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论和指令有关的两类“由”字句*

时间:2024-06-19

苏小妹

(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化学院,天津 300071)

“由”字句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常用句式之一,但长期以来关于“由”字句的文章只是寥寥数篇。因为受事可以置于“由”之前充当主语,所以有学者认为其用法相当于“被”,[1](P87-93)王还先生最先对这种观点提出质疑,她认为“由”字句和“被”字句存在差异,“虽然‘由’当其在句中的功能是引出施事时,可以和‘被’一样被译成英语的by,但是用‘由’的句子和‘被’字句却是两种句子,很多情况下不能换用。”[2](P409-418)[3]其后,吕文华、张谊生两位先生从结构和表达的不同方面比较了“由”字句与“被”字句的异同,[4][5]对“由”字句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这些文章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由”字句无疑具有显著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都没有从整体的句式义上来解释这一句式,到底哪些类型的“由”字句不能换成“被”字句,仍旧没有答案。

张谊生先生在《试论“由”字被动句》文末提到两个句子:

(1)这个钱该“由”我付。

(2)该决议须“由”大会通过。

这两个“由”字句都不能用“被”字句来替换,怎么解释它们,尚无答案。张先生指出,“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而言,怎么教授和处理这一对“由”字句,看来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为此,本文将对“由”字句*“由”字句有两种结构形式,一种是“N受+由+N施+V”,另一种是“由+N施+V+N受”。后一种形式是"由"字句独有的,这类“由”都不能用“被”替换,因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作进一步探讨,希望能对解决这一问题有所裨益。

一、指令型“由”字句

指令型“由”字句是“由”字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表达义务情态,我们从指令对象、指令施加者这两个方面对指令型“由”字句进行了分类,并通过语体分布验证了这类“由”字句的“指令”特征。

(一)情态意义

Palmer把情态分为认识情态、义务情态和动力情态。[6](P22)义务情态中主要表达“指令”义。[6](P70)通过“指令”,我们“要求别人做某事”。如“你必须回家”、“你可以留下”、“任何人不得离开”等,这时义务施加者可以是说话人或者说话人之外的某种权威力量,如:领导、家长、法律法令、习惯、道德、情理等。以情态词“必须”为例:

(3)a 你一个人在国外我不放心,你必须回国。

b 签证快到期了,你必须回国。

c 王局长说了,你必须回国。

(3a)、(3b)、(3c)都用“必须”表达对受话人“你”的指令,不同的是,(3a)义务施加者是说话人,(3b)义务施加者则是某个国家的法律制度,(3c)的义务施加者是王局长。这类义务情态都是以他人作为义务对象的。

Palmer同时也认为义务情态还可以表达“承诺”义,[6](P72)通过承诺,我们要求自己做某事,例如:我一定照顾好你,我会回来的,我可以帮你。

我们认为:承诺可以和指令统一起来。因为承诺是说话者要求自己承担的义务,指令是说话者要求听话者承担的义务。所以,我们的“指令”是广义的,包括狭义指令和承诺。

“由”字句中有一部分也可以用来传达义务情态,它们表达的也是一种要求,我们把这种类型的“由”字句称为指令型“由”字句。指令型“由”字句中的“由”不可以用“被”置换。例如:

(4)这次的钱由(*被)我付。*本文所有未经注明的语料,除部分自拟外,其余全部来自北京大学CCL语料库。

(5)本期黑板报由(*被)王军负责。

例(4)是一种承诺,也是说话人对自己的指令,“钱由我付”,不是由“你”或者“其他人”付;例(5)是说话人对王军的指令,“出黑板报”是王军的责任。

另外要指出的是,从语用层面上来说,指令型“由”字句属于隐性施为句,*Austin 把以“我+施事动词(现在时指陈式主动语态)”这种形式出现的句子称为“显施事句”。显施事句中的施事动词显示说者所做的施事行为。隐施事句指的说话者在做施事行为时没有使用施事动词来显示所做的施事行为。“开火”在适当的语境中就是一个隐施事句。说者没有明说他在下命令,而实际上他正在这样做[7](P33-34)。[7](P33-34)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这类“由”字句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实施“命令”这种行为,即以言行事。

