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陈 飞
通过黑格尔的《逻辑学》解读《资本论》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而且从列宁和卢卡奇到当代的阿瑟、詹姆逊、内田弘等无不在某一理论界面展示了这种方法论的生命力以及理论效应。在这一方法论视域中,黑格尔的两种无限思想是理解马克思资本的内涵与特质的一条重要路径。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黑格尔的两种无限性思想运用到对资本的批判性诊断上,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一方面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真的无限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恶的无限特征。但并不能把马克思简单等同于黑格尔主义者,在对无限性方法的使用上,马克思呈现出与黑格尔的明显不同。他批判性地运用黑格尔两种无限的辩证法的运动形式,创造性地建构了资本运动的体系,资本运动以真无限的方式实现了自身恶无限的增长。马克思关于资本无限性的阐释又充实和丰富了对黑格尔无限性思想的经验内容的理解。资本的真无限和恶无限在展开过程中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呈现出结构化、体系化的特征。相比于传统社会,这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从资本的两种无限性入手重新讨论马克思对资本结构的批判性分析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为理解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资本社会的结构和拜物教的思维方式提供了重要启示。
有限、无限及其相互关系是黑格尔逻辑学乃至其整个哲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把握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特质和整体精神提供了一个极富洞见的阐释视角。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决定黑格尔哲学体系是一个宏大的有机整体,为其重构西方哲学传统中已有的重要范畴,并把这一传统的重要思想流派纳入到自己的哲学体系提供了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黑格尔在有限和无限的辩证关系中从哲学和数学上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无限性:真无限和恶无限。他在数学上对无限性的大量阐释是为了证明哲学上的真无限和恶无限及其相互关系的合理性。真无限和恶无限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两种无限形式,恶无限是真无限的一个有待扬弃的环节。恶无限尽管是有缺陷的,但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两种无限性是相互依赖的,彼此预设了对方的存在,二者并不是知性的分割关系,而是典型的辩证关系。真无限尽管是恶无限的真理,但并没有取消恶无限。恶无限始终以自身的方式存在和运行,但它无法解决与有限二元分离的理论困难,因而需要求助于真无限。
黑格尔是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中定义恶无限的,他指出:“某物成为一个别物,而别物自身也是一个某物,因此它也同样成为一个别物,如此递推,以至无限。”[1](P206)恶无限只是对有限事物的否定,它只是表明有限事物应该一直被扬弃,不可能有一个到此为止的终点。无限是对有限的单纯外在否定,两者是彼此分离的,仅仅是前后相随的关系。在这一无限进展的序列中,人们先设定一个限度,然后又超出这个限度,不断地把这一序列无限延伸下去,这实际上只是同一事情的重复推演。在循环往复的同一交替中,在超越界限趋向无限的进展中,会不断地出现新的界限,在界限中唤起了无限,在无限中又唤起了界限,无限进展的发条一旦开动,根本无法停止。恶无限实际上是有限化的无限,不管把无限的序列想象得有多么遥远,它所达到的限度始终是一种有限。恶无限只是与有限平列的无限,本身只是有限的一种,是不真实的和理想的有限。这就把无限看作有限的彼岸,有限与无限中间隔了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有限始终不可企及无限。“这个无限物有一个彼岸的固定规定,那个彼岸是不能达到的,因为那个彼岸是不应该达到的,因为那个彼岸脱离不了彼岸的规定性,脱离不了有的否定。”[2](P141)恶无限只是无定限的外延无限或纯粹无限制的无限,在连续的无限序列中并没有合成一体,因而是非闭合的,根本不具有内在统一性。
在对恶无限的应用性表现进行阐释的过程中,黑格尔把康德的道德 “应当”看作恶无限的一个实例。这种道德 “应当”坚持有限与无限的对立,二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人们的道德实践虽然可以无限地接近这种 “应当”,但由于受困于有限与无限的分离,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永远无法企及。数学上量的无限增加,因果序列的无限延伸,时空序列的无限进展都是恶无限的例子。在数学上量的无限之中,人们可以追求无限大或无限小的东西,因而不可能有终点,量的进展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因果序列的无限性同样如此,某物在这一无限进展中被规定为原因,它作为一个有限物本身又是有原因的,这个新的原因又以他物为原因,如此等等以至无限。其中每一个环节都同样交替出现,至于从哪一环节开始,则是无关紧要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被否定的命运。时间之上加上时间,空间之上加上空间的恶无限 “真正令人恐怖之处只在于永远不断地规定界限,又永远不断地超出界限,而并未进展一步的厌倦性”[1](P229)。它们在某一时刻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有限是指序列进展中的任一环节都是具体的和特定的;无限是指在趋势上不断地超出特定的有限,不断地从一个有限延伸到另一个有限。因此,黑格尔形象地把恶无限比作一条直线。
