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外贸易政策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宋建晓

(莆田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明朝建立之初，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朝贡贸易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但是这种朝贡贸易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严重背离经济规律，其贸易原则是厚往薄来，目的是怀柔远人，因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正统以后，朝贡贸易趋于衰微，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发展起来，取得了合法地位。综观明代的海外贸易，时禁时弛，使当时的一些官员就开展海外贸易的利弊得失进行讨论，大致分为禁止海外贸易派和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本文着重对两个派的观点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明代海外贸易弛禁政策对“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启示。

一、禁止海外贸易派主要观点

嘉靖年间，冯璋针对都察院提出的“通海舶以资物货”的建议，认为通番舶有害无利，应予以禁止。其理由是：第一，福建等沿海水域辽阔，岛屿众多，难以管理。他指出：“本省(福建)四府沿海地方二千余里，汪洋无际，四散岛屿，尽可泊船，与荆州、芜湖江上关锁去处不同”，[1]这种自然环境使番舶很容易逃避官府稽查、征税，官府很难对其实行有效的监控和管制。第二，从事海外贸易之人往往是不法亡命之徒，容易引发与官府对抗事件。这就是“通番之人，必是积年在海强徒恶少，舍命轻生，藐视官法。货船到岸，倘不赴官，四散湾泊，躲名匿税，官府不免拘拿，因而拒捕伤人，又须调兵征剿，恐其利未得而害先至也”。[1]第三，海外商品对民间实用性不大，销路有限，加上奸猾商人逃税，使海外贸易征税收入徒有虚名。当时“商贩所来，不过胡椒、苏木等件，民间用之不多，食之有限，贩来既盛，价值必轻，二三年后，商人无利，势将自息，徒有开税之名，而未见开税之利。所可预料者也，又有奸猾商人将中土丝绵、段布、磁铁贵货到彼番国，不换货物，止卖金银，回还之时，将船烧毁，潜地逃归，徒有开税之名，而终无可税之实，势所难禁者也。”[1]第四，海外贸易走私军火，威胁明王朝安全。“其初番中，本无盐硝、火药，亦无铳炮器具，后因中国之人接济往来，私相教习，违犯严禁，将带出境，以济番人之用。如佛郎机大铳、鸟铳、手铳，为害最大，然犹惧有法网，交换未多，番人以为难得。若今明开通税之门，略同互市之法，火铳、火药公然交易，得番人无用之物，济番人有用之器，是持其柄而授之兵也。”[1]第五，海外贸易使生人混淆、夷夏无别，结党成风，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冯璋认为，当时“漳泉恶俗，童男幼女，抵当番货，或受其值而径与其人，而赚得其货。或委身而甘为赘壻，或连姻而藉以富家，番华交通，一至此甚。今若大开纳税之门，直启交通之路，生人混淆，夷夏无别，其害将不可收也。又况泉漳风俗，嗜利通番，今虽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船出海，私相贸易，恬无畏忌，设使宽立科条，明许通税，顽民藉口势宗擅权，出海者愈多，而私贸私易者，不过治以笞杖之罪而巳。自此益无禁忌，恐其法坏于上，利归于下，无补国计之分毫也”。[1]

基于这些理由，冯璋坚持明初海禁的做法：其一，加强沿海边防建设，于腹里军卫之外，增置边海卫所，增筑边海城垣，“所以重边计而防后患也”。[1]其二，严防、重惩奸细，“凡缘边开塞，及腹里地面，但有奸细走透消息、探听事情者，盘获到官，须要鞫问接引起谋之人，得实皆斩。经过去处，守把之人，故纵隐匿者，与犯人同罪。”[1]其三，严禁私人从事海外贸易，尤其是贩卖军器等军需物品。“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段疋、紬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漏事情者，斩。”“官员、军民人等，私将应禁军器，卖与夷人图利者，比依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者，律各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1]其四，严禁建造违式大船并勾结海盗。“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1]

