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

(成都师范学院史地与旅游系，四川成都，611130)

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职能是支助军需，这种取决于时代性历史际遇的财政职能，不仅赋予内藏财政作为国家后备财政的外向光彩，并且内藏财政借此也影响到宋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内藏财政与军事财政的不谋而合，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军事政治思维的主流方向。宋朝政府面对外患侵扰，被迫积极应对边储所需，国家财政的主体方向也围绕着军费展开，内藏财政的军事财政角色显得异常突出。当军需急剧膨胀而货币生产量减少时，政府印制楮币用于支付各种货币需求；当入中商人“虚估”“加抬”粮草价格时，财利流失于商人周转粮草的路上，从而使得中央财库出现货币窘境。内藏财政积极应对军需与其所处的财政困境不无关系，这一切又都与宋朝的军事政治脱不了干系。此前有关宋代内藏财政支助军需及其对中央财权分割的研究已颇为丰富[1-9]，但对军事政治语境下宋代内藏财政的角色定位及其遭遇的财政困境研究并不够深入。内藏财政的主要职能实为透析宋代军事政治语境下国家货币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笔者即借此探讨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的关系，从而窥见宋代军事财政的特殊面相。所论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守内或御外：主流语境下军事财政的优先化

南宋嘉定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臣僚言：

……昔我祖宗之世，内帑所积，凡实边备、供军储、赈水旱，皆于此乎出；三司有阙，则于内藏库假贷。故自淳化至景德，每岁多至三百万，少亦不下百万。天禧间，四年之内，三司所借钱、绢九百十七万；康定元年九月，出内库钱、绢百万助经费，十二月复出内库绢百万助边费。此犹曰全盛之时，未易言也。中兴驻跸吴会，亦且出内帑以佐调度，以犒戍兵，以济水旱。虽逆亮叛盟，师兴财费，而无横敛暴赋及民者，以素有储积也。[10](7144)

这一席话基本描述了此前内藏库钱物的主要用途，同时也透露出南宋宁宗朝仍在坚持内藏库的祖训宗约。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支出是用于军事、赈灾。通过以上引文我们也发现，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支出中绝大多数用于军费开支，所谓“佐调度”“犒戍兵”“济水旱”中的前两项内容都是军费开支。此前中外学者都曾论证过宋代财政实为军事财政的观点，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弄清楚的是，内藏财政与军事财政的关系，以及内藏财政的军费支出在宋代主流语境下彰显着什么样的特征，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据苏辙笔记载：

元祐初，苗、役既罢，宽剩钱所在山积，诸公擘画计纲，般入京师，特置元丰库收管，以应副陕西粮草。……此库时隶尚书，予为右丞，有三老吏稍谙事，呼问之曰：“末盐钱其源无穷，然办河北军粮，所余无几矣，所以应副陕西者，赖苗、役封桩钱耳。此钱今虽尚多，然十年后般运告竭，奈陕西何。”二吏曰：“未尝议及此，请徐思之。”久之，乃告曰：“此钱用尽，则无继矣。然陕西粮草，旧三司亦不能供，盖恃内藏库时有拨赐耳。”予曰：“我所闻正如此。”乃与微仲议之，微仲愕然，盖初不虑此也。予曰：“内藏不拨赐久矣，绸绢丝绵至积久损烂，出卖每匹二三百者，由此故也。若今不讲，后难复矣。”微仲以元丰蓄聚为己功，不乐予说，然无以相拒，乃因陕西阙乏，乞拨一百万贯，朝廷应副其半。及宣仁山陵事起，旧例内藏拨二百万贯。微仲曰：“不必请之内藏，只元丰可了。”予曰：“虽然，不若循例，而爱惜元丰。”不得已见从。[11](48)

陕西岁铸钱，折二钱二百万贯，用本一百万贯。铁贱铜贵，而与铜钱并行，又重而难徙。由此陕西币轻物重，商贩沿边者回，无以为货，非换盐钞，则负铜钱以出，故铜钱日少，铁钱日多。官吏卒伍月得料钱，每一千当六百而已。而入中边粮，及贩卖丝绢者，率要重价。……议者言陕西旧不铸钱，而内藏库岁以绸丝赐陕西漕，西边苦寒，得之易售，而今皆不行，故陕西尤困。元祐七年，刘忱、张景先以漕事同至京师，见予于东府。予问之曰：“闻铁钱甚为漕司之患，今欲罢铸一百万贯，漕司既收铸本五十万贯矣，其余五十万贯，以内藏绸丝绵止据元价折充，漕司自以人般运于边郡，依时价出卖，以收军粮，于君便否？”景先起谢曰：“本司之幸也。”忱观望而不答。然竟议不合而止。[11](49)

