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杭州驻防八旗的文学生态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浙江绍兴，312000)

戍防险要，自古已然。清军入关以后，统治者“虑胜国顽民，或多反侧，乃于各直省设驻防兵”[1](9559)，欲以有限兵力控制广大版图。于是八旗兵逐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拱卫京师，称禁旅八旗；一部分驻防各地，绥靖疆域，控扼要衡，即驻防八旗。杭州因地处“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2](154)，于顺治五年(1648)即设立旗营，是清廷最先派驻八旗驻防的三个城市之一(另两个城市为西安和江宁)。清初的几十年中，杭州驻防在打击反清复明活动，镇压三藩叛乱，以及收复台湾等战役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直至清末，杭州驻防始终作为将军级的单位存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驻防将军手下一直有三千多将士。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杭州，驻杭八旗全军覆没。同治三年(1864)，清军收复杭州，清廷抽调乍浦、福州、德州、成都等处士兵，补充驻杭八旗缺额，复建满城，此后休养生息，人口递增，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

满洲肇兴之始，“无论长幼，争相奋励，皆以行兵出猎为喜”[3](42)。初期的驻防八旗也保持了入关前满洲部落军事组织娴于骑射、疏于文教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驻防八旗无论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还是心理状态，都逐渐与汉民族相融合，并且开始不同程度地重视文教，倾心文艺。与其他地方驻防八旗相比，杭州驻防八旗在文学方面的热情与建树尤其令人瞩目。后人追忆道：“杭州自顺治五年创立驻防以来，其将帅类皆敦诗说礼，故著籍者代有达人”[4](379)；“名臣名将以及文章经学之士，后先相望”[2](3)；“多风雅士，弹琴咏诗，文酒游宴，无虚日”[5](1)；“于骑射而外，莫不亲文学而耽吟咏，以文名显者，代不乏人”[5](1)。可以说，杭州驻防八旗独具的文学风貌形成清代杭州文坛一道别样的风景线。杭州旗营从一座马蹄声声、刀光剑影的军营，发展为翰墨染香、诗清文丽的“柳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而导致这种变迁的多种因素，实则构成了杭州旗营独特的文学生态。

一、占尽湖山之胜

顺治二年(1645)，清军抵达杭州，在杭州城“清泰、望江、候潮三门一带，悉筑兵垒”[2](154)，此为杭州八旗驻防之始。顺治五年(1648)，清廷正式决定在杭州设立旗营，因考虑到兵民杂处易滋生事端，且八旗士兵也容易被汉族文化所浸染，最终决定在城西濒临西湖一带修筑驻防营。此后，杭州驻防营基本“被固定在7 000余亩的面积，约为清代杭州城内总面积的13%”[6]。

杭州驻防旗营具有独特而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杭州为南宋故都，风光旖旎，素有“天堂”之称，而灵秀之气，尤萃于西湖。历史上有南宋“西湖十景”，元代“钱塘十景”，清代“西湖十八景”，景点密布，人文荟萃。杭州驻防旗营位于城西，出营跬步，即是西湖，占尽地利。清末驻杭旗人三多在《柳营谣》中写道：“湖山之秀，汇于城西，吾营占尽其胜。”[7](8)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站在驻防营的城墙上，白、苏二堤，保俶、雷峰二塔，潋滟湖水，空濛山色，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即使在驻防营内部，也是“山川秀丽，士女颁斌；寺观祠宇，皆前代名迹；即坊巷市廛，亦多宋以前之旧。访古之士，瞻望流连；乔木世家，望之起敬”[2](3)。营外营内，湖光山色，相映争辉，无疑为驻杭旗人提供了酝酿诗情文心的绝佳之所。可以说，在文学创作“俊得江山助”这方面，相较于其他地方的驻防八旗，驻杭旗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然而，对于久经沙场、戎马倥偬的八旗劲旅而言，诗情文心的培育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旗营设立之初，旗人总体文化素养不高，语言文字、生活习俗也与汉人迥异。三年一换防的频繁调动，更使得驻防官兵很难对驻防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其内心更多充斥的是作为征服者、入侵者的肆意破坏的欲望，西湖景区由此遭遇厄运，趋于凋敝。当时八旗军队最重要的军事装备之一是战马，杭州驻防自将军以下，各级官员、兵丁皆有马匹配额。据《清会典》记载，杭州旗营拴马最多时竟有12 000多匹。而与之仅一墙之隔的西湖便被旗人当成了一个方便的放马处，“万蹄驰突，往往浑浊水色，腐败茭草”[8](11)，西湖水源因此被严重污染。后来，杭州驻防在萧山江东等地圈设了牧马场，情况才有所缓解。

