特点便是“矩度严”；反之，明人与明诗则未受此制度的约束与塑造，故其人遂能“左右纵横，无不有之”，而其诗也呈现为“昌博雄浑，纤不至寒俭，细不至尫楚”的特点。换言之，编选明诗不必全以唐诗为准，而应考虑其本身特色。余寅随后表示，自己会与唐鹤徵“论诗并促之”[1](209)。由于文献不足，我们难以知晓其间商讨细节，但以结果来看，他们依旧未能就此达成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孙鑛还提过一种“不律以汉魏盛唐”而专取“有独得者”的“选明诗法”[1](208)，但被余寅以“诗有一字不合于古谓之‘杜撰’”为由否定[1](210)。总之，由于众编者间的分歧难以调和，采明诗入《今文选》的计划最终未能达成。

虽说孙鑛在拟定计划之初，便只安排编选诗歌与文章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全然不顾赋体。孙氏自述，赋体乃其“素性所好”，且“每见集中有赋，无不读者”[1](206)。只是在他看来，明赋成就最高者仅及“精工靡丽”的《捣素赋》《枯树赋》，而尚未发现接近屈原、宋玉、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流赋家之作，整体上未达预期[1](207)。

余寅的态度与孙鑛有异，并试图以“我朝之赋虽不获上班西京诸公，乃视宋已高翔千仞上矣”之说[1](208)，劝其参考《宋文鉴》不弃宋赋的做法。孙鑛则回复称，明赋“岂但不能并辔西京，嗣躅潘左，即有《阿房》《赤壁》等亦且收之矣！”[1](206)众所周知，李梦阳有“唐无赋”这一著名论断⑧，既然明赋连《阿房宫赋》《赤壁赋》等唐宋赋也难及，推崇李氏的孙鑛遂径称“其实‘明无赋’乃定论也”[1](206)。

根据两人书信，孙鑛一度将选赋任务交给“读今赋甚多”的余寅[1](206)，而后者也标举刘凤(子威)“集中赋最多亦最良”而足“掩映千古”[1](209)，但却被孙鑛以“以其似也，则篇篇可选；如求其真也，即一篇无矣”为由否定[1](207)。余氏又推出王世贞、卢柟、李梦阳、何景明等赋手“五六人”[1](209)，但仍旧未获对方认可。至于明赋水平不高的原因，孙鑛以为主要是作者未能专精，仅以余力为之而又好夸诩，并称前述明赋俊手也未能度越此“二道”[1](206)。

如此来看，可以纳入《今文选》的便只有散文了：“昨《今文选》则正如《文章轨范》《古文关键》，大约俱是散文耳。”[1](199)在孙鑛看来，明人散文及其成就较赋体与诗体各具优势。首先，与时人皆以“余事”为之的明赋相比，散文乃是“今之所尚者”[1](199)。其次，相较尊奉汉魏盛唐而诸名公皆不能及的明诗言之，在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文章的复古派成员中，已有真正得其力者。例如，孙鑛便称赞王维桢(槐野)文章为“近时《史》《汉》”之“真派”[1](192)。《孟子 • 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10](994)孙鑛则据此指出，李梦阳、王维桢、李攀龙、王世贞、汪道昆等明代名家之文，皆已达孟子所言“善”“信”两端[1](195)。即使在讨论诗赋时与孙鑛分歧甚多的余寅也承认，王维桢与汪道昆因得力于《左传》《国语》《檀弓》及《考工记》等秦汉典籍，遂能在文章篇法、字法及句法上超越同侪[1](203)。

三、“以李梦阳为宗”：复古派趣尚与孙鑛的文章编选

存世《今文选》诸本，无论从文体框架、编选过程还是选录内容来看，皆有着明显的孙鑛印记。清代四库馆臣论《今文选》曰：“观其自序，盖以李梦阳为宗。”[11](1754)事实上，这里的“自序”并非孙鑛所撰，而是书前的唐鹤徵《自续今文选小序》⑨，至于“以李梦阳为宗”的论断，则是从唐鹤徵序“文融之醉心北地不啻久矣”句转化而来。孙鑛服膺李梦阳及复古派之事，前文已经提及，而其编选对于“醉心北地”或“以李梦阳为宗”的呈现，则主要包括选文“止从弘正间始”与“唯以工辞为准”两方面。