黑格尔把有限物不断地返回到自身的无限称作真无限,“其形象是一个圆,它是一条达到了自身的线,是封闭的,完全现在的,没有起点和终点”[2](P149)。对于真无限来说,每一个有限存在都是非充分的和易逝的,必然被另一有限取代,但整个序列并不是无边无际的,而是自身构成了一个具有无限生命的圆圈。真无限并不处于有限的彼岸,它是有限和无限的联合,存在于有限之中。如果我们想获得关于真无限的思想,就必须放弃那种直线式的无限进展序列的直观想象。真无限是自身关系的无限性,它不断地从别物中返回到自身,把别物或者说那些表面上的障碍看作自身发展的一个内在环节,而不像恶无限那样把别物看作需要超越的偶然碰到的外部障碍。在真无限中,一切环节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每一环节都处在和其他一切环节的特定关系中,或者说真无限就是各个环节的自我关联。真无限的要素和环节都是有限的,但作为全体却是无限的和永恒的。从真无限的角度看,绝对精神并不是世界之外的存在,而是作为世界的实体把世界包含在自身之中。绝对精神并不是在有限世界之外推动自然或人类历史的发展,而是把一切有限存在当作自身展开过程中的不同环节。黑格尔《逻辑学》的自我关联的诸范畴成为真无限的证明,或者说真无限是范畴自身运动的真理。真无限意味着黑格尔自觉到西方传统哲学对无限理性的渴望与追求,真无限的精神原则实际上是无限理性展开自身的原则,就是理性自己产生、展开、限制自己的原则。
真无限是一个整体,作为不断变化的有限物的整个系统,系统的各个环节是内在地相互关联的,每一部分只有在与其他部分的相互关系中才可以得到准确的理解和定位。对于无限整体与其环节的关系,黑格尔指出:“每一环节都事实上自己显示出在本身中有它的对立面,并且在对立面中与自己融合在一起;所以肯定的真理是这种自己运动的统一,是两种思想的总括,是它们的无限性,——是自身关系,但不是直接的,而是无限的自身关系。”[2](P153)真无限作为一个由相互对立的各个环节构成的整体系统是无限进展的动态结构,它既是一个整体,又是一个过程。真无限虽然呈现为闭合形式,但不是单调的重复和简单的往复循环,而是一个内容不断丰富的发展过程。在康德式道德的恶无限中,无论前进到多么遥远,都还是离道德目标有无限的距离,而黑格尔对真无限的勾画强调的主要是对有限和部分的吸纳,强调的是某物向他物转变仅仅是自身的一种进展,确切地说,是在返回自身。然而,真无限作为一个有限物的整体和动态结构,在有限物自己构成自己的过程中,使自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从而实现逻辑层次的跃迁。
正是借助于黑格尔真无限和恶无限的辩证法,马克思创造性地建构了资本运动的体系,这一运动体系展现出真无限和恶无限的相互关联的双重特征。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不仅与黑格尔《逻辑学》中精神不断展开自身的真无限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而且还具有价值不断增殖的恶无限的特征。从黑格尔真无限和恶无限的角度理解资本抓住了其核心特征,为把握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论线索。一方面,资本在自我再生产的运动过程中,不仅发展为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把社会现实的不同方面都纳入到自身运动的轨道之中,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整体,这符合黑格尔真无限的形式。资本构建了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在其中任何环节都不是毫不相关的,而是组成了一个内在关联的自我再生产体系。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欲望、剩余价值的不断积累、无止境的交换和消费等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又符合恶无限的形式。“社会状况趋向于需要、手段和享受的无穷尽的殊多化和细致化。”[3](P208)需要和享受都是无限前进的东西,根本没有完成的时候,因为每一次满足又重新引起新的欲望。黑格尔的恶无限思想表征了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之后时代精神的变化:普遍理性、伦理总体性、生活世界统一性的瓦解和消失之后,对利润、需要和享受的无限追求成为新的时代精神。可见,从深层的社会根源来看,黑格尔真无限与恶无限的辩证法以哲学的方式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存在状况。
黑格尔认为,真无限的本质在于精神自己展开自己,并发展出自身的各种不同形式。这些精神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由精神自身再生产出来的,因而是自我相关和自为存在的,从而具有自主性的特征。资本在自身循环的过程中把商品、货币、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经济形式都看作自身的环节或要素,它们都是资本在某个阶段或领域的表现形式。资本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它的表现形式,而是统一性的存在,它表现为一个自我相关的整体,在不断循环中得以持存。资本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地将自己变为另一个存在,并在另一个存在中识别自身,因而是自我相关的,具有黑格尔意义上的真无限的特征。“在超越自身的过程的每一阶段上,资本的既定形式只是返回到它的另一种形式,并且既然整体运动形成一个循环,那么,在穿过每个阶段时,它都始终保持着自身,因此资本在其运动中达到真无限。”[4](P158)如黑格尔的真无限一样,资本循环也可看作一个圆形,没有起点和终点,不断地返回自身。资本的循环和流通一直保持在自己建构的运动轨道之中,其分离只是内部要素的暂时更替,其关系只是自身内部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因而,资本是封闭的,它的一系列运动形式都是其自身展开自己、丰富自己的形式。