(二)指令对象

根据指令对象的不同可以将“由”字句分成三类:以他人作为指令对象;以自己作为指令对象;同时以自己和他人作为指令对象。

第一种情况较为普遍,指令施加者发出指令,希望他人完成。例如:

(6)小明的事由你处理。

(7)小明的事由老五处理。

例(6)、(7)中,指令的对象分别是“你”和“老五”,但是例(6)是指令施加者直接对“你”发出的指令,指令对象在现场;例(7)是指令施加者对“老五”发出的指令,而“老五”可能不在现场。

第二种情况是指令施加者以自己作为指令对象。例(4)就属于这种情况。再如:

(8)玻璃是我打碎的,由我来赔。

(9)晚餐由我准备,你就放心吧。

第三种情况是指令施加者同时以自己和他人作为指令对象。例如:

(10)一切费用由我们俩平均分担。

(11)妈妈,你安心搓麻将,一切由我和康管家、三哥去打点,做不来再请教你。

(三)指令来源

根据指令施加者来源的不同,指令型“由”字句存在这样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指令施加者是实际说话人(actual speaker)。例(6)~(10)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指令施加者是句中发话人(original speaker)。

(12)邓小平对荣毅仁说:事情由你负责,不要搞成官僚主义企业。

(13)周总理笑道:“那么,行李就要由你来搬运了。”

(14)某大报来函约我写一万字,还表示,只要我把稿件给他们就行,其他一切责任全由他们负责。

例(12)中,叙述者是实际说话人,而“事情由你负责”是“邓小平”说的,所以指令施加者是句中发话人“邓小平”。例(13)中,指令施加者是句中发话人“周总理”。例(14)中,指令施加者是句中发话人“某大报的编辑们”,和例(12)、(13)不同的是,它采用了间接引语的形式,而后者使用的是直接引语。

第三种情况:指令施加者并未出现,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某种权威力量,如法律、道德、情理、风俗习惯等。例如:

(15) 进出口商品的完税价格由海关确定。

(16)新娘由新郎倌亲自接。

(17)基诺人最隆重的节日是过年,称为“特毛且”,日期由长老决定。

(18)历史由胜者书写。

例(15)中,义务施加者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是“法律”对“海关”的指令;例(16)、(17)中,义务施加者是社会风俗和习惯;例(18)中的义务施加者是社会规律,虽然这种规律是客观的,但也是千百年来集体意志的反映。

(四)语体分布

这些年来,语言学界越来越重视语体的语法学意义。张伯江就曾明确指出:“要在合适的语体里寻找合适的实例,在合适的语体里合适地解释实例。”[8](P9)既然“由”字句能表达“指令”义,那么是否能在语体中得到印证呢?为此,我们对“立法语体”、“政论语体”、“科技语体”、“文艺语体”分别进行了考察,*四种语体收录的材料各约计15万字。其中立法语体的材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政论语体的材料主要来自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部分内容;科技语体的材料来自郑仁杰的《实用软件工程》一书;文艺语体的材料来自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收录的《作家》1993A的部分内容。得到的结果是:这四种语体中的指令型“由”字句分别为285例、34例、15例和14例。

从统计结果来看,“立法语体”和“政论语体”中的指令型“由”字句明显高于“科技语体”和“文艺语体”,而且“立法语体”中“由”字句的出现频率尤为突出。

立法语言属于法律语言的一个次类,也是专为法律条文设置的语言功能变体,我们称之为“立法语体”。[9](P3)立法语体中的法律条文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全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每一部法律是由许多具体的行为准则构成的,而这些准则都是国家对于公民或者团体的某种具体要求,当这些要求用“由”字句来表达时,恰恰可以说明“由”字句的“指令”性。

政论语体也是如此。政论语体是在政治生活领域向群众进行宣传或向斗争对象展开抨击时使用的语言,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抨击斗争”,其实都是在向不同的对象提出“要求”或者“建议”,这些“要求”或者“建议”也是一种“指令”,既然是“指令”,当然也就适合用“由”字句来表达。