驻防初期，西湖极负盛名、最为文人雅士赏叹的桃柳等树木也被旗人樵采殆尽。清初著名文士尤侗于顺治六年(1649)秋游览西湖后，写下《六桥泣柳记》，感慨原本“袅袅随风”的“苏堤杨柳”和“剪绡裁锦”的“夹岸桃花”，“今乃为官军斫伐都尽，千丝万絮，无一存者，荒草之中，断根偃卧而已”[9](86)。直到康熙四年(1665)，朝廷同意在规定的额饷之外酌发旗营兵丁柴价银两，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可见，在驻防初期，驻杭八旗官兵尽管拥湖居山，占尽其胜，却多焚琴煮鹤之举，与“风雅”相距实远。

康熙中期，八旗驻防改为携眷长驻，这是一项导致八旗驻防本地化的重要政策，一直延续至清末。同时，由于局势稳定，驻防旗人无需转战疆场，他们开始在杭州定居下来。由入侵者、暂住者变为定居者，这一身份的改变对于杭州旗人心态的转变至关重要。此后，对于驻杭旗人，尤其是对于在杭州出生的新一代驻防旗人而言，白山黑水固然是祖先的发源之地，京师固然是家族的寄籍之所，但是杭州却切切实实是他们出生、成长、生活的“家乡”，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当他们以这种心态来观赏杭州、优游西湖时，触目所及自然是无尽的美景。从驻防中后期许多旗人的字号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他们对杭州尤其是西湖山水的热爱和眷恋：观成，满洲瓜尔佳氏，字苇杭；裕贵，满洲巴雅拉氏，号八桥；赫特赫讷，满洲镶黄旗，号藕香；苏哷讷，满洲镶黄旗，字宝峰；三多，蒙古钟木依氏，字六桥……西湖山水的烙印在这些驻防旗人的姓名与字号之间，看似不协调却又如此广泛地存在着，深刻而鲜明。清末在杭州城中颇富诗名的驻防协领贵林，对西湖山水的热爱甚至到了愿为之舍弃仕途的地步。据清末浙东名儒宋恕记载，贵林“洞晓时务，然宦情特淡，比闻有欲力荐之于司学荣、张二尚书者，驰简止之，曰：‘毋夺我湖山之乐！’”[10](364)

驻防中后期，杭州尤其是西湖的自然风光，以其独特的诗性气质激发了文化素养已大大提高的驻杭旗人的文学意识，并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题材。在他们的诗文集中，吟咏杭州山水的作品几乎俯拾皆是。如廷玉酷爱“西湖之佳”，最喜“山水登涉”，其诗集《湖山补遗录》中，“游山诗富”竟达“卷帙者半”[2](261)。贵成《灵石山房诗草》中，有《登南高峰》《七宝山晚眺》《花朝汤蓉浦夫子招同人泛舟西湖复饮酒楼即事偶占》《里湖即事》《岳王墓》《同朱筤友秀才江塘散步次见赠韵》《孤山题壁》《湖楼望雨》等诗。凤瑞《如如老人灰余诗草》中，有《湖上漫兴》《林隐寺》《游飞来峰》《晓登凤皇山》《湖上幽居》《出凤山门饮酒看潮》《雨霁出钱塘门闸上观水》等作。从这些诗篇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驻杭旗人登览湖山、吊古伤今、把酒吟诗的身影，也可以遥想他们“山上台榭湖上舟，往往折柬招同游”“酒杯在手心悠悠，除却吟诗百不求”[11](20)的生活。

而对于那些出身杭州驻防，却又长年游宦在外的旗人而言，对秀美湖山的思念更是激发他们创作的主要动力。善能的《自芳斋吟草》中“多忆西湖之诗”，裕贵的《铸庐诗剩》中“往往有追忆西湖之作”。究其原因，终是“盖既生长于斯，虽长白世家，而实杭之人也”[12](1159,2523)。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瑞常。瑞常，字芝生，蒙古镶红旗人，杭州驻防，“早贵，致位宰辅，寿臻古稀，七典顺天乡试，极国朝文臣未有之荣遇”[13](66)，却以长期在京师为官、无法优游于杭州西湖的“六桥三竺”间为憾，顾瞻桑梓，一往情深，故而心绪郁结，形之歌咏，并结集成《如舟吟馆诗钞》。其诗以清新俊逸见长，诗中多思亲忆弟及朋僚赠答之作，无不动乡关之思。如：“沉沉试院锁斜阳，退食时焚一炷香。花径谁怜春序换，棘闱偏苦夏天长。手披案牍皆陈迹，梦到湖山即故乡。”(《入闱口占时为知贡举》)“满园秋色映斜晖，退食书斋未掩扉。忽向银河高处望，乡心又逐燕南飞。”(《秋夕口占》)“迢迢京国梦，恋恋故乡情。”(《除夕》)“宦途滋味今尝遍，毕竟西湖莫肯忘。”(《中秋书怀》)“镜清寰海我归去，西子湖边理钓竿。”(《世事》)[14](67,32,35)这些诗皆低徊往复，真切动人。在瑞常的诗歌中，乡关之思似乎是一个恒久的书写主题，少年时代的杭州驻防生涯让他一生魂牵梦萦。瑞常过世后，其子葵卿整理遗集，署曰“生长西湖芝生氏著”，可谓深知其父之心。同乡后学忆读其诗集，也不禁喟叹：“诗本于性情，而诗人多以山水为性情……此以知真山水、真性情，固有凝结于不可解者。千秋万岁，公之魂魄必犹依恋此湖也！”[14](1)

