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马克思两大发现的诞生及其关系——对目前《资本论》研究中一种倾向的辩诘

时间：2024-06-19

高超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一、引言

能否在否认剩余价值理论科学性的同时承认唯物史观？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回答是目前国内哲学界的一种重要倾向。这种倾向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种表现：第一，承认现代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超越，因而认为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当代价值仅在于其理论旨趣和哲学思想；第二，认为马克思就是哲学家、《资本论》就是哲学著作，从而否认现代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超越。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回应这种倾向，我们首先需要研究马克思的两个发现之间的关系。

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伦敦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墓前发表了一篇讲话，对马克思一生的事业和成就作出了最高度概括的评价。恩格斯认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602)；同时还认为，马克思是“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作为科学家”“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601−602)根据恩格斯的这段评价，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身份是革命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而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关于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科学发现，因而是一位科学家。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两个科学发现之间关系的最初依据。

恩格斯在《讲话》中所说的马克思的第一个科学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便构成基础，人们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1](601)。马克思的第二个科学发现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产物资产阶级社会这一研究领域，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批评家”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的领域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豁然开朗了”。[1](601)

在1877年写成的《卡尔·马克思》这篇传略中，恩格斯用更多的篇幅阐述了使马克思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1](457)的两点。“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1](457)以前的历史观都认为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是人们的思想，而最重要的历史变动则是政治变动。现在马克思则证明了“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1](459)。马克思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他发现了：历史变动的原因不是思想而是经济；最重要的历史变动并不是政治变动，因为它也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的。“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1](460)这个使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相冲突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都没有得到答案，“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1](460)。

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当然要以文字形式表述出来。第一个科学发现最早能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找到萌芽，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贫困的哲学》等著作中逐渐丰富和成熟起来，它的经典表述则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第二个科学发现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这个基础连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第一次得到系统的阐述；而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则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第一次被系统地建立起来。

恩格斯曾经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作过专门的评价。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中，恩格斯评价道：“这部著作……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2](600)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一文中，恩格斯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1](79)，这部著作提供了“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1](87)。在那篇传略中恩格斯则称，“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1](461−462)如果认为恩格斯的说法不全可信，那么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马克思自己也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10)。

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发现

马克思“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2](588)并且他“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1](451)。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马克思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呢？首先是由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使马克思“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1](451)即不是在大学谋求教职，而是协助创办《莱茵报》，并在1842年被该报聘为主笔。“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构成了促使马克思“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2](588)之所以要去研究经济问题，是因为作为《莱茵报》编辑而面对的讨论、论战和辩论使马克思“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588)。

为了解决使其苦恼的疑问，马克思“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2](591)。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使马克思一方面注意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一方面认识到作为基础的不是国家而是市民社会。在随后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开始从对国家哲学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分析”[4]，并得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591)这一结果。但由于此时的马克思尚不具备充分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他虽然认识到对天国、宗教和神学的批判要变成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虽然认识到“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虽然认识到“人的解放……的心脏是无产阶级”，但却认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5](4−18)只是停留在哲学上的马克思不仅不可能完成把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任务，而且甚至都无法与黑格尔进行对话，因为黑格尔是“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6]。

因而要批判黑格尔就必须批判政治经济学，要批判政治经济学就必须理解政治经济学，因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而对“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591)1843年马克思流亡巴黎，翌年写作了一部包含经济学和哲学内容的手稿，但此时马克思的视域、术语、方法和结论都还是哲学的①。1845年马克思流亡布鲁塞尔，创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前一份文献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7](266)；后一份文献虽然被公认为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用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说，“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7](266)而马克思也说，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就在于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著作本身没有出版，但既然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他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2](593)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直到1850年在伦敦，他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伦敦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是最佳地点，因为“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2](593)，这里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领先的地方。“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马克思“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2](593)“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455)。正是在这部著作的序言中，马克思给出了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591)

与从青年黑格尔派的问题意识、哲学术语出发而对国家哲学和社会制度进行的批判不同，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为标志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站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高度上研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从这个世界的基础的角度去观察和批判整个世界。不是对世界的观点而是对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改变构成了整个世界史观上的变革。在从前一切历史观对任何具体事件的解释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1](457)；而“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阶级的产生和存在则“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1](458)

从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到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从早年对哲学、历史和法律的学习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德国到法国最后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经济学最发达的英国，马克思在研究的视域、内容和素材上的变化促成了其世界史观的变革，得到了他的“第一个科学发现”。这个世界史观上的变革意味着对任何历史变动和现实运动进行研究的工作方式的变革，即在考察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而发生的上层建筑的变革时，要时刻把下面二者区分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592)

对世界史观的批判不能代替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经济学上的问题只能用经济学来解决，更不必说经济的问题只能由经济本身来解决了，而一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即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归根到底都是经济上的问题——它们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马克思实现了世界史观的变革，其意义不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世界历史的新的知识，而在于为我们指明了研究历史变动和现实活动的着手点。这个着手点就是对经济活动进行研究。

