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性选择的首次破题——重论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

常宗耀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0044)

作为人类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性选择首次破题的巴黎公社，在决定性的层面上是当时社会历史运动，当然主要是资本主义历史运动在一定阶段上的必然结果，更具体地说，是自由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时代走向它的反面和即将终结时人类所作出的选择。巴黎公社在短短的时间里，虽然不可能建构起完整的理论形态式的文明史观，但是它以实践的方式初步表达了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人类理想文明的真正看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其系统性、深刻性和科学性来说，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主要是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笔者注)是世所少见的。它表明，巴黎公社不仅是阶级社会文明的批判者，更是新的共产主义文明的预言者和倡导者。

一、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观的核心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的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文明性。这个时代中的文明性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进步，是通向更大进步的必经阶段；另一方面，这个文明又是以人类的屈从和屈辱为代价的，是在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中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代替封建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文明的阴沟”和“文明的野蛮”又和资本主义文明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因为这样，马克思才把资本主义的文明称作是“野蛮中的野蛮”。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在法国建立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工业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二帝国，对内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对外连年发动侵略战争。这些反动政策，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在推翻第二帝国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外勾结外国反动势力，对内企图镇压巴黎的工人运动。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公社委员会。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它表明，巴黎公社是人类文明时代的一个转折点，它宣告了世界范围的资产阶级文明时期的终结，开创了无产阶级文明历史的新篇章。马克思后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并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这个旧国家日益成为公开剥削、残酷镇压无产阶级的工具，资产阶级把这个旧国家机器发展到最完备的形式。资产阶级的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使人类获得彻底解放。因此，工人阶级不能把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必须彻底打碎它。

巴黎公社对文明时代以及文明问题的考察有自己特定的价值判断和理论立场。资产阶级的一些文明论者，着力于对资产阶级文明时代的赞美和歌颂，惊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和发展，表现出对当前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文明阶段的崇拜。与资产阶级文明论者不同，巴黎公社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用更高的眼界来看待人类历史中的这个文明时代，以批判的目光来审视和剖析这个时代。巴黎公社着力于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更是着眼于对文明时代的超越，以及向新文明的过渡。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特点还在于他们组成了公社，从而把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1](106−107)为完成从资本主义文明向新文明的过渡，巴黎公社的第一件重大任务就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代之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用人民武装来代替它。公社取消了反动警察机构，代之以新的公安机关，选举产生了人民治安委员会。废除了旧法官，封闭旧法院，选出司法委员会，组织新的民事法庭。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实行立法与行政的统一。公社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下设执行、军事、粮食、财政、司法、公安、劳动与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教育等十个工作委员会，负责处理公社的工作。公社是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的官僚集中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公社对公职人员实行普选制，并随时可以撤换。公社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从公社委员到一般普通工人的最高年薪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公社还摧毁了资产阶级进行精神压迫的枷锁，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这样，公社在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摧毁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压迫力量之后，开始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权，是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国家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所以，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文明是社会的品质，不能离开社会整体而存在。文明是社会的文明，不是属于单个人的。正是由于文明是社会的文明，所以社会的所有成员才能成为文明人，社会才不至于因为单独的个体存在而造成裂变、不和谐甚至异化。资本主义在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中，曾经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等极具社会文明的假象号召第三等级，但是一旦资产阶级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以资本个体为本位的资本主义精神即刻脱下了社会文明的伪装，从而也就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自私性和排他性。所以，巴黎公社夺取政权后，并没有使革命浅尝而止，而是继续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全体劳动人民的政策和措施，对整个社会进行脱胎换骨的文明改造。根据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决不能与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奴隶地位的长久不变状态同时存在，公社应当成为根除阶级的存在所赖以维持，从而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的工具。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是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工具，绝不是为某一个私有制阶级或某一个私有制利益集团谋利益的工具，在夺取政权后也绝不能再异化成为剥削阶级或剥削阶层的代言人。这就说明了，在巴黎公社那里，不仅文明的发展形式将发生改变，文明的发展规律也将发生改变。这是一个根本的、性质上的改变。这是从未有过的无阶级社会的文明的产生问题，是文明的前所未有的超越问题。