明代自嘉靖年间起，东南沿海倭寇侵扰日益严重，因此，一些大臣提出，海禁应主要禁止与日本的贸易，而与东南亚各国仍然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维时当事，议以吕宋素不为中国患者，题奉钦依，许贩东西二洋。”而漳泉滨海居民，“往往多至越贩诸番，以窥厚利，一行严禁，辄便勾倭内讧，嘉靖季年，地方曾受蹂躏之惨”。[2]沈一贯甚至主张，不仅要严禁民间与日本的贸易，而且连国与国之间的朝贡贸易也要禁止。其理由是：第一，日本通过朝贡以窥探中国内地虚实，收买奸民为其所用。“自古倭奴无贡，贡亦不过数十年偶一来，不知吾土虚实，所以祸少。自永乐来有贡，贡辄数来，则限以十年一贡，又不遵约，或数年一来。涉吾土若故乡，识吾人如亲旧，收吾宝物诸货如取诸寄。尤嗜古今图籍，凡山川之险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刚柔，国纪之张弛，无不熟知。而吾民之顽黩者，利其贿，负其债，反为之用。嘉靖中，两以非期拒还，因泊海岛经岁，奸阑出入，益生心焉。是时谋国者昧大计，以为贡可以示广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远，以为贡可以利金钱得异物。虽倭之始贡，岂遽有他心而势之所渐，不祸不止。其病中人，如蟊蜮之食心而不觉。”[3]第二，如对日本贡市，将使朝廷对日政策处于客、防两难境地，引起动乱。沈一贯指出：“贡市，则吾之于倭，当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实以盗自为；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剸刃以向吾腹。于斯时也，不防则有患，防之则示以疑，将防之乎，不防乎？丧乱以来，上下讲求，沿海数千里，用兵者四十年矣，士气始奋，民生始安。贡市成，则此兵直当撤去，将撤乎，不撤乎，又岂将增兵以卫贡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独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则不当防；防之，则不当客。防之不已，则客之不诚，是召乱也。”[3]第三，贡市将引狼入室，使倭寇在陆战中处于优势。当时，“大抵杀倭之术，于陆难，于海易，故须出海远哨，而扼之于门户之间，虽失无大患，众寡相当，即胜之矣。一登陆，则彼跳梁咆哮之势，非我兵所及，即吾之众，不能敌彼之寡也。贡市成，彼傥以选兵数百来，出吾不意，则吾数万兵，皆失势披靡无用。又况彼战于死地，吾战于生地，胜败之势悬可知”。[3]第四，贡市将使内地反朝廷势力与倭勾结为乱。“向也，吾民与倭通，勾倭为乱。四十年来，民与倭绝，乱本始拔。贡市成，则民复与倭合。宁独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戎且伏。从此言之臣，所谓数十年后，无宁波，犹远言之也，恐不待数十年之久也。”[3]

有鉴于此，沈一贯提出，要坚持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的对倭政策，禁止对倭贡市，而时刻防范倭寇的侵扰，“无岁无倭患，无岁不与倭战”。[3]“况今海上法弥密，兵弥练，将士日索倭而奏功，何忧其来？若放析就绪，毁坏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启无穷之患。”[3]

胡宗宪则认为，当时倭患猖狂，主要是因为倭寇侵扰得到内地奸人的接济。“倭奴拥众而来，动以千万计，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米水，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向导，然后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济，犹北陲之有奸细也。奸细除而后北虏可驱，接济严而后倭夷可靖。”[4]具体而言，“接济严”就是加强稽查沿海“船式”和“装载”：“其一曰稽其船式。盖国朝明禁，寸板不得下海，法固严矣。然滨海之民，以海为生，采捕鱼虾，有不得禁者，则易以混焉。要之双桅尖底始可通番，各官司于采捕之船，定以平底单桅，别以记号，违者毁之，照例问拟。则船有定式，而接济无所施矣。其二曰稽其装载。盖有船虽小，亦分载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司严加盘诘。如果采捕之船，则计其合带米水之外，有无违禁器物乎；其回也，鱼虾之外，有无载番货乎。有之，即照例问拟，则载有定限，而接济无所容矣。此须海道严行设法，如某寨责成某官，某地责成某哨，某处定以某号，某澳束以某甲。如此而谓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4]在此，胡宗宪主张通过两个途径来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一是双桅尖底船抗御风浪能力强，适合于远洋航行，因此，禁止民间建造、使用双桅尖底船，就使民间失去了海外贸易的交通工具。同时，为了给沿海居民一条谋生之路，只允许他们建造使用抗御风浪能力差的平底单桅船，用于近海采捕鱼虾。二是严格稽查来往船只所运载的货物，严禁船只运载“番货”。为了使这两条措施能得到切实的执行，胡宗宪还建议，分区域将稽察责任落实到某官、某哨、某号、某甲等个人或机构。