因而马克思将其第一个科学上的发现称为从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得到、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2](591)。那么这个“总的结果”在哪些方面指导了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呢？首先，在术语的使用上，马克思为计划中六册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撰写的一系列手稿、最终出版的其中的第一分册以及后来的《资本论》各卷中，都与之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有明显不同。即使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价值理论一章中的某些地方“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22)，也不能改变他使用“商品”、“货币”、“资本”，以及“资本的有机构成”、“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术语进行研究的事实。

但这个事实的真实面目是否只是在政治经济学术语掩盖下的哲学研究呢？从马克思着力研究的内容就可以给这个疑问以否定回答。恩格斯就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暴露出他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7](266)，马克思也表示“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2](593)是促使他从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之一。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离开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而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史的核心问题就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历史上重商主义、重农主义、斯密、李嘉图、萨伊等全部政治经济学家、学派的理论核心。马克思不能也不想回避这个问题，他正是从这个问题入手“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1](460)。

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马克思的研究方式彻底发生了转变，他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再是对宗教、法和哲学的批判，而转向了对这些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经济基础的批判。所以，与其说《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大写字母的逻辑(学)”(Die Wissenschaft der Logik)，倒不如说《逻辑学》是黑格尔的“大写字母的资本(论)”(Das Kapital)。并不是马克思披着政治经济学的外衣在从事哲学批判的工作，而是黑格尔(不得不)披上哲学的外衣去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2](595)，所以黑格尔不能完成的工作现在马克思能够完成，而且不用再以晦涩的哲学术语来完成了。

但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指导不能代替研究本身。例如，政治经济学提出劳动价值论后不可避免地遇到的那个难题——“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8](22)——使李嘉图学派破产，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样也解决不了。所以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剩余价值学说从重商主义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再到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最终把这一学说变成了科学理论。但无论马克思在世时的论敌还是后来的庞巴维克、熊彼特，特别是当今的经济学界和哲学界，都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要么感到恐惧，要么表示反对，或者故意掩饰恐惧和反对而显得不以为然——如同 19世纪后半叶“德国知识界”对待黑格尔那样把马克思的这个学说当作一条“死狗”了。[3](22)

“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8](19)恩格斯举了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率先析出氧气但拉瓦锡才是真正发现氧气的人这个例子，说明“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8](21)，但直到马克思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从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8](22)那个难题，才第一次从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或组成部分中发现了剩余价值本身。“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60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评价马克思的科学发现时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545−546)那么这两个科学发现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人类社会并不是独立于各个历史阶段或各种社会形式之外的“理念”，资产阶级社会如同古代社会以及未来社会一样，对于人类社会本身来说，不过是特殊的社会形式对于社会一般，从而“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对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就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那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起作用的规律与那些只是在古代社会起作用的规律都要服从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起作用的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一般规律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原则要求任何特殊规律都不能与之相冲突，因而正如从前一切社会形式都有其产生亦最终消亡，资产阶级社会也要如其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而不可避免地消亡。但特殊规律并不是从一般规律中推演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消亡不是一切社会形式都有消亡这一大前提的结论，它是由利润率趋向下降等规律证明了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必然性”与“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互相取代，问题的前一个方面由唯物史观给出答案，而对后一个方面的回答也“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1](545)

三、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是对唯物史观的证成

在时间顺序上，从“天才萌芽”到“经典表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基本形成早于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建立，而且后者是在前者的指导下研究得到的，这也能说明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但是，正如一切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一样，这两个科学发现也互相寓于对方之中：一方面“人皆有死”是“苏格拉底有死”的演绎的前提，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有死”则是“人皆有死”的归纳的前提。因此，在逻辑顺序上，一方面唯物史观的发现指导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从而得以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另一方面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而证明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相矛盾也证成了唯物史观。

“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发现固然早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发现，但这第一个科学发现却是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及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29)那些在先前社会中就已经出现的经济上的范畴由于其发展还不够充分，因而只能在其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能被理解。“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9](29)对高等动物的理解提供了理解低等动物的钥匙，由于动物就是各种等级不同的动物，这把钥匙因而也是理解动物本身的钥匙；同样，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在提供理解过往各种社会形式的钥匙同时，也提供了理解社会本身的钥匙。

