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某大学城乡毕业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与自尊的关系

胡 伟，王 琼，陈慧玲

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河南郑州，450001;2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以来，毕业生数量每年屡创新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018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高达753.31万，有关最难就业季的报道在各类媒体上频频出现。就业压力是大学生的重要压力源之一，压力使大学生处于一种应激状况，并严重威胁其心理健康[2]。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评价与情感体验，是个体组成和保持身心健康的关键部分[3]。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压力和自尊呈现显著的负性相关，个体感知到的压力越大，所报告的自尊水平就越低[4-7]。然而就业压力如何影响大学生自尊水平的具体过程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Cognitive Phenomenological Transactional，CPT)模型强调了认知评价在环境压力与反应结果之间的关键作用，认为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评价是决定其应激反应的直接动因[8]。以往研究也支持了该理论的观点，发现认知评价在外界压力和心理适应之间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9]。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大学生依据户籍所在地可分为城市籍大学生和农村籍大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户籍地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农村籍大学生承受着远高于城市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10]。以往研究者主要是从经验理论方面对大学生就业压力进行探讨，有研究者提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注应该由理论研究向实证调查研究、由大学生的普遍群体向大学生内部亚群体进一步深化[11]。因此，本研究拟在城市籍大学生和农村籍大学生两个亚群体中探讨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与自尊的关系，以期为大学生应对就业压力，提高自尊水平提供参考。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武汉某综合性大学的313名大四毕业班学生进行调查，删除漏答、反应一致性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86份，有效率91.37%。其中，城市籍大学生132人，农村籍大学生154人；男生108人，女生177人(1人缺失)。平均年龄(22.50±0.99)。

1.2 研究方法

1.2.1 大学生就业压力源量表[12]。共21个项目，包括个人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家庭/亲友因素、学校因素、专业因素五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被试感受到的该类压力越大，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2。

1.2.2 认知评价量表[13]。共12个项目，包括对逆境的积极认知评价和消极认知评价两个维度，采用6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积极认知评价是指采用"逆境是动力，是学习机会"等积极乐观方式看待逆境；消极认知评价是指采用"逆境是末日，难以改变"等悲观方式看待逆境。得分越高，说明被试越可能采用此种评价方式。积极/消极认知评价分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为0.91和0.71。

1.2.3 自尊量表[14]。共10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从“很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被试的自尊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4。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分析，并采用AMOS 17.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

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采用部分项目反向计分、强调匿名填写等方法加以程序控制。同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项目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5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解释变异率最高的因子为15.49%，远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大学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及自尊水平的城乡差异

如表1所示，城市籍和农村籍大学生在个人因素、家庭/亲友因素就业压力源、积极和消极认知评价、自尊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表1 大学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及自尊水平的城乡差异

2.3 城乡大学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及自尊水平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籍大学生仅个人因素方面的就业压力源与其积极认知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其他方面的就业压力源与积极、消极认知评价均无显著相关；农村籍大学生在个人、家庭/亲友、学校、专业方面的就业压力源与积极认知评价呈显著负相关，在个人、学校、专业方面的就业压力源与消极认知评价呈显著正相关；无论城市籍还是农村籍的大学生，个人、家庭/亲友方面的压力越大，自尊水平越低；积极认知评价和自尊呈正相关，而消极认知评价和自尊呈负相关。

2.4 认知评价在城乡大学生就业压力源与自尊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AMOS 17.0检验认知评价策略在城乡大学生就业压力源及其自尊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首先，分别在城乡大学生被试中检验就业压力源与自尊的直接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就业压力源可以显著预测自尊水平(城市籍：β=-0.24，S.E.=0.07，P<0.05；农村籍：β=-0.22，S.E.=0.08，P<0.05)。

然后，分别在城乡大学生群体中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模型拟和指数均达到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城市籍：χ2(12,n=132)=20.99，P>0.05；NFI=0.913；TLI=0.901；CFI=0.958；RMSEA=0.076；农村籍：χ2(12,n=154)=12.69，P>0.05；NFI=0.968；TLI=0.996;CFI=0.998；RMSEA=0.019。结果显示，在城市籍大学生模型中，就业压力源可以通过积极认知评价间接地预测大学生的自尊水平，积极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显著；大学生就业压力源对消极认知评价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而消极认知评价对自尊的预测作用显著，通过Sobel检验可知，消极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不显著(P>0.05)，同时，就业压力源对自尊的直接作用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可见，积极认知评价在城市籍大学生就业压力源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所有影响因素共可解释自尊水平23.8%的变异量。在农村籍大学生模型中，就业压力源可以通过积极和消极认知评价间接地预测大学生的自尊水平，积极和消极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显著，就业压力源对自尊水平的直接作用由显著变为不显著，可见，积极和消极认知评价均在农村籍大学生就业压力源与自尊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所有影响因素共可解释自尊水平43.8%的变异量。

