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蒋洪池,张 洁
学科是大学的基本单位,是高校发展的核心。科学的学科评价有助于客观认识学科现状、理性分析学科所存在问题、有效促进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学科评价作为教育评价延伸至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特殊范畴,其评价方法随科技的进步而更迭,因评价需求的多元而多样。通过梳理我国大学学科评价历史脉络及近三年的研究热点,旨在对学科评价进行理性反思,改革与创新学科评价实践,进一步推进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的兴起一方面缘于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各学科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需要规范化的学科标准指导大学进行学科建设;另一方面国家希望借助学科评价了解我国大学的具体办学情况,制定合理的教育政策,及时调整国家教育战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有关大学学科评价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985年,《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正式颁布,揭开了我国学科评价工作的序幕。同年,学者陆跃峰就高等工程教育学科评估中评价要素的分析、数学方法的选择以及计算技术的应用三方面进行探讨,强调评价时应用计算技术进行数据分析[1]。这是在我国缺乏学科评价理论和实践的情况下第一篇关于学科评价的文献资料。此外,有学者对当时主要的学科评价方法,如主观评价(同行评议)、科学计量(科学指标、文献计量、引文分析)等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科学研究活动的特点,提出应考虑评价环境、重视评价结果等建议[2]。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同时强调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重点学科。因此,针对重点学科的评价研究随之增加。有学者依据该《决定》主张参考专家评议结果,择优选择重点学科并加大建设力度,并提出重点学科评价的原则和标准,形成同学科的评价指标体系[3]。有学者从学科发展的脉络和学科活动的性质入手,确立指标体系结构,并按学科类型确定评价指标和权重系数,给出权重系数的约束条件,从而解决不同学科间的可比性问题[4]。有学者通过介绍国外科技优先领域评价方法和标准,并联系我国大学现状及学科背景,提出我国学科优先发展领域的评价体系应考虑学科发展战略、重视学科的关联性、合理分配国家资源[5]。
这一时期我国关于学科评价的研究开始萌芽,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大学学科评价研究聚焦于两个方面:一是学者集中于学科评价的理论及方法研究,探索构建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尝试通过对各种理论模型进行可行性分析从而确定评价指标要素;二是学者响应国家号召,侧重于重点学科评价的研究,以期借助学科评价确定一部分重点学科进行择优扶植,加大重点学科建设力度,快速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体而言,学科评价体系的构建处于设计阶段,尚未得到实践检验。
1995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主持并推行了全国数学、化学、力学、电工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审核试点工作。这是我国第一次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此次评价实践的特点是高校自愿参评,在二级学科评价合格的基础上,以一级学科选优评价为重点,将反映一级学科整体实力的学科状况、科研成果和研究生培养作为此次评价的一级指标,并考虑各学科的差异,采取各个学科单独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系数的措施。但也有学者就首次学科评价实践进行反思与分析,发现各单位提交的学科数据存在虚假、论文及科研项目的质量和数量关系轻重不分、新兴学科或交叉学科划分方式不合理等问题仍未得到充分解决[6]。
之后,有学者以某医学院校为例,运用文献计量工具,对8个重点学科学术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各重点学科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稳定的研究方向;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在各自学科中居于核心位置[7]。有学者借助中国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统计某校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论文或著作被引数,按引用频率排序,发现重点学科间的科研实力差距很大;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科研实力较强,在未来发展中有强劲的竞争优势[8]。由此,文献计量法在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中崭露头角。
2002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具有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资格的一级学科进行整体水平评估(下文简称学科评估),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聚类排位。自此,学科评估工作拉开帷幕,学科评估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大学学科评价实践活动。学界展开了关于学科评估的讨论。针对全国第一轮学科评估,有学者认为由高校自主决定是否参评会导致评价结果缺乏代表性等问题,并提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应全部参评、扩大学科评价范围等建议[9]。有学者就部分参评单位刻意美化数据导致信息注水等问题,提出利用信息技术收集电子数据并将其公示,呼吁社会大众积极行使监督权[10]。