婉约秀丽的西湖在不知不觉中浸润、涵养着驻防旗人的性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诗风。今日我们吟读瑞常等驻杭旗人的诗，已很少能感受到马上取天下的北地民族抑或八旗子弟之风范，而更多的是沉浸在西湖梦影中的江南文士的感喟。

对杭州湖山的热爱，也促使驻防旗人更加珍视驻防营内的景物。驻防营将军署内有西园，“奇石林立，树木古秀，皆南宋旧物。桥亭池榭，足备燕赏。登楼凭眺，则湖山晴雨，浓淡多宜，花竹蔚然，鱼鸟翔泳”。嘉庆六年(1801)，将军普福“临池别构数楹，阶掩芰荷，背植丛筱”。二十三年(1818)，将军萨秉阿“沿墙遍栽杨柳，濬池引泉，杂莳红白藕花”。道光二十五年(1845)，将军特依顺“造曲廊密室，补植花木，堆砌山石”……累加修葺，使之与西湖景物更加完美地融为一体，同时也成为驻防营内重要的文艺活动场所。道光二十七年(1847)，将军奕湘辟畦莳菊，秋色满园，更是“极一时觞咏之盛”[2](176)。

光绪元年(1875)，驻杭八旗捐资在营内河岸遍栽柳树。同时，驻防营内的景点也继续发展，形成景观群，主要有“梅院探春，倚园消夏，西山残雪，南闸春淙，吴荡浴鹅，井亭放鸭，仓河泛月，花市迎灯”等，被称为“柳营八景”，“并绘图征诗，一时传为美谈”[7](8)。通过把旗营称作“柳营”，杭州旗营被浪漫化为一个充满文人雅兴的地方。“柳营八景”与西湖山水完美融合，互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杭州旗营占尽湖山之胜的文学生态环境。

二、凭借科举之助

考察清代杭州驻防旗人的文学著述情况，可知《缉雅堂诗话》所谓“杭州自顺治五年创立驻防以来，其将帅类皆敦诗说礼，故著籍者代有达人”[4](379)之语不无夸张。因为从顺治朝到乾隆朝长达150余年的时间里，有记载的驻杭八旗文学著述者不过善泰、佛龙武、佛智等寥寥数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百数十年的长期驻守后，驻杭旗人虽然在语言上已逐渐汉化，风俗上也相互濡染，以致前来巡视的乾隆帝都只能无可奈何地感叹：“已此百年久驻防，侵寻风俗渐如杭。一齐传耳诚何益？众楚咻之义可方。”[2](88)但是，真正倾心文学并有能力创作的人，终究是凤毛麟角。而至嘉庆年间，驻杭八旗中的文学创作者陡然增多，这种盛况一直延续至清末。考察这些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则多为进士、举人、诸生、府学生员等。这种变化的产生，与清廷针对驻防八旗的特殊的科举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清代的驻防八旗遍布国内山海要隘，为了保证不被汉族同化，也为了巩固与京师故旗的情感联系，清廷从一开始就规定，驻防旗人必须以京旗为故籍所在，即所谓“弁兵驻防之地，不过出差之所，京师乃其乡土”[15](20)。因此，自顺治二年(1645)清廷首开科举至嘉庆四年(1799)的 150余年间，各省驻防弁兵子弟能读书者均须诣京应试。这一政策，使各地驻防旗人的科举事业受到极大限制，道途遥远者更是“艰于资斧，裹足不前”[1](8441)。从顺治至乾隆朝，杭州驻防士子中，仅满洲旗人巴泰、福申二人考中举人。

