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社会生态转型

李雪姣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在资本主义 “绿色议程”不断升级及其全球环境治理失效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在其理论思潮的全球扩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转型版本。比之先前的转型话语，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不仅是一种全面否定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绿色左翼政治的前沿性表达，更是突破现代性规制、融合客观现实情境、转向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整体性社会变革的新型方法论工具。全面系统地分析研究社会生态转型，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当下全球绿色左翼政治的基本生态现实。但是，这一研判能否成立，取决于对该理论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深入阐发，这也构成了本文主题。因此，围绕这一主题笔者将就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即社会生态转型的政治哲学意蕴、社会生态转型的全球扩展及其多元版本、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可能遭遇的挑战与未来前瞻。

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阶段性演化及其政治哲学意蕴

政治哲学几乎是自人类社会活动以来最具影响力、也流传最为久远的学术支脉之一。理论界对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从 “一种学术传统”“一种现代学科”及 “第一哲学”等三个基本层面展开。概言之，作为一种学术传统的政治哲学，“以人们之间的政治联系和由这种联系产生的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政治组织等内容为研究对象”[1]，从这一角度讲它 “是对政治问题进行的 ‘受过规训’的探究”[2](P5)。而作为一种现代学科，它主要体现为对政治事务的哲学考察方式，即不仅需要回答经验层面的 “是什么”的认知性问题，还要从价值及道德层面回答 “应该是什么”的规范性问题。此外，作为 “第一哲学”，政治哲学能够掌握关于正义与公共善的真理。除了实然认知和应然规范之外，政治哲学还应包含对更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更负责任的公民机构等政治模型的内在探究[3](P3—4)，它更是一种对政治问题及人类生活目标的伦理本质追问。政治哲学根据不同侧重点而呈现为 “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和 “作为政治学的政治哲学”两种基本形式[4]。本文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政治哲学考察是从作为 “第一哲学”层面上来理解和界定的。因此，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社会生态转型意指一种特定取向或样态的政治实践或认知的哲学世界观及其价值基础，或者说是关于为何以某种方式践行或阐释某种形式的政治哲学理论依据[5]。

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有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和阶段性演化历程。《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提到，社会力量对市场脱嵌行为会激发起整个社会力量的反制行动[6](P10)。“大转型”对市场自由主义的强有力批判为构建一种超越现代性规制和资本主义体制的结构性转型开创了先河。以此为基，加之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绿化越发难以应对当下系统性危机，以突破现代性规制进步与发展理念的 “第二次大转型”逐步形成。这一转型从认识层面、范式层面及政策层面将社会各领域纳入到社会综合性变革进程中，这更是构建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基本变革框架。

社会生态学界将社会生态转型视为 “政治、经济、公民社会团体和其他角色规制社会生态难题时出现的社会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变化”[7]。政治生态学界认为社会生态转型是对现行资本主义技术与市场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基础模式的根本性批判方式[8]，同时也是大多数智库与国际机构应对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变革理论及具体应对措施。此外，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还强调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体制、其负载的非合理性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变革。而我们要想进一步挖掘社会生态转型的政治哲学意涵，势必要从政治哲学的三个必要构件进行展开，即对当下主导政治的批判性分析、对替代性未来的创造性构想及整体性变革的路径选择[9](P5)。

第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增长与其独特的社会统治、社会结构再生产密不可分。而社会统治作为一种统治性的社会自然关系基础，它会沿着阶级、性别、种族、代际和区域等领域形成一种粘合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的复合型再生产方式[10](P25)。因而，基于这一霸权性社会结构系统，自然被占有的方式不能由其物理特定以及其内在价值决定，而是由基于某种特定经济形式、制度形式以及文化形式的内在社会发展逻辑所决定的。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自然被占有的方式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统治结构下的政治制度形式、经济运行模式及文化运作形式。服务于资本所有者及其积累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决定了它在社会关系及社会自然关系领域中的社会剥夺性和生态破坏性特征。因此，“转型”理论认为，想要改变当下非可持续的生态困境，就要致力于解决与资本主义统治相关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相关上层建筑中本身存在的非可持续困境。

