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6-19
制度互动视角下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有效性探析
——以北极地区传染病治理为例
郭培清闫鑫淇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21世纪以来以北极地区区域机制为代表的机制组织在北极治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为代表的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极传染病治理问题的成功,成为印证北极次区域机制有效性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北极次区域机制;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
收稿日期:*2015-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北极治理与中国参与战略研究”(14AGJ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培清(1968-),男,山东诸城人,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极地政治与法律研究。
中图分类号:D81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5-0018-07
Abstract:The Arctic region mechanism has been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Arctic governance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Arctic sub-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such as the Joint Council of Barents Euro-Arctic Region and Council of the Baltic Sea States is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part in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s of the Arctic governance. The success of Arctic infectious disease governance is a typical case proving effectiveness of sub-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冷战结束后,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此前一直游离在人们视线之外的北极地区开始回归公众视野。21世纪以来,北极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资源及对未来全球政治格局的潜在影响开始被人们所关注,这促使北极治理日益嵌入到全球治理中的范围和进程之中。随着全球治理的兴起和北极问题的外溢,单纯以北极国家为主体的北极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北极治理的需求。特别是,随着北极治理中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迅速扩展,北极治理机制在北极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重要,机制的作用成为人们不可忽视的因素。1996年北极八国建立了“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 AC),此后又于上世纪末创立了以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Barents Euro-Arctic Region, BEAR)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Council of the Baltic Sea States, CBSS)为代表的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不同于一直声名显赫的北极理事会,作为次区域治理机制的BEAR和CBSS*BEAR: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Barents Euro-Arctic Region)[EB/OL].http://www.arcticgovernance.org/the-barents-euro-arctic-region.4668610.html.访问日期:2015年4月25日。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次区域机制在北极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所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显著。本文将以制度互动理论、结合具体案例探讨北极次区域机制在北极治理中的有效性,以期为北极治理寻求新的方向。
一、北极地区的传染性疾病问题及其治理
公共健康问题是非传统安全领域内最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北极治理中人们对于公共健康问题的关注度也在逐年上升。上世纪末北极传染病问题一度非常严峻,糟糕的公共健康状况促使人们对此采取诸多治理措施。经过十多年的治理,北极传染病问题已经大为改善。通过对涉及众多主体的传染病问题的回顾和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的探寻北极治理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为北极治理的其他领域提供借鉴。
(一)北极地区的传染病问题