至嘉庆朝，这种针对驻防旗人科举考试的政策有了重要的改变。从嘉庆四年(1799)开始，经湖南布政使通恩、浙江巡抚阮元等大臣一再议奏，清廷终于准许“嗣后驻防省分，凡遇岁科两试，如有情愿赴考者，准其就近考试”[16](15)。新政实施后，各地驻防旗人踊跃应考。杭州驻防虽以满族、蒙古族旗人为主(汉军在乾隆二十八年即全部裁撤，充作绿营兵)，却也迅速成为各处驻防中科举成功率最高的地方之一①，与浙江科举功名获得者人数居全国第二位的步骤保持一致。究其原因，江南浓厚的文化氛围、优异的科举成绩固然有其深层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效应却至嘉庆年间才集中显现，说明针对驻防八旗的科举制度的变革才是最直接的刺激因素，起到了导向和催生作用。

总体上看，嘉庆以后科举新政的实施，从两方面推动着驻杭八旗的文学生态的改变。

第一，旗营文教事业得以大大发展。杭州旗营本设有官学，主要学习满、汉文，八旗子弟凡达到入学年龄的，必须入学，违者受罚。但这多少类似于现在的义务制教育，只能满足基本的教育需求，对于培养文学人才而言，相去尚远。嘉庆五年(1800)，科举新政实施后，当时的杭州将军、汉军镶黄旗人范建中迅速做出反应，立即在旗营内择定相传本为林和靖未隐孤山时的旧居，后为僧院供佛祀关帝之址，建立梅青书院，“勤心教泽，选旗营英俊，月课文会，延钱塘马湘湖明经芬掌教”。驻杭士子从此有了一个更好的学习汉文化的场所。范建中“并设义塾，月支公项为膏火，倡捐修膳、纸墨之费，亲课勤惰，分别奖励”[2](181)，杭州旗营的文教事业由此日趋兴盛。三多在《柳营谣》中写道：“梅花重补聘名师，教育恩深大树滋。寄语八旗佳子弟，报崇应建范公祠。”[7](9)该诗表达了对范建中发展旗营文教事业的感恩之情。咸丰年间，梅青书院一度“兵燹毁。克复后，东恭介公子知府富乐贺捐赀创复”，“适盛元自江西南康任所归旗，与光禄寺丞善能筹措，重建”[2](181)。直至清末，杭州旗营一直保持着较为浓郁而先进的文教之风。设置梅青书院的初衷虽然是为发展举业，其教学却并不枯燥无味，驻防士子兆熊在《寓梅青书院读书杂咏》中描写的书院学习生活，甚至是充满诗意的：

爱此城西院，禅房别有天。

小诗花里咏，长铗月中弹。

携酒招僧醉，留茶待客煎。

嚣烦终日少，端不让神仙。[5](4)

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杭州旗营并未出现士子“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17](286)的情况。相反，在研习举业的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古典诗文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进而沉浸在文学创作的乐趣之中。

第二，旗人学习汉文化的热情被激发。科举制度的改变，令驻杭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化的心情愈加迫切。这其中既有对生计问题的考量，也有对仕途前程的追求。清廷规定，旗人不得从事农、工、商各业谋生，故康熙以降，八旗生计问题日益突出，驻杭旗人多有一家几代以一个甲兵名粮为生的情形。于是参加科举，取得国家规定的待遇，乃至取得为官资格，对驻杭八旗子弟而言就成为极具诱惑的人生之路。科举新政实施后，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掌握汉文化之中，争相以“读书”为事业，力求榜上有名，入仕做官。嘉庆以降，通过“读书”以求取功名，在杭州旗营蔚然成风。在研习举业的过程中，固然有一部分士子只攻八股时文，不涉诗赋，但更多的士子则是通过研读汉学经典，文学素养迅速提升，并积极尝试用古典诗词文赋来记胜怀古，酬唱应和，感叹国事。道光一朝，杭州驻防共得进士6人，即赫特赫讷、瑞常、苏哷讷、盛元、瑞庆、贵成，他们均有诗文著述传世，即为佐证。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清初“西泠十子”之一的孙治因此有“夫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18](715)的结论，认为某一地域的科举兴废与文学盛衰是相反相成的关系。而从杭州旗营的文学发展情况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正相反，乃是“科第盛则文学亦盛”。其实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因为它们考察的群体不同：前者着眼于汉文化已高度发达的汉人文士群体，后者关注的则是汉文化程度尚不高的驻杭八旗这一特殊群体。对于汉文化已高度发达的汉人文士群体而言，举业消磨了文人的青春，桎梏了文人的性灵，无疑“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19]。而对于汉文化程度尚不高的驻杭八旗而言，科举却促进了他们的文教事业的发展，刺激了他们学习汉文化的热情，并激发了他们对汉语文学的热爱，使古典诗文这种汉语文学形式的接受面更为广阔。因此，当我们在探讨科举制度对于驻杭八旗文学发展的“助力”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着眼于文学创作的“有”或“无”的层面。而一旦提升到文学创作的“自由”“性灵”等更高层次，那么，科举对于汉族文士的桎梏、压制等负面影响，在驻杭士子身上显然是同样存在并力图摆脱的。贵成有一首《赠缦亭》诗道：