资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绝对精神的现实化,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真无限的绝对精神是生命的灵魂和世界的本质,是自身运动的绝对非静止性。它的运动行程不是一切差别、分裂等外部障碍所能阻断的,毋宁说,它本身不断区分为各种差别并将这些差别纳入到自己运行的轨道之中。资本在自身的循环运动中不断地产生其潜在可能性并实现于自身之中,因而资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把资本的特征刻画为自我运动和自我关联的实体,这样的实体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因而是一个自动的主体。“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5](P179—180)在这里,马克思把资本的核心特征与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关联起来,资本具有黑格尔赋予精神的某种属性,资本既是实体又是主体。资本逻辑就是一个自我规定和自我联系的整体,资本的所有存在形式都能够在循环运动中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甚至具有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要素吸纳到自身之中的趋势。
资本的真无限特性在《资本论》第二卷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中表现出来。马克思把资本循环的本质进行了如下概括:“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6](P116)资本循环过程依次经过三个环节,分别采取三种不同的资本形式。资本持续经历了购买、生产和销售三个不同阶段的形态变化。资本循环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这里货币表现为预付资本的形式,然而并不是所有货币都是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货币能否转化为货币资本取决于它与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当货币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后,货币资本暂时退出了资本循环。资本循环开始进入第二个环节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一定组织方式进行生产性消费,生产资本是创造新的产品和价值的资本形式,是会生出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其根本特征就体现在这一环节,它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自身的一个条件。资本循环的第二个环节的结果是生产出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由此资本循环进入第三个环节即商品的售卖环节,资本采取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在整个资本循环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是把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转换器。商品资本不仅表现为前两个循环的结果,而且表现为它们的前提,因为只有商品资本在流通中充分实现出来才能购买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使循环持续下去。马克思把资本循环看作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的统一,每一个单独的循环都是一个总体,它的顺利进行都以其他形式的循环为前提。资本表现为一个自我运动的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为前提、互相联系的转化,形成了资本循环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循环过程中,资本不断地自我变换和自我中介,不断地再生产自身,因而具有真无限的特征。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内在关系的论述也体现了资本的真无限特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类经济现象是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是彼此互为中介的。马克思指出,由资本支配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7](P40—41)。马克思在分别考察生产与消费、生产与分配、生产与交换或流通之间的关系之后,得出两点结论:一是生产应该被视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二是生产作为这个总体中的一个特殊环节支配着其他环节。消费的方式和过程、分配的关系和结构、流通的范围和速度等,都是规定生产的重要因素。生产在逻辑上的优先性既没有取消其他经济环节的重要性,也没有取消它们对生产的影响。生产不仅生产出消费对象、消费方法、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而且劳动产品的分配、消费和交换又再生产出生产的前提。在资本的支配下,上述四个经济环节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自我中介和自我关联的闭合总体。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是用逻辑术语建构了这四个范畴的抽象联系,他们把生产看作一般,把分配和交换看作特殊,把消费看作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这只是一种肤浅的联系,实际上是对这四个环节的拆分和割裂。而事实上,资本呈现为一个自我中介的无限体系的运动形式,其中所有环节都是资本自我再生产的条件。