苏辙所谓“陕西粮草，旧三司亦不能供，盖恃内藏库时有拨赐耳”，谈到了内藏钱物支援军费的实际情况。“内藏库岁以绸丝赐陕西漕”，实际上对平衡陕西丝绢物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元祐中为解决陕西铁钱灾患，需要内藏丝绢来帮助漕司渡过危机。这里要清楚的是，“以内藏绸丝绵止据元价折充”，只是为了解决军粮问题。由此可见，即使元丰改制时设立了元丰库，但内藏作为军事财政的角色仍然十分重要。尤其在北宋时期，宋辽、宋夏关系紧张，军需问题是国家财政的核心问题，作为国家财政储备的内藏库，其军事财政职能表现得尤为突出。冀小斌先生曾提到，内藏收支平衡的状况，是在内藏补助三司时才能达到的，并且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内藏补助陕西军费已形成惯例，而新法后此例因为久不援引，才渐被遗忘[12]。这便是苏辙谈到的问题，也说明内藏的军费开支并非直接由内藏拨付给前线。有学者曾认为，内藏钱物主要是国家财政预备金，用途是赏赐、计司预备经费、慈善事业经费[13]。这种认识与北宋时期内藏支出的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内藏钱物用于军费开支的比例非常之重①，所谓支援计司的钱物，大多数也是间接用于三边军费开支。因为内藏财政系统并没有实际的钱物下放机关，主要是依托计司的管理来实现其作为国家财政的面相。日本学者也曾指出，宋初茶的专卖制度主要是为了解决宋夏军需问题，茶专卖实际上服务于军需粮草的调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14]。北宋的茶盐专卖制度是依托商人周转货物来完成边境军需粮草调配的，在这一过程中，内藏财政的角色也时有出现。

在宋人看来，内藏财政支出的用途必须遵循祖宗家法的规约。宋太祖曾以“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人”，作为设置封桩库的初衷，这种家法性质的祖训基本在两宋得以继承。不过，宋代面临的主要财政危机并不是关于自然灾祸的，而是中外军事压力带来的财政困境。宋太祖曾谓近臣曰：“石晋苟利于己，割幽燕郡县以赂契丹，使一方之民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百万，当议遣使谋于彼国，土地民庶倘肯归之于我，则此之金帛悉令赍往，以为赎直。如曰不然，朕特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以决胜负耳。”[15]这样的认识充分表明了宋太祖设立封桩库的主要想法，这一想法也确实在宋朝中外关系上得以印证。南宋建炎年间，宋高宗即云：“祖宗积储内帑，本以备边陲缓急之用。”[16](710)宋孝宗亦云：“祖宗勤俭，方全盛时，财赋亦自不足，至变更盐法，侵及富商。朕二税之外，未尝一毫妄取，亦无一毫妄费，所以帑藏不至空虚，缓急不取之民，非小补也。”[17]由此可知，在祖宗家法规约中，宋代内藏财政的主要支出方向应该是军需。南渡之后，宋廷将御前桩管激赏库拨归左藏，取名为左藏南库，孝宗又专置左藏封桩库。但左藏南库“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隶版曹为经费”[18](382)，左藏封桩库则“非奉亲非军需不支”[18](383)，并常常在内藏不足时借用封桩库或左藏南库钱物来补充。这多半是因为朝廷名义上主管的封桩库和左藏南库的职能与内藏库部分重合的缘故。比如，淳熙十四年八月辛巳，周必大上奏户部申明山陵支费钱物。宋孝宗说：“已令内藏库桩办，本储虚，别无用处。”周必大却说：“不足，则封桩库当贴支。”[19]

至少来说，内藏财政支出应该优先用于军需，内藏作为军事财政的角色便不言而喻。

二、强储备与内藏财政的军需调节机制

一如前文所言，内藏财政支助军需受祖宗家法的先期规约，加之其作为天子私财的性质，常常使得内藏库的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凸显出强储备的特征。有学者曾提出，宋代财政上的内藏体制以及强储备政策的实质，是皇帝直接掌握左右财政的权力，这种对于金银和铜钱的强制性储备政策是以加剧钱荒、阻碍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20]。内藏的强储备在货币流通领域加剧了钱荒，显然体现出它的负面性，但内藏库的强储备性在应对突发性国家军事危机方面还是有着极高效率的。内藏库的强储备性更多体现在军事财政领域，这实际与宋人的军事政治意识并行不悖。

就应对突发性财政危机来说，内藏钱物的支出是解决此类国家财政问题的关键，突发性财政危机包括战时军需、灾害赈济。内藏财政最初的职能即是应对非常时期的国家财政需求。事实上，内藏财政要应对这些财政问题并非简单的事情。我们知道内藏的财政职能和其财力密切相关，要应对突如其来的财政支出，必须蓄积大量钱物。而这是否就是造成国家财政缺口的主要原因呢？现有关于宋代钱物封桩的文献记载中并无内藏储备钱物造成计司财库储备不足的直接证据，但这并不能遮蔽内藏分割国家财政收入的事实。那么，若没有内藏囤积大量国家钱物，是否计司就有能力应对突发性财政危机呢？宋儒对“积贫积弱”的忧虑，业已表明宋代财政问题并不能归因于国家财政收入如何被分割，而是缘于“三冗”等财政高支出，这显然与内藏财政关系并不大。弄清了这些问题，基本弄清楚了内藏财政与应对国家财政急需之间的关联性。有学者曾指出，宋代皇帝即为官家，借助“小金库”干预国家财政运行以保障权力稳定[21]。又如某学者认为，北宋君臣一直追逐府库充盈，集天下缗钱于京师，但货币不等于国家财富，终究解决不了国用不足的问题[22]。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认识基本上点明了，宋代皇帝及政府囤积钱物以解决财政急需来维护政权稳定的想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并付诸了具体的实践，内藏财政的运作即为此实践。

