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人口负增长阶段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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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具有时间滞后性，一旦人口问题形成，也就错过了纠正和治理该问题的最佳时机。时不我待，对人口负增长及其问题的认识和预防，一定要有远见，早做准备

人口是国之根本，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因素。2022年我国人口开启了负增长新阶段，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人口基础。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规律性结果。纵观历史，我国在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的行列中起步晚、降得快。总和生育率（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6以上，快速降到1991年的更替水平2.1，1992年以来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动下行，2020年低至1.3，近两年更低，成为全球最低生育率国家或地区之一。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标志着人口内在增长率由正转负，总人口开始惯性减速增长。持续了31年的低生育率已经使年龄结构所蕴含的正增长惯性势穷力竭，总人口负增长也就顺理成章了。

看未来，我国低生育率水平还将继续。一方面，生育基数缩减、生育意愿疲软、生育行为低迷、婚育年龄推迟，客观上形成了继续维持低生育率的人口基础。另一方面，促进低生育率的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影响有继续强化的可能，低生育率将长期安守如常。常态化的总人口负增长是大势所趋。

要重视人口负增长的阶段性特征。人口负增长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截然不同，要审时度势，正确认识。近期观察，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变动是温和的，传承人口规模达峰的巨大惯性，人口减少速度缓和。远期观察，低生育率的人口迭代效果显现，人口变动剧烈。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预测，如果我国生育率水平略微回升至1.4—1.5，2050年总人口仍有13.2亿人，2100年降至7.7亿人；如果生育率降至0.9—1.0，2050年总人口为12.2亿人，2100年跌至4.9亿人。显然，超低生育率水平与超长周期汇合，形成“低生育率陷阱”，引发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的重大风险，由此造成人口负增长问题“近忧较小，远虑很大”。再往远看，如果超长周期保持低生育率1.3，总人口在2200年将少至1.6亿人，2300年将只剩0.4亿人，结果触目惊心。所以，千万不要小瞧低生育率水平，低生育率水平与长周期叠加就是人类的灾难，关涉人口安全和人类安全；千万不能等待，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具有时间滞后性，一旦人口问题形成，也就错过了纠正和治理的最佳时机。时不我待，对人口负增长及其问题的认识和预防，一定要有远见，早做准备。

聚焦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建设周期，恰好处在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该阶段有以下四大特征。

第一，数量上，规模巨大是首要特征。2021—2022年总人口14.1～14.2亿人是我国人口峰值。预计，总人口到2035年依然在14亿人左右，2050年还有13亿人。国际比较，我国人口总量始终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虽然印度人口将超过我国，但我国依然是全球十亿级的两个人口大国之一。国内看，人口负增长正由点及面不断扩张，2021年，已有13个省份实现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16个省份实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分别覆盖全国人口的42.2%和46.2%。中国是继日本、俄罗斯之后，第三个实现人口负增长的亿万人口大国。

第二，结构上，人口老龄化加速挺进。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汇，提升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形成人口负增长的结构性挑战。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都将在2020年2.64亿人和18.7%的基础上翻一番，2054年达到5.2亿人和40%以上，步入超级老龄社会。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缩减，劳动力稀缺性增强，但劳动力资源依然丰盈。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2020年为8.9亿人，2050年为6.5亿人，数量比届时发达国家总量还多，人力资源禀赋优势犹存。二是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点。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从1.5亿人增至2.1亿人，开启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窗口期。三是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增减相悖，从传统“养小”社会转向现代“养老”社会。少儿抚养比徘徊在20上下（15—59岁人口=100，全文同），老年抚养比2035年以前超过50，2051年达到80，2073年超过10 0。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养老的人均社会支出远超养小的人均社会支出。

第三，素质上，人力资本积累日渐雄厚。自改革开放以来，健康、教育、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发生质性飞跃，在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引领下，未来会更加向好。健康方面，2021年，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8.2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降至5.0‰、7.1‰和16.1/10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教育方面，2021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5.4%，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1.4%，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7.8%，步入稳定的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累计受过高等教育人口2.4亿人，占总人口17.0%；中、高等教育年毕业规模超过1500万人，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9年。人口综合素质大幅提升，人力资源大国正转向人力资本大国，塑造现代化建设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第四，空间上，人口迁移流动活跃。2021年，流动人口达3.84亿人，占总人口27.2%，1／4强的国人在迁移流动且向城镇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城镇化水平达64.7%。迁移流动人口促进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空间适配，推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使“乡土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展示了大国人口的空间腾挪优势。

直面人口负增长社会的挑战。人口负增长是所有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与经济社会因素交织形成全面的挑战。一是宏观经济潜在风险增加，不仅通过劳动力市场供给缩减、青壮年消费市场萎缩影响实体经济，而且通过家庭储蓄、养老保险、商业保险等渠道深刻影响资本经济，关系宏观经济安全和金融系统风险；二是城乡协调发展难度提升，二元结构与人口数量和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相遇，加剧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继续加深，关乎“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三是社会各类关系矛盾凸显，老年群体扩大与青中年群体缩减同步，代际利益矛盾增加，家庭简约化，导致社会问题丛生，事关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充分认识人口负增长早期的新人口机会。秉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的原则审视人口新形势下的新机遇。人口规模、国土空间和经济体量巨大，有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劳动力供给丰盈的数量型人口机会犹存；质量型人力资本人口机会日益雄厚；低龄老龄化开启长寿型人口机会窗口；人口迁移流动活跃和城镇化水平攀升敞开配置型人口机会窗口，所有这些造就了新时代的综合型新人口机会。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红利，只有在高质量发展中采取与新人口机会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充分挖掘和利用新人口机会，创造新人口红利，才能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续写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