黑格尔的真无限意味着思想内涵在逻辑层次上不断跃迁,最终在绝对精神那里达到完满,是一个具有目的论特征的不断上升的圆环。黑格尔把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哲学的起点,感受到思想回到纯粹精神家园的亲切感,把纯粹思想作为运动的主体和实体,让纯粹思想自己运动起来。其真无限思想虽然对马克思把握资本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有效路径,但是我们应该清楚这种影响的限度。在资本不断自我运动的循环体系中,一是资本循环虽然经过一系列自我相关的环节,但是并不具备纯粹思想运动的逻辑必然性,而是会出现危机和中断。而在黑格尔真无限的辩证法中,思想不断地由抽象的同一性跃迁到具体的同一性,其逻辑学描述了纯粹思想自身的运动所经过的一系列必然环节。但是,在作为总体的循环过程中,资本的某个环节很可能凝固下来而无法发生形态的变化,中断由此发生。“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6](P63)与黑格尔纯粹思想自身运动的逻辑必然性不同,资本的运动存在着多种中断的可能性。二是资本虽然不断地自我中介和自我关联,进而衍生出各种存在形式,这些资本存在形式在经济结构中具有不同的位置,承担不同的功能,然而这只是资本在水平方向上的展开,并没有在逻辑环节上不断地上升。资本循环的真无限的结果是资本的无限增殖,而黑格尔纯粹思想运动的真无限的结果是绝对精神。
资本的真无限意味着资本在循环运动中构成了一个自我相关的总体,这一总体开始于商品形式,经过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形式,最终把一切经济要素都吸纳进商品形式之中,从而形成一个闭合。资本是一个自我规范的主体,它有自身的内在机制,这个机制通过价值运动把劳动、工资、价格、利息、利润、地租等一切表面上孤立的经济规定,统一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总体。资本真无限的辩证法展示了资本自我循环的结构,这一结构甚至在没有外部干预和指导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不断地增殖自身,而且这种增殖是没有限度的。“资本在其循环中是自我指涉的,且将自身关联于自身,即真正的无限。但与此同时它的发展螺旋有助于纯粹的量的增长。它只能作为更多的自身获得发展。”[4](P170)在资本的自我循环中,真无限与恶无限混合在一起了。资本通过不断地在循环中回归自身的真无限的方式实现量的无限积累即一种典型形态的恶无限,恶无限成为资本真无限的宗旨和目标,真无限不过是一种手段。这与黑格尔的真无限与恶无限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显著差异。对于黑格尔而言,思想的真无限意味着它是自我持存和自我规定的实体,从最初的抽象存在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扬弃环节,迫使它超出自身以吸纳其他范畴,大圆圈不断地涵盖小圆圈,最终在绝对精神那里达到完满。恶无限与真无限属于两个不同的思维层次,恶无限会在外延上不断地延伸下去,没有一个到此为止的终点,是否定的无限或知性的无限,恶无限是需要被扬弃的思维形式。
黑格尔的恶无限在《资本论》的视域中被重构为一种无限自我扩张的资本动力学,资本具有不断打破自身量的界限以扩展至无限的驱动力。“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7](P297)资本在循环运动中会为价值确立界限,然而这种界限是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趋势相矛盾的。G—W—G′表现了资本积累的贪婪,资本从货币出发,最后又返回到货币,资本运动的终点和起点在质上是等同的,都是一定的货币额,因而是毫无内容的运动。这一过程的根本特征在于,尽管G和G′作为两极虽然在质上相同,但在货币量上是不同的,量的不同是货币按其本性来说的唯一差别。从资本的本性来看,作为无限权力的化身,具有追逐货币量的无止境增长的力量;从具体的资本来看,资本在任何时候只能拥有一定量的有限货币。这种有限和无限、定量和不定量的矛盾关系是黑格尔恶无限的一个实例。剩余价值与原始资本在不断延伸的增殖链条中合并为简单重复运动的同一前提,资本循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从这个观点看,资本运动必然呈现为一个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进行再投资的无限化的积累过程。
从生产环节看,资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以组织生产的目的是获得价值这种财富的抽象普遍形式,价值是一个纯粹数量的目标,不同商品的价值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生产以量为导向,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指向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量。“为生产而生产意味着生产不再是一个达到实质目的的手段,而是本身就是一种手段,其达到的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它是一个无限扩张链条中的一环。资本主义生产成了手段的手段。”