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

李克，王湘云

(山东大学(威海)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山东威海，264209；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

李克，王湘云

(山东大学(威海)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山东威海，264209；山东大学(威海)翻译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韦恩·布斯是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界的知名学者，尤以小说修辞学著称。但布斯对隐喻的论述也颇具前瞻性。由于其修辞学家身份，其在阐述隐喻定义、评价等方面时难免不涉及一些诸如修辞情境、修辞动机、劝说等修辞学概念，这些概念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他的隐喻观。研究对韦恩·布斯的隐喻观作了梳理与分析，主要阐析了布斯对隐喻的概念本质、评价等方面的理解，分析了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理论贡献和局限。研究发现，布斯的隐喻观较具前瞻性，有深厚的西方修辞学底蕴，为后来的隐喻研究作了重要的铺垫。

布斯；隐喻；劝说；西方修辞学；辞屏；修辞情境

韦恩·布斯(Wayne C.Booth)是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领域享有盛名的一位大家。《纽约时报》在其过世 后，曾这样评价：“Booth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修辞艺术的研究之中”。其实 Booth最受学界关注的是他的《小说修辞学》[1]——这部在小说美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著。学界对其隐喻思想关注不够。美国《叙事》杂志主编James Phelan教授在阐述Booth对其本人的影响时指出，熟读上百万字的Booth著作后映入脑海的名言警句不是诸如“We have looked for so long at foggy landscapes reflected in misty mirrors that we have come to like fog”这样漂亮的隐喻，而是其关于学者身份的论断[2](92)。其实，早在1978年，Booth[3]发表在《批评探索》上的“作为修辞的隐喻：评估问题(以十则真实‘论题’为例)”一文就阐明了Booth的隐喻观，他主张应当“创造”而非强加给受众一个有说服力的隐喻概念，其观点对后来的认知隐喻观影响颇大。

一、布斯关于隐喻的认知和评价

在《小说修辞学》中，Booth提出了“隐含作者”的概念，并以简·奥斯丁的小说《爱玛》为例指出隐含作者对读者具有一定引导作用。在《我们的朋友：小说伦理学》一书中，Booth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论点，并强调隐含作者是读者的“伙伴”“引导者”和“朋友”[4](185-187)。实际上，Booth的这一论点就渗透着一个精妙的“与书为友”的隐喻。当然，Booth的隐喻思想不仅限于此。

(一) 关于隐喻的认知

时至今日，关于隐喻的定义林林总总。Booth认为，隐喻研究必然成为一股热流。隐喻的定义形式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的任何表达方式，均可按照某种定义被称作隐喻。因此，隐喻的定义似乎已经包含人文、社会学科，也涵盖了自然学科。这样的界定使得隐喻理论已经被放大得面目全非，尽管如此，Booth还是提出了自己认为的那个狭义的概念。

他将隐喻定义为：“用固有词语来表示人们现在所指的意义”[5](64)。其实，哲学家Rousseau 和 Herder[6]也曾强调，所谓的语义转移就是隐喻。当我们对新发现的事物充满激情时，我们把另一个词的语义转移了来指称它，但后来我们发现这种转移不妥，才创造新的词汇来指称新的事物。在这一点上，Booth给出的狭义概念与Rousseau的语义转移观是相通的。当然，Booth随即指出，隐喻的定义远不止如此。这个问题不能用单一的答案来决定，因为这个词取决于人们对异同的模糊认识，有关异同关系的多样哲学观总是提供相互冲突的定义，反过来制约着隐喻与非隐喻之间的界限。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有本质争论的概念”进行分类，而不能只要一个固定单一的定义[5](86)。

总之，在Booth看来，界定隐喻时需要注意，隐喻式爆炸是不值得推崇的。当然，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明合适的隐喻，从而对抗隐喻式爆炸。可见，Booth的观点较具前瞻性，预知了当下认知隐喻的发展热潮所招致的批评，值得学界思考这一问题。

(二) 关于隐喻的评价①

Campbell &Burkholder[7](15)在谈及修辞批评的分析步骤时，将评价作为四个步骤之一，评价是对修辞行为和修辞语篇做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Kuypers[8](26)也同样指出，运用批评视角进行分析、评价是修辞批评的重要步骤之一。涉及隐喻的评价，Booth认为，理解一个隐喻本身就是去决定同意还是反对隐喻使用者，同时也要决定遵循还是拒绝他的隐喻影响，由此，剩下的重要问题是对这类判断是否能用理性的批判性②论述。当然，评价隐喻需要一些具体标准。