具体而言，资本主义等级制关系中内在包含着不平等的劳资关系(经济)、非均质的民主形式(政治)和帝国式的生活方式(文化)，而这种压迫性社会关系将会在社会自然关系领域进一步投射出更为具有压迫性的等级制关系。在经济领域，生产关系的非正义性会直接表征为对物质财富总量分配的非正义性。这不仅体现在对全球产业链分工存在顶层与底层的差异性，还体现在生产领域由差异性分工导致成果分配的差异性和非合理性。全球分工和分配的差异性不仅取决于一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体量、所占份额，还取决于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级别。在一个资本主导的全球闭合空间内，这种逐次累积的差异性会随着不平等劳资关系的加深在一国内部继续加重两极分化，还会随着关系的蔓延而在全球空间格局中加剧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关系、消费关系及其附属的社会生活关系的不断变革中，势必会引发社会对自然占有方式的变革。因此，随着经济关系领域的逐渐金融化，社会自然关系也正在从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关系领域向以金融化为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领域转变。这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剥夺势必会带来对自然的破坏，这两种非正义关系也会在更隐秘且更具风险性的国际空间格局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政治领域，在非均质国际关系格局中占优势地位的北方国家，不仅在国际贸易、国际劳动分工、自然资源获取、环境污染空间的使用方面占据整体优势地位，更通过非正义的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依附性假象[11]的生成，及其作为排斥性规制方式的具象化，进一步加大了南北国家之前的差距。而在有限的发展空间内部，南北国家之间在整体经济、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差异会继续促进非正义等级关系的历史积累和代际承接。因而，在资本空间内部，非正义的等级制关系不仅会直接影响全球民主形式的非正义化，更会使这种非正义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进一步延长和扩展。在文化生活领域，异化的社会自然关系更体现为一种非可持续的帝国式生活方式。这种帝国式生活方式除迥异的生活风格之外，还强调在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的长期霸权关系中，前者生产、分配和消费样态对后者的入侵，并以习惯或秩序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被日渐固定，最终形成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的霸权性社会自然关系。可见，帝国式生活方式更多是作为一种软性文化功能为帝国式国际等级秩序及其内部结构的运行提供助力，同样它也是替代性发展逻辑及转向另外一种发展前景的深重阻碍。

总之，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话语在政治哲学层面倾向于对既定社会关系及社会自然关系的根本性替代，在现实层面要求对占霸权地位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进行整体性变革。它批判了在国际分工格局、经济交换体系及国际政治秩序中，资本主义霸权性社会关系对南方国家的非正义性赋权，即在经济上通过对廉价劳动力及资本主义生成要素的控制进行不平等逆向分配、非均质商品输出，在政治上通过武力镇压、经济封锁及殖民掠夺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在文化上通过宣传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软文化渠道来形塑和稳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而这些行为正在将全球生态系统推向不可挽回的边缘，更阻碍了新型社会自然关系的形成。基于这一前提并在肯定当下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条件下，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内源性绿色变革的暂时性，论证了在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之外构建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非简单地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生态矛盾已经构成了影响其未来可持续性的历史拐点，而是从当下现实背景出发，试图在资本主义非正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及生态结构中，寻找一种通向社会公正、政治民主、文化文明及生态可持续的替代愿景。

第二，社会生态转型关涉一种指向相对明确的替代性社会构想。它坚持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的改善，致力于追求为了大多数人利益的 “好生活”愿景，倾向于 “使人们能够运用自身的理智，选择符合人之本性及其发展的目标”[12]。这就决定了社会生态转型不仅是一种关于未来社会的“红绿”理念或构想，还应该是一种同时兼顾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逻辑的并正在发生的转型实践。