[8](P181)这一目的-手段的生产逻辑作为外在的必然性脱离了人类的控制,人们无法为价值本身作出决定,而只能决定哪种产品能够最大限度地带来剩余价值。而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组织形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劳动形式发生了转化,价值增殖的方式从绝对剩余价值转向了相对剩余价值。科学的应用、新技术的发明、劳动过程的机械化程度等成为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决定性因素,为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提高剩余劳动时间提供持续的动力。生产力的提高与剩余价值的增长之间的必然联系,带来了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因而,资本具有推动技术上和组织形式上不断革命的动力。在扩张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凭借强大的技术优势不断地将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吸纳进来,从《共产党宣言》起,马克思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世界市场的逐渐形成,整个地球成为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场所。
以货币为中介的流通同样呈现出恶无限的特征。货币的使命是作为流通的中介停留在流通中,充当无限循环流通的永动机。马克思指出:“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过程。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如此反复,无穷无尽。”[7](P148)在货币流通中,买和卖的行为密切相关,是一个持续的流动过程。货币流通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G—W—W—G′,货币以商品为中介同自身发生关系,为了获得额外的货币而买进卖出;二是W—G—G—W′,这种货币流通的程序表现为,出售劳动产品获得货币(W—G),然后用获得的货币购买他人的劳动产品(G—W′),以进行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第一个流通形式以货币为起点,又以货币结束,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商品的买进卖出用较小的货币额获取较大的货币额,这两种货币只有量的区别(G<G′),没有质的区别。在第二个流通形式里,起点是生产,终点是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因而再次产生了生产的出发点,进而不断地循环下去。当货币被用来以商品为中介实现自身增殖的时候,货币额就会不断增大,因而会有更多的货币投入到这一持续增殖的买进卖出的流通链条之中。
资本以恶无限的方式进行积累必将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它想方设法使一切人陷入无限消费的幻想之中。“资本家不顾一切 ‘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7](P251)资本无限地积累货币的欲望,驱使人们超出自然形成的需要的界限,使需要呈现出无限扩大化的趋势。当作为价值的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商品价值就退出了流通过程,但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实现了可变资本的回流,使其可以永久地留在流通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明显受限于物质属性,然而在资本创造的新的欲望和享受的推动下,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疯狂消费的节奏之中。因竞争压力和利润增长的需要,资本流通需要加速,与之相应,消费也需要加快。在当代,资本通过一系列途径改变了消费的性质、类型,操控着消费者的消费习惯。“资本有系统地缩短消费品的周转时间,手段包括生产不耐用的商品,强力推动商品按计划报废(有时甚至是实时报废),快速创造新产品线(例如近代的电子产品),动员时尚和广告的力量,强调新的有价值、旧的很寒酸。”[9](P261—262)相比马克思时代的消费对象而言,今天的消费范围异常广阔,电影、游戏、信息、知识、旅游等皆可实时消费,消费速度快,占用了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所有这些消费形式都受制于恶无限的资本增长逻辑。
《资本论》揭示了资本无止境增长的逻辑,这在感性上展现为一种无限度的占有和扩张欲望。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也是有欲望的,但这种欲望受到宗教、伦理、使用价值的物理界限等因素的限制,因而是有限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欲望被无限地激发起来。资本和欲望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资本的扩张持续地拓展人的欲望空间;另一方面,欲望的拓展又持续地促进资本的增长。在资本增长逻辑的支配下,资本家和工人都被无限化的欲望控制。在欲望的促逼之下,每个人都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功利主义逻辑,按照计算理性的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感性欲望的享受和满足,美化为自我价值的实现;把奢侈的生活方式和炫耀性消费看作名望和地位的象征。在相对贫困、收入差距和消费不平等的强制逻辑的驱使下,人们永远保持一种不满足的心理状态,对货币最大化的追求永远没有止境,因而陷入恶无限之中。