1.评价标准

Booth总结了从Aristotle到Whately的修辞学教程里出现的隐喻评价标准，并指出，第一，好的隐喻应该是积极的(active)，给过于抽象的事物以生机。从这一点来看，隐喻使用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语言的修辞效果；第二，好的隐喻是简洁的(concise)，即用有限的字词传达丰富的内容；第三，好的隐喻应该是适切的(appropriate)，与语境和受众均要契合。在这些标准的基础上，Booth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评价隐喻的标准主要有三：

(1) 新颖

Davinson[10]曾指出，没有失败的隐喻，只有索然无味的隐喻。Booth的观点也是如此。现代写作教程大都用一个或至多两个词来形容隐喻：陈词滥调和杂乱不堪，诸如“John is a wolf”、“Thomas is a pig”之类的隐喻是缺乏新意的。新颖的隐喻能够带给受众以新鲜感。这一点与“积极的隐喻”有异曲同工之处。当然，鉴于“评价”与“修辞批评”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不得不提及Campbell &Burkholder[7](110-121)提出的评价标准，即艺术标准、效果标准、真实标准与道德标准。Booth的“新颖”标准与“艺术性标准”也较吻合，即对修辞语篇的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进行鉴赏，此处指的是对隐喻的修辞效果与艺术价值的评价。

(2) 连贯

连贯是构建语篇的重要标准。Beaugrande在《语篇语言学导论》中提出了包括衔接、连贯在内的七个标准，这些标准就是语篇性[11](10)。隐喻对语篇连贯性的构建也是至关重要的。Lakoff &Johnson[12](94-96)指出不同的概念隐喻可以共存于同一句子中的原因是隐喻之间有共同的蕴涵意义，正是这种相互蕴涵的关系决定了隐喻之间的连贯。Koller[13]也曾对新闻报道中的隐喻与语篇连贯的关系做出解释以“鲈鱼隐喻”所创设的连贯性为例，Booth明确指出，隐喻应该连贯，不应该杂乱。这一标准与“适切性”标准也有相近之处，好的隐喻应该符合语篇语境，即在上下文中是连贯的。如：

All the world i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上例中，两句之间的连贯是由“人生如戏”的隐喻实现的。这样的隐喻恰当地组构了语篇的层次脉络，从而使其浑然一体。

(3) 真实

Booth在探讨“新颖”与“连贯”标准时提及了“真实”标准。但此标准不是其重点关注的方面。他援引 H.W.Fowler的观点，反对过度隐喻(overdone metaphor)与残缺隐喻(spoilt metaphor)，即应该使用准确的、能反映现实情况的隐喻。依据 Campbell &Burkholder[7]，真实标准指的是修辞语篇在多大程度上真实、足量地呈现了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状况。此处的真实标准指隐喻是否真实反映了事物的客观情况。比如，“他是我们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评价这个隐喻时需要关注他是否真能做到全力承担家庭责任。

评价是语篇意义的中心组成部分[14](58)。Booth的这三个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解读语篇意义并评判隐喻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实际上，跟Booth同时代的一些语言学家或哲学家都曾对隐喻的评价标准有过论述。如 Wheelwright[15]也曾强调隐喻新奇性同隐喻质量之间的关系；M.Black[16]认为隐喻就是如何将隐喻特征运用到本体上，隐喻的质量取决于这个转换的程度，此标准与Booth的“真实”标准是相通的。Booth评价隐喻的标准具有简洁而精炼的特征。

2.评价目标

在Booth看来，评价隐喻的目的在于：一揭示隐喻的劝说性目的；二通过评判隐喻使用者创造的文化，反思社会文化，进而提高生活。这两个目标呈现递增的层次性，前者是基本目标，后者则是深层次目标。

(1) 修辞劝说

修辞劝说是古典修辞学的核心思想。Aristotle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修辞学是一门发现适用于任何主题的劝说方式的艺术[17](440)。