二、述令型“由”字句

(一)述令型“由”字句的来源

述令型“由”字句是相对指令型“由”字句而言的。“指令”下达之后,说话人对指令本身和指令的完成情况进行描述,这时句子不再表达“要求”义,指令型“由”字句就变成了述令型“由”字句。述令型“由”字句中的“由”也不可以用“被”置换。来看下面例子:

(19)a 王书记由(*被)李军陪同去浙江考察。

b 听说王书记将由(*被)李军陪同去浙江考察。

c 前两天,王书记由(*被)李军陪同去浙江考察了。

(20)a 导演决定:冯程程由(*被)赵雅芝扮演。

b 我看过报纸了,冯程程将由(*被)赵雅芝扮演。

c 《上海滩》我已经看过了,冯程程由(*被)赵雅芝扮演。

(21)a 以后公司的事儿由(*被)我儿子处理。

b 听说以后公司的事将由(*被)老板的儿子处理。

c 你没看见吗?老板有病了,现在公司所有的事儿都由(*被)他儿子处理了。

例(19a)表达说话人对李军的指令——陪王书记去浙江考察;当这个指令下达、确定由“李军”完成之后,李军成了这个指令的潜在或者实际执行者,说话人就可以用(19b)或者(19c)来描述这一“指令”和“指令”的完成情况。例(20)也是如此:(20a)表达句中说话人导演对赵雅芝的指令——冯程程由你扮演;当这个指令被公众了解之后,赵雅芝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冯程程”这个角色的潜在扮演者,说话人用(20b)来陈述这一指令;当《上海滩》这部电视剧完成之后,赵雅芝就是冯程程的实际扮演者,说话人用(20c)来陈述(a)指令的完成情况。例(21)也是如此。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指令”往往是先于“述令”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述令型“由”字句中的“指令”只是说话人认定的,带有主观性。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来论证。

(二)述令型“由”字句的主观性

前面提到,述令型“由”字句中的“指令”是说话人主观认定的,但是“主观认定”是一回事,“客观存在”又是另一回事,虽然二者之间并不是没有联系。主观和客观之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就述令型“由”字句而言可以分为下面两种情形:

a 客观上不存在指令,说话人主观上却认为存在指令。

b 客观上存在指令,说话人主观上也认为存在指令。

来看下面这些例子:

(22)全国有一半耕地是旱地,丰歉都由老天爷当家。

(23)这项事业的全部辛劳、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庭院见证和承载。

(24)在朋友的关怀和安排下,朱自清由叶公超教授陪同去赴一个饭局。

(25)给他送行的人都扑了空,因为他化了装,由两个便衣保护着,夜里悄悄离开了北京城。

例(22)、(23)属于情形(a);而例(24)、(25)属于情形(b),例(24)中,“朋友的关怀和安排”预示着指令的存在,例(25)中的“便衣”(为了执行任务而身着便服的特务)也是如此。

所谓“主观性”是指说话人在话语中表现出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留下自我的印记。已有的研究表明,语言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说话人的情感、说话人的视角、说话人的认识。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经常交织在一起。[10](P388)“述令”型“由”字句的主观性,我们将通过它和“被”字句、动宾句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首先,“述令”型“由”字句的主观性主要表现在说话人对客观事件的认识上。和“被”字句比较,这类“由”字句有比较强的预见性。来看下面例子:

(26)到了门口,谭天正要推门进,刚好被(*由)一个从病房里出来的医生拦住了:“干什么干什么?现在不行!他还处在危险中。”

这个例子中的“被”肯定不能用“由”来替换。因为谭天推门而进对于那位医生来说是意外事件,医生拦住谭天是下意识的反应。如果使用“由”,那就意味着说话人认为医生是接到某种指令后才拦住谭天,那么谭天被拦住就是意料之中的了。再看下面的例子:

(27)北平呢,无疑是要暂时地由日本人占领,那么,我想,像咱们这样有点用处的人,倒实在应当出来做点事,好少教我们的人民吃点亏。

这是老舍《四世同堂》里冠晓荷的一段话。在冠晓荷看来,北京肯定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为了不出卖自己的“汉奸”身份,他使用了“由”字句,既表明他是个了解时局的人,又可以为自己开脱——北平让日本人占领是我方的一种战略,只是“暂时”的。再如:

(28)可走到家门口才注意到门上挂着锁,钥匙也被老婆带走了,很是尴尬。

(29)经过宋建平、林小枫身边时,冷不防被林小枫一只手给抓住了,“正大光明的来人了怕什么,啊?”