笔者依据黑格尔的真无限和恶无限所提供的线索对资本的两种无限性进行了详细地探讨,资本具有真无限和恶无限两个基本特征。从真无限的角度看,资本是自我联系、自我相关的闭合结构,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看作资本自身再生产的内在关联的环节,其中所有的规定性都是资本的内在规定性而不是外在的限制,这赋予资本一个自我中介、自我调整、自我生产的真无限体系的形式[10]。然而,资本在不断地回归自身的循环中,不断地使自身增殖,回归的结果是包含了增量的更多的货币,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因而又具有恶无限的性质。资本增长的恶无限趋势逼迫着资本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变换着自身存在的形式,甚至把一切东西都吸纳进自身的运转逻辑之中;而资本循环结构的调整和完善又促进资本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准确地理解资本的两种无限性及关系,有助于我们把握资本的特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资本的真无限与恶无限建构起来的动力结构促进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塑造了物化的社会结构、世界市场和思维方式,对于批判性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构型具有重要的哲学启示。
资本自我循环的真无限以及对剩余价值追逐的恶无限促进了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资本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渐瓦解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同一的小生产方式,使一切劳动产品作为商品而存在,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财富的基本标志。反映量的关系的交换价值成为资本最为关心的要素,而反映质的关系的使用价值却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而存在。在资本无限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尽管呈现为不同的物质形态,但都只是作为剩余价值量的无限增加的因素而存在,因而资本呈现为一个不断自我扩张的形式化和数量化的结构。每一个人都受制于这一结构,不得不抽离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把交换价值的量作为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形式化和量化的资本结构能够不断地再结构化,呈现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式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形成一个总体循环,其内部涵盖了不同层级的小循环。当然,这个结构化的循环过程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和悖论,甚至会出现中断、危机、崩溃,但从宏观和总体视角看,都可看作是资本循环的内在环节。《资本论》对资本循环和资本再生产的数量化和形式化结构的讨论,展示出一个不断扩张的自组织世界,揭示了现代世界特有的存在方式。随着商品关系和市场思维逐渐向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这种量化和形式化原则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原则。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是 “能动的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11](P145),其基本宗旨是把资本看作自我关系、自我中介和自我生成的价值存在。作为主体,资本具有追求无限化和普遍化的冲动,表现为总体化的扩张进程。资本并不在特定的地域和人口范围内进行流动,它克服了阻碍资本流动的民族偏见和民族界限,把一切民族都拽到自己的轨道上来。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看作是从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看作资本对人类文明的积极作用。在与传统社会的比较中,他毫不犹豫地站在资本文明的一侧。资本具有普遍化的能力,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本性和动力。它按照自己的形象重塑生产和消费的空间,一方面摧毁一切地方限制,把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不断地通过其内在与外在边界的重构来扩展其空间;另一方面又用时间消灭空间,通过现代科技、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的进步减少了流通阻力,缩短了流通时间,使其在空间中的运行能够畅通无阻。资本的理想是在一个无阻碍和限制的世界空间内自由地运动,以使资本无限地增殖。资本的真无限与恶无限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促进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发展,使生产、消费、贸易、金融、信息都变得国际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组合,因而具有文明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实现剩余价值的最大化,文化、精神、科学技术等都被资本逻辑绑架,资本编织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权力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个彻底物化的世界。