传染性疾病问题曾经是北极地区所面临的众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北极治理中的传染性疾病问题并非是新型传染病的爆发,不具有全面性,其主要特点为涉及区域是邻近国家地区间的边境省份或国家,在区域划分上属于次区域。在北极地区的传染病问题上主要涉及区域为俄罗斯西北部以及与其相邻的波罗地海三国。作为次区域机制的CBSS和BEAR在治理传染性疾病问题上做出了突出成就。我们将了解北极传染性疾病问题的背景以及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在该问题上所做出的应对措施,最后运用制度互动理论对次区域机制治理传染性疾病的有效性进行探析。俄罗斯北极地区以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流行性疾病肆虐主要源于社会因素。1、该地区具有大量的人口。俄罗斯北极地区居住着该国约5%,占北极总人口的68%的人口。[1]波罗的海三国人口总数量更是高达799.3万。2、苏东剧变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遗留问题。苏联解体和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以及此后历经休克疗法经济衰退,使得该地区社会生活混乱、医疗系统崩溃。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俄罗斯居民人均收入中最为重要的实际工资收入骤降55%,超过三分之一的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一下,[2]人民卫生健康水平严重下降。以结核病为例,1992年起俄罗斯结核病发病情况出现恶化,1994年结核病发病率比1991年增加了42.1%,1996年发病率为8/10000,高发病地区如布力亚特州1996年发病率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62.1%达到104/10万。[3]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以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为代表的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对该问题做了诸多努力。
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BEAR)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CBSS)是上世纪八十年末建立的北极地区次区域治理机制。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于1993年由挪威政府倡导建立,成员包括北欧五国、俄罗斯和欧盟委员会。其主要职能是促进地区成员国之间的交流,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推动地区发展和繁荣。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成立于1992年,由丹麦和德国共同推动创立,成员国主要包括北欧五国、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北欧五国:丹麦,芬兰,冰岛,挪威,瑞典。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德国、波兰和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的目标是促进本地区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对于这两个次区域机制的详细信息请参考表一。*表一参见附录。针对北极地区严峻的传染病问题BEAR于1999年启动了巴伦支海医疗健康项目(BHP),*该项目最初为医疗卫生合作项目,2002年改名为巴伦支海医疗健康项目。CBSS则于2000年第三次国家峰会上实施特别行动计划,并为此创立了波罗的海地区传染病控制专门工作小组。鉴于俄罗斯西北部健康问题,特别是结核病问题在整个传染病治理中所具占据的突出地位,巴伦支海医疗健康项目以及波罗的海特别行动计划都对该问题进行了关注。
(二)结核病治理
面对俄罗斯严峻的结核病问题,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通过推行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DOTS)*DOTS: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short course chemotherapy。对此加以治理。前苏联在治疗结核病方面曾经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检测和治疗方法,与耗时长久的住院式传统疗法相比,以门诊治疗为主的短期治疗程序DOTS显然更有优势。BEAR和CBSS希望通过推广具有众多成功经验的DOTS取代俄罗斯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案,进而提高该地区的公共健康状况。然而,DOTS自身的优势并不足以促使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国家迅速地接受它。恰恰相反,这些地区一开始便心怀疑虑。其中DOTS在俄罗斯遇到的抵制尤为严重,主要原因如下:(1)俄方对于DOTS的不信任。传统的俄罗斯医生并不完全信任DOTS的治疗方式,DOTS之前推行所获得的成功是基于欠发达国家不健全的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平地起高楼显然效果突出。对于俄罗斯而言,DOTS并非其唯一选择,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优势是否足以替代俄式传统疗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2)后苏联时代的社会困境使得DOTS的推行遇到阻碍。20世纪末俄罗斯经历了巨大的社会经济危机,社会氛围从对西方世界的强烈期待最终转变为失望和不满,这种氛围体现在医疗卫生系统上就是对DOTS的不满和不信任。作为一项迥异于传统俄式疗法并且由西方政府资助、区域机制推动的结核病治疗方案DOTS并不太受人欢迎。
面对种种困境,BEAR和CBSS采取诸多措施应对。首先,BEAR和CBSS将方案推行的突破口选择在了那些远离俄罗斯中央政府控制的偏远地区,例如俄北部省份摩尔曼斯克州和阿尔汉戈尔斯克州。公共卫生领域严峻的财政危机以及传染病治理的巨大压力促使作为危机主体的地方政府开始发挥其主动性,谋求自身对于保证卫生安全解决传染病问题的可能性。在面对肺结核问题时,俄罗斯西北部地区首先对巴伦支海医疗健康项目和特别行动小组计划抛出橄榄枝,DOTS最先开始被俄罗斯西北地区接纳。其次,利用资金优势和世卫平台优势推动DOTS的迅速发展。巴伦支海健康项目以及波罗的海特别行动项目都为DOTS的推广投入了大量资金。截至2002年巴伦支海医疗健康项目预算资金为590万欧元,其中约39%的资金预算被用于传染病项目。俄罗斯作为世卫组织成员国,对于接受世卫组织监管的DOTS会更容易接受。最后,通过构建医疗网络以及促进医务人员和社会大众之间交流的增加帮助人们提高了对DOTS的认识。这都帮助人们改善对于DOTS的想法与印象。通过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的这些努力,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在俄罗斯最终被逐步接纳,俄罗斯北极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已经逐步采取DOTS方案来应对当地的结核病问题,截至2003年已经有26个联邦州引入DOTS。而在波罗的海国家DOTS已经被整合进国家治疗肺结核规划中。而俄罗斯官方也开始仿照DOTS推出自身的结核病短期治疗方案。毫无疑问,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在俄罗斯以及波罗地海地区推动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传染病控制体系,这一体系帮助控制和改善了当地的肺结核问题。据专家估计,如果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可以被广泛使用,俄罗斯的肺结核发病略将在2015年后每年降低10%。[4](P79-83)
