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三个视角

文_马秀贞

当前我国正进入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经济政策和改革举措应着眼于加快这一转换速度。新旧动能转换是新时代积极应对世界范围内科技变革、产业革命新趋势、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地相继出台了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行动方案。然而现实中尚存对新旧动能转换内涵把握不准影响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问题。为此，需要廓清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层次和主要方向。

一、从需求治理范式转向供给管理范式

新旧动能转换首先要在理念和顶层设计层面完成由需求侧拉动治理范式向供给侧驱动管理范式的转变，这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前提。

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其理论背景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由于新旧古典经济学“市场万能”的理论难以解释大萧条的原因而面临破产。凯恩斯认为存在三大心理定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所以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而市场机制难以自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需要政府实施需求管理政策以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具体由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投资、消费和出口，发挥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和杠杆效应。在政策设计上，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发行公债弥补赤字等措施，货币政策主要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运用就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的实施使美国摆脱了危机困境，缓和了社会矛盾，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世界迎来经济繁荣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时期。但凯恩斯主义自身存在内在缺陷，是一种应对危机的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政策，只能奏效于一时；是一种总量需求政策，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随着20世纪美国经济出现“滞涨”，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面临失败。

我国政府在1998—2004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11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也采取了扩大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需求政策。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财政政策采取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债，专项用于补充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调整税收政策，提高出口退税率；推进“税费”改革；增加财政支出和国债投资。据统计，自1998—2004年，7年中增发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公路铁路交通设施、邮电通讯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工程、绿化和生态环境建设、国家储备粮库建设等项目，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基础设施的“瓶颈”约束基本改观，经济结构优化也取得明显成效。

2008—2011年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更是采取了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投入、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大力度的科技支撑和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两年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投资1.18万亿元。政策在初期取得了明显效果，经济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随后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副作用和后遗症越来越大。如：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但经济增速自2010年达到12.1%的高位后，一直震荡下行，同时出现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地方债务加大等问题。正因为长期以来，在“三驾马车”主导的需求管理范式下，我国形成了高投资、高外贸依存度与低消费的需求动能结构。当前，受国际需求常态性萎缩、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深刻影响，我国由高投资经济主导的需求侧动能正发生内在结构性变动，以粗放式投资、规模性出口和中低端消费为代表的需求动能发展后劲不足。

其实，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只是以支出法核算的GDP三个组成部分，主要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经济发展的原因，更非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三驾马车”只是GDP三个组成部分，是影响经济总量的需求侧因素，而且是短期因素。“三驾马车”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性动力，也不是中长期动力，更不是独立性动力，过分依赖有诸多副作用与后遗症。根源性动力、中长期动力、独立性动力只能是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制度变革，只能是供给侧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所以，新旧动能转换首先要在理念和顶层设计层面完成由需求治理范式向供给管理范式的转变，这是新进动能转换的前提。具体地，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由过度注重总量刺激向着力优化经济结构转向，由过度依赖需求管理范式向着力注重供给管理范式转向，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并使得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通道转向中高速通道成为理性抉择。因此，新旧动能转换首先要完成的第一个层面的转换，即由注重需求侧动能转向注重供给侧动能的调整，从总量管理转向结构管理，从短期增长目标转向中长期发展目标。

二、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性作用

经济增长的持久、根本的新动能主要在供给侧，新旧动能转换的根本层面在供给侧，这也是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所在。包括消除无效供给、消除低效供给、增加有效供给，涉及结构的调整、供给的改善、成本的降低、效率的提高，着眼于经济的质量、动力、效率，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经济长期繁荣的基础。2015年以来中央针对新常态下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主张，核心关键词是改革，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2017年进一步提出深化供给侧改革，包括任务拓展、手段的深化，特别是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和改革的办法推进。这是新时代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本质上取决于要素投入的规模及其效率。关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有上述所述的三类。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原理揭示了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量逐渐减少的规律；而现实角度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碰到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粗放的发展模式应转向集约发展的道路，需要用新要素代替旧要素，需要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技术、知识、信息和数据等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新要素，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新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代表了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创新、制度、政策等属于管理要素；新要素和管理要素是转化、提升传统生产要素效率的要素，是支撑新要素形成新经济、新动能的要素，因而也是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的要素。

与需求侧动能形成相比，供给侧动能形成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侧动能形成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强调解决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强调创新驱动与制度变革，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刺激。两者对于经济增长动能形成的原理和理念不同，市场是否能够出清是二者的核心区别。需求侧政策基于市场无法出清，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政策基于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宏观管理和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因而要从供给侧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三、以需求侧结构性调整与改革促进释放新需求

供给侧新动能是根源性动能，其启动难以短期内快速见效，需求侧动力尽管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源性动力，但不能否定其作用，也需要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首先需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预见性和针对性，保持战略定力，树立底线思维，明确调控的上限、下限和经济运行区间，稳定市场预期和市场主体的信心，营造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要从追求短平快的强刺激转向为实现中长期经济繁荣创造条件，在政府投资中，优化投资结构，补民生等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和功能、推进城市化进程、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的投资；在开放经济中，不断巩固原有市场，不断开拓新的市场，推进中低端出口转向高附加值、中高端产品的出口，促进产品在全球价值链中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在国内消费中，促进消费升级和新消费热点形成，不断释放新需求。这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基础条件，是需求侧新旧动能转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