作为一个修辞学家，Booth的修辞学思想中渗透着古典修辞学的“劝说”理论。任何一个隐喻，无论好与坏，都传递着创造者对受众的“劝说”性目的。Booth认为，不论说话者是否使用比喻的语言，他们都在塑造性格，进而导致认同。他以 Norman Mailer为例指出，Mailer将隐喻自身的个性变成了一种目的，譬如鲶鱼式隐喻③就是一种功利手段；Mailer的这种隐喻不仅让评论家思考这些，还要求每一位读者都这么做。实际上，这是在以一种“压迫性”策略劝说受众接纳这种隐喻，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实际上，Booth的观点对后来产生的批评隐喻分析(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有 一定 启 示 作 用 。Charteris-Black[18]提出了批评隐喻分析的研究方法，总结出批评隐喻分析采取的三个步骤：① 隐喻识别； ②隐喻阐释；③ 隐喻解释。其中，隐喻解释指依据社会语境挖掘隐喻产生过程中的劝说的社会角色。Charteris-Black认为，隐喻用于劝说时表达了作者的评价，因而是文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邓志勇、杨涛[19](49)在探讨隐喻修辞批评时也指出，修辞批评的原则在于从修辞的角度，评论隐喻在实现修辞者劝说听众，诱发其合作的作用。可见，隐喻的评价与劝说存在紧密的联系。

(2) 反思社会文化，提高生活

Booth指出，对任何事物的严肃研究都无疑是评判生命的过程[5](86)。对隐喻的评价也是如此。隐喻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具体来说，隐喻是由文化创造和维持的；文化也大多是隐喻性质的。譬如，任何一种神学都需要依靠隐喻表示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因此，对隐喻的批评也是评判隐喻使用者创造的文化的过程。Booth认为，批评的深层源泉在于对生活的批评和对隐喻创造者所使用的隐喻所表示的生活的批评。比如，通过评判广告商运用的隐喻，可发现他们如何劝说进而影响我们的性格，从而为他们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再如，“柒牌男装，让女人心动的男人”这句渗透着隐喻的广告语使心动的概念成为柒牌的核心价值，体现着广告商意欲影响受众的某种生活观，从而无形地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理念。通过这种批评，受众可以更清晰地解读隐喻创造者的修辞意图，进而了解隐喻与其创造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评价者角度来讲，这种评判可以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并再认识自己的文化观。从这一点上讲，隐喻是生活的主要目标之一，评判隐喻也是我们的生活经历之一。

二、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

Aristotle和Kenneth Burke对Booth的影响不容小觑，亚氏为他提供了古典修辞学理论和研究小说修辞的方法，Burke则启发他把文学研究的目标确立为获得同一。亚氏的影响在Booth对隐喻评价的目标的观点中可见一斑，Booth的观点中渗透着隐喻评价的一个基本目标在于劝说受众。对Burke来讲，Booth一直强调Burke是自己提出的“反讽修辞学”的理论先师。从这一点上讲，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Booth的修辞学思想还是受到了Burke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以隐喻观为例，Burke[20]认为，隐喻具有劝说性；Booth在谈及隐喻的评价时也提及了这一点。当然，Burke的影响远不止如此。Booth的隐喻观中渗透着修辞情境、辞屏与修辞动机等西方新修辞学理论，这些理论的渗透极大充实了Booth对隐喻的见解，呈现给我们一个理论殷实的隐喻观。

(一) 隐喻与修辞情境

Booth在谈及隐喻的意义时使用了“修辞语境”，并指出，没有修辞语境，就不能确定隐喻的全部意义；隐喻的所指、意义、作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随着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实际上，布斯使用的“修辞语境”与Bitzer[21]提出的“修辞情境”概念有相通之处。

修辞情境是Bitzer于1968年提出的一个重要修辞学概念。国内学者对rhetorical situation的译法主要有两种——修辞情景④与修辞情境⑤。鉴于语境的称法，本文采用“修辞情境”。Bitzer将修辞情境限制在一个较狭窄的领域；Burke则从全新的视角审视了修辞情境，试图将修辞情境放大到人类共存的大环境中。同时，Burke在《动机语法》中提出的“五位一体”理论中明确提及“场景”，并指出包括其在内的五要素是解析人类修辞行为中蕴含的修辞动机的重要工具。如前所示，场景可理解为一种修辞情境。从这一点上讲，Booth对隐喻意义的论述也受到了Burke有关“修辞情境”的观点的影响。当然，此处Booth没有明确指出其“修辞语境”除了指狭义的语境⑥之外，还是否包括广义的“大语境⑦”。正如他本人所说，“语境”是一个有本质概念争论的概念：不同的批评目的揭露出不同的语境[5](87)。