就前者而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奥地利学派具有明显传承关系的 “红绿”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目前理论界将绿色政治理论谱系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即 “深绿”“浅绿”和 “红绿”。其中 “深绿”关涉一种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伦理指向的、生态意识上的激进性变革；“浅绿”关涉一种在维持原有社会制度及其主导逻辑下，通过现代科技、市场及国家规制等工具性手段开展的渐进性变革；“红绿”则要求从根本上对非可持续的社会形态进行生态社会主义变革[5]。而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 “真实需要”理论的嵌入，势必会同时否定完全拒绝一切形式的增长和无限制增长两种发展模式，进而导向一种同时满足人类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的替代性发展空间。因此不难想象，对人类真实需求及 “虚假”需求的进一步区分，对发展和财富概念的重新清廓，或许是构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前期准备。而在整体性变革层面，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既不是基于彼岸世界对前现代或抽象 “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主义)的回归，也不是对依靠行政管理与经济技术性改良(生态现代化)等手段的生态资本主义依附，而是通过对当下资本主义逻辑下生态危机的批判性分析、最终面向一种兼和了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公正的红绿处方。因而，从其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表现看，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明显是一种激进的 “红绿”替代性变革理论。

就后者而言，社会生态转型还是一种基于现实考量、经由连续性变革、面向可持续未来的替代性转型实践。这种现实性体现在，其激进性变革并非盲目的，而是基于当下社会发展条件及已有传统，对非合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进行结构性调整，对社会生产中形成的具体组织关系与社会关系进行全方位变革，为在本质上转向一种优于以往整体的社会状态而积蓄力量和变革基础。因此，这种现实性又在变革历程上体现出历史性和连续性，它正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的转型版本悄然发生。在理论空间，逐步形成了布兰德(Ulrich Brand)范式下的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法意西版本的 “去增长”、拉美版本的 “超越发展”；而在地缘空间，社会生态转型起源于德奥的奥地利学派，后逐步扩展并形成了包括法意西、北欧、北美、拉美及亚洲等在内的遍布全球领域的一系列 “绿色转型”思潮(包括组织、理论及运动等)。诸多转型版本的流行也从侧面证明了，关于社会生态转型的未来愿景仍旧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当然，社会生态转型本身也并非要追求一种具有统一规定性的未来图景，但这并非说关于未来社会的转型目标就是一个混杂无序的状态。未来社会的发展样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当下为转向 “好生活”而做的努力，以及统摄转型的内在逻辑是否坚持一种基于广泛民主及生态可持续的 “红绿”形态。

第三，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还包含一种分层次、有步骤的具体转型路径。“好生活”图景的构建既包括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也包括政治体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变革。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将那些想象中的未来与当前社会现状结合起来”[13]，即更好地解决战略性的历时维度——将微观、中观和宏观转型视野融合进短期、中期、长期战略阶段中去①2019年1月24日Kevin Anderson在牛津大学气候变化发展中心的演讲中提到，可以将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规划分为“短、中、长”三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与其他阶段互相融入并紧密相连。。比如，在短期目标中强调生态消费、生态出行、循环使用生活资料，构建代表 “共同体福利”[14](P95)的 “集体意识”(Collective Will)；在中期目标中推进能源转型、经济转型、技术转型；在长远目标中构建具有解放意义的 “好生活”愿景。而这种空间结构目标与历时性目标结合而成伞状结构，将会包罗万象地带领着社会进行整体性变革。需要注意的是，空间结构目标与历时性目标之间并非严格一一对应，一个微观转型目标可能会是一个需要长期转变的项目，比如学习实践，这需要将生态可持续及社会公正的意识长期引入才能推进项目的持续进展；而有些中观项目却是短期和暂时的，它可能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的时代要求而必须要做的基本动作，比如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技术转型。而这就更加要求有一种强有力的转型主体及统领性的转型纲领将总体性转型与阶段性转型结合，最终形成一个内部稳健的社会生态网络。

依此而言，我们大体可以知道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一种 “通过调整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和价值观念框架，转向可以为多数群体提供自内而外解放空间的绿色政治变革目标、议程和战略或 ‘替代愿景’”。因此，它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涵: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社会生态转型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主导范式的 “绿色左翼”替代性话语；在哲学基础上，社会生态转型是一种嵌入人类尺度并尊重自然内在价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价值观；在发展实践上，社会生态转型又指涉了一种以合生态的方式缓增长、甚至去增长，以公正的方式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及成果的绿色处方[15]。

