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统一战线政治生态建设研究——基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认识

王 晶

（中共忻州市委党校，山西 忻州 034000）

一、制度阐释：新时代统一战线生态建设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制度构成模式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性、多成分以及多路径，呈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一国两制”“混合所有制”“一带一路”的开放模式，以及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40 多年和建国70年，在制度阐释中集中智慧、体现民心，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地建构与完善并推进大国治理的政治格局建设。

政治格局本身就是一个“变中求通”，“变中求同”的时代演化的集成，“一体化”“共同体”“中国梦”的提出，将“制度阐释”推进到了“政治生态”建设的新阶段。而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生态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的政治阐释的整体架构模式。

“政治生态”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新时代政治基础的构成，从而形成政治基础与政治公域的“相互架构”。“政治生态”提出之初，在学术界的理论界定中，都是从“政治治理”角度进行定义，而从“制度建设”角度进行拓展并没有纳入到“政治生态”的理论视阈。作为制度阐释发展为共同对话则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因此，通过制度建设拓展政治生态，应该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在我党政治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上的一体化战略，既包括“道路认同”，也包括“民族复兴”，还包括“文化一体”“共同梦想”。这是因为党的统一战线不仅仅重视国家民族的文化记忆，还要推进“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改善舆论反映”，谋求“稳定的总体评价”，依靠统一战线构建国家政治生态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公域意识，形成中国全球化、一体化、共同体的国家政治公域理论基础。因此，“统一战线”在政治生态建设中，形成了“条例”法规性的共同政治体系，既是“一体化”“最大公约数”的统一，也是“共同体”“政治生态”的“新战线”。

二、政治公域、政治同构、政治生态：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新时代属性

从全世界政治格局看，政治论域的意识形态是民族国家研究一个瓶颈课题。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基于国家核心价值确定了在国家文明中的“公域”(commons)理论。不同制度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不同的假想敌意识形态的推理模式。中国政治生态建设亟需突破西方“跨越国家主权管辖的”的“公域”(commons)模式，跨越西方假想敌的政治屏障。为此，中国崛起的政治公域就在于构建“一带一路”的和平发展论域，从而确立中国发展的逻辑起点。那么，如何解决“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政治公域问题，统一战线就建构了中国发展的政治公域和政治同构的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为“条例”对政治公域的中国化解读：凝心聚力，参政议政。“条例”在政治公域界定上重新解读了各个阶层、党派、群体、人士的生态型政治体系，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性质，进而形成党的十八大重新确立“全面”的社会主义整体观。

“政治生态”是基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形态的探索，从“四个现代化”的中国化“小康社会”解读，到“四项基本原则”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诠释，乃至“五位一体”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文明”跨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本身完成了制度的跨越，进而被界定为人类文明社会的新制度。其中新时代的提出就是这个制度跨越的整体解读。如何来探索“整体”战略的“统一战线”，“一致性”与“多样性”的新发展就是统一战线的新目标，其对中国大国地位、大国形象、大国制度探索文化生态、制度生态、政治生态，推进“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生态，有着实质性的理论价值，也有着时代性的政治雄姿。

统一战线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公域，是我党政治生态建设新视角。统一战线重视政治公域，无党派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其政治“私域”的愿望、能力、贡献以及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公域”协商，提出了基于“四个自信”的“四个凝聚”——“凝聚共识、凝聚人心、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的政治公域模式。政治公域与政治协商通过10 多部专项文件，强化了自信的基础，明确了自信的领域，规范了全党在统一战线上的协同机制。政治公域、制度阐释、协同机制、共同对话，形成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生态生动活泼的新格局。这种生态格局下，制度的基础蓄养越来越广泛，广大社会人士参政议政蔚然成风；国家政治的制度文明越来越深入，公共治理的法规体系越来越健全；政治执行力与制度统一性越来越提高，公信力与公信度的共同机制创造出中国模式的政治生态。

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政治联盟”，到列宁苏维埃政权阶级斗争理论下的“无产阶级专政”，马克主义所界定人民的斗争性与实践的革命性推动历史发展。同时，我们的同构与战线是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天地人”生态文明基础上，人、社会、自然都被纳入到社会制度范畴。因此，我们的统一战线不是西方组织学的“团队意识”，也不是“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与“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随同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而是人民群众的和谐组织，参政议政，凝心聚力，理论上就是从孔子“仁政”“善治”发展而来的中国邦域政治的理论，“天下归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也可以说是社会学说中政治主张，是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的“战线说”。