二、真正民主化国家政权的制度设计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观的本质

恩格斯说过，文明时代的社会制度“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2](177)正因为这样，所以，资产阶级的某些文明论者和资产阶级的某些民主主义者都曾提出过要对本阶级的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保持警惕的主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托马斯·潘恩就曾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在《常识》一书中说，政府本身是人性邪恶的产物。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是一种祸害。政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免不了的祸害；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3](3)既然人的本性是恶的，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国家本身又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政府一旦掌握了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祸害社会，因此，要防止政府危害社会，必需把国家权力分割为不同的部分并使之相互制衡。但是，以资本个体为本位的私有制社会的文明是片面的文明，是与野蛮相伴随的文明。它的文明成就的取得是以人为地造就无数的野蛮现象为代价的。正像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的财富是不义之财一样，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恰恰是与民主政治的本质相冲突的，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社会资源的掌握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以民主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政治关系、政治活动规则、政治结构模式和政治价值取向，都不过是为保证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合法性而确立和设定的。

和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不同，巴黎公社一开始就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文明史观，“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1](12)这是因为，政治权力具有两重性，既有重要作用，又有弊端，即一旦掌握，当权者极易利用政治权力的价值性谋取私利，从而造成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滥用。在巴黎公社看来，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应该使权力全部掌握在人民群众手里，使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权。那么，巴黎公社在实践中做了什么呢?

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巴黎公社要求：①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国家机构。为了防止国家公职人员蜕化变质，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巴黎公社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彻底废除了旧国家的等级授权制，代之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制，让广大劳动人民有充分的、真实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巴黎公社诞生不久，作为公社临时权力机构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就立即着手筹备公社的民主选举。公社认为，要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就必须把过去被资产阶级统治者作为欺骗工具的普选权运用于真正的目的，由人民来选举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这就如同一个工厂主能用个人选择的权利，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合适的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从而使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在《公社选举公告》中，公社号召公民们要充分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努力做到“知人善任”，要挑选那些“出身平民，坚定积极，有正义感，公认为正派的人”，“真心实意的人”。并强调指出：“公民们，不要忘记，只有从你们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公告特别提醒大家，“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也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也要避开财运亨通的阔佬”。不仅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公社委员会是由自下而上的提名表决，而且司法机关的法官和公证人，国民自卫军的高级将领，工厂的厂长也都是经过选民充分讨论酝酿，由民主选举产生。只有坚持这一点，国家权力的存在及对社会的管理才是合法的，才可能体现人民的意志。这也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首要环节。②国家权力受人民监督，人民有权收回国家掌握的所有权力。公社规定，劳动者不仅享有充分的、真实的选举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选择自己满意的公职人员，而且拥有对国家官吏充分的、真实的监督权，随时可以罢免和撤换那些不称职的被选举者，认为，不给人民罢免权的监督，算不上是真实的彻底的民主监督。为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公社坚持将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特别是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缺点和盘托出，告诉民众。让人民群众拥有充分真实的选举权和罢免权，这就有效地防止了国家机关人员蜕化变质，杜绝了各种不法行为。③经济平等，取消高薪制，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同普通工人一样的工资。公社还禁止国家公职人员兼职兼薪，领双份工资，而大力提倡多做工作，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巴黎公社关于废除国家机关高薪的法令及实施的各种措施，既是对旧的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一种无情的批判和否定，又是对未来社会新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一种勇敢的尝试，具有极其深远而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十分重视公社实行普选制和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重要措施。列宁高度评价了巴黎公社的这一做法，认为这些措施表明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4](149)

可以看到，巴黎公社的政治制度设计表达了巴黎公社文明史观的本质，也就是要在彻底否定资产阶级虚假民主的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化、政治公开化、政治运行法制化、监督机构体制化等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新要求。所以，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巴黎公社的一些具体制度设计中体现出的一些克服资本主义政治原则的有价值的尝试，认为“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基础”，[1](58)代表着“社会收回国家权力、人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人”的方向。同时，马克思也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1](60)马克思高度评价巴黎公社的着眼点不在于公社是否就等同于真正民主制的实现，而在于“公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体现出了新的动向，即它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5]就是说，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为人类规划了一幅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理想蓝图，或者说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悬设了一个民主追求的根本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定向。

三、重视用高尚的精神产品和道德风尚改变人的灵魂，重塑人的精神世界，改变社会的精神面貌和道德风尚，是巴黎公社文明史观的文化诉求

马克思主义文明史观认为，文明是全面发展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重要。正是因为精神文明或精神文化的重要性，所以，恩格斯曾从功能动力论的角度，在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所起的先导作用时说：“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2](210)至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学艺术、教育、道德等等，则是社会调控中其他因素无法替代的巨大力量。可以说，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在调控文明主体的需求行为，使个人欲望与现实可能有机结合起来，并对他人、对社会有利方面，有其特殊的重要作用。