吾友缦亭世寡俦，丰神洒落学业优。

年未三十俗虑休，觑破富贵浮云浮。

欣然从事惟糟邱，放醉不肯随庸流。

山上台榭湖上舟，往往折柬招同游。

论交惟我情最投，三日不见成隐忧。

一见耿耿明双眸，典衣沽酒先我留。

擎杯大笑诗兴遒，摇笔气欲横斗牛。

有时寂坐肆冥搜，如蚁穿珠犀烛幽。

有时高歌临沧洲，断鸿惊落霜天秋。

惜哉磊落胸未酬，元龙豪气空九州。

即今自命醉乡侯，酒杯在手心悠悠，除却吟诗百不求。[11](20)

叙写的正是禄庆(字缦亭)等驻杭士子与汉族文士一样，只有在舍弃“学业”，“觑破富贵浮云”之后，才能纵情诗酒，走上自由创作的道路。

三、交往汉族文士

驻杭旗人与汉族文士的关系，是清代杭州城中旗民关系的一部分，也是驻杭八旗文学生态中的重要一环。自康熙十四年(1675)始，杭州驻防的最高长官称“杭州将军”，此前则称“镇浙将军”。这一“镇”字，真实反映了清廷在杭州派驻八旗兵马的用意，也集中体现了驻防初期杭州旗人与汉族文士的关系。在首开以文罪人恶例的庄廷鑨《明史》案中，驻杭八旗扮演的主要就是镇压者和刽子手的角色。案发之后，案件的主要嫌犯皆被关押在戒备森严的杭州旗营监狱。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旗营门口的弼教坊成为诛杀江南士子的刑场，一时血流成河，“同死者二百余人”[2](317)，无辜者牵连甚众。在文化高压之下，士心惊惧，再加上杭州旗营地处城西，隔绝外城，是汉人瞻眺所不及见、步履所不常经的禁地，旗人与汉族文士之间几无交往可言。

而随着民族关系的改善，驻防中后期，汉族文士多有入旗营为幕僚者。如嘉庆年间，武康徐熊飞为都统西凌阿幕宾，其间著《春雪亭诗话》，并创作了一系列吟咏旗营军事生活的诗歌。嘉庆科举新政实施之后，杭州旗人学习汉文化的心情更为迫切，他们或聘请汉族文人为师，或与汉族文人结社交游，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学交流。梅青书院创立之初，将军范建中即“延钱塘马湘湖明经芬掌教”[2](181)，马芬为旗营俊才讲授课业之余，并作《补梅记》等文。嘉庆八年(1803)，驻杭旗人福申发起“城西文社”，拜桐城派著名作家鲍桂星为师，“满洲福禹门太史申，偕同志二十人，倡立城西文社。谒□□鲍觉生侍郎桂星，称弟子”[20](492)。鲍桂星亦云：“禹门太史从予游最久且笃，貌清弱而胸有积卷，扣之霏霏如屑玉。”[2](257)另一驻杭旗人盛元则是光绪年间杭州地区重要的文人社团“铁华吟社”的核心成员，与吴兆麟、胡凤丹、丁丙等汉族名士赠答唱和，“极一时之盛”[4](350)。盛元所著《营防小志》，即署名“铁花馆主人”。此外，三多也曾组织“红香吟社”“苹香吟社”等诗社。足见驻防后期，杭州旗人与汉族文士交游之密切。金梁回忆杭州旗营文化盛况时曾说：

盛恺廷观察(元)立文课，吾从兄柏研香都护(梁)与杏襄侯协戎(梁)设琴社，三多六桥都护集诗会，吉将军(和)设字课，如俞曲园(樾)、王梦薇(廷鼎)、谭仲修(献)、杨古韫(葆光)、王同伯(同)、高白叔(云麟)、章一山(梫)、林琴南(纾)诸名硕，皆先后乐与周旋。[21](314)

驻防后期，与杭州旗人交游最广泛的汉族文士是俞樾。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著名学者和文学家，一生作育人才，勤奋著述，学术成就影响深远，号称“门秀三千”，著有《春在堂全集》五百卷。驻杭旗人凤瑞仰其风范，年七十，携诗稿求教，并援郑板桥因爱徐青藤而刻“徐青藤门下走狗”印之例，亦刻一小印曰“曲园门下走狗”。俞樾获知后，感慨作诗曰：“如如居士太多情，门下甘居走狗名。不及黄堂贤太守，自称白发老门生。”[22](37)俞樾对杭州旗营文学的发展非常热心，曾先后为善能《自芳斋吟草》、裕贵《铸庐诗剩》、王韶《冬青馆集》、三多《可园诗钞》等诗集作序，拳拳奖掖鼓励之意，溢于言表。