(一)选文“止从弘正间始”

以稿本所载35 位文章作者统计，主要是活跃于成化、弘治两朝以降者，而刻本前《诸公姓号》则载录着“自罗玘至李维桢凡三十一人”[11](1754)。这也不难理解，在复古派成员的自我建构中，明文“极于弘治”说乃是重要的理论命题，而“成弘”或“弘正”则是划分明代诗文发展状况的重要分水岭，前此是延续宋元传统而后此则是破旧立新[12]。对此，王九思写道：“成化以来谁擅场？豪杰争趋怀麓堂。不有李康持藻鉴，都令后进落门墙。”[13](58)许国则以为：“国初，刘宋辈出，洽览群书，仍元旧贯，时谓博雅。弘正之际，李何挺生，徐薛嗣起，追汉袭晋，规魏纂唐，时谓古雅。”[14](3)

这个话题也是《今文选》编者论辩的焦点之一。例如，余寅在“偶检”方孝孺《逊志斋集》后感慨“此老之笔纵横变化岂下弇山”，主张“选今文宜作两截，弘正以前作一截，以后作一截”，并批评孙鑛选文“止从弘正间始”的做法令人“可发一叹”[1](210)。至于唐鹤徵的态度，余寅曾说：“仆春初有书抵玄卿，谓：‘《今文选》是我盛明一代大典，宜从国初诸公起，始为完辑，奈何断自弘正以后也？’玄卿即以属不佞为之，此语竟不及白之足下。今其书来，独问此一言耳，此意恐终须了。”[1](209)可见鹤徵也认可余氏有关选文“宜从国初诸公起”的主张。

在与孙鑛的讨论中，余寅还推荐宋濂文“若《余左丞传》，似有五六篇可收”[1](210)，又赞赏孙蕡《祀灶文》不让东方朔《答客难》与韩愈《进学解》[1](210)，甚至向孙鑛抱怨道：“宋学士、刘青田、方逊志何等人物，足下置而不讲何居？”[1](210)孙鑛则称自己并非“发虑作五六分事业”，而是自前次编集以来，本朝诸家文集均已读过，成化以前文章甚至不及本次删去的余文献(九崖)、侯一元(二谷)、方弘静(采山)等人之作，总体上“实无可取”[1](207)。不仅如此，孙鑛还强调集中时代最早的罗玘(圭峰)“乃成化间人，亦非起北地也”[1](207)，这显然也是对余氏质疑所作辩解。

尽管三位编者在选文时代断限问题上分歧良多，但由于孙鑛的主导作用，《今文选》的最终面貌，依旧延续其“止从弘正间始”的设计。

(二)选文“唯以工辞为准”

面对正嘉之际唐宋派诸人“辞不胜跳而匿诸理”的习气[15](24)，李攀龙、王世贞等重拾李梦阳“视古修辞，宁失诸理”的主张[16](491)，对之进行猛烈抨击。“醉心北地”的孙鑛也是重“修辞”论的坚定支持者：“顾鄙性上下文字惟以‘工辞’为准，《易·文言》曰‘修辞’，左氏引夫子语曰‘慎辞’，‘辞’正是文章本色。”[1](199)强调“辞”乃文章“本色”所在，而评价文章的唯一标准便是“工辞”与否。以此为据，“议论而辞不工”的“语录”与“叙事而辞不工”的“小说”，皆难以预“文章家”之流，即使是“论事情每极痛快，使人踊跃”的朱熹语录也不例外[1](199−200)。

这样的趣尚也体现在孙鑛的选文工作中。唐鹤徵《今文选序》就此写道：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北地其鼻祖也；穷深极微，非理弗道，晋江其选乎。文融操其绳墨，引而批根，毋骫法于绳之外，毋为削于绳之内。辟之齐鲁秦楚之大夫虽异习乎，明堂一开，悉禀都人士之矩矱矣。文融之树标艺苑，盖其勤哉！[2](2)