这一时期,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从理论研究逐渐转向实践探索。尽管全国首次5个学科的评估及随后的第一轮学科评估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一定缺陷,但这是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一个突破性尝试,检验了我国前期提出的学科评价理论的合理性,为学科评价研究提供了真切的实践经验。在学科评价的初次实践过程中,围绕学科评价实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的研究趋于主流。此外,随着学科评价实践的开展,文献计量法逐渐进入研究视野。
这一阶段,我国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分别于2007年和2012年启动了第二轮和第三轮学科评估。此外,不同机构组织的各式各样的学科评价实践活动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例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世界一流大学与科研机构竞争力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标志着我国学科评价进入快速成长阶段。这一阶段的学科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学科评价的理论研究。由于学科评价中很多数据信息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有学者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分别从科研团队、学术研究、教学与人才培养和工作环境四个维度设计了学科水平检测的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1]。有学者借助层次分析理论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利用加乘法则建立评价模型,以此构建重点学科三级评价指标体系[12]。
第二,针对学科评价实践工作的反思。有学者以2007—2009年第二轮学科评估结果作为原始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技术统计我国高等院校优势学科发展情况,发现我国高等院校学科整体布局不均,华北华东地区高等教育整体较为发达且优势学科也呈现向这些地区聚拢趋势[13]。有学者肯定了第三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的创新,强调学科评估既要具有导向又要积极诊断,注重正确把握学科内涵、建立科学的评价观,认为学科评估应淡化行政意识,加强服务功能,逐渐形成以社会为主体的评价实践[14]。
第三,分析国外知名学科评价体系的先进性为我国学科评价实践提供思路。有学者通过介绍瑞典大学学科国际评价的具体办法,倡议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理念向自我问责转变,采用国际标准,形成具有国际视野且评价周期稳定的学科评价体系,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15]。
这一时期,我国大学学科评价发展势头强劲,开展了大量的评价实践活动,不仅有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权威性的学科评估,而且有由第三方社会中介或高等教育机构组织的其他学科评价实践。随着评价实践的丰富,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的成长空间也随之扩展,研究者在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学科评价新理论,反思实践中暴露的问题。同时,学者还将研究视野转向国际,分析比较国外学科评价的理念、方法等,为我国大学学科评价提供新思路。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对学科评价也提出相应要求,学科评价不再单纯追求学科水平检测、学科排名,而是强调学科评价的内涵式发展,强调 “以评促建”的核心理念。这一时期,针对一流学科评价的研究迅速增加。有学者认为一流学科评价应结合国际标准与中国特色,评价标准应贴合学科特色、灵活调整指标权重,人才培养质量的指标应重视学生主观信息的收集,多维度考察学术声誉,重视学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16]。其次,学科评估经过前三轮的实践与改进,逐渐被大众认识。有学者对前三轮一级学科评估进行反思,提出学科评估初衷和实际效果存在较大偏差,认为学科评估结果与高校利益捆绑催化高校间恶性竞争、破坏学科生态等问题。
2016年我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启动,受到学者的诸多关注。有学者发现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人才培养指标考察范围扩大到用人单位的反馈、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注重质量与数量结合评价等改革措施,肯定了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改革成效[17]。面对即将到来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学者对其进行了展望,并结合前四轮的评价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许。有学者认为第五轮学科评估应避免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科的价值取向,深化学科分类评估、细化评价指标,践行 “以本为本”的评价理念、重视本科教育,牢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注重地区差异等问题[18]。有学者提出警惕学科评估中出现偷换数据的不良情况;提高信息和数据的真实程度,形成良性竞争;全面考察学科情况,促进学科可持续发展,推动学科评价内涵式发展[19]。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大力强调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要求。这一阶段,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理念趋于成熟,学科评价的内涵式发展是这一时期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的主要特征。研究者积极响应时代号召,紧跟政策走向,深入一流学科评价研究,以期促进一流学科的形成、推进一流大学的建设。此外,学者们不断反思学科评价实践,及时总结前四轮学科评估的经验与教训,并对第五轮学科评估提出新的期许,期待我国大学学科评价能够不断追求先进的评价理念和科学的评价方法,推动学科的内涵式建设。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大学学科评价研究至今,我国大学学科评价已经逐渐形成较为科学的评价理念,具有相对完善的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多次学科评价实践。自2015年 “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与 “双一流”建设相联系。2016年,教育部公布108个一流学科后,学科评价研究更是聚焦于一流学科评价。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学科评价是基于一定的价值标准,以学科作为评价对象,系统衡量某个时段内学科发展的成果,准确把握学科发展客观态势的活动,目的是为学科建设提供决策支撑,进一步提升学科质量[20](P6)。随着 “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启动,学科评价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在此背景下,我国学者重新审视了学科评价的内涵。