尽管如此，Booth有关隐喻与修辞情境的观点对语篇分析是很有益处的。如在经典的《肯尼迪就职演说》中有这样一段：And if a beachhead of co-operation may push back the jungle of suspicion let both sides join in creating a new endeavor.由“ co-operation”“suspicion”与“new endeavor”创设的语境来看，“beachhead”(滩头)隐喻地指代“beginning”(初次)，而“jungle”(丛林)则指代“deep suspicion”(深深的疑虑)；当然，要深层次解读这个隐喻，还需参考当时的“大语境”，即美苏两大阵营处在冷战时期，双方互相猜疑，鲜有合作，因此，“beachhead”与“jungle”两次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局势。

(二) 隐喻与辞屏

语言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遮蔽性：词语在突显指称物的某个侧面特征的同时，也会遮蔽一些其他特征，这就是所谓“语言的牢笼”。孟子也论及语言的遮蔽性：“波辞知其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其中的“波辞”便是以偏盖全的偏颇。这里的“波辞”即可理解为“辞屏”。

辞屏是 Burke修辞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Burke从摄影时使用的镜头和滤色镜获得灵感，将人们应用的各种象征系统或词语汇集称为“辞屏”[28](339)。Burke所说的“镜头”不能“原生态”地反映所拍摄的事物，只是选择性地把人的注意焦点导向所拍摄事物的某些特征，因此遮蔽了其他特征。M.Black[16]通过研究也发现修辞有着重要的过滤作用，即强调与遮蔽的双重功能。Perelman[29]也指出，任何一种类比都凸显了某些关系而同时掩盖了另一些关系。从辞屏的内涵来看，Booth的隐喻观也渗透着这一概念。Booth认为，隐喻具有局部性或有限性。隐喻通过两个术语的交互，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事物的某一个特别方面。如果没有隐喻，我们可能会忽略这个方面。因此，隐喻创造意义，改变思维，驱使人们去做某事[30](47)。比如：“网坛黑珍珠要退役吗？[31]”。此句中的“黑珍珠”属于典型的隐喻表达。“黑珍珠”构建的辞屏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网坛选手——大威廉姆斯”的人种特征与人格魅力，突显了其在网坛的显著特征与地位。“黑”突出了其肤色，“珍珠”则体现了其在网坛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魅力。当然，此表达也屏蔽了她的其他特征比如美国女子网球选手、大满贯单打冠军等，进而揭示出此隐喻表达构建的辞屏所体现的遮蔽性。

(三) 隐喻与修辞动机

Booth明确指出，隐喻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但隐喻的对照意义并不仅限于字面意义，反而比日常的表达方式更明显或更隐晦；同时，它是有意图的修辞交际的一部分。换而言之，任何一个隐喻都隐含了其发明者的意图，通过使其清晰显现，任何批评家都可以进行深层次的判断[5](87)。Booth对“发明者的意图”的提法实际上暗含着“修辞动机”的概念。修辞动机是Burke修辞学理论的开端、连续和终结。可见，修辞动机在Burke修辞学理论中的重要性之大。Burke的两部修辞学著作——《动机语法》与《动机修辞学》对修辞动机作了开拓性的探讨，《动机语法》中的“五位一体”理论提及的动机部分更具系统性。Burke把动机描述成“情景的缩写术语”，“对某些不一致的和冲突的刺激的典型模式所作的粗略简述”[32](271)。在Burke的修辞学思想中，人类在各个领域的行为中都蕴含着一定的修辞动机。作为语用目的的修辞行为，与人的其他行为一样，也存在着动机[33](105)。隐喻选择同样蕴含着修辞动机。在这一点上，Booth的观点是清晰的。