(30)不幸的是,美洲本土的这些文明突然被西班牙人制服。

(31)儿子被迫如实招供后,没想到被老子带到了派出所。

这些例子中的“被”都不能用“由”来替换。“才”、“冷不防”、“突然”、“没想到”这些字眼都带有出乎意料的意思,和“由”字句的主观预见性是矛盾的。

为什么“述令”型“由”字句具有主观预见性?我们认为这是“移情”的结果。根据Kuno&Kaburaki,移情是“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他用句子所描写的事件或状态中的一个参与者”。[10](P388-389)[11](P26)就“述令”型“由”字句而言,只有说话人将自己移情于整个事件的参与者,以“局内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事件,才能对事件的发展有预期。来看下面一个例子:

(32)贺子珍初来上海时,毛泽东曾对陈毅表示,用他的稿费养活贺子珍,但陈毅回答:“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从此贺子珍的一切费用均由上海负担。

就篇章衔接而言,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替换为“从此上海负担了贺子珍的一切费用”似乎也可以,但是在这里,说话人已经把自己认同于整个事件的参与者,是“指令”(一个贺子珍,我们上海养得起)的知情人,因此使用了“由”字句来描述指令的完成情况。再如:

(33)祁老人见多年的老伙伴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想放声大哭。“爷爷,咱们回去吧?”韵梅悄悄问祖父。祁老人点了点头,由她搀着,回了家。

这一句中的“由”也不能用“被”来替换,“被她搀着”是从客观的视角来看待发生的事件,对事件的发展过程毫无了解,但是在这一段中,说话人是从事件参与者的角度来描述事情的发展经过的,因此使用“由”字句才恰当。

三、“指令”与“述令”的对称与不对称

述令型“由”字句和指令型“由”字句都以“指令”为核心,但它们在语法、语义特征上存在着对称与不对称,下面我们分别阐述:

(一)对称

张谊生在讨论“由”字句的谓语动词时指出:“一般来说,凡是进入被动句的V,就必须是能带宾语的严格的及物动词,而“由”字句不受这个限制”,[5](P45)这无疑是正确的。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想使用不及物动词来表达“被动”义,那他们首先应该考虑“由”字句而不是“被”字句。

但是对于“指令”、“述令”这两类“由”字句,其谓语动词还须具备[+自主]和[-受损]这两个特征。[12]

指令型“由”字句传达的义务情态往往表示一种要求,这种要求无论施事在意愿上接受与否,客观而言都是义务施加者强加于施事的。如果某种动作行为施事不能自主支配,那么义务施加者即使发出这种指令也无法执行。所以我们绝不能说“他由你感动”、“这事由他知道”,原因就在于“感动”、“知道”的[-自主性]。

然而,即使谓语动词具备[+自主性]的特征,也不一定能进入指令型“由”字句。“骗”、“打扰”都是典型的自主动词,可是“她由你骗”,“老师由你打扰”这样的结构肯定不成立。这是因为“骗”和“打扰”具备[+受损义]的特征。谓语动词“V”的这一特点说到底还是由“由”字句的情态意义决定的。指令型“由”字句既然表达义务施加者对施事的某种要求,那这种要求就应该是正面的、积极的、不损害他人的,即使义务施加者怀着不良企图,但嘴上总是不肯承认的,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掩饰自己的这种意图,于是在词语的选择上也会表现出良好的倾向。试想,一个侵略者会承认自己的侵略吗?他只会告诉自己的下属,我们是去帮助那些受苦的民众,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这样光荣而伟大的使命应该“由你们完成”,他绝不会像个傻子似的宣告“那个国家由你们去侵略”。