第一,学科评价以提升学科发展潜力为核心任务。有学者认为应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行学科评价,从学科文化、背景及特点等角度评价学科发展,淡化学科评价的功利性排名意识,更加注重学科的科学规划。强调学科评价根本目标是促进学科发展,通过学科发展推动世界一流学科建设[21]。
第二,学科评价需遵循学科组织特性、符合学科发展规律。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科评价呈现行政干预性强、学术参与性弱的特点,提出一流学科评价必须适应学科的根本属性、遵循学科发展客观规律,采取动态学科评价、强调过程管理,全面考察学科相关利益主体,加大学科人话语权[22]。有学者强调学科评价必须尊重学科学术价值、淡化学科评价的工具理性,既要综合考察学科也要关注学科特色发展,为学科创造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构建良好的学科生态,真正落实 “以评促建”的学科评价理念[23]。
第三,学科评价应与时俱进,切合中国大学学科发展的实际。“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有学者运用教育生态学视角探究学科生态中的学科评价,认为一流学科评价要注重学科历史,紧随时代变化、打破学科边界,积极应对大学内外部环境、促进一流学科适应外界环境,从中国学科传统背景中构建自我评价体系[2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学科评价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方向,结合中国大学办学现状,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学科评价体系。
学科评价的核心内涵是促进学科发展。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跨进普及化阶段,但我们仍然不是高等教育强国。因此,追求内涵式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是大学学科评价与学科建设的共同理念。而正确把握学科评价内涵是学科评价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展学科评价实践的首要环节。
我国大学开展学科评价初期,主要采取选优评价,学科评价的主要功能是确定大学的重点学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择优发展,重点建设。伴随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高等教育经费较之以往有大幅增加,如今学科评价的功能也趋向多元化。宏观层面,学科评价为学科建设服务,促进学科发展;微观层面,学科评价为政府、高校、社会提供大学学科的相关信息,各主体参照评价结果进行具体活动。学科评估是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中使用的高频词,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众多学者以学科评估为例,探讨学科评价的具体功能。
首先,学科评估既有正向功能,又有负向功能。有学者认为学科评估的正向功能是能够促进大学明确学科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学科范式;借助媒介传播大学学科信息,扩大信息接受范围;推进高校整体发展,加速建成一流大学。其负向功能包括资源消耗过大、院校差距增大等[25]。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科评估应从功利导向性转向注重学科发展,从外部问责转向自我评价,强调发挥学科评估的形成性功能,关注学科建设过程[26]。
其次,学科评估服务于 “双一流”建设。有学者提出双一流学科名单的确立基于学科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中前两名的一级学科(除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的测绘科学与技术外)都在一流学科名单之内[27]。由此可见,学科评价与 “双一流”建设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有学者认为学科评估作用是发现学科建设中的问题与短板,督促大学积极纠偏与调整,确保高等教育质量、为 “双一流”建设考核提供参考意见[28]。我国大学学科评价价值取向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多元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的更迭。有学者指出学科评价具有推进 “双一流”建设良性发展的作用,但评价时需激活大学中多方主体的参与,同时鼓励社会中介评估承担学科评价的主要活动,切实落实 “管办评分离”,推动 “双一流”建设科学化、民主化。
自2002年至今,学科评估已完成四轮,评价结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第四轮学科评估参评单位513个,学科7449个,其中全国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中94%参评,参评学科数增长率为75.89%。学科评估已逐渐成为我国最具权威的学科评价方式,对我国高等教育意义重大,在促进学科内涵建设、提升学科建设水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评价理念的成熟,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功能也应从青睐于外部问责逐渐向大学自我改进进行转变,促进学科内涵式发展。