文中“视古修辞，宁失诸理，北地其鼻祖也；穷深极微，非理弗道，晋江其选乎”诸语如前所论，而“操其绳墨，引而批根”则指向孙氏重“修辞”而轻“理道”的主张。

考察稿本评语可知，孙鑛对于文章的赞赏也主要由此而发。如谓王维桢《送柳滨先生赴平凉苑马寺序》“造语妙，摛辞妙，遣文妙”[5](卷二)。《王太史传》“大概规模《史记》，而摛辞却细润雅则”[5](卷十)。汪道昆《朱镇山先生集序》“是大论，然修辞确为精到”[5](卷一)；《养生契》“精雅有致，造语最工，而无雕琢痕”[5](卷三)；皆以“造语”“摛辞”“修辞”为准。又称王世贞《送郭侍御子静左迁永安令序》“是大论，通篇炼琢无率语，固是佳”[5](卷二)。余寅《瓦注篇序》“不是大文字，然笔力甚驰骋，且精思峭句往往不乏，兼太函、弇州之技，固是高作”[5](卷二)。同样是就文章“修辞”言之。

与此一致，尚有孙鑛对于文章不足之处的批评。如称李梦阳《熊士选诗序》“信笔写去，亦自苍然之光，然而未工”[5](卷一)；《哭白沟文》“亦衰飒有风神，第语尚未尽精”[5](卷十四)；又评王世贞《锦衣志》“笔力驰骋，模写踊跃处，几可逼太史公，第于事情尚未尽取，叙亦未俱精核，有善有不善”[5](卷六)；《检斋遗稿序》“题好，主意亦好，第文稍伤易”[5](卷一)；评语中的“未工”“语尚未尽精”“叙亦未俱精核”“文稍伤易”等，也是就文章“修辞”言之。

身处复古派与唐宋派文学趣尚交锋的背景下，孙鑛作为“修辞”论(或“工辞”论)的支持者，对于“晋江诸君子”几乎“傧而不叙”[2](3)。因此，在出自其手的稿本及刻本前十卷中，王慎中、唐顺之、茅坤等人(即“晋江诸君子”)的文章数量，相较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人⑩，明显远远不及，见表1。

表1 孙鑛选录王慎中等六家文章篇数

从表1来看，稿本及刻本前十卷所载王、唐、茅三家文章篇数，至多达到李攀龙一人的入选数量，而大大低于李梦阳与王世贞。此外，就复古派文学阵营的其他成员而言，刘凤(稿本6 篇，刻本5 篇)、康海(稿本3 篇，刻本5 篇)等人文章入选篇数，或与王、唐、茅接近，但王维桢(稿本33 篇，刻本29 篇)与汪道昆(稿本25 篇，刻本24篇)文章入选篇数，则要远远超过三家总和。

根据笔者的统计，稿本收录作者35 人、文章223 篇，但上列七位复古派成员的文章数量，已然接近全集规模的63%；刻本前十卷收录作者30 人、文章184 篇，而上列七人文章数量则超过总数的70%。可见前述宗尚对于孙鑛选文工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集中“晋江诸君子”文章，孙氏评论也略过诸人所重的“理道”而着眼于“修辞”。如称王慎中《丘中丞传》“是有意脱古人畦径，公极服膺曾，此文亦不曾。虽句法不甚爽峭，然精神鼓舞，其模写克核处，亦大有境态”[5](卷十)；《抚寇碑》“炼质，全学韩”[5](卷七)。再如，评唐顺之《送太平守江君序》“雅细有法”[5](卷二)；论《赠宜兴令冯少虚序》“婉细有味，叙事明尽而有逸气，是苏家文字”[5](卷二)。又谓茅坤《季子庙记》“无腴词险字而劲净有法，剖析折难似欧阳《春秋论》”[5](卷五)；谓《冉子祠堂碑》“有雅致，在欧曾之间，婉委似欧，亹似曾”[5](卷七)。

四、辞与理“终不可裂而二之”：唐鹤徵的趣尚及其续选的努力

四库馆臣所论为刻本《今文选》十二卷，如前所述，来自孙鑛的稿本与刻本前十卷，确乎颇为典型地呈现出“以李梦阳为宗”的面貌。那么，唐鹤徵所续两卷会是如何？对此问题，需要从唐鹤徵的趣尚入手。