宋代内藏库设立伊始，便被赋予国家财政角色，“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军旅”“饥馑”都是传统帝国社会难以预料的国家事件，尤其在军事力量薄弱的宋代，内忧外患一直困扰着宋朝政府，财政窘迫的现象时有发生，三司在面对突如其来的财政危机时难免捉襟见肘，封桩专项基金应对这些危机显然合乎时宜。另外，宋代内藏库是在天子私权下保证钱物入桩，运作模式也可折射出其依托私权来实现收入的稳定性，支给外朝钱物来实现对公权的侵夺。内藏财政的国家财政角色是建立在内藏财政强储备的特征之下，以至于几经改革仍未改变内藏库对新铸币的控制权。自太宗末到真宗初年，每年内藏库都支出钱物给三司，少则百万缗，多则三五百万缗[10](7141)。仁宗时内藏库干脆送给左藏库六十万缗铜钱的年退钱 ，并且每年定额供助三司经费银帛近三百万缗[23](3895)。神宗时王安石将缴纳的内藏金银放进左藏库，令左藏库逐年支出黄金三百两，银五十万两上供[10](7154)。原来直接属于内藏库收入的新铸货币，也被扣除支出后以十一万六千余缗的定额交纳内藏库[1](43)。这种制度化的支出模式一旦形成，足见天子私财变相为国家公财的成功，但仍需注意的是，内藏收入的私权化才是侵夺计司财权的根本。北宋中期，长江中游的江、池、饶及福建的建州四监新铸铜钱一百六十万缗中，规定一百五十万缗交纳内藏库[10](6214)。宋徽宗政和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内藏库曾上言：“近年以来，钱宝数少，欲乞除河北、川路匹帛并进奉绢依旧起发外，其余路分州军合起年额绸绢，自政和二年为始，权行折变见钱起发，赴库桩管，专一应奉取索。”[10](3721)在私财之下，内藏库赋入似乎还可以超出定额之外。南宋时，定额输入内藏库的新铸铜钱逐步减少，但金银的坑冶收入及上供原则上仍交纳内藏库。据梅原郁考证，上供钱物、香药、榷货务入中金银见钱、坊场正名钱等物资都要输入内藏库，据保守估计，每年内藏库至少有百万储蓄[23](45-47)。实际上，除了名目清楚的赋入内容之外，计司臣僚以羡余钱物入纳内藏库求得升迁，也是天子私权影响内藏赋入的充分表现。朱熹曾撰写南宋人张维为官正直，“执政数语公以酒羡课献内帑，公笑而不答”[24]。很显然，宋代内藏库的收入在皇帝私权影响下数量巨大，也正因内藏库具有这种特殊的金融职能，才使得它积累了大量国家财富，从而具有应对国家军需的能力。

翻阅文献记载不难发现，困扰整个宋代的首要国家问题即为中外战争带来的财政危机，宋朝政府与辽、夏、金签订近乎屈辱的和约也不过是逃避财政压力的被迫之举。可见，宋朝政府最为头疼的就是突发性军费需求。但计司主管的左藏财库在负责官员俸禄、兵员经费及赏赐时已颇有压力，要解决军费问题，就必须设置专项经费，内藏财政即是这类专项经费的主要来源。至于宋代内藏财政支出的军费到底有多少，此前研究内藏库的专家也都有论及。比如，梅原郁先生曾指出，当战争达到巅峰时，在军费中占有很大比例的粮食，是由商贾自江南沿边调节，而在国都开封领取补偿，据说支付他们的银、绢等，竟多达一千万贯以上，而其中多数由内藏负担[1](42)。这里提到内藏支给商贾周转粮草本钱是内藏支助军需的主要手段，除此之外，内藏还支付大量钱物给诸路转运司或常平仓用于和籴军储。无论是作为常平籴本，还是用于兑换商人周转粮草换来的要劵，内藏钱物支出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军需之处多为北方沿边诸路，连年战争带来局势不稳影响到粮食收成，加之连续市籴，附近州军的粮草价格也会猛涨。并且沿边诸路还缺乏现钱，现钱法推行之后，虽然刺激了商人周转粮草解决军储的热情，但高额的现钱支付只有内藏能够承担。这些情况在宋代不同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异，内藏也有亏空无力支助军需的时候，但内藏在平衡军事财政方面不能或缺，且极为重要。