学科评价研究在我国兴起以来,学科评价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是研究者着重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我国大学学科评价实践的不断丰富,学科评价中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及时发现评价中的问题,对症下药,不仅有利于评价实践的顺利开展,而且有利于准确把握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现状、预判学科发展趋势,从而促进一流学科的形成。学者对学科评价问题及建议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学科及其相关概念的错误认识导致学科评价结果偏差。有学者指出学科评价存在因“学科”概念不明确、忽视主体需求造成评价信度较低;缺乏学科组织建设评价导致结果不具说服力等问题。并提出从全球、国家和大学三重视角审视学科概念;重视学科组织建设,建立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评价体系等建议[29]。
第二,片面追求排名、功利性地看待学科评价导致学科评价目的迷失。有学者认为当前实施的学科评价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属于竞争性评估或问责性评估,使得大学为追求靠前名次,刻意迎合评价指标,产生学科评价主导学科建设的问题。因此,除了充分运用学科评价的诊断性和导向性等基础性功能之外,还需特别注意控制其学科排名竞争和绩效问责等附加性功能[30]。此外,政府主导学科评价,“管办评”未分离,缺乏独立性的第三方评价也揭露一些深层问题。第三方机构学科评价存在缺乏制度支持、缺少法律支撑、评审专家匮乏等问题,应加大制度创新、加强立法工作、优化评估队伍等。
第三,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中学科分类规则、指标设计等存在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学科评价存在尚未建立科学的学科分类原则,学科划分粗糙;缺乏个性化指标设计;同行评议及其指标权重标准不明等问题。根据以上问题,建议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时应进一步细分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学科特色确定同行评议权重大小[31]。
第四,学科评价实践的具体问题。以第四轮学科评估为例,有学者指出第四轮学科评估过分运用国外期刊论文标准来评价中国高校学者的学术水平,误导高校学者竞相在国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导致学科建设脱离中国特色、缺乏自主创新,提出坚持学科评估的中国特色,合理设计中文类A级期刊指标,确立中国学术论文评价标准[32]。有学者认为学科评估中各单位递交材料的整理规则不统一、科研人员学科归属划分过于笼统等问题,同样会导致学科评估的结果有失偏颇,提出按学科整合科研成果、科研人员学科归属依据其个人成果并结合主客观评价联合划分等建议[33]。
学科评价应首先准确认识学科的概念:学科就是根据一定的理智任务及知识自身的特点而对知识进行的有组织的社会分组,是拥有自己的一套观念、方法和主要目标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34](P18)。精准把握学科评价的本质,坚持 “以评促建、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学科评价原则,不过分放大学科排名竞争。高校要从学科自身出发、加强学科的内涵建设,强调学科发展的可持续性,而非为了刻意迎评粉饰学科外在,甚至弄虚作假。
国外大学学科评价发展较早,评价理念已趋于成熟。我国学者通过比较研究,总结国外大学学科评价的先进经验,力图构建符合我国大学办学实际的学科评价体系。
首先,国外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大学学科评价值得借鉴。对英国QS和THE、美国USNews以及中国ARWU(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四个大学学科评价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四者在引文分析数据库、学科类别、指标体系及权重等维度的优劣,可为我国构建独立的第三方大学学科评价体系提供新思路。有学者按评价体系影响强弱分为介入式和竞争式的学科评价体系,在此框架下分析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学科评价实践及其结果影响。发现竞争型学科评价逐步成为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工具,学科评价与研究质量提升的关系并不确定,提出学科评价应更注重质量评估而不是聚焦数量、削弱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的关联性等建议[35]。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是英国第三方学科评价的典型,拥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多元的经费来源渠道、民主的决策模式和全面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有学者认为我国学科评价应该学习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理念,重点提高评价的专业水准,重视与高校自我评价的有效联动,并大力完善学科评价的法律政策体系。
其次,梳理国内外大学学科评价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现状,促进完善我国大学学科评价体系。有学者将世界范围内大学学科评价总体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其特点,提出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改进方向:合理取舍评价体系及结论、树立正确的评价理念、优化评价组织管理方式、明确政府及其部门的服务定位、回归第三方评价机构的社会监督本位以及建立分学科的学科评价体系[36]。有学者按评价机构将学科评价分为:国家政府主导的以整体评价为主的学科评价体系和借助社会机构组织形成学科排行榜的学科评价体系。对两类评价体系进行现状分析,发现当前学科评价对学科学术水平的评估不足,引入项目反应理论,运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建构评价模型,囊括评价中的模糊数据,以期更适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37]。
学科评价中国化是坚定中国自信、展现中国特色、打造中国品牌的迫切需要[38]。因此,学科评价的改进过程中,不仅需要借鉴他国的先进理念、设计具有国际化的评价指标,更应该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考虑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价体系,扩大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国际影响力。此外,还需鼓励社会中介组织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价机构,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公平性。