二、制度互动与机制有效性
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各种国际机制的形成其本质上是对于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格局的回应,是人们在寻求解决各种国际难题时被动或主动的选择。国际机制的出现,得益于人们的“需求”。国际机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人们期待“它”能够解决最初设计该机制时所面临的问题,或对于人们期待达成的目标的实现有所帮助,即国际机制的核心在于其“有效性”。
(一)机制互动
机制有效性研究产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如今相关研究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5]对于机制有效性现在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机制有效性研究的开辟者和奠基人奥兰·杨(Oran R.Young)认为:“有效性是用以衡量社会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成功解决了导致它们建立的问题”,[6]即根据机制对于具体问题的缓解或消除的能力来进行界定的标准。由此可知,“有效性”并非一个绝对概念,是否有效仅仅意味着国际机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行为体的行为,有效性是一个“多”“少”的衡量尺度而不是“全有全无”的绝对表达。[7]机制有效性的研究有多个角度,不同的研究角度其评价标准也不相同。随着国际机制数量迅速增加机制密度(Regime Density)逐步上升,相对的机制密度促使机制互动(Institutional Interplay)成为影响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关于机制互动,不同的学者定义不同。汤姆斯·格林(Thomas Gehring)和塞巴斯蒂·奥波斯赫(Sebastian Oberthur)认为,制度互动是指一套制度安排影响另一个或另一些制度的结果。[8]而奥拉夫·施拉姆·斯托克(Olav Schram Stokke)认为,一个制度的内容、运作及结果受另一个制度显著影响的局面出现时,制度互动便发生了。[9]北极地区独特的社会自然特点促使我们从制度互动角度探讨次区域治理有效性成为可能。不同于大部分区域地区,北极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存在着双重性。一方面,北极地区作为一个自然区域具有全球性。北极地区对于全球生态系统具有重要价值,是全球健康的警报器,如全球变暖造成的北极冰川融化等影响范围远至全球。同样,对于北极治理而言其涵盖的范围也包括全球,例如冰川融化、持久有机污染*持久有机污染物:人类合成的能持久存在于环境中、通过生物食物链(网)累积、并对人类健康造成有害影响。等问题的治理需要全球共同协作。另一方面,北极不同于南极,其周边国家对于北极依然享有固有权利,包括领海、领空、专属经济区等。鉴于国家行为体的主导地位,北极治理机制需要寻求多种方式的合作以加强自身影响。北极地区的双重性促使北极治理机制必需与域外机制保持紧密联系,以此推动机制在北极治理中的作用。奥兰·扬从机制互动的“分层”(Level)角度出发将制度互动分为水平互动(Horizontal Linkages)和垂直互动(Vertical Linkages,[10](P155-161)不同的互动类型导致了不同类型的互动机制。*四种互动机制类型:奥兰·扬将制度互动的类型划分为嵌入式机制(Embedded Regimes )、嵌套式机制(nested regimes)、集束式机制(clustered regimes)、和交叠式机制(overlapping regimes)。参考《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上海世纪出版社,陈玉刚、薄燕译,2007年版,第155页。BEAR和CBSS在治理北极传染病问题上所产生的互动属于水平互动中的交叠式体制(Overlapping regimes),即BEAR和CBSS具有不同的机制目标但是在北极传染病问题上具有重合利益与目的,因而对彼此产生影响并进而促成互动关系。
(二)制度有效性
不同于基于分层(Level)的机制互动分类,斯托克从机制有效性出发将制度互动划分为了三种类型:观念性互动(ideational interplay)、功利性互动(utilitarian interplay)、规范性互动(normative interplay)。
观念性互动(ideational interplay)是指机制通过影响行为体或目标的“认知显著性”(cognitive prominence)进而增强或改变认知方式对行为体加以影响。引入更多参与行为体加强政治力量(political energy)的关注度,推动政策创新或转移成功经验是观念性互动影响行为体的主要方式。这两种方式归根结底是通过影响行为体对某些问题的意识、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认识并最终产生影响进而改变行为体的行为。功利性互动(utilitarian interplay)是指机制影响功利行为体(utility actor)在某一领域内行为选择的效果对其施加影响。例如机制可以通过对鼓励奖赏遵守规范的行为惩罚不规范行为以达到增加违约成本激励守约的目的。对于功利性互动,其主要影响要素为成本效率(cost-efficiency)、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竞争(competition)这三者决定了在功利性互动中其倾向于阻碍性互动还是支持性互动。规范性互动(normative interplay)则指机制可以在某一问题领域内影响什么是正确合适行为的观点,对原有的由机制支撑的认识的“规范性推力”(normative compellence)进行改变,进而施加影响。对于规范性互动而言其核心是“规范性推力”或者可以称之为“守约推力”(compliance pull)。而决定“守约推力”的主要包括确定性(determinacy)、一致性(coherence)和程序有效性(procedural validation)。确定性的增强以及程序有效性的确立将促使机制提高其“合法性”,而“合法性”的增加将直接降低遵守难度提高遵守推力。相应的,一致性增强意味着利益重叠和共享的增加,这有利于机制规则被遵守。对此斯托克将这三种制度互动的类型概括为以下三点,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图表更好地了解不同类型的制度互动。[11]
图二:*此图参考Olav Schram Stokke“The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utting Effectiveness Theory to Work”[J].2001:P12.
