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的“绿色”评估——以钢铁行业为例

杨毅，刘艳



中国对外贸易的“绿色”评估——以钢铁行业为例

杨毅1.2，刘艳1

(1.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2. 中南大学金属资源战略研究院，湖南长沙，410083)

基于价值流方法，编制了2000—2012年我国钢铁行业的全生命周期进出口清单，对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做出“绿色”评估。结果发现：在趋势上，多项指标反映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绿色”程度较好，我国仅2006—2008年出现“环境逆差”，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基本处于“脱钩”状态，生态贸易条件呈现改善趋势，打破普雷维什−辛格假说；在结构上，铁矿石是拉动资源价值流进的主要动因，铁的全生命周期进出口结构表现出不对称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影响中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环境冲击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因此，为提高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的“绿色”程度，实现贸易双顺差状态，政府部门可在总量控制、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三个层面做政策调整。

环境成本；价值流；全生命周期；对外贸易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发展，极大程度上刺激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同时，“低碳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呼声也逐渐高涨，打乱了自由贸易的完美步伐。贸易与环境引起了学者高度关注。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对外贸易更是取得巨大成就，成为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6.43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41.53%，对外贸易仍然是支撑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其中，贸易顺差达2.35万亿元人民币。就中国而言，持续的对外贸易顺差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否也是处于有利地位？更具体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究竟承担了多少隐含环境成本？在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中国又该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绿色化”，把生态文明摆到了非常高的位置，旨在引领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毋庸置疑，作为经济社会“绿色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绿色”问题是下一步研究的 重点。

对外贸易具有“流动性”特点，这种特点来源于资源的物质流动性和价值流动性。因此，学者们主要基于物质流方法和价值流方法开展相关研究。

物质流方法的研究运用已经相对成熟，不仅能定量描述对外贸易资源的物质流动情况，还能进行“绿色”评估。陈伟强等[1]基于“存量与流量”的物质流分析框架，定量分析了1991—2007年我国铝元素的全生命周期进出口规模及其结构。李刚[2]对1995—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进行了物质流分析并定量描述了开放经济下对外贸易的生态环境代价，得出2003年中国进口物质流大于出口物质流，为生态贸易顺差，与货币流共同形成“双顺差”局面的结论。

物质流方法以物理重量为单位，弥补了使用货币单位不易进行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可持续性程度比较的缺陷[3]，以计算简单、可持续性强、可操作性强等优点得到广泛应用。然而，该方法的缺陷也显而易见：①物质流分析刻画了资源的物质流动路径，却无法揭示资源的价值流动情况，“物质”分析未能转化为“价值”分析，评价体系不够全面。②物质流分析无法评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环境成本。从系统性观点看，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生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一定的环境代价，而这些“外部性成本”在物质流分析方法中难以体现。③如果只强调物质上的进口增长而不管价值上的流动情况，多数不能形成资本流动，不利于做出正确的进出口经济性分析和决策。

针对上述缺陷，已有学者完成了对外贸易资源价值流动情况的描述工作，燕凌羽[4]基于价值流方法，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定量地刻画出2012年中国国家尺度上铁的价值流动图景，做了开创工作。但关于如何运用价值流做出“绿色”评估的研究尚不明晰。Kristina Dahlstro和Paul Ekins[5]对英国钢铁物质流的价值流量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价值流信息对行业物质流的生态引导具有有效性，初步探讨了价值流方法的生态环境评估作用；肖序、刘三红[6]基于环境管理会计的方法，开启了价值流方法“绿色”评估的新篇，即认为各环节的材料、能源等直接成本加上人工、折旧等间接成本，最后加上环境损害成本形成元素的资源流成本。

但是，目前学者们对价值流“绿色”评估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微观经济主体，主要对相关产品或服务的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价值流动进行研究，发掘其一般规律，并未触及宏观经济主体内核，也未进一步挖掘环境冲击的影响因素。这些不足正是本文的创新之处，因此，本文基于价值流方法，构建中国对外贸易“绿色”评估体系，并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编制2000—2012年我国钢铁行业的全生命周期进出口清单进行环境效益分析，并挖掘影响中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环境冲击的关键因素，以为决策者采取针对性政策措施，进一步提高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绿色”程度，实现贸易“双顺差”状态。