二、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主要观点

相对于禁止海外贸易派来说，明代主张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的似乎在人数上更占多数，其观点显然也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封建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海外贸易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海外贸易只能采取因势利导的政策，而依靠政治权力予以严禁是行不通的。

如果对主张有限制地开展海外贸易派进行细分，大致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主张与东、西二洋通商，但禁止与日本进行贸易；二是主张与东、西二洋通商，对日本只能进行政府间的朝贡，禁止民间贸易；三是主张对日本也可开展民间贸易。兹简要缕述如下：

其一，据许孚远《疏通海禁疏》载，“漳州府海防同知王应乾呈称，查得漳属龙溪、海澄二县，地临滨海、半系斥卤之区，多赖海市为业。先年官司虑其勾引，曾一禁之，民靡所措、渐生邪谋，遂致煽乱，贻祸地方。迨隆庆年间，奉军门涂右佥都御史议开禁例，题准通行，许贩东西诸番，惟日本倭奴，素为中国患者，仍旧禁绝。二十余载，民生安乐，岁征税饷二万有奇，漳南兵食，藉以克裕”。[5]由此可见，隆庆年间，右佥都御史就提出，准许民间与东西二洋诸国进行贸易，但禁止与日本贸易。此政策实行二十余年之后，闽南沿海居民安居乐业，国家每年又能征得二万多的税饷，解决漳州南部驻军的粮食供给。但是，“近奉文禁绝番商，民心汹汹告扰”，[5]许孚远“目击时事”，认为如再“禁绝番商”，会给漳州地区带来四个方面的祸患：一是如禁止海外贸易，沿海居民无以为生，将聚众为乱。“夫沿海居民，凭藉海滨，易与为乱。往者商舶之开，正以安反侧杜乱萌也。乃今一禁，彼强悍之徒，俯仰无赖，势必私通，继以追捕，急则聚党遁海，据险流突，如昔日之吴曾、林何变且中起。此其患一。”[5]二是如禁止海外贸易，会使一些商人滞留海外，勾引外夷入寇。“东西二洋，商人有因风涛不齐、压冬未回者，其在吕宋尤多。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一旦舟楫不通，归身无所，无论弃众庶以资外夷，即如怀土之思既切，又焉保其不勾引而入寇也？此其患二。”[5]三是如禁止海外贸易，朝廷就无法获得海外诸国情报。“迩者关白阴畜异谋，幸有商人陈申、朱均旺在番探知预报，盛为之防，不至失事。今既绝通商之路，非惟商船不敢下水，即如宣谕哨探之船，亦无由得达。设或夷酋有图不轨如关白者，胡由得而知之？此其患三。”[5]四是如禁止海外贸易，朝廷失去关税，即使重敛于民也难解决军队供给。“漳南沿海一带，守汛兵众数千，年费粮赏五万八千有奇，内二万则取足于商税。若奉禁无征，军需缺乏，势必重敛于民，民穷财尽，势难取给。此其患四。”[5]

许孚远认为，如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不仅能使以上“四患”迎刃而解，而且有利于明朝联合暹罗、吕宋诸国对抗日本。“且使中国商货通于暹罗、吕宋诸国，则诸国之情尝联属于我，而日本之势自孤。日本动静虚实亦因吾往来诸国，侦得其情。可谓先事之备。”[5]还有，发展海外贸易，可促使商人建造坚固商船，供朝廷不时征用调遣，所征收关税可用于军需供给。“商船坚固数倍兵船，临事可资调遣之用。商税二万，不烦督责，军需亦免搜括之劳。”[5]同时，许孚远清楚地看到，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很难达到阻止日本得到铅硝等军用物资的目的。“臣又访得铅硝等货，接济倭夷，其途非一。在广东香山澳佛郎机番装贩最多，又有奸商在长芦、兴济等处预行匿载，取便过倭，并宜一体设法严禁。若夷国之柬埔寨，多产铅硝，暹罗亦有之，倭奴每岁发船至交趾、吕宋地方买运而去，此又非禁令之所能及。”[5]

