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文_庄贵阳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了战略谋划和部署，对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保护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要步伐，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绿色发展的成色更足，对全球生态环境的贡献举世瞩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普遍共识和行动自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奋力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是人民群众幸福的不动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浙江安吉的一个小山村诞生并走向全国，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成为***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指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时代化中国化。生态环境部先后组织命名了6批共468个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187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引导各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积极探索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刻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生态环境治理之道，开展了一系列国土空间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超过25%的国土面积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我国生态安全屏障有效巩固。稳步推进了25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试点，划定了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和濒危物种的拯救工程，112种特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实现了野外回归。自2017年起，我国持续开展“绿盾”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侵占和破坏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持续督促问题整改和生态修复。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背景下，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十年禁渔。十年来，累计完成造林9.6亿亩，为全球贡献了四分之一的新增森林面积。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保持“双增长”，人工林面积稳居世界第一位。

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也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之重要内容。十年来，面对关系民生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坚决向污染宣战，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饮用水安全、垃圾围城、农村环境等民心之痛、民生之患已经得到大幅缓解，广大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明显增强。天蓝、山绿、地净、水清，每年全国生态环境公报的数据记录了我国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改变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统计，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超过了90%。群众满意的关键在于身边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比如曾长期受诟病的全国空气质量指标即PM2.5的平均浓度在2021年历史性地降到30微克/立方米，达到了世卫组织第一阶段过渡值（35微克/立方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重大典型案件的查处，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党和国家治理生态环境的决心。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十年来，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引领、优化和倒逼作用，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2012年至2021年，我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也从68.5%下降到56%，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4%，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了34.4%，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实现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初步脱钩。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坚定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决心，在生态文明整体布局下，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绿色低碳产业正在快速壮大，日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二、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压力

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检验标志，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挑战和压力也十分巨大。

一是经济形势严峻复杂，统筹短期和长期目标难度增加。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阶段，我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运输结构的高能耗高排放特征没有根本改变，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形势依然严峻，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生态风险日益显现，生态环境事件仍然处于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尚未根本形成。我国能耗水平虽然不断提升，但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0%，是发达国家的2～3倍，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偏低。我国人均用能水平只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63%左右，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能源服务需求与减碳的矛盾突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当前经济运行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三重压力”，并受到俄乌冲突、极端气候、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这些特征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三期叠加”背景下出现，意味着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在累积，腾挪空间变窄，权衡取舍寻找最优解的难度提升。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提振发展信心困难增多的形势下，部分地区稳增长保就业压力剧增，社会上时不时出现“环保影响经济”的论调，为经济下行找“背锅侠”。保民生的财政压力使一些地方对生态环保的重视程度有所减弱、投入力度有所减小。一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缺乏创新活力，认为挽回疫情造成的损失，就要多上一些来钱快的“两高”项目，通过投资过剩产能来拉动，这种只顾眼前的困难，却忽视了未来可能给国家、地方经济留下的产业结构调整麻烦和历史负担。

二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三期叠加”意味着生态环境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相对应的资源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排放的污染物仍将处于高位。目前的大气环境成效尚不稳固，水生态建设恢复刚刚起步，土壤污染历史遗留的问题突出，总体上还是中低水平的环境提升，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意味着污染防治进入深水区。近年来，具有生物毒性、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等特征的新污染物呈高发特征。相较于传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持久性、累积性、迁移性的特征更为明显，其能在环境中持久存在，治理难度远超传统的污染物。问题更加复杂，难度和挑战前所未有。制药、化工、造纸等高风险行业企业大多数位于沿江、沿河、沿海区域，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将对流域水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危及饮用水安全。此外，生态环境治理不再是单目标治理模式，而是统筹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多目标协同治理，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格局。纵向上巩固在传统污染物防治、城市污染治理方面已有治理成效，横向上把领域拓展到新污染物治理与农村生态环境改善面上，只有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攻坚克难，才能真正改善环境质量，建成美丽中国。

三是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足，难以满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单纯就环境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在新文明观指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革命。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还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制度建设还存在碎片化、分散化、部门化现象，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还不够全面，多元化的治理格局还未真正形成。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需要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全面转变，包括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市场体系和技术体系。实践中，在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上过于强调运用行政手段，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和制度尚不完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部分配套标准制定相对滞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短板明显，难以满足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需要。对于部分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机理及时空和内在演变规律的研究还不深入，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落实还不到位。随着近年来生态环保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特别是中央环保督察以及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等多项执法行动的开展，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落实“先立后破、不立不破”要求，“一刀切”“运动式”减碳等不负责任的治理手段，让社会对国家的污染防治工作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近年来因安全生产、化学品运输等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处于高发期，突发疫情、灾情以及极端气候常态化给生态环境处置带来压力，环境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尚不健全。

三、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我国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建设美丽中国。

一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趋势。倡导绿色消费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增加绿色增长的比重。

二是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攻坚克难。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美丽中国建设方向不变、力度不减，进一步在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推进城乡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三是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中主流化，实现反哺自然和增值自然。

四是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把系统观念贯穿“双碳”工作全过程，正确处理好发展与减排、整体和局部、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自觉把生态环保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准确把握环境经济总体形势，积极服务稳经济大局，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坚持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绿色发展定力。党的二十大向世界明确传递了持续推进“双碳”工作的战略定力和坚定决心，同时将“双碳”工作与“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统一和协同起来，方向未变、力度未减。在指导思想上，要将“双碳”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统一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总目标上来。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策，必须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坚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着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绿色发展动能。

保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统筹兼顾长期和短期目标。把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各项工作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考量，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在多元目标中实现动态平衡，服务于稳经济目标。不能为了长远目标而不顾现实条件，也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未来理想，长期目标短期化和系统目标碎片化都要不得，要有计划、分步骤地统筹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将绿色低碳转型要求纳入稳经济政策目标。充分赋予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内涵，兼顾短期增长目标与长期生态环境福祉，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依法依规推进各项工作，对突出环境违法行为严惩不贷。积极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把重大建设项目生态环境和碳排放准入关口。大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监管，妥善做好生态环境风险防控和应急事件处置。加强全社会在极端气候事件下的应对能力、适应能力，提高气候韧性。

创新方式方法，不断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标对表，识别差距，剖析原因，科学施策，从体制机制、政策措施、责任落实上发力，从“点”到“面”，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整体提升。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改变以往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健全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切实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理、依法保护，坚决守住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底线。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充分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坚持多方共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的作用，构建信息共享、多方共建、协调配合、通力合作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