俞樾的弟子与杭州旗营也颇有渊源。《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的作者、仁和秀才张大昌，字小云，号程伯，就是俞樾门生，俞樾誉其为“博学能文，精于考古”[2](3)，“吾党中高材生也”[12](1766)，《志略》书成，俞樾欣然为序。俞樾的另一门生王廷鼎，字铭之，号梦薇(或云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江苏震泽人，于光绪十二年(1886)“于花市构屋以居，距杭防营仅数武地，暇辄入城，既爱其风土清淑，旋以琴酒获交其士大夫，又钦其温文尔雅，有儒将风。未几其弟子竞以文艺来从余游”[7](1)。王廷鼎认为旗人有忠义之气，不以利相交，所以与他们甚为投机，尤其与杏梁订交尤密。对于旗营风物，王廷鼎更是赏爱有加，“每入营，必低徊忘返”，并赏题“南闸春淙”“吴荡浴鹅”等“柳营八景”之名[7](8)。对旗营历史、风物的熟悉，也为他后来编辑《杭防营志》奠定了基础。王廷鼎学养深厚，博学多闻，“八旗子弟，从之游者甚众”[21](314)。

王廷鼎最得意的弟子是三多，其为人与为学对三多有较大影响。光绪十八年(1892)，王廷鼎卒，三多作《哭梦薇师》诗悼念。王廷鼎英年早逝，其师俞樾伤心之余，爱屋及乌，对三多这个徒孙也就颇多照拂。且三多在王廷鼎卒后，也主动问学于俞樾，开始执弟子礼。三多之诗学自王廷鼎，而王廷鼎的诗风则受到俞樾的影响，所以俞樾在三多《可园诗钞》的序言中称道说：“夫自曲园而瓠楼，自瓠楼而六桥，沆瀣一气，洵不虛矣。”[23](1)在诗歌创作上，俞樾主张消除门户，调和唐宋。三多在他的影响下，也广泛学习前代诸家诗学，在明丽俊逸风格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平易雅切的风格，因此俞樾称赞三多：“六桥年少而才美，得吾说而深思之，与其师瓠楼互相切磋，以求其深而又深，又求其显而又显。”[23](1)三多和俞樾之间诗词唱和赠答之作甚多，情谊深厚。光绪三十三年(1907)，俞樾以八十六岁高龄卒，三多惊闻噩耗，作《曲园太夫子挽词》四首以致哀思，其四云：

心丧那得不三年,文字缘逾骨肉缘。

高启梅花曾获奖,小同棠棣旧相联。

天涯姓氏逢人说,海内风尘独我怜。

从此更谁施教诲,白云低处泪如泉。[23](14)

其中“文字缘逾骨肉缘”句，化用龚自珍《己亥杂诗》第三十六首“文字缘同骨肉深”[24](599)之句，而用意更深一层，说明三多对自己与太夫子之间的文字因缘的重视确实非同一般。

三多是杭州旗人中取得较高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一，而这显然和他与汉族文士一直保持密切的交游关系且转益多师相关。三多在向俞樾学习诗词的同时，也向词坛名家谭献拜师学艺。谭献主张作词既要有柔媚婉约之格调，又兼具笃实温厚之情感，故三多词的风格亦为“如烟绵绵，如月娟娟。高秀得之六朝诗，幽奇得之西冷山水，而性情真所流，不掩其倜傥不群之胜”[25](2)。三多后来又与樊增祥、易顺鼎交往频繁，樊、易二人直接影响了三多后期的诗词风格，以致有学者干脆将三多归入由樊、易二人所领导的“晚唐诗派”当中。据郑逸梅回忆：“与六桥往还及唱和者，尚有赵萼楼、任卓人、陈寿松、袁巽初、嵩允中、吴学庄、邹筠波、方佩兰、李益智、何棠孙诸耆旧。相处久，人亦忘其为蒙古人也。”[26](204)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同乡情谊也是促成杭州驻防出身却又游宦在外的八旗士子与汉族杭籍文人交游的重要情感纽带。在瑞常的有生之年，他对杭人的照顾最多。《国朝杭郡诗三辑》载：“公(瑞常)在京邸，杭人公车北上者，厚敦乡谊，款待极周。”[27](17)三多《柳营诗传》亦云：“瑞文端公既贵，礼贤爱士，于乡谊尤笃。”[5](1)与此同时，在汉人群体中，这种特殊的同乡关系也被广泛认同。潘衍桐《缉雅堂诗话》曰：“近年瑞文端(瑞常)之相业，浙人士至以为重。”[4](379)仁和士子夏同善也感叹：“(瑞常)其先世驻防于杭，故又为杭人。”“余自丙辰来京师，洎公之薨，承色笑而胎绪论者，十有余年，窃见公之厚于吾杭人，与吾杭人之敬公爱公也。”[14](1)另一位仁和名士龚自闳则与贵成交游甚密，“同官京朝，先后阅二十余年，春秋佳日，尊酒追陪”，而其最初的感情基础也是乡谊，“镜泉与余同举于乡，即知为吾杭诗人”。因此在文学创作上，二人有着重要的共鸣点：“每读至湖山啸咏、名胜留题之作，回首家山，不禁乡思怦怦”，“异日同赋遂初，一觞一咏，得追随于两峰三竺间”[2](266-267)。俞樾亦云：“国初以八旗劲旅分驻各行省形胜之地，是曰驻防。年代绵远，遂如土著。于此行省之人即有同乡之谊。余从前官京师，凡杭州驻防皆乡人也。”[12](2522)这种认同是基于地域而非基于民族的，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山的浓烈思念，消融了在外游子的民族隔阂。而驻杭旗人与汉族文士的关系也因为这种乡谊的认同，更多了一份脉脉温情。