唐氏后人唐鼎元曾在《太常遗著序》中论唐顺之与唐鹤徵曰：

襄文公有道德友邹东邻、罗念庵、欧阳南野等，文章友王遵岩、茅鹿门等；凝庵则与吴子道、顾泾阳、高景逸讲学，与孙月峰、余君房论文⑪，此其治业取友同也。……襄文公纂有《文》《武》《左》《右》《儒》《稗》诸编，凝庵亦辑有《宪世》《辅世》两编，皆为经世有用之文，此其撰纂之志同也。文襄公继韩欧，屹然为有明大家；凝庵文畅明典雅，不失家法，亦犹斜川之于东坡也。[17](1a)

从治业取友、撰纂之志及文风等方面比较唐氏父子，所谓“与孙月峰、余君房论文”，当主要指唐鹤徵与孙鑛、余寅共编《今文选》之事。只是相比唐顺之与王慎中(遵岩)、茅坤(鹿门)二位“文章友”之趣尚一致，鹤徵与孙、余二友之间还存在诸多差异。诗歌方面，相较余寅“诗有一字不合于古谓之‘杜撰’”之说，及孙鑛“主在法古，语稍近辄谓古未有”的主张[3](362)，唐鹤徵倾向于“主情，贵即境吐之”。文章方面，相比长期“枕籍班、马二史，以雄肆质陗为工”的孙鑛[1](191)，及壮年后“益喜读秦汉以上书，发为古文，名动一时”的余寅[18](185)，唐鹤徵文“畅明典雅”而不失主张“继韩欧”的唐顺之“家法”。

众所周知，唐顺之、王慎中等唐宋派领袖，皆有过一段倾慕“前七子”及好古摹习的经历。如唐顺之称“素爱崆峒诗文，篇篇成诵，且一一仿效之”[19](161)，王慎中早岁“作为文章，彬彬然《史》《汉》人语，唐之诗，晋之书，罔不涉其流而溯其源”[20](219)。而其趣尚在嘉靖年间转向学唐宋(韩欧)，注重文道一元、以道为文的创作原则，则与接受宋儒及阳明学说的影响相关[21](314−325)。当然，就文章习得的终极目标而言，唐宋派与复古派并无根本分歧，只是相比复古派直接取法秦汉的主张，唐宋派提倡以唐宋古文，尤其是以欧阳修、曾巩代表的宋文为取径中介⑫。唐鹤徵为其父所辑《六家文略》撰序时也说：

今之谭艺者，游左、庄之樊而掇其字焉，涉班、马之波而剽其句焉。天吴紫凤，纫缀棼错，号于人曰“西京”。西京以视六家，不啻鼎彝之于瓦砵磁瓯矣！呜呼，信如是而可以为文也，何以诸君子之才之力，不能一出其途而争胜也！岂其才力尽出今人下哉？必不然矣！才力不出今人下，而不为今人之所为，其故可知矣。盖尝闻达摩大士之西归矣，属其徒而徵所得，多在皮毛肉骨间。最后慧可乃得其髓，正法眼藏因以付之。是得其髓，虽皮毛肉骨无一类焉，乃其人也；不得其髓，虽皮毛肉骨无弗类焉，非之非也。然则谭艺者虽字字句句悉左、庄、班、马，六家终不以其髓易之矣！或曰：“何不并左、庄、班、马而存之？”嗟嗟！法六家正所以法左、庄、班、马也，心心相授，岂必尽与华严一会哉？然则读是编者，亦求得乎六家之髓而已矣！得六家之髓，则位置开阖、抑扬反覆一不类焉，谓之一一肖其法焉可也，谓能尽其法之所未至亦可也。何者？此固六家诸君子之所以学左、庄、班、马也。[17](卷二12a)

这里的“六家”指韩愈、柳宗元及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根据文中所述，唐鹤徵的观念显然近于唐顺之所属的唐宋派，其主张《左传》《庄子》《史记》与《汉书》等先秦两汉典籍依旧是文章学习的不二法门，只是根据后世习得情况来看，尚存在着得“髓”与得“皮毛肉骨”之别。至于“游左、庄之樊而掇其字焉，涉班、马之波而剽其句焉”诸语，自是直指陷于模拟抄袭之弊，而仅得秦汉文章“皮毛肉骨”的复古派末流，并以此标举与左、庄、班、马“心心相授”而得其文章之“髓”的唐宋六家。