二、社会生态转型的多重理论形态及其全球影响

作为一种内嵌社会公正及生态可持续的转型理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是在对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及抽象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反拨和超越中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结构的重组和变革。因而社会生态转型不仅是一种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分析框架，更作为正在形成并不断扩展的转型实践重新焕活并引领了全球绿色左翼运动的变革力量。对于前者，我们已经从对既定社会存在的批判、替代性社会构想及转型路径的三维框架中概括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政治哲学意蕴。对于后者，为了更为准确地呈现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连接，我们将全面整合梳理社会生态转型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理论形态、转型方案，探讨其转型实践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正在导向一种更加符合生态理性和规律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一）“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

作为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是针对欧美国家“绿色经济”“绿色新政”等生态现代化战略全球失效提出的批判性替代理论，代表着德奥国家的“转型”形态。其基本观点是，欧美国家的生态危机应对在本质上会导向一种弘扬非正义增长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诱因在于 “生态帝国主义”的国际空间格局和 “帝国式生活方式”发展理念的相互结合。就前者而言，在非均质化的国际空间格局下，国家作为一个为资本积累提供政治法律空间的实体，常常以霸权性方式干预着影响其利益一般化实现的竞争者。而这种霸权式运行方式的国际化，不仅会在全球利益格局中形成一种具有压制性的南北利益格局，更会反向形成一种转向超越当下霸权式国际空间格局的障碍。就后者而言，“帝国式生活方式”对人们日常生活全方位的入侵，严重影响了大众文化认知和社会行为态度从而形成了以 “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活方式。而这种看似自由的公民消费权利及其实现基础上的个体消费行为，背后所掩盖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过程实现中的霸权式或垄断式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正是这种非正义的国际空间格局与蓄谋已久的软性意识形态的结合，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霸权式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网。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认为面对快速蔓延的非正义现代化模式，全球绿色左翼要做的是如何使正在发生的绿色变革话语及实践免遭生态帝国主义发展逻辑裹挟，而最终导向一种反对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的 “生态资本主义”样态。德奥版本的社会生态转型的特点恰恰在于承认了欧美国家如火如荼展开的 “生态资本主义”已然成为一个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渐进性绿色变革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他们看到了欧美国家绿色理论或政策形势的调整，如生态现代化、绿色国家、环境公民权及环境全球管制等，“的确带来了当代欧美国家某些政策创制与制度革新意义上的 ‘绿化’，但同时也凸显了渐进改善与结构性变革、责任和行动与国家培育、本土中心与全球视野需要之间的矛盾”[16](P18)。这些绿色行为背后隐藏的是 “生态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增长内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中)、趋利性(生产成本外部化)及短视性(不关注增长极限，只在乎短期经济效益)，其真正的目的是在获取更多资本利润与生态可持续之间寻求遥不可及的平衡。正是 “生态”与 “资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了 “生态资本主义”无法通向可持续绿色未来的天堑。

可以说，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分析工具，“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渐进性绿色变革的批判为德奥国家社会生态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但是在替代性变革路径上，奥地利学派的学者貌似并未从宏观层面给出具有规定性的转型方案。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没有集中约束力和领导力的分散型社会团体，如社会生态社区、团结(照料)型经济等，这种非现实性的转型方式会使得社会生态转型在德奥国家最终不可避免地滑向一种口号式的宣传。但更需要强调的是，“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意义并不在于是否提出了某种规范性转型方式，而是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批判性分析和阐释，为我们在生态马克思主义之外重新理解和认识当今欧美国家引领的绿色潮流的内在本质提供了有效的政治哲学分析工具。