四、传承旗营文艺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空间，杭州旗营内部形成了一个基于亲族、姻族及师友关系的紧密的文学交际网络，即瑞常所谓“交谊兼姻谊，诗怀并酒怀”[14](32)(《三月偕喀清堂姻长入都》)的文学小圈子。圈中之人情趣相投，风格相近，自发自觉地相互影响、相互砥砺，共同推动着旗营文学的繁荣。

具体而言，旗营内部的文学互助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

第一，亲族之内的熏染。这是指杭州驻防八旗在亲族之内形成优良的文学传统，使继之而起者，因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有所成就。他们或是祖孙相继，如康熙年间任右营副都统的善泰，治军之余，雅好文学，著有《草竹轩诗集》等，其孙玉麟“博文嗜古，能承家学”，著《自怡斋集钞》二卷。玉麟“嘉庆中，入觐京师，缮录其祖《草竹轩》三种及所撰此集进呈，蒙赐翰林及第”[2](260)。或是父子相承，如蒙古旗人、副都统杰纯善诗，其子固噜铿亦著有《固庐诗存》三卷，其女成坤并有《雪香吟馆诗草》。或是兄弟相绍，如赫特赫讷和苏哷讷，裕福和裕贵，而最典型的当属瑞常和瑞庆两兄弟。瑞常《春闱报捷》诗自注：“家大人以读书励品为训。”[14](19)可知瑞常家族对读书举业相当看重，兄弟二人的童年都是在“摊书坐窗牖”[14](31)(《述怀》)中度过。及长，瑞常和瑞庆又先后考中举人、进士，并有诗名。三多《柳营诗传》载：“(瑞常)与弟雪堂观察在都时，均以诗名，人比之二宋、双苏云。”[5](1)兄弟二人的诗歌创作多往来唱和，相互影响。如瑞常在道光六年(1826)作《苦水铺大风》诗，有“前途不见车，但听铃辕响”[14](9)之句，而瑞庆作于道光末年的《固安大风》中也有“前程有车亦不见，但闻铃动声璃挡”[28](8)句，明显化用兄长瑞常的诗句；瑞庆“天工近有怜人意，微雨朝朝替洗尘”[28](25)(《闲写截句呈裕乙垣监簿》)作于道光末年，而瑞常作于咸丰初年的“天意似怜行客苦，故教微雨送新凉”[14](53)(《漫兴》)对瑞庆诗句的化用也较为明显，真正是“壎篪迭唱天伦乐”[14](27)(瑞常《藕香赞善假满旋京书赠四律》)。

杭州旗营中，满洲瓜尔佳氏堪称文学世家，祖观成，父凤瑞，孙杏梁、金梁、画梁，三代相承，均有诗名。观成先祖为随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出征浙江的猛将图赖，观成则为嘉庆戊寅(1818)科举人，是家族中第一个通过读书考取功名的人，著有《语华轩诗集》等。其子凤瑞，号桐山，晚年又号如如老人，七岁能诗，有《如如老人灰余诗草》十卷传世。凤瑞长子杏梁，字襄侯，善书，又工琴通音律，有《留阴阁诗剩》行世。三子金梁，号息侯，为光绪甲辰(1904)科进士，以上万言书推行新政、求诛荣禄而名扬天下，“万口喧传，中外名人争以一见颜色为荣幸”[29](28-29)，有《壬子游草》等传世。凤瑞女儿画梁，字织云，工书善画，光绪中被召入宫供奉，著有《超范式画范》，亦能诗，所作《题画》等诗收入《两浙輶轩续录》。瓜尔佳氏一门风雅，相互濡染，堪为杭州旗营文化家族之典范。