此外，内藏财政在国家市场调节及商业管理事务中也凸显出高效的职能。这里需要弄清楚的是，内藏的高效调节作用都有什么特征？有学者曾提到，宋朝政府及其国有商业资本首先追求的是盈利，但政府毕竟不是资本家，国有商业资本毕竟不同于私人商业资本，它会发挥一定的公共权力职能，也会通过常平仓、平止仓、市易务等机构及其国有商业资本发挥一些调节市场、平抑物价的社会职能[25]。这里所谓的国有商业资本显然应该包括内藏财政。宋代内藏财政也确实对诸路常平仓及市易务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从而间接地调节了市场物价。据宋代文献记载，内藏有时会提供钱物给某路常平仓用于平籴或市籴军储，并且经常贷出资金用作市易务本钱，然后坐收息钱。这些财政支出有些暗含内藏潜在的收入途径，有些又是内藏本身财政职能所及之事，总归对商业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除此之外，内藏在宋代粜籴贸易中还具有银行汇兑这样的财政职能。宋代商人周转粮草获得收益是粜籴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官私商业交换模式，但政府之所以鼓动商人周转粮草，主要是为了解决沿边地区缺乏现钱补偿商人长途跋涉运输物品之劳苦，内藏既储备大量现钱又兼有支助军需的职能，理所当然要承担补偿商人的工作。内藏财政在商人周转粮草后兑换商人手中的要劵，以及直接支助地方钱物叫停商人周转军粮②，都是内藏在军粮贸易中的财政行为，都对这类商品流通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可以真正解决边储之不足，抛开宋朝临时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因素③不论，宋代内藏财政在商业贸易中的高效调节机制应该得到肯定。这种高效的军需调节机制在应对军事危机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如若将其放在军事政治语境下来审视，我们又会发现无节制的、高效率的调节军需，实际上造成了中央财利流失等诸多负面问题。

三、何以御外？——军事政治语境下财利的流失

既然内藏财政支出以军费支出为主要内容，宋朝政府也将军事财政视为宋代财政的头等大事，地方军费便成了宋廷不遗余力支出的对象。为筹备军费开支，内藏财政尽管不能直接作用于国家财政，但其支助地方军费的财政行为，却间接刺激了货币经济的膨胀。地方军需诱发国家财力的转移，主要体现在内藏财权集中的情况下国家财力的上行与下行，首先表现在以内藏库为中心的中央财利的流失上。

宋代国家财政的诸多举措都是为了解决军需问题。北宋实行的三税法、四税法，此后改行的见钱法，以及南宋“和买”制度的赋税化，均与地方军需周转相关。地方军需开支的扩大，造成物价膨胀。这在北宋时已是重大的财政问题，更与内藏财政有关。李心传曾云：“仁宗后，西北事起，大率多取给于内藏。”[18](384)这主要是因为军需开支扩大后，宋代朝臣曾建议商人周转粮草时尝试三税法、四税法，乃至后来的见钱法，但效果都不明显，相继成为朝臣们的诟病之法④。事实上，有关粮草周转的税法及钱法，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物资流通，但却萌生了许多新问题。地方物价上涨，多半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物资被虚估或加抬价格，货币在流转过程中一路贬值，朝臣批评之声因此不绝于耳。庆历三年，范仲淹曾上奏云：“臣窃见陕西数年以来，……一路食物草料，时常踊贵。”[26](551)庆历四年，欧阳修上奏云：“自兵兴数年，粮草之价，数倍踊贵。”[27]《宋史》亦载：庆历四年二月，“并边务诱人入中刍粟，皆为虚估，腾踊至数倍”[28]。早在康定元年，范仲淹就说：“臣窃见兵兴以来，……(军需品)物价十倍。”[26](500)这其中，物价上涨与应付军需粜籴粮草存在深层关系。宋代商人参与和籴的主要目的是谋求暴利，贱籴贵粜使得粮商哄抬粮价，导致国家财利流失。在入中军用物资价格高涨的同时，货币不断贬值。庆历元年，陕西铜钱不足，陕西都转运使范雍兼领漕事，请铸大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同年九月，河东晋州积铁铸小钱，晋、泽二州亦铸大钱，亦以一当十，助关中军费。此后，三司奏罢河东铸铁钱，朝廷又让江南铸大铜钱，又铸铁钱，移用至关中，数州大小钱杂用。“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铜钱一，以故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26](500)有学者即指出，宋政府采取的这种货币贬值政策，使得人们看见销毁小铜钱来改铸大铜钱可获巨额利润，“遂多私铸”，私铸既多，钱值大跌，物价必然上涨。宋政府实行战时货币政策的结果，导致物价向上波动，百姓贫困，更加加深了社会的矛盾[29]。单从政府应对物价上涨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似乎也成为物价攀升的推手，但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物资的流转环节出现了问题。这又回到了商人虚估和加抬周转粮草价格的问题上。