正如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1](545)一样，从前所有的历史观——认为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都在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之中——也不是狭隘、愚蠢的看法，它们都与提出它们的时代的物质条件相适应。恩格斯在评述哲学基本问题时说过，在远古时代，由于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因而产生了对灵魂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思考；而随着实验和工业的发展，我们就能够对不可知论等一切哲学上的怪论做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同样地，那些从思想出发去解释历史变动的历史观都是当时尚不发达的生产力的反映，而认为“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1](457)的观念又是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相适应的。因而也只有在物质生活的生产能力足够发达的条件下，一种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起决定作用的历史观才能应运而生。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先后消亡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但还远远不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那个年代依然处于上升期，因而无论在17～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还是在20世纪以来的学者那里，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就是人类历史最终形态的观点都十分普遍。我们不可能因为一两个有人有死，就说苏格拉底有死，相反，苏格拉底有死是对人皆有死的有力证明。马克思就是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由其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最终会因其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而被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这个证明是以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8](22)。这个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区分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并由此定义了资本的有机构成，进而解释了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时利润率却下降的现象，进而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10]然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874)

马克思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终将因其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而消灭自己，同时还证明了在这一社会制度的消灭过程中起主体作用的是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1](561)

这个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规律，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说是最充分的证据。古代社会的那些还能用思想的变动去解释的现象，现在连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那些不能用思想的变动去解释的现象一起，都能用社会的物质的生活条件的变动来解释了。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使“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获得了最为坚实的基础。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消亡的必然性的科学证明，对以往各种社会形式的产生与消亡的必然性就只能作一种猜测，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本身也就只能是猜测到的了。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的第二个科学发现对第一个科学发现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证成作用。

第一个科学发现对第二个科学发现的指导作用，加上现在说明了的第二个科学发现对第一个科学发现的证成作用，就能够充分说明这两个科学发现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了。

四、结论：不能在承认唯物史观的同时否认剩余价值学说

从马克思遭遇理论困难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再到他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第一个科学发现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用这个发现指导政治经济学研究到建立起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再到对唯物史观以进一步建构，这一系列时间上的和逻辑上的事实都说明，马克思的两个科学发现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只需要诚实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能意识到这个事实。而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能够对学界的那种重要倾向作出回应。

当这种倾向表现为承认现代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超越进而只研究作为哲学思想的唯物史观时，其实质是认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当这种倾向表现为将剩余价值理论与唯物史观一并当作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从而否认现代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超越时，其实质是认为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两种哲学的关系。如果承认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那么我们能够认同它们之间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或者是两种哲学之间的关系吗？

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中概括出八种主要的哲学观，其中一种“普遍规律说”就把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即“各门科学只是研究世界的各种‘特殊领域’，并提供关于这些领域的‘特殊规律’；而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并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运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11](32)。从这种哲学观出发，揭示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唯物史观与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规律的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可能被理解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对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反思，把剩余价值理论理解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性反思，从而把二者理解为两种哲学，也是符合这种哲学观的。

但孙正聿教授对“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已经作出了深刻的批判。他从对待哲学基本问题的态度上区分了哲学与科学，即哲学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问题，而科学则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它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2]。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就是以世界为对象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是以科学为对象形成反思思想的思想。将思想归结为“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两个维度，意味着不能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应理解为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如果超越了“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那么就不能再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同时，“哲学作为‘反思思想’的思想，它本身也是‘构成思想’的一种方式”[11](183)，因而处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中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也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哲学与另一种哲学的关系。

综上，为了把马克思两个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或者把二者全都理解为哲学，就得要么秉持“普遍规律说”的哲学观，要么不把这两个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本文所证明了的。对马克思两个科学发现之间关系的分析启示我们：马克思恩格斯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才能够完成对自己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才能够在世界史观上实现变革；实现这种变革的意义正在于指导他们更进一步从对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研究去理解人类社会和历史，而这种研究务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和从前全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深刻的哲学思想始终是一种批判的革命的维度，而不是某一个科学发现本身。

重视剩余价值理论轻视唯物史观的学者不明白后者对前者的指导作用；轻视剩余价值理论重视唯物史观的学者不明白前者对后者的建构作用。总之是不明白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不懂唯物史观，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对从前一切剩余价值学说的批判与发展；不懂剩余价值理论，就使唯物史观成为教条和空谈，就是对唯物史观的背叛。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后一个问题更为严重。人为制造出的诸如早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对立、经济学家马克思与哲学家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等等，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已经逐渐由结论变为前提了，他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抛开剩余价值理论去谈唯物史观，抛开《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论述去谈它的哲学思想。

他们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在 1845年就得出的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5](544)这种遗忘正是马克思的敌人最为欢迎的——不再对我们时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在“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592)上的纠缠。

不必说这种“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5](500)马克思不屑一顾，就连那两个科学发现在他身上也远不是主要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1](602)。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还必须弄清马克思的“毕生使命”与他的“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 柄谷行人评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说，“此乃应用费尔巴哈的自我异化论对经济学所作的考察”，“在他之前已有孟德斯鸠做过同样的研究”，“马克思基本上是处在青年黑格尔派共通的‘问题意识’之下的”。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J].河北学刊, 2009(1):14−2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张一兵.思辨天国与现实大地的隐秘谱系——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关系之解[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8(4):107−11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