基于以上理由，许孚远明确指出：“禁不便，复之便，急复之为尤便！”[5]他认为，对民间海外贸易只要管制得当，就能化害为利，反之，禁止民间海外贸易是因噎废食的做法。既然接济倭奴者“不尽番舶，而番舶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岂得肆为接济乎？或者谓沿海商民假之利权，往来番国，异日将有尾大不掉之患。夫使处置得宜，制御有术，虽番夷不足虑，而况吾民。如其不然，事变无常，殆不知其所出。至虞倭奴一日狂逞，遂归咎市舶，则往事可鉴”。[5]因此，“若缘此而禁绝商路，不几于因噎而废食乎？”所以，他主张“通之便，无已则于通之中，申禁之之法。日本例不得往，无论已。凡走东西二洋者，制其船只之多寡，严其往来之程限，定其贸易之货物，峻其夹带之典刑，重官兵之督责，行保甲之连坐，慎出海之盘诘，禁番夷之留止，厚举首之赏格，蠲反诬之罪累，然而市舶诸人，不恬然就约束而顾身家者，未之有也”。[5]他认为，只有“明开市舶之禁，收其权而归之上，有所予而有所夺，则民之冒死越贩者，固将不禁而自止。臣闻诸先民有言，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禁商犹易，禁寇实难，此诚不可不亟为之虑”。[5]总之，在明代，许孚远比较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与东西二洋诸国通商，但禁止与日本贸易的利弊得失，并且其主张对东西二洋诸国的通商也予以严格的管制，即对通商贸易船只的数量、往返时间、所贸易的货物都有明确的限制，违反者必须受到严厉处罚。同时，督促官兵尽职尽责稽察，实行保甲连坐法，对出海贸易商人严加盘查，禁止番夷随意逗留，给举报者予以重赏，免除诬告之罪。这样，就能转害为利，转寇为商，从而使沿海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巩固明王朝对沿海地区的统治。

其二，钱薇则主张明朝应保持对日本的朝贡贸易。只有维持中日的朝贡贸易，才有可能避免倭寇的侵扰。否则，要消除倭寇的侵扰是很难的。钱薇认为，“倭奴“嗜中国物，犹西蕃之嗜茶也。西番不得茶，必寇掠；倭奴亦假寇通商，始得所欲。否则，沿海为寇，势所必至也”。[6]他还列举了历史上的事例，来说明只要维持与日本的朝贡，满足他们对中国一些物品的需要，就能使他们不来侵扰掠夺。“吾尝观史，唐宋以来但修贡而不闻寇抄，中国亦加优恤，不为防御。如汉赐以印绶，魏封亲魏倭王，晋使都督百济等六国，唐赐燕麟德殿，授使臣官左补阙或赐书籍、佛经，自宋雍熙至嘉定，贡使不绝。时或失风，诏给常平米钱赡养，何尝为寇而防之哉。”[6]

因此，钱薇认为，朝廷应允许倭奴来中国“贡而商焉，互市而两利焉，海儆消而夷祸息”。而且，他还进一步主张不必拘泥于让倭奴十年一贡的旧例，“盖倭既仰籍化物，必资商为利，贡限十年，彼不能待也。谚谓闰月风便舶至，非闰月风便，三年一闰，彼适来，正其候耳。况华人亦利其货，交相觊觎，而时禁特严，则旁蹊曲径，潜相勾引，势在必然。奸人乃或从中梗之，官不达其利害，而搜治稍急，彼欲脱身以解，必至弄兵，沿海之忧方大耳”。因此，“若彼称贡而来，纵不合十年之期，挈重赀，涉溟涛，无复回之理。况内地所需，亦有必仰之物。昔韩昌黎送海州刺史有曰：海外之国，驭得其道，处中其情，则夷贾之货，皆可为中华用。而海上之患，亦可潜消。今日之计，在巡抚大臣，知我知彼，识其机宜而善应之耳”。[6]