宋代文献曾记载仁宗时入中商人“虚估”之害：

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馈饷不足，因募商人入中刍粟，度地里远近，增其虚估，给券，以茶偿之。后又益以东南缗钱、香药、象齿，谓之三税。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广储峙，不受虚估，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人竞趋焉。及其法既弊，则虚估日益高，茶日益贱，入实钱、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尽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钱，得券则转鬻于茶商或京师坐贾号交引铺者，获利无几。茶商及交引铺，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贸易，以射厚利，由是虚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贾，券之滞积，虽二三年茶不足以偿，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趋，边备日蹙，茶法大坏。[23](2313-2314)

所谓“入中者以虚钱得实利”，即指明虚估的目的是虚高实物价值来谋获现钱实利。这当然是宋代政府比较头疼的事，后来推行的现钱法即是解决虚估问题的被迫之举。商人虚估的直接影响是中央储备受到影响，内藏库支付现钱的压力不断增大，以至于现钱法最终不了了之。文献曾记载宋仁宗皇祐二年商人虚估物价之弊：

及庆历二年，三司又请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诏入中陕西、河东者，持券至京师，偿以钱及金帛各半之；不愿受金帛者，予香药茶盐，惟其所欲。而东南盐利特厚，商旅不复受金帛，皆愿得盐。至八年，河北行四税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有虚估，腾跃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畜贾所抑，盐八百斤旧售钱十万，至是止六万。商人以贱估受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23](4032)

此前笔者已经讨论过，内藏财政在宋仁宗时主要以支出为主[30]。宋仁宗朝为应付西北戍边曾推行商人周转粮草这样的军需调配手段，来解决三边军需问题，内藏库为了支出现钱给商人，最终却使得内藏亏空。至于“加抬”，庆历七年张方平曾上奏：

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钱帛，加抬则例价率三倍，茶盐矾缘此法贱，货利流散，弊悉归官。……即日外州府库搜刬亡余，不知内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天下山泽之利，茶盐酒税诸色课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谓无遗利也。若据国家天下之广，岁入之数，自古无此之多者。然有司调度，交见匮乏，直以支费数广，不量入以为出所致尔。[23](3895-3896)

三边军需危机时，每斗增数倍或数十倍，这就是虚估；虚估之外所给茶引价在虚估基础上再溢价一定幅度，这就是加抬。张方平所谓“加抬则例价率三倍”，直接道出商人周转粮草谋取暴利给财政造成的压力，三司钱物不足以偿付商人，内藏库势必拨付大量现钱来支助三司，必然导致中央财政的危机。所以有朝臣会疑虑：“不知内藏蓄积几何，可供今后支拨？”有学者也指出，战时体制的经费经常不足，边防费用支出是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上粮草价格的加抬，致使通货膨胀发生，国库支出便加倍增大[31]。王安石变法即是为了解决军需问题，同时也是为了解决中央财库储备问题，内藏库赋入现钱的固定模式也得以改变，以国库现钱维持国家财政，基本在北宋中后期没有面临太大问题。南渡之后，南宋面临的财利流失同样与地方军需有关，这一时期的财利流失主要体现在国库现钱储备减少与楮币盛行的货币窘境上。据南宋学者李心传记载：

始赵应祥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钱请引，井户但如额煮盐，赴官输土产税而已。然咸脤盈缩不常，久之，井户月额不敷，则官但以虚钞付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坏。井户既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量以予之，每担有增至六十斤者。……而引息土产之输无所从出，由是刎缢相寻，公私皆病。[18](299-300)

建炎二年，宋高宗擢赵开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绍兴二年赵开更立榷法，应该是仿效政和年间蔡京所创钞盐法，所实行引法缘于军需，但四川钱引并未收效良好，最终导致“公私皆病”[18](299)。赵开实行的钞盐法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南宋为应对军需而大量印制钞引导致钞引法大坏。北宋四川地区的钱引法主要是为了解决交引带来的问题，南宋政府发行楮币本来为解决现钱不足的问题及应付军需，同样遇到钞引法面临的财政问题。事实上，南宋楮币问题并不仅仅是国家财利流失的问题，而是军事财政下货币经济恶性循环背后国家财力的流转问题。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我们仍需从内藏财政视角深入挖掘相关文献。

四、角色困境：内藏财政支出的政治化理路

纵观宋代内藏财政的发展变化，实与宋朝政府内忧外患境遇下的制度变革息息相关。两宋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与碰撞，常常导致国家财政领域产生危机感。这种财政危机感更多影响到宋朝政府对国是政策的建构或解释，军事政治作为长远的国是政策由此产生。北宋中后期，宋朝政府主要面临的军事问题是三边防范产生的军需问题，宋真宗、宋仁宗两朝持续的军需支出造成国库亏空，内藏财政的军事意义愈发突出。王安石熙丰改制解决了内藏库制度化赋入问题，也旨在解决军需问题。我们通常把这些财政面相归结为军事财政特征。事实上，宋代朝臣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内藏财政的赋入问题，更多涉及的是政治意识上的问题，因为这关乎国家安危。透过宋代朝臣士大夫奏章里流露出的内藏财政危机感，我们获悉宋人面临的财政问题不是为了丰盈国库，而仅仅是忧虑内藏库亏空与否。