二、中国对外贸易“绿色”评估体系的构建

在构建中国对外贸易“绿色”评估体系之前，有必要对此评估体系做几点说明：

(1)以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定义元素价位。毛建素[7]首次提出“元素 M 的价位”等于相应物流的价值除以物流中元素M的质量，但学术界目前对于元素价位的具体计算方法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在研究进出口贸易的价值流分析时，选择燕凌羽的元素价位定义方法，把元素价位定义为各环节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这样更符合本文探讨的视角，也便于同货币账户比较。

(2)只考虑国内环境成本，国外环境成本不予测算。环境成本测算体现“绿色”内涵。那么，是否需要考虑贸易国双方的环境成本？进口价值流没有消耗国内的自然资源，不会对国内的生态环境产生冲击；而出口价值流消耗了国内的自然资源，会对国内的生态环境产生冲击。为了便于研究，本文只考虑国内环境成本，国外环境成本不予测算。

(3)价值流动情况也能反映生态贸易情况。李刚认为物质流反映了国际间的资源物质流动方向。同理，价值流也能反映国际间的资源价值流动方向，如果进口商品的价值大于出口商品的价值，表明资源价值流入系统多，可以认为本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价值，是有利于国内生态环境保护的，为生态贸易顺差；反之，为生态贸易逆差。

接下来本文通过数学推导构建价值流“绿色”评估体系。物质是价值的载体，价值流动依托于物质流动。首先，计算生命周期各流程的物质流量，即进出口重量，可以用如下公式计算：

接着，利用物质流量与市场平均价格的乘积来确定价值流量，再减去环境成本引起的价值流出，求得净价值流，进行生态贸易逆顺差判断。公式如下：

事实上，进出口价值流动所揭示的信息相对有限。本文引入生态贸易条件的概念做进一步的环境效益分析。使用价值流下生态贸易条件公式：

生态贸易条件()=

式(3)中，如果>1，该国生态贸易条件不好，该国出口越多，对国内的生态环境损害越大；如果=1，生态贸易条件不变；<1，生态贸易条件好，出口越多，对国内的生态环境越具有改善作用。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数据收集与说明

本文以钢铁行业为例来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绿色”评估，研究的空间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即《中国钢铁工业年鉴》和中国海关统计所覆盖的区域；时间跨度是2000—2012的统计年度。所收集数据主要包括两大类：①含铁产品种类及其进出口量、价格及含铁产品中的含铁质量百分比；②钢铁行业排污量及单位成本价格。

在第一类数据中，依据《中国钢铁工业年鉴》的统计名目确定含铁产品范围；含铁产品的进出口量及价格数据来源于《中国钢铁工业年鉴》和Wind数据库；铁产品中的含铁质量百分比数据则根据相关的含铁产品标准及文献调研获取，具体来源如表1所示。

在第二类数据中，结合钢铁行业的环境污染因子和数据的可得性选取核算指标，即自然资源耗损指标，选取铁矿石资源耗损、煤当量资源耗损；结合环境污染损失，选取钢铁行业产生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物污染以及长期环境损害造成的损 失①。除CO2排放量数据无法直接通过查询获得外，其他损耗数据和排污数据量均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本文选取《IPCC清单指南》推荐的对矿物燃料燃烧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方法，根据化石能源消耗来估算CO2排放量②，见式(4)：

式中，E代表第种能源消耗量；NCV代表第种能源的净发热值；CC代表单位热值碳含量；COF代表碳氧化率。其中，能源消耗量数据③、能源发热值数据均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3版。根据《IPCC 清单指南》可以得到分品种能源的净发热量、单位热值含碳量、碳氧化率等一系列数值。煤炭资源耗损单位价格借鉴了范小杉等[10]的研究成果，以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开采资源耗损单位价格13.57元/t代表全国水平的煤炭开采资源耗损价格(2000年价格)；铁矿石资源耗损单位价格参考洪定军[11]的研究成果，单位价格以8.8元/t为基准(2000年价格)；大气污染治理成本采纳了Guenno和Tiezzo[12]的研究成果，SO2、CO2和悬浮颗粒物的治理成本分别为:1.101742 元/kg 、0. 004965元/ kg和0.617869 元/kg(1988年价格) ；借鉴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s[13]的研究结果，确定COD的治理成本为1．11663元/kg(1988 年价格)；借鉴杨友孝[14]等的研究成果确定固体废弃物治理的平均边际社会成本为 185元/t(1996年价格)；CO2排放造成的长期环境破坏损失根据为3.2144元/t[15]。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涉及的价格数据及汇率换算均以2000年为基年，并通过CPI价格指数转换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表1 含铁产品的名称、分类与含铁质量百分比数据来源