根据哈特和奈格里的看法,资本在冲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进行全球化的过程中,生成着一种新的世界统治力量,即资本帝国。“帝国秩序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的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而且在于帝国向更深层发展,获得重生,把自己贯穿世界社会的生命政治空间的能力。”[12](P41)资本帝国是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性力量,它没有权力中心,无固定的疆界,呈现为一个不断开放的网络化存在。资本帝国的权力是非连续的、非实体的,但这并未削弱它的力量,相反,这些区别于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的特质使其权力得到加强。资本帝国统治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整个社会生活,控制着人的整个生命,因而呈现出典型的生命权力范式。以非物质生产为核心的价值增殖方式不断地重构和扩张资本帝国版图,其生命权力不断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微观领域。资本帝国建构了生产和市场的全球化之网,作为一种总体性的权力范式,它四处延展,包容世界,呈现为具有能动性、流动性、柔韧性和开放性的系统化结构。这种结构试图在水平方向上把一切经济要素和权力关系都吸纳进自己建构的世界秩序之中,因而呈现出真无限的特征。资本无论是在宏观领域建构系统化的总体结构,还是通过非物质劳动在微观领域建构生命权力,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因而仍然呈现出恶无限的特征,只不过生产和剥削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资本的真无限与恶无限及其辩证关系还塑造了合乎资本内在要求的拜物教思维。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无限特性不仅在客观上建构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物化逻辑体系,而且在观念上塑造了以商品、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拜物教,把物作为不受个人控制的绝对存在。结果,原本由人类劳动创造的产物却呈现为赋有生命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以这种社会存在为基础,必然形成拜物教意识或思维。拜物教思维是人们在资本建构的世界秩序中不由自主地形成的客观思维方式,对资本家和工人都具有客观的约束效力。拜物教的 “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5](P93)。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的物化现实,而且揭示了人们在日常意识上是如何接受和认同这一物化现实的,和一个宗教徒在观念上对待神的方式一样。在拜物教思维的支配下,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取代纯粹理性、普遍理性成为人的自我认知的基本规定。感性欲望的满足、利润的最大化成为人的首要关切,德性的价值、诗意的生活、崇高的情感等,这些神圣形象随之消退。然而,根据历史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可推知,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必然走向自身的反面而成为非理性,它无法创建一个精神家园以安置人的碎片化的灵魂,必然带来人的自我同一性的解体。《资本论》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在对资本的病理学诊断上。透过这一诊断,我们不仅能够揭示物化的社会现实,而且能够揭示隐藏在背后起着主导作用的关系结构和思维方式。
资本的两种无限性编织了一个严密的物化逻辑体系,它的运行几乎像自然规律一样遵循因果必然性。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无不受这一资本逻辑体系的制约,把无限地追求财产和财富看作自己的存在方式,而实际上这种存在方式离人的真正的存在方式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如何超越资本逻辑体系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呢?在马克思那里,解决的根本路径是建构一种新的制度,即 “自由的联合”。“自由的联合”制度遵循的是不同于资本逻辑的人的逻辑,实现了从物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跃迁。“自由的联合”制度意味着财产权方式的根本变迁,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进而确立一种公共生产体系。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而是为了满足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获得社会产品的方式不再是商品交换,而是直接参与社会生产并从社会总产品中获得一份额。可见,“自由的联合”制度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的组织方式、劳动方式、社会分工、分配制度和思维方式等发生了完全变革,最终实现人是社会的根本这一基本哲学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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