（二）“去增长”社会变革理论

如果说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代表的社会生态转型在对既定社会存在理论解构层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以 “去增长”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生态转型则在其解构意义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建设性主张及替代方案。该理论最早由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金提出，后受赫尔曼·戴利稳态经济学的影响在蒂姆·杰克逊 “无增长的繁荣”和彼得·维克多 “无增长管理”理论下逐渐壮大。而在现实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大规模地推行经济紧缩政策的行为伤害了大多数底层人的利益，进一步推动了以社会可持续的经济 “去增长”理念为主导的社会变革理论及实践。该理论的核心主张是通过合理的经济规模缩减、人类福利扩大等方式，在全球范围有层次、分阶段地开展非正义社会权力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变革，进而在多重维度推动社会进入 “后碳”时代。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 “外部性”不仅会在代际层面产生严重的影响，还会在当代贫困人口中引发暴力性冲突。因此可持续的 “去增长”应该是在 “债务驱动型增长”与 “社会自杀式紧缩政策”之外的一种 “金融审慎”行为[17](P25)，是为了促进人类社会反思已经沉降于日常生活的、以经济增长为考量的社会福利需求的虚假性和非可持续性。

在 “去增长”理论看来，立基于当下资本经济时代的发达金融体系，如果不当即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实现社会生态转型，则会在转瞬间滑向自身的坟墓。具体而言，在当下社会经济的三个主要层面中，无论是借助 “赤字支付债务驱动型增长”的金融体系，还是基于技术创新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都是依靠非可再生能源 “助燃”的。但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并非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而是由其交换价值决定的。在社会关系领域，资本竞争及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通过资本套牢将人们(工人和资本家)锁定在资本增值的整个过程中，这种以经济增值为导向的社会关系在时空中的继承和延续会进一步制造压迫与被压迫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在社会自然关系领域，资本主义不仅是商品和服务领域中生产和消费的不平等制度，更是一个权力和统治制度，特别是对自然的统治。与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逻辑相配套的是更多生产、更多消费的经济模式，这势必会导致更多的自然资源被免费或廉价地掠夺和占用。而当社会自然关系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反过来继续影响社会关系，并且会造成更严重的社会压迫。最为直接的体现是，以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工具价值并不能准确地反映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国家的非市场活动及国家真实的福利状况[18]。

与之相反，“去增长”理论所引领的转型为替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实现经济规模的适度缩减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建立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绿色转型框架和可行的现实路径。对于前者，该理论以批判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去除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实践，通过绿色科技及新的绿色核算方式，转向低碳、可持续的社会形态[19]。对于后者，尽管不同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是衡量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国家是否处在社会生态转型边缘，发达国家是否正在转向低耗能、低耗物的发展道路的方向却是统一的。显而易见，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转型不仅需要改革社会机构，也需要改革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金融衍生品和离岸银行业务的监管，以防止金融系统在不考虑实体经济的情况下无序增长；同时还应该重新审视实体经济、引入资源税、减少富人的能源消耗、发展养老体系、减少失业率，以帮助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转型窗口期，它们都遵循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不仅将 “去增长”视为一种应对危机或增长率放缓的长期趋势，更将其视为基于自愿、平稳和公平地过渡到较低生产制度和消费制度的价值观有意识地转变的过程。因此，可以说 “去增长”的意义恰恰在于为应对当下资本主义特定社会关系下的自然商品化或绿色经济，提供了一种可持续、高质量去增长的绿色发展倡议，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实中转向 “后碳”社会提供了可量化的指标和具有建设性的方案。

（三）“超越发展”社会变革理论

在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全球绿色左翼的最新表现形式在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体现，如生态激进民主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等。其中，依托于拉美社会生态学研究中心的 “超越发展”理论就是在分析和研究巴西、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长期面临的发展路径、模式与理念等多重依赖困境中形成的激进系统性转型理论及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如何将反殖民主义、反资源榨取主义、反现代化行动与本地原住民思想结合起来，突破非正义国际空间格局滋生出的 “资源丰富诅咒陷阱”和 “中心-边缘依附性”关系，实现符合拉美历史传统及其当下国事国情的社会生态转型实践。可以将该理论的贡献提炼为以下三点。