(二) 现状分析

图1直观地显示了环境效益情况。从绝对值来说，环境成本总体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代表着隐含价值流出呈现逐年递增趋势；而实际价值流波动不稳定，2006—2008年，净进口价值量出现负值，这表明价值流出系统多，存在“环境逆差”，其他年份则表现为“环境顺差”。总体而言，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整体环境效益较好，中国钢铁行业经济发展“绿色”程度较高。图1右侧是进出口价值流及环境成本价值流的贡献度变化趋势图。从相对值来说，在2001—2003年及2009—2011年间，净进口价值流对贸易价值流入有正向的拉动作用，其余年份出现了负的拉动作用，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削弱了进口拉力。而环境成本对贸易价值流入一直具有负的阻碍作用，这也是制约整体环境效益提升的瓶颈。

图1 价值流动趋势图

图2(a)表示的是钢铁行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相对“脱钩”与“复钩”响应关系, 图2(b)表示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相对“脱钩”与“复钩”分析的概念模型(Jarmo 等，2003)。从图2(a)中可以看出，2001—2010年，钢铁行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大于零，即∆gdp>0，而环境成本增长率小于零，从而∆L/∆gdp<0，位于图2(b)的Ⅳ区，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处于强“脱钩”状态。这是因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2001—2010年的钢铁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钢铁行业经济发展增长率∆gdp一直为正。与此同时，由于环保意识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深入，钢铁企业通过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等举措减少了生产污染排放，使得钢铁行业的环境成本逐年减少，相应的环境成本增长率始终为负。从而，2001—2010年的钢铁行业在保持持续增长的同时，环境成本在逐步减少，也就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最理想的状态，这一状态占统计年限总数的83.3%。

相反，个别年份的“绿色”发展效益表现不佳。

图2 相对“脱钩”与“复钩”响应关系图

其中，2011年钢铁行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大于零，即∆gdp >0，而环境成本增长率大于零，且环境成本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从而0<∆L/∆gdp <1，位于图2(b)的Ⅲ区，处于弱“脱钩”状态，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的关系状态仍然良好，这一状态仅占统计年限总数的8.33%。到2012年，受国际经济下滑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速下降，钢铁市场需求萎缩，钢铁行业经济发展首次出现下降，钢铁行业经济发展增长率(∆gdp)变为负，即∆gdp<0，环境成本增长率为负，且环境成本降低速度小于经济增长减少速度，从而0<∆L/∆gdp<1，位于图2(b)的Ⅵ区，说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处于弱“复钩”状态，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利的状态, 好在这一状态仅占统计年限总数的8.33%。整体而言，忽略个别奇点，中国钢铁行业经济“绿色”发展整体效益较好。

图3给出生态贸易条件趋势图，进一步描述了环境效益。从数值上看，ETOT值均小于1，揭示我国钢铁行业的生态贸易条件较好。从整体趋势来看，生态贸易条件呈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并没有增加国内生态环境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内的生态环境具有改善作用。故总体而言，中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绿色”程度较高。这一发现打破了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1950；Singer，1950)，该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时，其生态贸易条件会呈现结构性恶化趋势。

图3 生态贸易条件趋势图

(三) 结构分析

图4(a)给出了我国钢铁行业全生命周期的净进口重量结构图。整体而言，2000—2012年，全生命周期净进口重量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我国始终保持铁的净进口大国，原因在于铁矿石进口占有绝对地位。进出口结构呈现出不对称性，尤其是钢材项目进出口结构波动较大。2003年进口钢材3 717万吨，出口钢材仅699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钢材进口国和净进口国，成为欧美日产能过剩的重要缓冲区。但2006年，我国首次由钢材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这与我国自2007年4月份以后先后四次大规模调节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和出口关税有关，自2007年起，我国已经累计取消了135个税号的钢材出口退税，效果逐步显现。

图4(b)给出了我国钢铁行业全生命周期的净进口价值流结构图。不难看出，铁矿石仍是拉动资源价值流进的主要动因，2011年我国铁矿石净进口价值已经突破700亿元。除了铁矿石进口量的稳步增长，国际和国内铁矿石价格的持续走高也助推了铁矿石对价值流进的拉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钢材对价值流出的推动作用得到加强，可同铁矿石相制衡，这主要是因为钢材平均每吨的单位货币价值即铁元素的价位，相对于铁矿石中铁元素的价位要提高很多，揭示了发展高附加值的钢材出口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货币价值。