袁燮《论扶纪纲以充内帑疏》云：

臣闻《易》之《系》曰：“何以聚人？曰财。”盖财者人之命脉也，茍惟不足，则无以相生相养，而遂至于离散，此岂小故哉？今之蠹财者固非一端，臣不暇枚举，姑以其至切者为陛下言之。闻诸道路，内帑之储，枵然蔑有。财之所当用者，多以乏告；俸之所当得者，不以时给。富有四海，供亿至厚，一月之间，所供者几何，所费者几何，具载于籍，历历可考，初非难知也。而空乏如是，岂不殆哉。……故大宰均节财用，中外一体，而内宰亦会内宫之财用。虽极于崇贵，而不得自如，此所谓至公也。为今之计，亦宜付之外廷，窒其渗漏，督其逋欠，敢不如式，必罚无赦，则内帑之积，立见其有余矣。昔艺祖皇帝愤北虏之强，府库储蓄，不可胜计，尝谓：“胡人之首，可尽以绢易之。”神宗用兵，始于西陲，遂欲收复燕、蓟，尤致意于储蓄。尝亲制御诗，以一字为一库，多可知矣。孝宗志在恢复，二十八年之间，帑藏盈溢。[32](3560-3561)

盛章《乞令外廷检核内帑奏》云：

祖宗之世，内藏所积，或至三千库。三司有阙，于此假贷。陛下躬行节俭，而内帑空乏。诸州合解之数，以嘱托而侵亏；主纳之司，以肆欺而侵盗。先朝修内史文历，令赴比部驱磨。元祐间御史上官均请复旧制，令户部太府并主行内藏，检察出纳。今士大夫顾忌无敢言者，不过以左右近习恶闻是说，愿陛下参酌成宪，令外廷检核内帑。[33]

李鸣复《理内之道当以节财为急疏》云：

自边帅以兴兵误国而帑藏尽空，府库皆竭，其车载舟运以备犒赏，卒之弃置道路，卷归囊橐者不知几千万亿也。今朝廷已令敛戍，则凿空架漏，以诱赚钱物者，自宜一一屏绝。尚虑以新复州郡为辞，则亦更当随宜裁制耳。此边费所当节一也。自故相以人力抗天理，郁攸之后，轮奂鼎新，后戚王宫，争相夸尚，以俭陋为耻，以豪华为荣，斤斧之声，至今未已。其所剥削，皆国家元气，斯民膏血也。又祖宗置内藏库，所以为军旅不测之用，似闻支用不节，赐予无度，阉寺蠹之于内，缁黄耗之于外，若此等费，岂宜不甚顾惜？此浮费所当节二也。[32](3566)

以上三则史料都谈到节财问题，也都提到内藏库钱物亏空是国之大事。通过我们对奏章成文时间的推敲，三段奏章应该都写于宋金嘉定和议之后。嘉定二年袁燮任江西常平提举时上《论扶纪纲以充内帑疏》，嘉定十一年盛章任干办诸司审计司时上《乞令外廷检核内帑奏》，而李鸣复的《理内之道当以节财为急疏》是在理宗朝上书，此时宋朝政府经历了宋金和议到金朝衰灭，以及端平年间的宋蒙对垒，财政不断恶化，加之权相史弥远二十五年的擅权，国库储备不断告急。袁燮所谓的财用观念是实现“内帑之积，立见其有余”，旨在模仿孝宗的恢复之策，这在嘉定初年时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好的财政理想。盛章面对内藏亏空的现实问题，提出“令外廷检核内帑”，旨在规避“主纳之司，以肆欺而侵盗”，主要是嘉定和议日久，南宋在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下凸显出财用无措的现象。到了理宗朝，财政状况更是不容乐观，时人王迈尤云：“广费兴于开禧之初，积坏见于宝、绍之后。”[34]可见，李鸣复面对的财政问题更加严峻，内藏钱物在边帅兴兵误国和后宫挥霍无度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祸国殃民的大问题。南宋嘉定和议之后，朝臣们的财政危机感里总是涉及内藏亏空，他们上书要求节俭财用的目的是要解决承平时期的内藏亏空问题，这其中当然也混杂了史弥远擅权时的朝政混乱，以至于用度无节制的财政乱象。宋理宗朝，宋蒙军事对峙加剧了财政问题的恶化，端平收复三京失利后，“收楮之令，帑金尽耗”[35]，内藏亏空继续与军费开支紧密相关。一方面，我们看到军需几乎耗尽内藏钱物，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明晰，内藏财政与国家局势危机同在，它在宋蒙战争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据《宋史》记载，宋蒙交战后期军需的主要来源是内藏库[36]。