三、共同体、一体化：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政治生态建设内容与路径

（一）内容

统一战线的统一具有制度性规范，确立了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因此，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性地位，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核心，治国理政与参政议政的共同机制，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条例”第六条（三）提出“把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内容，把统一战线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内容”。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直接参与或者架构到国家经济、货币、安全、法制的共同体生态模型上，“全面架构”“整体参与”“公共制度”，形成了统一战线政治生态的丰富性。有统战人士、组织直接参与到政府机构的；有从基层向上逐级反映的；有从上下咨询协调的，涉及到政策的协调、变迁、发展、跨越；有区域事务组织，宗教文化组织，政府组织，共同完成国家治理行为。统一战线还涉及到企业团体与职业群体的涉外组织，以及广大群众对社会安全、食品安全、制度安全的迫切要求。

从新颁布的“条例”我们也看到，新时代统一战线建设在政治生态上多途径、全方位介入以及架构。第二章“组织领导与职责”六至十条是直接将组织架构与国家管理进行制度规范的说明。其中“第五条”充分说明了统一战线的机构设置的群众基础性原则，从乡村到企业，统一战线与任何群众团体都不同，它是基础性的党的统一战线。第六条全面说明统一战线的组织管理工作机制。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日常管理工作，专项进行管理，制度上要将统一战线与人民群众全体参与放到一个制度层面，理论政策与党委工作交互架构，突出统一战线的“政治战线属性”。同时，为了突出统一战线的政治属性的生态建设，第六条专门架构了统一战线对“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有关人民团体中统一战线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同构体系。在政治上要注重政治生态的维护，在制度上要注重组织融入的规章制度，在活动上要遵循个体社会与民政形态的政治归属意愿。第七条规范工作制度以及权力职能。党委领导下，统一战线被界定为“统战工作”，有专门的机构设置，有专门的工作渠道。统战工作“承担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协调关系、安排人事、增进共识、加强团结等职责”，具体了统战工作的政治生态建设的路径。

（二）路径

如何建构社会生态的政治文明，不是西方政治那样仅仅是旨在证明个体理性的叠加，而是要形成社会制度的集体理性，以及遵循一体化与共同体的自动生成机制。统战工作“负责联系民主党派，牵头协调无党派人士工作，研究贯彻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方针政策，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责、发挥作用，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

“统一战线”考察如何设计制度，如何为公共资源治理提供方案：“调查研究党外知识分子的情况，反映意见，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联系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在征求多数人认可的治理规则情况下，如何确保多数人都如约遵守该制度，“调查研究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牵头协调检查落实情况，做好重要工作和重大问题的处理，协调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相关理论、政策的宣传教育，联系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代表人士，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和举荐工作。”

统战工作在社会监督成本较低，监督机制缺位的环境下，如何实现有效监督，“调查研究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情况，协调关系，提出政策建议，团结、服务、引导、教育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统战工作涉及到“一国两制”、国家安全与全球性公共空间等事务，“开展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联系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有关党派、团体及代表人士，会同有关部门对香港、澳门地区统一战线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进行调查研究，做好台胞、台属有关工作。”在国家事务中，统战工作交织互容，形成密切互动、相互依存的复杂议题网络，为全球化日程提供场域与情境，使主权国家间互动行为更为频繁。虽然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导致合作，但不同国家、地域的人们已开始在事实上结成“生存共同体”“利益共同体”。

统一战线涉及到了“资源共管、制度共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强调合作式竞争、开放式共建与多元利益共享；提倡共同应对挑战与风险的政治责任意识、沟通协调的政治契约精神以及合作共赢的政治发展观，并表现为“普遍但不同质”的价值理想，为超越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提供了政治生态空间。其中政治协商包含了具有“宪法的修改建议，有关重要法律的制定、修改建议，有关重要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建议；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建议人选；关系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重大问题”的国家制度建构的政治地位，体现了党对重视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视。

四、结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新时代政治生态的趋势与前景

新时代从“一带一路”“一体化”“共同体”视角，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制度阐释模型的新战略格局。“条例”从第四章“党外知识分子工作”，逐步呈现出了政治生态作为政治文明的制度设定；第五章“民族工作”彰显了中国多民族团结的文化基础以及政治基础；第六章“宗教工作”逐步突出中国天地人统一的哲学特色；第七章“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经济群体上升为政治阶层进行了极为前瞻性的界定。这些界定真正展示了中国政治智慧的伟大复兴，不断地建构与完善并推进大国治理的政治格局建设。

另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体性”“共同性”。因为新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基础就是政治文明，复兴就在政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