图4 全生命周期的进出口结构图

图4(c)、4(d)分别给出了我国钢铁行业全生命周期的进口、出口价值流结构图。不难看出，各含铁产品价值结构呈现出不对称性。一是进口与出口表现出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主要是因为我国钢铁行业对含铁产品的进出口需求不同。我国是铁矿石进口大国，铁矿石出口却甚少。二是各含铁产品之间的不对称性比较明显。废钢的净进口价值虽然不高，但近年来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2000年的4.92亿元到2011年的40.41亿元，增长近10倍。由于一定量的进口废钢进入到生产链中，能节约能耗和代替一部分铁矿石原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减环境压力和减少我国铁矿石依存度。因而，在重点发展国内废钢回收利用的要求下，有必要限制废钢出口而鼓励进口，而少部分废钢价值流出是可以接受的。生铁、铁合金、钢锭和钢坯的进出口价值就显得非常的小。

(四)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借鉴Ehrlich[16]提出的环境冲击影响分析方法来探讨对外贸易环境成本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寻找提高中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绿色”程度的政策着力点。该方法认为环境冲击影响程度=人口×每人消耗的产品×每单位产品消耗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每人消耗产品可当成财富多少的一种测度，而每单位产品消耗所产生的环境影响与技术水平息息相关，因此环境冲击影响可分解为人口、财富和技术三个部分。李刚[2]就采用该方法分析了对外贸易物质流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物质贸易依存度④概念，将其作为环境冲击影响的第四部分。为了便于研究，他只讨论了出口物质流(EX-TMR)对国内环境的冲击。他指出，外贸环境冲击影响(EX-TMR)=人口×财富×技术×实物贸易依存度=人口×(GDP/人口)×(TMR/ GDP)×(EX-TMR/ TMR)。刘立涛和沈镭[17]也借助环境冲击影响因素分析测度区域能源消费，他指出，能源消费=人口× (GDP/人口)×(能源消费/ GDP)。本文同样地借助环境冲击影响因素分析对外贸易的价值流的影响因素。

根据上文的说明，本文只考虑出口对国内环境的冲击，那么，外贸环境冲击影响就等于环境成本，财富以人均经济产值(gdp⑤/人口)表示，单位经济产值产生的环境成本代表技术，那么，外贸环境冲击影响=人口×财富×技术=人口×(gdp/人口)×(环境成本/ gdp)。图5给出中国历年钢铁行业出口价值流的环境影响冲击分解，可以看出L变化率曲线与L/gdp、gdp/人口变化率曲线的趋势较为相同，所以可以得知中国钢铁对外贸易环境冲击的变化与财富的增加、技术进步有密切的关系，而与人口的增长关系不大。为实现财富增加和环境成本控制的“双赢”状态，技术进步成为关键因素。因此，通过环境冲击影响分析，我们找到影响中国出口价值流环境冲击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

图5 中国历年钢铁行业出口价值流的环境影响冲击分解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钢铁行业自身的特点，利用引入环境成本后的价值流分析方法，编制了中国2000—2012 年钢铁行业整个生命周期的进出口清单，并对中国钢铁行业的隐含环境损失成本进行核算。研究发现：①在趋势上，多项指标都反映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绿色”程度较好。我国仅在2006—2008年出现了“环境逆差”，经济增长与环境成本基本处于“脱钩”状态，生态贸易条件呈现改善趋势，打破了普雷维什−辛格假说。②在结构上，铁矿石仍是拉动资源价值流进的主要动因，废钢对资源价值流进的作用不断加强，生铁、铁合金、钢锭和钢坯的进出口价值非常小，总体而言，铁的全生命周期进出口结构表现出不对称性。③将环境冲击影响分解为人口、财富和技术三个部分，发现影响中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环境冲击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

本文的结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估金属行业对外贸易的环境效益，同时对相关产品进出口政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了追求最理想的“贸易双顺差”状态，提高我国钢铁行业对外贸易“绿色”程度，可以在总量控制、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三个层面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①总量控制方面。维持净进口价值流对贸易价值流入正向的拉动作用，同时注重控制环境成本对贸易价值流入的负向阻碍作用。②结构调整方面。由于铁矿石仍是拉动资源价值流进的主要动因，要适度限制铁矿石进口，同时支持我国企业到国外购买铁矿山；限制出口并鼓励进口废钢；重点鼓励和支持发展深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钢材，转移过剩产能；暂时不对生铁、铁合金、钢锭和钢坯的进出口实行管制政策。③技术进步方面。钢铁行业需要逐步实现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加快发展低耗能、高附加值的产品，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注释：