当然，要解读隐喻选择体现的修辞动机不是一蹴而就的。Booth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法，只是意识到了解析的困难。他指出，对意图问题的判断技巧通常是复杂难懂的，对其意图的判断遗传了文化中的性格判断，这两种判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5](87)。后来的批评隐喻分析对此有所提及。Charteris-Black[18]指出，隐喻识别指的是依据隐喻的定义在自己设计的语料库中识别出可能的隐喻；隐喻阐释指找到隐喻与决定隐喻成立的语用因素之间的潜在关联；隐喻解释主要涉及依据社会语境挖掘隐喻产生过程中的劝说的社会角色。这三个步骤的终极目标在于挖掘隐喻使用者的修辞动机⑧。其实，隐喻识别主要依据的是隐喻的定义，而这一点需要参考语言表达创设的辞屏；而隐喻阐释与隐喻解释均提及的“语用因素”与“社会语境”可理解为“修辞情境”。因此，对隐喻体现的修辞动机的解读要分要素与分层次。关于“分要素”，指依“辞屏”因素与“修辞情境”因素；“分层次”指依据批评隐喻分析的三个步骤。例如：

翻开中国近代史，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落后挨打的屈辱地位。这使得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始终是一种以弱抗强的态势。而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力空前增强。面对一个欣欣向荣、和平发展的祖国，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人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因此，当“藏独”分子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奥运圣火传递之机污蔑中国时，就从根本上伤害了中华儿女的感情，进而引发了一波波强大的爱国浪潮。[35]

上文中的“中华儿女”是一个隐喻表达，因为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公民都是家里的子女，因此，此处蕴含的隐喻关系为“国是家”。首先，此隐喻表达构建了一个辞屏，突显了“家”的意识，当然也遮蔽了“国”的其他特征。国一般被定义为有土地、人民、主权的政体，因此，国除了人民，还有土地、主权的重要特征。其次，任何一个隐喻表达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与一定的修辞情境相关。依据上下文语境及当时 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递遭到敌对势力的破坏的情境，作者选用此隐喻表达的修辞动机在于唤醒读者心中“家”的意识进而激发读者的爱国热情。Booth的隐喻观里渗透的西方修辞学理论的确丰富了其对隐喻的解读，但其对隐喻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缺陷。

三、布斯隐喻观的“功”与“过”

Booth的毕生精力都放在修辞艺术的研究上，尤其是小说修辞学研究，但其对隐喻的研究也是值得考察的，对后来的隐喻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首先，Booth的隐喻研究较具前瞻性，在 Lakoff与Johnson1980年所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问世之前，Booth就预知，隐喻的研究必将走向泛化⑨。正如Booth所说，既然表达已经成为我们说话的一种平常方式，它们就不是死亡隐喻了，而是非隐喻。这与概念隐喻所主张的“隐喻无处不在”是相悖的，但在随后的研究中出现了概念隐喻的“异样声音”，Journal of Pragmatics(1999,31)整一期都是反对概念隐喻的文章，如Keysar &Bly[38]就曾指出，成语不能用来证明概念隐喻的存在，隐喻并非无处不在。其次，Booth的隐喻研究较具启发性。Booth在阐述自己对隐喻的理解时，无意识地引入了“修辞情境”“辞屏”“修辞动机”“劝说”等修辞学参数，这对后来提出的批评隐喻分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批评隐喻分析所涉及的分析步骤中实际上蕴含着以上各个修辞学理论。再次，Booth的隐喻观体现了其修辞学思想的传承性。Booth在论述隐喻时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古典修辞学家Aristotle和Booth的理论先师——Burke的影响，既运用了“劝说”这样的经典修辞术语，也顺承借鉴了一些Burke修辞学思想中诸如“辞屏”等理论，既是对西方修辞学的发展，也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方向。

当然，鉴于Booth过多关注诸如小说修辞、反讽等修辞艺术，实际上其对隐喻着墨较少，讨论也不够深入，这也难怪Booth的观点中存在偏颇之处。首先，Booth对隐喻的论述过于宏观，没有十分明确提出隐喻的定义及内涵，多在旁征博引他人的研究实例，也没有关注隐喻的识别、范围等方面；另外，Booth虽然提及了隐喻的评价问题，但未明确谈及评价隐喻的具体步骤，仅提及了评价的标准与目标。因而，其隐喻观存在着理论不太完善的问题。