自1985年发展至今,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获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学者反思。
同行评议是学术系统中最为盛行也最为核心的审查和评价制度,是学术评价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制度或准则,是目前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中可信度较高、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制度或评价方法。国外大学学科评价一般都比较重视同行评议,如英国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同行评议的权重高达40%。同行评议在我国学科评价指标体系中一直处于矛盾焦点之一,学者对同行评议褒贬不一。一方面,学者认为同行评议指标能够从专业角度评价学科发展质量;另一方面,学者认为同行评议存在徇私舞弊的缺陷,不能客观评价所有被评单位。
我国大学学科评价对同行评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些评价体系甚至没有同行评议指标。当前学界对于同行评议指标标准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各学科专家的选择依据、专家人数的确定、具体评审规则的制定原则以及同行评议指标的权重等。因此,必须重视同行评议指标的研究,应从量化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角度认真思考同行评议的指标,为学科评价体系提供可行的指标设计方案,以获得较为真实的评价结果。
我国大学学科评价以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为主,其他机构的学科评价为辅。虽然都是以第三方方式开展的非行政性、服务性评价,但在实践中,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的学科评估具有典型的 “官方行政”色彩,其学科评价的权威性也相对较高,但无论是哪种学科评价体系,评价结果都会饱受社会争议。
世界知名的学科评价体系一般都是由第三方社会机构主导,如U.S.News全球大学学科排名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发起、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由英国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主办、THE世界大学学科排名由《泰晤士高等教育》组织。第三方组织能够在政府与高校之间充当缓冲机构的角色,能够有效整合国家体制与市场体制的作用,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的良性发展[39](P 153)。
因此,我们应鼓励第三方社会机构开展学科评价,呼吁形成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学科评价体系的同时,还需加强对第三方学科评价体系的元评价。按照学科生成和发展的规律,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整个学科评价体系进行分析,包括学科评价目标是否符合我国的教育目的,学科评价主体是否全面,学科评价指标是否科学,学科评价的过程和方法是否周全、适当,所做的结论是否有效等,从而作出价值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控反馈,使之不断优化和完善,提高学科评价结果的可信度,真正实现学科评价的目的。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是 “双一流”建设的核心要求和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重要原则。学科评价的指标设计既要注重中国特色,又要关注国际标准。但遗憾的是,已有的大学学科评价及其研究并未能将二者有机结合,往往是自说自话,学科评价的中国特色指标与国际惯例指标之间的联结尚未形成。
中国特色学科评价指标是在充分考虑我国大学学科发展背景、学科文化的基础上,贴合我国大学学科实际而量身定制的指标体系,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要提升中国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彰显中国高等教育的独特魅力。国际惯例学科评价指标则是根据国际通行的学科评价标准进行设定,其目的是帮助我国大学判断自身学科在世界高等教育之林中的相对位置,了解学科发展的国际趋势,预估学科未来的发展走向,确保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前瞻性。
中国特色与国际惯例指标之间并不是矛盾对立、不可兼容的,二者之间应该相辅相成,共同促进我国大学学科评价的发展与完善。我们应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理性分析,为学科评价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也明确指出,教育评价要坚持中国特色,扎根中国、融通中外,逐步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要求改进学科评估,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纠正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
可喜的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正在进行的第五轮学科评估将立德树人排在了首位(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及师德师风的考核),强调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更加关注人才培养质量与学生获得感。加强不同学科分类评价,强化 “代表作”和 “典型案例”评价,人文社会科学更加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从而也彰显了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指标的创新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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