钱薇还就当时人们担心的日本“各道争贡”和海上近舶之家“冒利启衅”两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他分析当时发生“各道争贡”的原因是“倭国有七道，道各统郡数十，倭王政令行，则不敢擅求贡。自原义植主国，幼冲无道，势不能制，遂令各道强请勘合，争先求贡。及抵宁波，互相诋毁求胜，致屠戮衅开，而兵戈贻害”。[6]所以他建议：“今当谕彼，照先年各道轮贡，不得交争。违者照洪武事例，却其贡物，安置其使于川陕，则祸端可息矣。”[6]至于海上近舶之家“冒利启衅”的原因，他认为是“沿海之奸，嗜利无纪，必投势豪之家以为奥主。始则诱赊舶货，既而不偿，又谬托贵势，转辗相蒙，激其愤怒”。[6]对此，钱薇主张：“严宪典辄擅通番之禁、督抚司下海捕缉之条，方番舶之至，必报官阅视，方得议估。既入其货，立限以偿。凡势要之家，不得投托，务选谨厚之人，自顾家身者，乃得与之交易。则狡猾失势，当自敛戢。且舶船不许入港，令彼不得觇我虚实。市易之际，差官检押，不得乘机亏负。如此，华夷各获其利，衅何自生？”[6]

钱薇很自信地认为，朝廷如能按他设想与日本保持贡市，“则不惟杜祸萌，且各受益”。具体说来，益处有三个方面：“限以十年之贡，既不拒夷人向义之心，而彼国亦不数数劳费，一利也；抑其争贡之端，既以礼义治彼，又以尊严事我，二利也；仿国初市舶之意，而不绝其情，在我则以通夷方之百货，在彼又以慰仰藉之贪心，三利也。”[6]

其三，唐枢则认为，如朝廷允许日本前来贡市，就必然会引发中日民间之间的贸易。这种趋势是禁止不了的，朝廷应该顺势而为，化害为利。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趋利乃人的本性，互通有无的贸易对中日双方都有利，是禁止不了的。他指出：“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势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本朝立法，许其贡而禁其为市，夫贡必持货与市兼行，盖非所以绝之。”[7]而且，这种海外民间贸易成为一种无法禁止的趋势，成为沿海居民不可缺少的一种谋生手段。如禁止海外贸易，将使一些人无以为生，转而成为盗贼。“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盖因浩荡之区，势难力抑，一向蒙蔽公法，相延百数十年。然人情安于睹记之便，内外传袭，以为生理之常。嘉靖六七年后，守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伙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衍，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7]

二是如允许与日本民间贸易，可增加国家关税收入，用于海防开支。唐枢认为：“开市，必有常税。向来海上市货暗通，而费归私室。若立官收料，倍于广福多甚。况今海上戍额，即令事平，必欲如九边故事，定立年例，以充饷费。旧时两浙，北起乍浦，南迄蒲门，萦纡二千里卫所廵司，各衙门兵卒，约二十万有奇，岁费五十万有奇。各县征发旧额已定，见今客兵大增，何以处给？且兵荒之余，百姓贫苦，不忍加赋。若得海上之税，以济海上年例之用，则一举两得。战守有赖，公私不困矣。”[7]

三是如允许与日本民间贸易，使盗贼转而为商，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凡海上逐臭之夫，无处无之，恶少易动之情，亦无处无之。樵薪捕鱼、逞侠射利者，原无定守，不得安于其业。则随人碌碌，乃常情之所必至。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无所效尤，以为适从。”[7]

明代朝廷上下由于对海外贸易禁弛看法不一，因此朝廷在对海外贸易政策上也表现出摇摆不定。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于江苏太仓黄渡镇设立市舶司。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因考虑到此地与南京邻近，恐影响国家安全，遂将该市舶司撤销，并随即全面实施海禁政策，“不许寸板下海”，朝贡贸易成为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洪武七年(1374年)，明朝廷为了管理朝贡贸易，分别在粤、闽、浙设置了市舶司，并规定粤广州通占城(越南)、暹罗(泰国)和西洋诸国，闽泉州通琉球(冲绳)，浙宁波通日本。不久，由于倭寇侵扰严重，粤、闽、浙三个市舶司被明政府关闭，到永乐元年(1403年)才重新恢复，开展朝贡贸易。永乐三年(1405年)，明政府除了在南京修建会同馆，还分别在粤、闽、浙修建了怀远驿、来远驿和安远驿，用以接待入贡使臣及其随从。永乐六年(1408年)，明成祖又设交趾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8]永乐年间，明政府先后在安南设立三所市舶司，但不久即被废撤。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使宗设、宋素卿分道入贡，互争真伪。市舶中官赖恩纳素卿贿，右素卿，宗设遂大掠宁波。给事中夏言言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9]“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东市舶司”。[10]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凤阳巡抚唐顺之议复三市舶司，部议从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浙江以巡抚刘畿上奏，罢停市舶司，福建开而复禁。万历年间，“复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黄。已而两市舶司悉复，以中官领职如故”。[11]