第一，在 “资源丰富诅咒”陷阱下，探讨拉美国家绿色变革的现状及难度。“超越发展”理论认为，以 “资源榨取主义”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势必会滋生出 “资源诅咒”现象，其底层逻辑是技术进步成果不规则传播、权力关系中的向心性而带来的全球权力空间格局的非均质分布，以及由此形成霸权式社会关系及非正义的国际权力关系格局[20]。而在拉美国家所对应的则是，少数政治权力精英为了实现短期的经济飞地而扭曲自身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配置，主动或被动地出让本国自然资源的超级可获得性，进而不自觉地出让本国政治权力的可获得性，最终被牢牢绑定在 “中心-外围体系”的全球依附性关系中。而正是这种不平衡依附关系的形成和延续，会限制拉美国家企图通过自内而外进行替代性转型的可能性。但是榨取主义经济模式与当前社会环境之间越发紧张的关系，也在另一个层面构成了重启拉美批判性思维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端口。

第二，反拨发展主义话语，揭露其霸权社会自然关系。“超越发展”理论所反对的是以自由主义的新发展主义、进步主义的新发展主义和后发展主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主义立场。不难发现，发展主义是与增长、生产力和现代性密切相关一种强势话语，与之相关的自然被视为 “永不枯竭的资本”，这种旨在使榨取主义合法化的项目是 “超越发展”理论最为痛恨的。而借助反资本主义及以民粹主义为装饰的拉美左翼进步主义同样依靠大规模的采掘项目来创造饮鸩止渴式的就业机会，这仍旧不能从根本上带来拉美国家的社会生态转型。而后发展主义则是打着以上两种新发展主义的幌子，实现商品经济的霸权共识。最为明显的体现是，欧美发达国家推出以 “可持续”话语为旗帜，进行着具有高技术阀限、高市场竞争的 “绿色新政”，是具有强烈蛊惑性和排他性的，而这种排他性作用在基于远离技术中心的、报酬递减的、生产活动等经济结构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低端产业链上的拉美国家则更为明显。可以观测到的现实是，拉美国家不仅没有因为依循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来的现代化结构而走出发展困境，更没有在发展替代上实现向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的跃迁。而拉美困境的症结在于无条件地复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这种基于工业主义和大众消费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构型，所指向的是一种非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型[20]，因此并不能带领拉美国家走向转型。

基于此，“超越发展”理论的第三点贡献是通过对 “替代性发展”的批判，为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传统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 “发展替代”(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的可行性方案。基于拉美国家的历史传统及其社团经济特征，“超越发展”理论将去殖民化、反父权制、多民主国家、多元化文化主义和 “好生活”理念作为社会生态转型中新拉美思想构建的核心。而 “发展替代”则倡导构建一种重新思考人类需求及其满足手段与商品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人道主义经济，重新制定生活标准，将看似对经济活动 “无价值”的活动，如护理工作、社团工作等纳入到生活本身。

不可否认，作为正在发展和构建的理论流派，“超越发展”理论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替代性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未来愿景。在拉美发展困境下，它试图通过否定 “新资源榨取主义”所折射的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西方政治经济霸权发展模式，以打造一种全新的未来替代发展模型[21]。其基于 “好生活”理念的发展替代模式及基于历史连续性的变革传统，为处于全球进步主义语境及复杂国际秩序中的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判性思考。但不能忽视的是，在非均质的国际空间格局和强权国际政治为主导的国际环境中，力图仅仅通过生态哲学及生态伦理变革，引导国家步入 “明智的榨取主义”、甚至 “必需的榨取主义”①这是去除虚假需要的真实需要，是在当下拉美发展条件下为满足国家及居民基本生活需求而不得不提出的一种新型榨取主义模式。的转型是否会成为现实依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我们既要注意到 “超越发展”理论对构建一种新型发展体系和认知系统的肯定，同时还要从更为现实的层面把握该理论在转型路径上的现实性和可行性问题。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建设与前者相比更具科学性和现实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从中国语境产生出来的科学思想理论[22]，是当代中国在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生态问题时自觉形成的 “生态可持续性与现代性”“生态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融合[23]。因此，无论是对全球绿色左翼化解工业文明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创新，还是对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绿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都代表着中国社会生态转型的发展前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态学理论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都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势必是具有坚定的绿色左翼立场和兼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背景的生态社会主义未来向路。