汪圣铎先生曾指出，在《宋史·理宗本纪》记载开庆元年的五次内藏库开支中，除十一月乙卯一次外，其余均支用内库财赋[37]。可见，宋理宗朝内藏财政在战事危急关头的作用或贡献非常之大。朝臣士大夫谈及财政危机时常注意内藏库的亏空问题，多半包括两层涵义：一是谈论天子私财才能引起皇帝的足够重视，二是内藏财政确实关系到国家存亡。由此可推知，内藏财政与宋代军事政治存在紧密的关系。那么，如何理解内藏财政在宋代军事政治视域中常常面临亏空的财政困境呢？南宋理宗时期，史弥远擅权，宋蒙关系恶化，短暂的财政改革并没有满足军费开支需求。有学者曾指出，端平淳祐经济更化的关键问题是围绕固本和聚财两个方面展开的，尽管在宋理宗的积极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蒙古大军压境的背景下，不仅省兵节费不可实行，反随战事危急往往增兵扩费[38]。事实上，不独南宋后期，北宋政府在应对三边军需时也常常遭遇类似的财政困境。作为应非常之需的内藏库，在支助军需过程中常常面临财政困境，这是宋代财政问题的最直观表现。

宋代内藏库不仅坐收坑冶余利，作为货币收藏管理的金融中心，在秤提楮币时支助计司稳定纸币币值。在宋代军事政治语境下，政府招引商人周转粮草解决军需问题，商人却常常钻营谋利，诸多不确定的利益驱使有时导致现钱不足，抑或钱引、楮币贬值。内藏库掌管新铸币应该积极应对这些财政问题，但这些手段在应对国家财政困境时，有时也会显得捉襟见肘。尤其到了南宋，内藏库的财政职能被左藏南库、封桩库分割，内藏坐收坑冶余利及管理新铸币的职能也随着坑冶铸币量的急剧减少而大幅丧失，具有内藏性质的封桩库尽管兼具了内藏的货币管理职能，却成为称提楮币币值的主要财力来源。比如，乾道二年，因为左司谏陈祐言会子之弊，“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之”[16](246)。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宋孝宗下诏：“左藏南库给降会子二十五万贯，分下临安、平江、绍兴府、明、秀州主管盐事，措置收买额外浮盐，报交引库印钞，召客算请。将息钱赴封桩库别项桩管，以备循环收换会子。”[10](6605)表面上，政府不断发行楮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军费问题，内藏财政则不遗余力服务于军事财政，但内藏财政在货币经济发展中表现出弱势特征，和楮币币值一直不稳定不无关系。南宋初期设置的封桩库本来是为了“奉亲”“军需”，其钱物封桩应对缓急的财政职能基本是从内藏库中分割出来的。封桩库掌管新楮币或金银，多半也兼着内藏库行使天子私财的财政职能。淳熙年间，宋孝宗为供奉宋高宗，不止一次下诏让封桩库支出银、会，送到内藏库用于皇亲消费⑤。即使是内藏库日常犒军的职能，也得益于封桩库的财政支持⑥。可见，封桩库在回笼钱物及称提旧会子时，其财政职能几乎与内藏库相同，可以说仍是内藏库在与楮币相关的国家财政问题中的财政角色的延伸。有学者指出，南宋政府增印钱引和铸造铁钱，以及截留上供钱物，对保证川、陕驻军的军费开支发挥了重要作用[39]。军事政治意识在此时异常突出。从货币财政视角已见内藏财政面临困境的原由，事实上地方截留上供内藏钱物对南宋内藏财政影响颇大。据宋代文献记载，“自军兴以来，蜀纲之应输内藏及内东门司者，皆不至”[40](784)。绍兴六年九月，南宋朝廷再次批准四川都转运使李迨的请求，将四川上供内藏封桩等钱截留使用[40](1973)。可见，地方军需开支与内藏财政赋入之间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更多指向军事政治语境下内藏财力向地方的流转。有时，上供内藏库钱物被截留，封桩库钱物还会被地方借拨。绍熙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知信州石昼问上言乞于邻郡上供米内截拨四万石用于军粮，从朝廷支借会子五万贯用于军政所需，宋光宗只批准“封桩库借拨桩管会子二万贯，丰熟逐旋补还”[10](8005)。此外，南宋地方设置总领所以应对地方军需，“岁计系朝廷科拨州军上供钱斛应副支遣，使郡守尽数拘桩，如期解发，不至有误指准”[10](4032)。实际上，总领所常截拨上供或朝廷钱物补贴地方军需，岁计不足则赋敛于民，政府便借拨桩管钱物贴助总领所，以此减轻百姓税赋。绍兴二十九年八月，总领湖北京西军马钱粮彭合上言：“赡军之费宜有余，寄桩之数宜夙备。科拨钱粮，各有名色，其数未尝无余；寄桩有库，以待阙乏，军须未尝无备。历时之久，科拨之数诸路不及元额，而又买发银价最高，支用折阅则岁计不足，不免暗借寄桩以纾目前之急。累年如此，则夙备之数亏矣。”[10](4023)针对这个问题，宋高宗曾下诏：“每岁截拨四川合赴行在经总制无额钱三十万贯，贴助本所支遣。及于桩管御前激赏库银内计价支拨五十万贯，赴本所桩管。”[10](4023)这里每岁截拨赴行在的经总制无额钱即是上供钱物，实为挪用内藏财赋，用于贴助总领所，以彻底解决财政问题。除此之外，诸如总领所一样的地方财政机构为应对军需，也时常得内藏财政贴助，这种贴助取决于皇帝是否认同，更取决于军事政治语境的影响。比如，南宋朝臣曾上言：“绍兴三十一年军兴后，增招兵马，溢额数多，用度日广，别无科降，止是侵那库管桩积逐急应副，今亦殆尽。……欲望照累政总领官体例，给降度牒五千道出卖，拘收价钱，庶几补助岁计支用。”[10](4026)开禧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有臣僚上言：“乞下有司契勘见今荆襄、两淮应干营田去处所管官兵，令主帅拣选强壮勇敢之人拨归元来军分，衮同差出军前驱使。其犒军之类，令总领所于见今桩管钱内支破，或截拨上供纲运支遣。”[10](7694)