综上所述，禁止海外贸易的观点从边疆安全、社会治安角度考虑，认为海外贸易弊大于利，甚至有害无利。而主张海外贸易的观点从市场需求、财税收入和民众利益角度考虑，强调要因势利导，化害为利，堵疏结合，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通过对明代海外贸易弛禁的不同思想和主张的比较分析，其中主张开放海外贸易的思想是值得肯定的。其理由是：其一，明代商品经济比前代又有所发展，商业资本的发展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展海外贸易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更需要同海外互通有无，发展商品经济。当时及后来，那些首先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国家，绝大多数都积极开展海外贸易，不断扩大商品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增强而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其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对于沿海山多地少的居民来说，开展海外贸易是一项重要的谋生手段，尤其是从事海外贸易虽然有较大的风险，但却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沿海居民对此趋之若鹜。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3中所指出的：“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其来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愚民蹈利如鹜，其于凌风破浪，直僵息视之。违禁私通，日益且盛。”即使统治者制定了许多严刑峻法来禁止海外贸易，但还是有好多人越界犯禁，实际上是禁止不了，而且政府还因此丧失了巨额的关税收入。因此，政府最理性的政策是因势利导，这样就能达到官民共利双赢。政府因海外贸易而获得关税收入，并能使社会稳定，其统治巩固；而民间百姓从海外贸易中获利，求得生存，少数人还能发财致富。其三，明代主张禁止海外贸易的人，最重要的理由是认为海外贸易会影响国家的安全，尤其是招致倭寇的侵扰。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落后弱小就要挨打，一个国家要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使自己先进强大。闭关锁国是捍卫不了自己的主权和安全，相反，只会使自己封闭，落后于时代而愈益弱小，其结局就是愈益容易遭受强国的侵略和掠夺，甚至走向亡国。

三、明代弛禁贸易政策的得失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联系当今时代发展，唯有坚持开放战略，打破贸易壁垒，促进要素合理流动，才能推动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发展。***同志正是基于对历史正反经验的总结，从全球发展的高度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经贸往来和民间联系更加密切，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好局面。从明朝的海外贸易政策得失来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首先，处理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明朝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实施禁海政策，认为禁海可以确保沿海安全，实际上海外贸易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禁而不止，且由于海防不固，仍然外患不穷。可见，闭关锁国并不能保证安全，对外开放应有安全意识。我国推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化举措，在推进中难免有文化冲突和文化安全的担心。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我国的文化以博大精深而著称，不仅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也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对话和交流，既要在文化互动中保持自信，展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要在文化交流中注重安全，有效汲取他国文化的优秀因子，进一步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金融和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提供源泉。

其次，处理好合作与共享的关系。明朝的海外贸易以朝贡方式展开，厚往薄来，既不是平等的合作，也谈不上利益共享，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难以持续发展。如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改善沿线国家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给当地民众经济上带来实惠，也能够在其他领域进一步密切合作，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让世界发展的重要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当前，世界范围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区域性经济发展为切入点，注重全方位、多领域和深层次的合作，旨在打通市场壁垒，优化资源配置，让各类生产要素迸发活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与经济崛起，使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新生的巨大经济活跃地区”，极大地改变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这也要求我们对外开放，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把互利互惠、共赢共荣作为根本宗旨，广泛合作，加强交流，打造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第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明代，我国沿海一带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进步，民间海外贸易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但明朝采取的禁海政策，直接导致沿海对外贸易的衰败，即使有条件的开海，也因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上的限制，影响了海外市场的拓展。在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强对民间力量的引导，以放管服改革来推动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同时，也要避免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设置贸易壁垒，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影响市场的良性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只有中国政府与沿线国家地区在发展战略上更多互动，在区域合作上更多协调，在搭建平台上更多作为，才能更好地发挥民间主体的作用，点燃民间交往的热情，进一步激发市场的活力，使“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建设成果更好地造福和惠及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