虽说复古派与唐宋派在“辞”“理”关系上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但相比“醉心北地”而一味重“辞”轻“理”的孙鑛，接近唐宋派的唐鹤徵则较为宽容：

传曰：“文以足言。”又曰：“文以载道。”彼绌辞者来“觚哉”之叹，承“吹剑”之讥，何辞以谢？独怪夫子朝之告诸侯文矣，说者曰：“文辞何为？”子云与董、贾并驱西京，卒谓：“雕虫小伎，壮夫不为。”岂以《小戎》之茵毂靷续，饰则饰矣，义非复箴讐，是谓“虚车”。梓人之击其所悬，由其簴鸣，必无颓尔！可知苟音非韶英，竟为虚器。盖辞之于理，犹音之于声也，终不可裂而二之者也。不佞观于漆园生之论方术矣，自墨翟、禽滑釐以至其身，皆为一家，而鲁国之儒不与焉。其在道术之未裂邪！其在道术之未裂邪！诚不可以若是班已。[2](2−3)

唐宋派主张论文重在文道一元、以道为文，但却并非要将“辞”一概抹杀。如唐顺之致茅坤书曰：“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9](294)这里的“委”与“末”自是指“修辞”，而“源”与“本”则指“理道”。可见唐顺之虽也称二者有本末之别，但却无意将它们完全对立。唐鹤徵所言也基于此，以为“辞”与“理”的关系好比“音”与“声”。即相较泛指一切声响的“声”而言，“音”乃是“声”中“成文”者⑬，其间虽有差异而“终不可裂而二之”。

编选《今文选》始于唐鹤徵的提议，而其提议之初即有调剂两派之意：

谭艺者尚辞则绌理，尚理者亦绌辞。……不佞因谓文融：“既克合晋楚之成，奈何听其争先而莫为之细也？”[2](1)

所谓“谭艺者尚辞则绌理，尚理者亦绌辞”的表述及“晋楚”的比喻，指向复古派与唐宋派主张中重“辞”与重“理”的冲突；而“既克合晋楚之成，奈何听其争先而莫为之细也”，则有调剂双方的意味。只是因孙鑛严格尊奉“修辞”论及其在编选中的主导力，上述意图未能达成。

职此之故，唐鹤徵的续选便旨在弥补孙鑛重“辞”轻“理”的倾向，及其“醉心北地”而对“晋江诸君子”几乎“傧而不叙”的做法的不足。就作者与文章数量来看，唐鹤徵《续今文选》仅载5 人50 篇，见表2。

表2 唐鹤徵《续今文选》选录作者及其文章篇数

根据表2所示，唐鹤徵所选5 人分别是王慎中、赵时春、茅坤、罗玘、赵贞吉。在王、茅两位公认的唐宋派领袖之外⑭，赵时春列身于“嘉靖八才子”中⑮，并与王氏一起被唐顺之赞为“宋有欧苏，明有王赵”[22](219)，其主张有：“君子欲致其文者，必先致其道。”[23](265)罗玘与赵贞吉的文章也以“道”为重，钱三锡曾在《罗圭峰先生文集》序言中称赞前者“原本经术，根极理奥”[24](3a)，后者也以“大者谈说当世，烛照䇲数，析于治乱之源；深者发明道术，抉剔幽眇，而究极天人之蕴”为人所知[25](240)。

在内容上，唐鹤徵的续选重在经世致用与发挥“理道”之文。例如，罗玘(圭峰)《送佥事陈君湖广提学序》基于《大雅 • 崧高》中甫侯、申伯两贤臣事迹，对提学发现人才之责提出要求[2](274)。《送李君知华亭县》主张不同地域的管理方法有别，并强调对方于秦、吴政事因地制宜而属于“有志于古而不局者”[2](277)。再如，《郡学重修明伦堂记》乃王慎中(遵岩)自许的“明道之文”[26](卷二十三7b)，《曾南丰文粹序》则是为“有意乎折衷诸子之同异，会通于圣人之旨，以反溺去蔽，而思出于道徳”的曾巩文章而作[2](289)。又如，赵时春(浚谷)《五先生文粹序》对应收录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文章的《五先生文粹》，强调“世以其学同归于圣人，后之学圣人者必由之而后入”[2](292)。赵贞吉(大洲)《论权臣重臣》则基于洪武、宣德两朝所辑《贤奸传》《臣鉴》二书，讨论“自古明君必得良辅以兴治理，贤臣必托显任以致事功”的问题[2](325)。