五、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对宋代内藏财政和军事政治如何融通，抑或军事政治视域下宋代内藏财政的尺度及走向，有了较为粗浅的了解。宋代内藏财政的军需支出情况，是与宋朝政府面临外患的危机状况深度契合的。宋代内忧外患境遇下军费开支的膨胀，加之皇帝笼络诸军实现权力集中的主观政治诉求，使得内藏库支付军需钱物成为一种近乎日常化的财政行为。内藏财政这种制度性军费支出的财政行为，不仅折射出内藏财政作为天子私财在赋入上凸显出强储备的特征，并且暗含着宋代军事政治的价值取向，以及中央财力下行时皇权意识的不断下行，国家权力的不断集中。此外，内藏财政在御外这种主流军事财政语境下积极支助计司，财利常常让位给军需这样的军事财政主体方，其财力必然在应付军需的过程中逐步下移。宋代朝臣们不厌其烦地讨论内藏财政的赋入问题，更多涉及的是政治意识上的问题。他们在关心内藏库亏空的话题时，一方面考虑到内藏库作为应对国家非常之需的财政面相，实则凸显出内藏财政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又积极建议内藏财政应对军需支出，在军事政治语境中给内藏财政造成了一定压力。

纵观宋代内藏财政所处的角色困境，我们发现，宋代内藏财政支出是建立在军事政治的方向上，宋代军事政治立足于内忧外患的时代境遇，以及宋代皇帝对内部稳定的强烈向往。在这种政治语境下，地方军事单位肆意索求军需的情况时有发生，国家军事财政经费补给难免会遇到捉襟见肘的情形，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显然会将考量国家财力作为中心主线⑦，宋朝政府也执著于应对军需扩大带来的财政压力。内藏财政建立在宋代军事政治语境下，遂成为宋代军事财政的重要支柱，其财政角色更多地沾染了政治的气息，其兴衰起伏隐喻了国是政策的变奏。

注释：

① 据笔者考证，宋代内藏库直接支出给地方钱物，除了嘉祐元年支给河北路转运司水灾赈贷款，熙宁四年支给河东、陕西路转运司折斛钱，熙宁七年支给河北路转运司入中及封桩钱之外，这些支给诸路的钱物大多用于市籴军储、军赏等军费开支。参见董春林：《内藏财政与宋代财政流通》，《宋史研究论丛》第19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

② 熙宁四年元月辛亥，“诏：河东军费不足，其令三司借内藏库银二十万两付本路，更不令商人入中见钱”。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9，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330页。

③ 据史载：“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浸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乘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见脱脱：《宋史》卷184《食货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492页。

④ 庆历八年，时任定州的韩琦指出，河北路“沿边始废见钱入中，而以茶、盐、香药、见钱作四税；近里州郡，即依康定二年敕作三税。由是便籴州军积滞文钞至多，商贾不行，又为富室贱价收蓄，转取厚利，以至谷价增贵，米斗七百，甚至千钱”。见韩琦：《安阳集·家传》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据史载：“淳熙十三年四月十六日，诏封桩库取会子五万贯，供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使用。二十九日，诏‘封桩库支银六万两，赴内藏库供纳，充五月一日恭请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使用’。十二月四日，诏‘封桩库取会子十五万贯，供奉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使用’。淳熙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诏‘封桩库取会子十五万贯，供奉皇太后。以明堂大礼故也’。九月十九日，诏‘封桩库支银三万两，赴内藏库交纳，供奉皇太后’。十二月二十六日，诏‘封桩库取会子十五万贯，供奉皇太后使用’。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诏‘封桩库支银三万两，赴内藏库交纳，供奉皇太后使用’。”见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5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3738页。

⑥ 绍熙二年正月十八日，诏封桩库：“自绍熙二年为始，将御前犒军会子，依淳熙十五年例，每年桩办四十五万贯，分作四季，各于孟月赴内藏库供纳。”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2之19，第7179页。

⑦ 有学者即指出，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强调了军费对国家财力的依赖及影响作用，十分注重纸币制度下由于钞票贬值给军费供给造成的效率损失，提出了用减少发行或回收纸币等方法来规避这些市场风险。见张远：《宋代的军费管理思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