第二，姻族之间的交流。驻防营中的旗人世代比邻而居，家族之间往往形成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这种姻娅亲谊也促成了文学互助，推进了旗营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三多为例。三多之祖、父并无文名。然三多之外祖裕贵，字乙垣，号八桥，善诗，其诗“格高意远，味淡神清，有萧然自得之致，似不在九衢车马中者”[12](2523)，有《亦是吾庐诗》《蕉竹山房词》传世。三多舅祖文秀，字清士，著有《吟香集》四卷、《亦芳草堂诗集》八卷，三多谓：“吟香舅祖，才情横厉，倜俊不羁。绮岁入泮，其长歌短咏即得烟月扬州之誉。”[5](9)三多世叔母王韶，字矞云，号冬青，不仅画技高超，还有《冬青馆集》传世，俞樾在《王裔云女史〈冬青馆集〉序》中赞其“亦汉之班昭，唐之宋若莘矣”[12](2463)。三多之姻外祖父即瓜尔佳氏凤瑞，三多习诗多获其指点。此外，三多还与凤瑞之子杏梁、金梁及金梁之堂兄弟柏梁交好，经常诗歌往来迭和。三多之内兄完颜守典也是杭州驻防后期文士的代表，著有《逸园初集》三卷，《杭防诗存》一卷，《镜花吟》一卷。在三多和完颜守典二人的诗集中，多有相互勉励、唱和之作。身处这样的姻亲网络，三多所受的潜移默化的文学影响可想而知。

第三，师友之间的砥砺。对汉文文学的共同爱好使驻杭八旗子弟往往互为师友，砥砺共进。如廷玉，字蕴之，号沄岩，巴尔达氏，满洲镶黄旗人，“平生好古嗜书”“所阅书不下千万卷”，并著《湖山补遗录》二卷、《城西古迹考》八卷、《苍雪斋诗稿》等。旗营文士明忠、双成、贵成等，既与其“幼同塾，长同事”，又“咸钦其品学”，故多与其游，把酒论诗，共研文学[2](261-262)。三多《柳营谣》中，尊称廷玉为“廷沄岩太老师”[7](14)，足见其在旗营中的威望。又如赫特赫讷，号藕香，赫舍哩氏，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壬午(1822)进士，与弟苏哷讷皆入词林，官至江苏粮储道，在驻杭旗人中也有较高的文学声望。瑞常《再和藕香见答原韵》其二云：“联床客邸数年俱，索处今番独怅余。缓步我频来问字，闭门君只爱摊书。”[14](28)写出他与赫特赫讷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赫特赫讷也是瑞常好友文秀的老师，三多《柳营诗传》记文秀“后从藕香太史游，所学益进，而其奔放处尤能青出于蓝”[5](9)。文秀《书奉仪部赫藕香师》则称赫特赫讷“狂来咳唾尽文章”[5](12)。赫特赫讷去世后，文秀手录其遗诗辑成《白华吟稿》八卷。赫特赫讷也是裕贵“庐客中吟伯”[30](14)，又与贵成交好，故集中往来酬唱应和之作甚多。类似这样的师友情谊，是以“芝兰臭味十分深”[14](23)(瑞常《奉题》其二)为基础的，它进一步充实了旗营的文学交际网络，为营造旗营内部优良的文学生态起到了重要作用。

要之，亲族之内的熏染、姻族之间的交流和师友之间的砥砺，形成旗营内部文学互助的三种主要形式，共同推进杭州旗营文艺的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五、余论

客观而论，将任何一位驻杭旗人置身于成果绚烂丰硕的清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来看，其成就都未必突出，其作品也算不上大家之作。但作为一个既具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特殊文学群体，驻杭八旗及其文学创作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一群体虽隶旗籍，且以满族、蒙古族为主，却世居杭州，其文学生态的生成和衍变无不深受地域文化和民族政策的影响。系统考察杭州驻防八旗文学生态，既可以充实清代地域文学研究的内容，也可为进一步理解清代少数民族的汉文文学生态提供一个绝佳的视角。而作为清代杭州城中特殊的文化区域，驻杭八旗在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的变迁，折射的正是旗营文化与杭城当地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对西湖山水，他们由破坏转向热爱；对汉文化，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学习；对汉族文士，则由镇压疏离转为广泛交游……旗人从最初作为征服者与当地社会的敌对、隔离，到因世代驻扎于此地成为定居者而逐渐产生的认同感、归属感，尽在其中显现。这为我们理解八旗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汇合提供了极佳的切入点，并为进一步思考民族融合、民族团结提供了一定的历史借鉴。

注释：

① 据张大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十著录，杭州旗营嘉庆朝得进士一人，举人十人；道光朝得进士六人，举人二十七人；咸丰朝得举人八人；光绪朝至十九年得举人十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