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瞿 杨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历程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相较于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理论先驱而言,在实践基础上批判建构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与真理性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所实现的“四个超越”之上。这“四个超越”是人的解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具体呈现,分别涵盖了人的解放的四个方面——经济解放、政治解放、思想解放、社会解放。以“四个超越”的总体性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对人的解放问题的贡献,总结与归纳“人的解放”问题的四个基本方面,最终将完成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科学性之印证。
首先,关于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率先走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哲学解放的幻想。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他对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理论思索更多来源于德国国家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人、社会、国家论述为“理性”的外化表现,“绝对精神”的内部矛盾是促使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精神现象学》中将精神划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层面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国家层面的伦理精神;人类社会的根本同时也是绝对精神的存在形式,即“绝对知识”。长期以来,立足于德国封建制度之下的黑格尔哲学被看作是解释国家形成的重要理论,因此,黑格尔哲学在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德国有着强大的现实基础。在德国,关注人的解放问题的理论普遍以黑格尔所主张的“绝对精神”出发,以理性等维度将人的解放问题框制在哲学讨论中,人的解放等同于“理性”的自我完成,等同于思维与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人们越来越发现这种纯粹的经院哲学并不能将人被禁锢、压抑的实际困难给予现实层面的解决。对此,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率先进行理论革命,遗憾的是他们关于人的解放问题仍旧没有脱离哲学的层面,马克思对此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批判,指出:“在鲍威尔的批判中,我们所反对的正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可见,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于人的解放问题不仅没有离开哲学层面,马克思因此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分歧,并在《德法年鉴》与《莱茵报》时期进一步关注人的解放问题。
其次,马克思批判德国实践派否定哲学的解放路径,要求“人的解放”必须诉诸客观社会实际。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同时,马克思也批判了德国实践派完全置“德国现实于不顾”的做法,指出:“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在长久以来统治德国的国家哲学与宗教哲学面前,德国实践派走向了与青年黑格尔派相反的道路,主张以现实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来完成德国社会的解放任务。但是,马克思认为对于当前情况下的德国人的解放问题首先要面对的,恰恰就是整个德国的思维传统——即以哲学来解释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一切关系的思维,这种思维方式严重禁锢着德国民众的意识。马克思要求德国实践派必须以社会实际出发,一是破除宗教哲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思维的禁锢,二是应当以实践活动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发展。由此,马克思在关注人的解放问题之初,就已经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和德国实践派的批判,彰显了对唯心主义哲学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又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起点正是从关注人的解放问题之与三大批判开始。
首先,马克思抛弃了旧唯物主义抽象的人的概念,从而走向现实的人。在青年黑格尔派将德国的解放道路进一步引向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之时,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横空出世。《基督教的本质》的出版,揭开了对唯心主义哲学批判的理论先河,但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马克思则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费尔巴哈认为,人以其类本质的状态为“自然”状态,离开“自然”状态的人是异化了的人,人的解放的不过是认识到基督教是人的本质的反映。对于人的解放问题而言,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深深影响着马克思以人为观察世界的尺度,以人的活动、状态来解释社会现象,以人的类本质出发解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中的“人”,马克思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指出:费尔巴哈的人是脱离了“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人,市民社会中的人不是以“爱”相连接,相反,他们因私人领域与公众领域之间的对立而彼此分离。因此,深入剖析市民社会中的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就成为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超越旧唯物主义的核心。
其次,“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关系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批判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使得马克思走向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由此,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诞生。脱离了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基本历史观;脱离了抽象的人,使得马克思将目光转向市民社会与国家,得出了市民社会中人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实际分裂,这是马克思将人及其物质生产关系放置在社会历史发展层面上进行考察的第一个理论成就。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就此引入了全新的维度——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说,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随着人的解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费尔巴哈人学思想对马克思有着很深的影响,但对于人的解放问题,根本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所向往的“自然的”、“类本质的”状态。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人的解放理论深深根植于市民社会的现实状况,从超越唯心主义哲学开始,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也完成了从“抽象的人”走向“现实的人”重大的理论突破,这是对旧唯物主义的再一次超越。
首先,马克思以批判鲍威尔的《论犹太人问题》为序幕,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解放的实质。鲍威尔认为,犹太人的问题是宗教与政治国家之间冲突的体现,要废除基督教以及一切宗教形式。鲍威尔认为,犹太人解放的唯一路径就是彻底地推翻宗教在政治国家的中的地位,扫除宗教对犹太人甚至是整个欧洲大陆人的思想束缚,一旦宗教被推翻那么犹太人的问题就随之解决了。对此,马克思批评鲍威尔将“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依据欧洲各国不同的现实的政治状态,犹太人问题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之间有着根本的界限。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仍然停留于国家从教会中分离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要求,以为随着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完成便会实现人的解放。在探索犹太人问题时,马克思进一步形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理论,这一理论使得马克思开始对市民社会中人的经济生活予以关注。什么才是真正的犹太人问题?为什么犹太人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两个问题最后都归结为人的解放问题。私有制是市民社会中人异化的根源,因此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就转向了对私有制的批判,从而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其次,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路径的局限性之后,马克思认识到人的解放问题必须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人的解放问题实际上代表着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的解放,微观情况下,个体的人的解放,意味着个体与周围物质世界的关系(人与他人、人与国家、人与社会)成为和谐有益的互动关系,社会各阶层得到解放,社会中的每一成员都被纳入考虑范围,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人的解放问题首要的关注点。宏观来讲,人的解放问题还意味着人类社会整体的解放,同时也涵盖了人与自然、历史等关系。这样一来,人的解放问题就被全面而系统的看待了。在人的解放问题上,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于人的解放的认识,指出以资产阶级的方式与路径根本不可能完成人的解放这一使命,只有彻底的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诉诸无产阶级革命解放的路径,才能真正完成解放。毫无疑问,马克思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对人的解放问题的探索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首先,克服空想社会主义从“道德”层面进行的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讨论,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走向科学的重要体现。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着重从资本批判、人文关怀等角度进行探索,以此对理想化的未来社会形态进行构想,期待能够使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一蹴而就。对于人的解放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着重于架构理想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对现实社会中的人的遭遇表示愤怒与同情,并针对私有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却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性。马克思在关注人的解放问题时,抛弃了仅从“道德关注”“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批判的抽象的方式,而是坚持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找到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本原因,并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两个绝不会”的理论,成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正式确立,人的解放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也正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体现。
其次,共产主义中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最终构想。“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人的解放问题的最终解决只能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是获得解放的人,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脑海中建构的理想社会,马克思坚持从物质生产关系层面阐述人的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可能性,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物质生产与分配方式都是基于人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基础,“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在公有制下的生产社会化彻底实现之后,人将不受制于私有制的制约,其生存和活动将不会再以“满足劳动者生活的最低限度”为标准,人的解放将会彻底实现。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最终构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