五、结语

一部《小说修辞学》奠定了Booth在西方修辞学界的地位，当然，Booth对修辞学的贡献远不止如此。本文主要基于Booth的著述阐析了Booth的隐喻观，涉及隐喻的定义、评价，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之间的深层关联等，在此基础上指出了Booth对隐喻研究的贡献与不足。Booth对隐喻理解的视野是较为宽广的。在他看来，隐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形式，而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因此，评判隐喻时需要将社会文化因素考虑进去。换而言之，隐喻与社会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研究某些修辞学家对隐喻的理解，可以追根溯源，进而将隐喻研究推向更宽更广的道路。正如束定芳、汤本庆[39]所说，隐喻研究历史的研究可以是对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如哲学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等对隐喻的观察的论述进行研究，探讨它们的发展过程和继承关系，从而对理解隐喻有重要的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Booth的隐喻观的研究，一则展现Booth修辞学思想的另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引起学界的注意，加深对隐喻研究历史的关注，从而更全面地认识隐喻。

注释：

① 此处的“评价”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域下的“评价”理论略有不同，主要指“修辞批评”中的“评价 ”，指对修辞现象所做的一种分析与评判。

② 以“隐含作者是朋友”的隐喻为例，Booth[9]曾提出隐喻批评(metaphoric criticism)的概念，并指出批评的艺术在于区别我们以读者身份所建立的朋友的各种特征。此处的“批评”与“评价”有紧密关联，评价可视作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 鲶鱼式隐喻是布斯对Mailer使用的隐喻方式的称谓。比如，“军号”之于“美国军队”好比“我的请求”之于“圣人的军队”。这样的隐喻总是有两个及以上的隐喻表达粘连在一起。

④ 常昌富、顾宝桐[22]、姚喜明、王惠敏[23]与曹京渊、王绍梅[24]都采用了“修辞情景”的译法。

⑤ 袁影、蒋严[25]与涂家金[26]均采纳了这一译法。

⑥ 温科学[27](184)曾经指出，对中国现代修辞学，修辞情境多指上下文的语境，词语对上下语境的“适切”，写说者主观因素与社会环境的“适切”，这样才能产生宣传效果。而对于西方修辞学而言，修辞情境则指演说者与听众之间进行的互动的场景，修辞活动在这个场景中产生效果，演说者与听众之间进行交流、劝说以达到同一。

⑦ 可理解为广义的修辞情境，包括社会文化等因素。

⑧ Charteris-Black[34]在其著作《政治家们和修辞：隐喻的说服功能》中对当代证明了美国政治家使用隐喻的比率非常高，其修辞动机主要在于劝说美国民众接受自己的言论。

⑨ 近年来也有学者[36]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对隐喻认知功能的认识其实并不是从Lakoff 和 Johnson 开始的，历史上许多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都曾对隐喻的认知功能做过一些研究。其实18，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就曾把隐喻提升到语言本体论和认知本体论的高度，这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言论。这些论断对于今天从事隐喻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它太像Lakoff和Johnson的隐喻理论了[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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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ayne Booth’s View of Metaphor and Western Rhetoric

LI Ke,WANG Xiangyun

(1.Postdoctoral Station for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264209,China;2.School of Translation Studies,Shandong University,Weihai,264209 China)

Wayne C.Booth,famous forThe Rhetoric of Fiction,enjoys a great reputation in the field of American rhetoric studies in 20th century.Moreover,he has a particular foresight on metaphor research.In his statements of metaphor,he quotes such western rhetorical theories as rhetorical situation,rhetorical motive,persuasion to enrich his view of metaphor,which includes the concept and evaluation of metaphor,the deep link between Booth’s view and western rhetoric,and an evaluation of Booth’s contribution and drawback.It has shown that Booth particularly foresees the development of metaphor on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western rhetoric,therefore,Booth has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search on metaphor in the future.

Wayne C.Booth;metaphor;persuasion;Western Rhetoric;terministic screen;rhetorical situation

H315

：A

：1672-3104(2014)05-0262-07

[编辑:汪晓]

2014-03-20；

：2014-07-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YY114)；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3DWXJ10)；2013年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批评转喻分析：理论与应用研究”(2013SKQP001)

李克(1981-)，男，山东沂水人，博士，山东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西方修辞学；王湘云(1966-)，男，山东成武人，博士，山东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