当然，就经世致用与发挥“理道”言之，唐鹤徵《续今文选》所能包纳的内容仍极为有限，更多的还体现在其《皇明辅世编》等著作当中⑯。

五、结语

《今文选》完成编刊的万历年间，是明代文学思潮变化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随着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及茅坤等人的离世，弘治、正德以来的文学复古运动由盛转衰，而复古派与唐宋派对立的局面也宣告结束。与此相应，则是检讨前者并提倡“情”“性灵”等观念的公安派与竟陵派相继兴起。然而，诗文选家的趣尚却未必能应时而变。即如本文所论孙鑛、余寅、唐鹤徵三位选家，虽也身处前述大环境之下，但他们的目光却仍旧停留在复古派与唐宋派文学观念、趣尚交锋的时代。

从总体上看，《今文选》并非一部编选完备的总集。首先，就孙鑛的计划而言，存世《今文选》内容与原定文体框架之间存在较大的出入。其次，虽说整个编选工作进行了近两年，但其结集与刊刻可谓是颇为仓促。余寅致孙鑛书有：“选今文宜作两截，弘正以前作一截，以后作一截，序与凡例明白言之才是，何独置前一段不讲乎？”[1](210)然而，书前仅有唐鹤徵《今文选序》与《自续今文选小序》，并无孙氏序言与凡例。或许《今文选序》中存在部分提示：“余甥董遇泰固请梓之，且询文融所为去留。”[2](2)即《今文选》的内容直至刊成的万历三十年犹未完全确定，而其得以刊刻面世，主要得力于唐鹤徵甥董遇泰的请求。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孙鑛、余寅与唐鹤徵皆非复古派、唐宋派文学阵营的核心成员，但从家庭、社会关系及诗文趣味、观念等方面来看，他们分别与上述两大流派关系密切，无疑是事实。故而，作为诸人趣味、观念之投射的《今文选》，便可以作为窥探明代中后期复古派与唐宋派文学趣尚交锋的极佳样本。据此则知，清代四库馆臣所谓“以李梦阳为宗”的论断也有偏颇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明代是《文选》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尤以评点为人所重⑰。孙鑛也是著名的《文选》评点家，其评语主要见诸闵齐华《文选瀹注》⑱。在前文的探讨中，无论是总集名称的确定，抑或是编者们对于集中文体框架的论辩，皆隐然可见《文选》传统与明代《文选》学风气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今文选》的编选及其面貌生成等问题，在明代中后期文学趣尚交锋之外，《文选》传统与明代《文选》学风气也是不可忽视的塑造力量。至于编者们在上述力量交互之际的选择，或许可以孙鑛所言“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衡鉴”[2](1)一语来呈现，即作为负责任的选家，需要在历史传统、时代风气及个人趣尚等因素之间寻求一个较优解。

注释：

① 其中，稿本十四卷，藏于湖北省图书馆；抄本十二卷，藏于南京图书馆；刻本十二卷，藏于国家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

② 孙鑛《与李于田论文书》也提及这一顾虑：“弟于诗道亦稍有窥，然尚未透。”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 册，第192 页。

③ 虽说孙鑛与唐鹤徵在万历初有过一段同署共事并“扬榷一时作者”的畅快经历，但却未在初次编选时将选诗任务交给“少有诗名”的后者，或因其得罪张居正被黜而不在京中。

④ 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附《君房答论今文选书》有：“尊教遽命仆典兹选，仆何敢辞，然专之则不敢，庶几检点竟更取裁夺耳。”《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 册，第209 页。

⑤ 按，孙鑛《寿太常少卿致仕余君房先生七帙序》称：“余顷罢辽海归，先生方以太常少卿老于家，过余论文。(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 册，第180 页)”又《与余君房论〈今文选〉书》有：“先生竟此业，或旬日，或浃旬，幸示其期，不敏至期当专人候领焉。(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 册，第206 页)”可见在编选《今文选》之时，余寅与孙鑛分别在鄞县、余姚家居，两地相去不远，故有“先生方以太常少卿老于家，过余论文”及“至期当专人候领”之说。