就价值立场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存在一个 “红绿”意识形态逐渐增强的转型过程；而就转型实践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又存在一个自觉追求合生态性生产方式、制度框架和文明体系的转型政治行动。在党的领导下，从20世纪70年代末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到90年代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都体现出党对绿色议题的关注正在从政策理念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从 “生态文明观念”和 “建设生态文明”两个侧面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与战略的重要性，而其对应的 “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绿色政治实践恰好对应了社会生态转型政治学的两个重要的有机构件。2012年党在 “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将 “生态文明”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形成了 “五位一体”的总布局。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理念，十九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对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释及实践路径上的明确要求，并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和转型理念，助推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愿景目标和承诺。如果将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及其在现代化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概括为四种政治话语[23]，可以体现为 “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1978—1991)、“可持续发展观”(1992—2001)、“科学发展观”(2002—2011)以及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2012至今)。可以发现，这些具有强烈生态保护意向和政策导向的意识形态话语，不仅在明晰生态矛盾、把握发展动力、制定美丽中国价值目标的基础上系统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还在否定传统现代化发展路径及对实现经济结构的深度转型、社会民生的充分关注和生态挑战的严肃回应上，有步骤地进行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变革实践。

相比于其他版本的转型模式，中国的社会生态转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在变革目标的具体阐释和科学划定中包含着深刻的绿色价值观念，更在理论自身的系统性和说服力上有着严整而明确的意指和逻辑上的统一。因此，无论是从其变革理论、还是政治主体和政治活动的转型实践上看，都更加有助于转向一个符合生态理性和规律的社会经济制度。归根到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现还是在于制度创新和生态新人的培养，在于 “社会公正”和 “生态可持续”等核心性观点的体现，而这就越来越需要我们以生态系统的可承载力作为经济发展规模的考量(而非资本逻辑)，越来越需要以社会公正性作为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考量(而非霸权主义)。这恰恰才是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实践的本质性要求。

三、社会生态转型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前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绿色左翼政治而言，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对当代生态资本主义的批判由以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转向对更加具体的 “生态资本主义”“生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生活方式”的批判；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从原来生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向一种对具体的、创造性的社会生态实践的探讨；辩论焦点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的关系、生态危机是否达到崩溃点等话题，转向能源和自然资源转型问题、市场与技术能否有效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如何长期规范社会和生态转型等问题。因此，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及资本主义不断升级的现代化转型话语，无论是在方法论层面还是研究视角上，社会生态转型都代表了绿色左翼政治的最新发展方向，都引领着人类社会朝向更新的文明形态发展。它不仅是一种对既定社会非正义性及非可持续性批判的政治生态学，还关涉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未来发展空间及替代路径。因而，可以说，社会生态转型构成了一套严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绿色批判性政治哲学。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社会生态转型，它还面临着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

首先，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内部的政策性话语缺失致使其难以在多重转型话语空间中形成主导性优势。一方面，尽管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可以为当下既定非可持续的社会关系提供认识论、甚至是叙事层面的根本性替代，但是在应对现实问题时却难以提出与之对应的具体性政策措施，因而不得不诉诸那些根深蒂固的、本质上是非可持续的政策工具①该观点来自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主任扬·图罗夫斯基（Jan Turowski）在柏林自由大学进行的题为“The Discourse of Transformation—Transformation as Discourse: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s of transformation that reflect changes in society and those that create such changes？”的演讲。。这最终仍会将致力于根本性变革的 “转型”重蹈生态资本主义政策战略的覆辙。而究其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归结于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在话语结构层面的严重缺失。也就是说转型运动仅仅从认识论和叙事层面对原有社会自然关系的转变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对接民众的过程中实现范式层面及具体政策层面②政治话语主要包含四个层面，即政策性话语、范式型话语、叙事性话语和认识论话语，四者层级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过程。的转型。这四种政治话语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共同构成了社会生态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而 “转型”政治话语结构的不断完善，恰恰是促使转型运动成功的关键。另一方面，转型话语之间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斗争。霸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利益世界，不利于致力于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的“转型”运动的推行。占据优势话语地位的霸权主义体制应对生态危机的方案，更偏向于采取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开展生态现代化政策战略，如绿色新政、绿色工业革命、绿色经济等，而非基于 “好生活”理念的优生态、缓增长、良性发展逻辑的转型策略。其根本在于，现实世界中物质利益斗争的优势地位与话语领域优势地位的相关性直接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绿化话语在政治话语层面对社会生态转型话语的挤占。而作为一种基于未来视角对当下可持续社会现状的预先性参与策略，社会生态转型运动更应该在政治话语竞争的同时获得物质利益的成功。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相较于那些生态资本主义话语，社会生态转型话语在理论上即使表现出了非常优质的变革潜能，但仍旧无法冲破重重意识形态迷雾引领社会结构变革。