图1 城乡大学生认知评价在就业压力源和自尊之间的中介模型

表2 城乡大学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及自尊水平的相关分析

3 讨论

3.1 城乡大学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及自尊水平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在个人、家庭/亲友方面的就业压力源、积极和消极认知评价、自尊上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目前，农村籍大学生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不断加强，但与城市籍大学生相比，农村籍大学生承担着更高的成就期待，背负着更重的家庭负担，他们感知到的就业压力显著大于城市籍大学生，这与以往的多项研究结果相一致[11,15]。同时，城乡文化背景也对大学生认知评价策略起到了明显的影响，可以推测，这与他们成长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有关，城市籍大学生拥有更多的应对资源，文化背景和过往经历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看待压力，因此城市籍大学生的积极认知评价水平更高，消极认知评价水平更低。然而，以往关于城乡大学生自尊差异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尽管大部分文献支持城市籍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籍学生[16]，但也有研究指出，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政策扶持的影响，城乡大学生自尊水平的差异并不显著[17]。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城市籍大学生自尊水平显著高于农村籍大学生，这说明尽管城乡差异在缩小，但城乡背景对于大学生，尤其是毕业班学生影响依然显著，在这一阶段，他们要面临更多关于未来的选择，家庭社会资源对于他们自我价值的影响更为突出。可见，农村籍大学生在毕业阶段处于弱势地位，需要高校教育者在其择业过程给予更多关注。

3.2 城乡大学生就业压力源、认知评价与自尊水平的关系

相关结果表明，城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源均与积极认知评价呈显著负相关，仅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源与消极认知评价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对于农村籍大学生来说，感知到的就业压力越大，越容易采取消极认知评价策略。就业作为毕业班学生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就业压力过大，又无法积极地看待压力，就会影响大学生对自我的认识，造成自尊水平降低，因此，关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更应关注他们对压力的认知，这对于提升他们的自尊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中介模型发现，积极认知评价在城市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和自尊水平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农村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则可以完全通过积极和消极认知评价间接地预测其自尊水平。这说明了认知评价策略在压力与自尊之间的重要作用，也验证了应激的压力-认知交互作用模型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就业压力对大学生的自尊水平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和评价压力情境。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9，15]，Jia-Yan Pan等研究者发现认知评价是国际学生面对适应压力时的一种保护性因素，并且在压力源和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13]。可见，大学生就业压力对个体的影响作用根据对压力的理解不同而变化，当大学生面对就业压力时，积极地看待压力，把其视为一种机遇或挑战，能够显著地提高他们的自尊水平[18]。值得注意的是，认知评价在城乡大学生模型中起到的作用并不相同，消极认知评价仅在农村籍大学生模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这可能与他们成长的文化背景有关。Shek认为[19]，文化背景可以从以下方面影响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认知：一方面会影响个体如何定义压力事件，农村籍大学生的成长背景使他们对于压力与消极认知有了更深切的联结，更容易把压力或逆境界定为一种威胁和困难；另一方面会限制个体的应对资源和应对行为。由于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城乡差异[11]，农村籍大学生可调动的应对资源较为有限，习惯于认为压力和逆境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就业压力可能会增加他们采用消极认知评价的概率。

本研究结果为高校开展毕业生就业辅导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学生把就业压力评价为一种伤害会降低个体自尊水平，而评价为挑战则会提升其自信，因此，高校教育工作者和辅导员可以鼓励高校大学生建立对压力情境的积极认知评价，把就业过程中的压力看作是一个挑战或是积累经验的过程；同时，应重点关注农村籍大学生的消极认知，根据认知行为治疗理论，评估个体的核心信念，并且改变其不合理信念是是临床治疗的关键步骤[20]，因此，应着重降低农村籍大学生对压力的消极认知，以有效提升他们的自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