述令型“由”字句来源于“指令”,其谓语动词“V”自然也应当具备相同的语义特征。

(二)不对称

1、N施的生命特征

过去对于N施的生命度存在争议。王还认为“‘由’字的宾语绝大部分是人,偶尔是其他动物,不可能是非活生体”,吕文华则指出“‘由’字中的非活生体并不乏见”,[4](P45-46)张谊生也认为“由”字句的施事可以是一些低生命度的工具、载体、材料等。[5](P47)我们认为:指令型“由”字句中的施事都应当具有[+有生]义,至少必须具有生命体的意志。*张谊生指出:“由”字句的施事论元也可以是一些抽象的思想、概念、法规等。如:他的事由组织处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但是“述令”型“由”字中的施事可以是无生的。

这是因为,指令型“由”字句表达“要求”义,要求只能是属于生命体的,无生命特征的物质力量不可能直接接收和执行指令。而对于述令型“由”字句来说,“指令”是说话人主观认定的,“N施”可以不是指令的直接接收者,当N施为无生物质时,可以由“有生”的人来接收指令并推动指令的执行。例如:

(34)专机由三架战斗机护航,在机场降落。

(35)如今我国半数以上的农业作业量已由农业机械承担。

2、时体特征

指令型“由”字句往往表示“未然”,*这里的“未然”表示相对未然,而不是绝对未然。绝对未然是事件在实际说话人说话之时尚未发生。相对未然是事件相对于参照时间来说尚未发生。因为义务情态和将来时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说话人发出的某种指令或者表达的某种愿望*这里的说话人,既可以指实际说话人(actual speaker),也可以指句中发话人(original speaker)。,只能同时或者后于说话时间发生,而绝不可能先于他的指令或者愿望发生。[14](P823)因此,在指令型“由”字句中,不能使用表示“已然”的语法标记“着”、“了”、“过”。如:

* 你由我领导了。

* 酒正由他喝着。

* 价格由他规定过。

“述令”型“由”字句则既可以表示已然,也可以表示未然,具有泛时性。因此在“述令”型“由”字句中,“着”、“了”、“过”可以在谓语动词之后出现。如:

(36)旧官僚体制出现裂隙,各国虽仍由世卿执政,但已经不都是由周王策命了。

(37)此间人士普遍认为,伊朗现在的宪监会主要由保守派把持着。

(38)冯程程由赵雅芝扮演过。

3、状语

两类“由”字句中,“由+ N施”结构之前都可以出现情态词作状语,*本文的情态词包括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但是这些情态词表达的意义类型并不一致,指令型“由”字句中的情态状语往往属于义务情态,述令型“由”字句中的情态状语则属于认知情态。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义务情态表达要求、许可、禁止或者承诺意义,它与逻辑上的义务和允许有关;而认知情态则表达说话人对命题真实性的判断和推测。典型的表达义务情态的情态词有:必须、应当、不得不、不妨、只好、只得等;典型的表达认知情态的情态词有:可能、也许、恐怕、也许、似乎、必定等。

(39)这件事由你办。

这件事必须由你办。

这件事非得由你办。

* 这件事可能由你办*“这件事可能由你办”,“这件事也许由你办”并非绝对不能说,但是当它们成立的时候,二者已经不是“指令”型“由”字句,而是“述令”型“由”字句。。

* 这件事也许由你办。

(40)果园已经由老张承包了。

* 果园必须已经由老张承包了。

* 果园非得已经由老张承包了。

果园可能已经由老张承包了。

果园也许已经由老张承包了。

例(39)是指令型“由”字句,例(40)是述令型“由”字句,这两组句子中使用的情态词是有着明显差异的。

情态状语在分布上的不对称归根结底是“由”字句自身的特点造成的。指令型“由”字句既然表达义务情态,自然和义务情态词“相容”,而与认知情态词“互斥”;述令型“由”字句中的“指令”带有说话人的主观性,时间上可以指向未来,也可以指向过去,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可以受认知情态词的限制。

4、补语

“由”字句的谓语动词之后通常不需要后附补语,“不带补语的占绝大多数”。[5](P48)但是如果带补语,指令型“由”字句中的补语只能是粘附式的,不能是组合式的,例如:

(41)a 地板由你打扫干净。

b* 地板由你打扫得干干净净。

(42)a 事情由你交代清楚。

b* 事情由你交代得清清楚楚。

“述令”型“由”字句中的补语可以是粘附式的,也可以是组合式的。例如:

(43)a 地板已经由小王打扫干净了。

b 地板由小王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44)a 衣服已经由高妈预备妥当。

b 衣服已经由高妈预备得妥妥当当的。

郭继懋、王红旗曾指出:粘合补语表达结果是低程度地凸显结果,而组合补语是高程度地凸显结果。[15](P15-16)指令型“由”字句表示未然,在这样的句子中,动作没有实际起始点和终结点,是无界的;而组合补语高程度凸显结果,表明动作是有界的,“有界”和“无界”之间存在矛盾,因此组合补语不能用于指令型“由”字句。

四、如何辨别述令型“由”字句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指令型“由”字句因为结构相对简单,所以容易被留学生识别和掌握。但对于述令型“由”字句而言,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述令型“由”字句的谓语动词往往带有各种附加成分,会干扰学生的理解。如何辨别述令型“由”字句?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看是否能把它们转换成指令型“由”字句。

对于大部分的“述令”型“由”字句来说,如果去掉其他成分,仅仅保留“N施”、“N受”和谓语动词“V”,就构成了“指令”型“由”字句。例如:

(45)天擦黑之后,迂回部队由王团长带领攀上了几乎是八九十度的高山峭壁。→ 迂回部队由王团长带领。

(46)每天早上由那位阿姨来接,末末一见她就嚎啕大哭。→ 末末由阿姨接。

(47)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

(48)有一些小品牌,包括情人啤酒在内,是由你在此地区独家代理。→ 小品牌由你独家代理。

当然这种方法有一个前提,就是“N施”必须具有[+有生]义。当N施为无生物质时,这样的转换就行不通了。例如:

(49)专机由三架战斗机护航,在机场降落。→ * 专机由三架战斗机护航。

(50)如今我国半数以上的农业作业量已由农业机械承担。→ * 农业作业量由农业机械承担。

总的来说,虽然转换法并不能时时奏效,但可以作为我们辨别述令型“由”字句的一个参考。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1)指令型“由”字句和述令型“由”字句是“由”字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以“指令”为核心,但后者的“指令”来自说话人的主观认定。2)两类“由”字句在谓语动词、施事的生命特征、时体特征、状语和补语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对称与不对称的现象。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张谊生先生所指出的两个句子其实都属于指令型“由”字句。“这个钱该由我付”是说话人对自己的指令;“该决议须由大会通过”是法律法规对大会(参与者)的指令。这样在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就可以在“指令”型“由”字句的框架下来解释这一组句子。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次事故由火灾造成”、“潮汐主要是由月球引起的”这样的句子不属于上面的两类“由”字句。它们的句式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感谢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香港立法语言的语法特点研究”(TJZW13-014)的资助。)

[1] 张志公.汉语语法常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2] 王还.英语和汉语的被动句[J].中国语文, 1983,(3):409-418.

[3] 王还.“把”字句与“被”字句[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4] 吕文华.“由”字句——兼及“被”字句[J].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5,(2):17-28.

[5] 张谊生.试论“由”字被动句——兼及“由”字句和“被”字句的区别[J].语言科学,2004,(3):38-53.

[6] Palmer.F. R. Mood and Modalit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7] 顾曰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诠释与批判[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9,(1):30-39.

[8] 张伯江.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J].修辞学习,2007,(2):1-9.

[9] 苏小妹.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的情态动词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10] 沈家煊.如何处置“处置”式——论把字句的主观性[J].中国语文,2002,(5):387-399.

[11] Kuno,Suzumo. 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Discourse and Empathy[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2] 马庆株.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J].中国语言学报,1989,(3):157-180.

[13] Hans Reichenbach 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M]. Dover Publications,1947.

[14] Lyons,J. Semantics(V.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15] 郭继懋,王红旗.粘合补语和组合补语表达差异的认知分析[J]. 世界汉语教学,2001,(2):14-22.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