其次，社会生态转型理论承受着来自外部其他多重转型话语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与冲击。即使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能够谨慎地避免滑向一种生态资本主义框架内的绿化政策型转型话语，但是在迎合现代多元大众心理需求的后现代话语下仍承受着巨大压力。特别在那些刻意回避物质资料再分配、阶级对抗等日渐兴盛的话语包围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态转型容易忽视物质人权与精神人权的不可分割性，转而投向具有强烈符号性、抽象生态乌托邦主义的后现代行动。但是以后现代政治话语为基础的转型实践，不仅在以个体生态意识对阶级关系议题的替代中造成了生态责任错置，更会由于转型话语基础的非历史性而致使其转型目标的非现实性。“只有物质生产力的社会政治解放与心灵、意识的精神解放相一致时，人间天堂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 ‘潜在的’空间。”[24](P201)因此，如何进一步提炼转型话语、增强其文化根基和时代认同性、避免在非阶级立场和文化多样性的后现代意识形态迷雾中被稀释和侵蚀，是绿色左翼政治面临的重要任务。

最后，转型动力不足是影响转型机制及转型实践的最显性挑战。从全球转型行动来看，社会生态转型的变革动力主要依靠全球绿色左翼联盟、绿色党派及生态公民 “红绿”实践，而现实中革命主体性丧失、绿色党派转型话语低政治效能及绿色运动团体的目标混杂性都增加了转型的现实难度。其中，作为一种维护多数人利益、支持工薪阶层(特别是要对工会、抵抗活动及必要罢工给予必要帮扶联合基础的全球绿色左翼联盟)，正在工人阶级主体性革命意识的丧失中(全球劳工套利和阶级主体性的削弱)宣布失效；而在绿色党派的构建中，全球左翼党的绿色转向分别基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基础，绿党所选取的政治向路是以 “绿色转型”为核心、以生态现代化为路径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英国绿党除外)，社会民主党则通过 “有质量的增长”实现经济绿化，而左翼党则强调通过环境政治来达到 “社会生态重建”[25]。这就决定了这些党派在制度化和职业化中为了迎合政治选举的需要而难以走向一种纯粹的 “绿色”或 “红绿”话语和行动；而对绿色运动团体或生态公民而言，也在与工人阶级(新无产阶级)的疏离中逐渐催生出一种 “为争取与它的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权力而斗争的亚阶级”[26](P214—215)。转型主体阶级涣散、转型主导力量的丧失以及转型议程或策略的非现实性，都会造成社会生态转型运动无法最终落地。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生态转型的前景就是一片黯淡，我们仍要看到作为转型行动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释放出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释放的前提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对具有生态资本主义属性政策工具的限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及其大众文化的强化，因而才有经济社会现代化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内在一致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会导向一种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生态社会主义未来。

正是基于此，我们知道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已经构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替代性方案，并在现实中作为绿色左翼政治的最新表现形式开始走向一个新阶段。但是，任何一种转型理论的实际运行及其面临的困境都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社会生态转型能否克服话语层面多重意识形态迷雾的干扰、重新聚合涣散的转型动力及重启高层次政治转化效能，或者说能否作为一种广泛普及的政治模式带领全球绿色左翼实现一种真正的 “红绿式”超越，关键在于它能否突破制度设置层面的终极障碍以及在大众意识形态方面达成统一的绿色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