⑥ 可参考《今文选》各卷卷端题署。卷一至卷七，卷端题“今文选卷之x”，“余姚孙鑛选；鄞余寅、武进唐鹤徵订”，即为唐鹤徵所言集“二君合者”的“正编”。卷八至卷十，卷端题“续今文选卷之x”，“余姚孙鑛选”，即是唐鹤徵所言由“文融之见汰于君房者”汇成的“续编”。卷十一至卷十二，卷端题“续今文选卷之x”，“晋陵唐鹤徵选”，则为唐鹤徵自续者。

⑦ 按，相比余寅对宋诗的极端看法，孙鑛的态度较为温和：“宋诗亦未易可轻，惟七言律堪呕哕耳，其古体及五言律亦间有可观，意味尚真于今也。”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与余君房论今文选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 册，第207 页。

⑧ 李梦阳有宋无诗、唐无赋及汉无骚等论，见《潜虬山人记》：“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李梦阳《空同集》卷四十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2 册，第446 页。

⑨ 按，《今文选》提要原稿出自翁方纲之手，其文称“前序”而不称“自序”：“观其前序，鑛盖以李梦阳为宗，而明初诸人皆不之及。”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4 页。

⑩ 按，《今文选》未选何景明文章，主要因孙鑛的评价不高。在他看来，何景明《何子十二论》“在彼时规规洗濯，犹未能尽脱宋气”，而“他文秀润者或犹胜论，第骨气不足”，遂皆不足以入选《今文选》。见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三《与余君房论〈今文选〉书》，第206—207 页。

⑪ 按，原文“余君房”误作“万君房”。

⑫ 如王慎中《寄道原弟书八》便有：“方洲尝述交游中语云：‘总是学人，与其学欧曾，不若学马迁、班固。’不知学马迁莫如欧，学班莫如曾。今我此文正是学马班，岂谓学欧曾哉？但其所学非今人所谓学。今人何尝学马班，只是每篇中抄得三五句《史》《汉》全文，其余文句皆举子对策与写柬寒温之套，如是而谓之学马班，亦可笑也！”(王慎中撰，庄国祯、王同康辑《遵岩先生文集》卷二十五，明隆庆五年严镃刻本，第28a 页)以为欧阳修、曾巩对司马迁与班固文章的师法最有心得，可为今人学习秦汉文章的最佳津梁。茅坤也说：“仆又窃以太史公没，上下千余年间，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欧阳子也。”(茅坤著，张梦新、张大芝点校《茅坤集·茅鹿门先生文集》卷四《与唐凝庵礼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79 页)

⑬ 如《礼记·乐记》也有：“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七《乐记》，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11 页。

⑭ 按，唐鹤徵《续今文选》选王慎中、茅坤而不选唐顺之，或因唐顺之乃其父而有所忌讳。唯见国家图书馆藏本卷十二后抄有唐顺之《叙广右战功》(单独成卷，未署作者）。

⑮ 《明史·陈束传》：“时有‘嘉靖八才子’之称，谓束及王慎中、唐顺之、赵时春、熊过、任瀚、李开先、吕高也。”(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70 页)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则称：“嘉靖初，王道思、唐应德倡论，尽洗一时剽拟之习。伯华与罗达夫、赵景仁诸人，左提右挈，李、何文集，几于遏而不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少卿开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77 页)将王慎中、唐顺之、李开先、罗洪先、赵时春等人，一并列入嘉靖初年反对“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阵营。

⑯ 如孙鑛便谓《皇明辅世编》“大约相居其九，谋臣及将吏直节共可当一，文儒悉置不录，盖主在济斯世云。”见孙鑛《月峰先生居业次编》卷二《辅世编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6 册，第151 页。

⑰ 关于明代《文选》评点的研究，参见王书才《文选评点述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赵俊玲《〈文选〉评点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专著中的相关章节。

⑱ 按，闵齐华《文选瀹注》亦称《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其凡例第三则曰：“大司马孙月峰先生博览群书，老而不倦，兹评则其林居时所手裁也。(萧统编，孙鑛评，闵齐华注《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卷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 册，第7 页)”《四库全书总目》则称：“是书以六臣注本删削旧文，分系于各段之下，复采孙鑛评语列于上格，盖以批点制艺之法施之于古人著作也。”(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3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