巴黎公社一开始就致力于文明的全面进步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巴黎公社精神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的着力点是把对社会的改造和对人的思想及精神的改造结合起来，其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是无产阶级文明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

教育是精神文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任何人、任何社会获得文化的途径只能通过教育。其实，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反映了把文化本身保留下来并传授给下一代的能力。在巴黎公社看来，不按照社会需要来改变教育就不能改造社会。因此，巴黎公社在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成立了十个委员会，行使政府各部的职能，教育委员会即是其中之一。它的职责是“着手改革教育”，“起草免费、普及的全部世俗教育的法令草案”。公社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使公社革命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其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教育改革将保证每个人都有社会平等的真正基础——全面教育，将使每个人都容易学会他能够胜任和喜爱的职业”。[6](43)公社教育委员会以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取消了愚昧的宗教课程、教义问答、神像、祷告及一切宗教象征，教师以科学知识传授学生。这样，巴黎公社第一次使教育不再是一些集团或阶级的特权，而使之真正成为群众的、全民的教育；教育也排除了利用它为反人道的目的，或为传播遏止人的发展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反科学的世界观服务的可能性。此外，公社努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并在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也都开始了改革的尝试。这些也都体现了教育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性质。

巴黎公社精神文明或文化史观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要对文化进行科学管理，其实质在于使人能够享受当代文化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现存文化价值，从而提高人的素质。公社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坚持国家对文艺的管理和监督；注意保护文化遗产；设法尽快开放博物馆、图书馆，举办各种艺术展览，以教育群众，鼓舞斗志；改革文艺演出形式，革新演出剧目内容；利用新闻报刊宣传公社理想，教育和动员群众，揭露和打击敌人。在巴黎公社看来，这些精神文化的发展，不仅决定劳动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将决定劳动者作为消费者和创造者所应享受文化珍品的权利。特别重要的是，巴黎公社对文化进行科学管理，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即有权力使用文化机器，能够在文化领域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从而打破资产阶级及其附庸才能拥有的这个权利。

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道德的积极作用。作为改变人的精神世界的道德，关注的应该是人在该社会中被评价为真正人的、高尚的、崇高的那些品质。在当时紧张的斗争形势下，巴黎公社领导人不可能规定具体的理论形态式的思想道德纲领和条文，但是他们出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实践精神，显示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正因为有了这样高尚的道德情操，所以绝大多数公社领导人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公社的事业献身，而从不考虑个人的利益。他们手中握有大权，但从不以权谋私。为了使公职人员保持社会公仆本色，防止由社会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公社所采取的三项重要措施，即民主选举公职人员，取消高薪制，兼职不兼薪，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监督等，也都体现了崇高的道德风尚，保持了劳动者的本色。巴黎公社为了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大力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行男女平等，因而妇女的精神面貌大有改变。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道德，既受经济关系决定，又受政治的有力制约，并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虽然政治是主导，道德是政治的辅助力量，但是，道德不是消极被动的。在社会变革、风云激荡的时期，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批判，新道德对新时代的呼唤，往往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巴黎公社的道德实践，已经向人们昭示，以资本个体为本位的资本主义道德观正在走向穷途末路，一个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的道德理念开始变为现实。为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评价道：“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荒淫无度的巴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互拉几亚的封建贵族聚集的场所。在陈尸场内一具尸首也没有了，夜间抢劫事件不发生了，偷窃现象也几乎绝迹了。”[1](66)巴黎公社在较短的时间内，大范围地改变了旧时代的思想道德和风俗习惯等在人民身上留下的痕迹，使巴黎社会的民间思想和风俗习惯等文化形式，在其先进性上大大超过了旧社会，这是当时的文化事实不可否认的。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巴黎公社的道德理念作为先进文化的强大文化功能。

四、结论

文明的相互作用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作用，所以，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以资本个体为价值本位的资本主义决不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更不是臻于至善的文明社会。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提出来的华美诺言并没有兑现，资本主义文明仍然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在本质上也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要从巴黎公社的文明史观里汲取营养，因为巴黎公社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与否定，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的超越与否定，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超越与否定、伦理价值观的超越与否定。它在实际上改变了资本主义文明或资本文明模式的某些方面，客观上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应该有信心去发挥这种功能，重新对资本主义文明或资本文明至上的思想和理论做出新的审视和批判，为发展人类社会的整体先进文明而作出贡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3]潘恩.潘恩选集[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4]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5]侯才.马克思的后政治民主模式及其实践[N].学习时报,2004−05−17(1).

[6]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