① 空气污染因子选取CO2、SO2；水污染因子选取COD；噪音污染损失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的可按照GDP的1%计算，即噪音污染损失等于钢铁行业总值的1%；长期环境损害的损失因子选取由CO2引起的长期环境损害。

② IPCC(2007)第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能源消耗产生的CO2排放量约占95%，是钢铁行业CO2排放量的主要原因。同时考虑到核查数据的可获性难度，对于钢铁行业CO2排放量的核查边界只选取化石能源排放，对于其他排放将不作考虑。

③ 能源消耗量数据以《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能源消耗数据代替钢铁行业的能源消耗数据，剔除了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的数据，其估算结果要小于实际钢铁行业数据。

④ 物质贸易依存度等于对外贸易的物质流与物质需求总量(TMR)之比。

⑤ 本文的GDP仅代表钢铁行业总产值。

[1] 陈伟强, 石磊, 钱易. 2005年中国国家尺度的铝物质流分析[J]. 资源科学, 2008, 30(9): 1320−1326.

[2] 李刚. 中国对外贸易生态环境代价的物质流分析[J]. 统计研究, 2005(9): 60−64.

[3] 夏传勇. 经济系统物质流分析研究述评[J]. 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3): 415−421.

[4] 燕凌羽. 中国铁资源物质流和价值流综合分析[D]. 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 2013.

[5] Krutilla, John V. Som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Daedalus, 1967, 96(4): 1058−1070.

[6] 肖序, 刘三红. 基于“元素流－价值流”分析的环境管理会计研究[J]. 会计研究, 2014(3): 79−87.

[7] 毛建素, 陆钟武. 物质循环流动与价值循环流动[J]. 材料与冶金学报, 2003, 2(2): 157−160.

[8] 潘震宇, 高清平.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核算理论方法探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2(3): 90−92.

[9] 温怀德. 杭州市绿色GDP核算指标体系及应用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1(2): 110−114.

[10] 范小杉, 高吉喜, 等. 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开采资源耗损及生态破坏成本核算与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5, 29(9): 39−44.

[11] 洪定军. 潘家田钒钛磁铁矿区环境代价分析及经济评价[D].成都: 成都理工大学, 2012.

[12] Guenno G, Tiezzi S. The 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 for italy[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1998(131): 1−21.

[13]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works. Industry Survey-1985 [EB/OL]. DIW, Bang-kok (in Thai), 1986. Available at: http://www4.diw. go.th:8080/.

[14] 杨友孝, 蔡运龙. 中国农村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评估——SEEA方法及其应用[J]. 地理学报, 2000(55): 596−605.

[15] Nordhaus W. To slow or not to slow: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effect[J]. Economic Journal,1991, 101: 920−937.

[16] Ehrlich P R, Ehrlich A H, Holdren J P. Human Ecology: Problems and solutions[M].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1973.

[17] 刘立涛, 沈镭. 中国能源分区情景分析及可持续发展功能定位[J].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 26 (9): 1484−1495.

Green evaluation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Taking iron industry as an example

YANG Yi1,2, LIU Yan1

(1.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Metal Resources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by adopting the value flow method, compiles a full life cycle list of import and export of the iron industry of China for the period between 2000 and 2012, and conducts green evaluation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iron industry of China. It is found that in trend, many indexesindicate that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iron industry of China is relatively green as China experiencedenvironmental deficit only between 2006 to 2008, as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cost have been basically unrelated, and as environmental trade conditions tend to improve, hence breaking Prebisch Singer hypothesis. In terms of structure, iron ores are the major drive for promoting the inflow of resource value. The import structure of the full life-cycle iron import and export shows asymmetrical features. Further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echnical progress is the key factor influencing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by the foreign trade of iron industry of China. Therefore, in order to make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iron industry of China greener, and to realize trade double surplus, the government could make policy adjustment in such three levels as total volume controlling, structure improvement, and technical progress.

environmental cost; value flow; full life cycle; foreign trade

[编辑: 谭晓萍]

2017−08−01；

2017−09−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命周期视角下金属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及促进政策仿真研究——以铝金属为例”(7140329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市场扭曲中钢铁产能发展趋势与政府作用优化的仿真研究”(2016M60016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我国铁矿石安全产能测算与对策研究”(16YBA372)

杨毅(1965−)，男，陕西户县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源经济与管理；刘艳(1993−)，女，土家族，湖南石门人，中南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资源经济与管理

F710

A

1672-3104(2017)06−008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