(三)制度利基与标识
本文中采用的制度互动方法使用的是制度利基(institutional niches)的概念。“利基”(niches)概念出自生物学,表示物种或种群在生态系统竞争中超过其他种群的获取资源所具有的优势和地位。将它引入组织分析领域,强调的是制度特点与为组织生存获取所需资源能力之间的关系。[4](P15-19)按照生物学的排他竞争原则,同一生态系统内处于相似层次的两种生物必然会发生竞争,而竞争最终的结果就是处于“利基”地位的强势物种迫使较弱的一方放弃该生态系统或者改变自身特性寻求其他环境。即使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社会制度中完全套用弱肉强食的达尔文观念也是不合时宜的。然而,抛掉这些极端的生物学现象,“利基”给我们所带来的启发在于人们通常对于后建立机制抱有更多的期待,即相较于针对某一领域或问题的解决能力,人们通常期待新制度有更为出色的表现。而一旦机制不能体现自身相较于其他机制的“利基”特性,那么人们将倾向于认为该机制是“多余”的,这会削弱人们对于这些机制的支持,并最终影响这些机制的存在。因而,机制只有具备自身的“制度利基”才能在某一领域或某一问题上发挥自身的有效性。结合北极治理机制,即BEAR和CBSS在北极传染病问题领域内的行为是其他机制所不具备的或没有处理好的,这两个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在应对北极的传染病问题方面准备充分,措施得当。结合此前我们所划分的制度互动类型,运用制度利基方法可以看到机制所蕴含的三种利基:认知利基、规范性利基以及功利性利基。通过上述观念性互动我们可以了解“认知利基”强调的是机制在“认知显著性”上所具有的利基优势。在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中表现为提供了替他地方所未曾提供的知识生产,并且通过大量知识的提供为放射性污染、危险物扩散以及传染病问题等领域内的行动奠定了基础。而“规范性利基”所强调的是机制在“规范性推力”上所展现出的利基优势。就北极机制而言,这主要表现为北极机制强化现存国际规则的内容或应用,或建立新的规范。对于“功利性利基”而言其核心是对于功利性行为体选择的影响,北极治理机制主要是采取激励方式,促使改进国家或其他行为体的行为方式和能力,进而促进问题的解决。
确定制度互动的方法后,从制度互动角度探析机制有效性还需要一定的衡量标准。结合本文,这个衡量标准应该体现BEAR和CBSS在北极传染病问题领域内的行为是否对缓解或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发挥了有效作用。BEAR和CBSS在北极医疗卫生领域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极治理机制的组织架构,然而模糊的主观印象并不能成为我们准确衡量医疗卫生合作影响的标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北极传染性疾病问题并非单纯的医疗问题,它更是社会问题延续的一部分,这造成大量与医疗卫生项目不相关的因素也会对公共健康情况产生影响。这一事实在客观上加剧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如何界定北极次区域治理机制在治理俄罗斯与巴伦支海地区传染性疾病中所发挥的因果作用就成为难题。在此,我们借用CAS*CAS: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的“标识”(tagging)概念。在CAS中“标识”是为了聚集和边界生成而普遍存在的一个机制。标识能够促进选择性相互作用,设置良好的、基于“标识”的相互作用为主体进行筛选、特化和合作提供合理的基础。[12](P13-15)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强调“标识”的选择性相互作用,“标识”的存在为我们探讨机制互动的有效性提供衡量标准。在这里我们将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DOTS)在俄罗斯的接受度视为“标识”。首先,以DOTS被接纳为代表的机制适应性“标识”具有可衡量性。对于北极机制所采取的新行为的适应和接纳程度,可以很好的证明BEAR和CBSS是否成功有效的促进了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观察DOTS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地区被接纳的程度,将为我们衡量BEAR和CBSS在该领域内的有效性提供有效证据。其次,DOTS是由巴伦支海卫生规划项目与波罗的海特别行动项目所共同推动的,是双方互动合作的典型代表。DOTS的推广和被接纳是次区域机制选择性相互作用的体现。DOTS项目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促使它成为我们探讨此区域北极治理机制有效性的观察对象。
三、以传染性疾病为例探究制度有效性
综合上述案例和从机制互动角度探究制度有效性的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展示“标识”DOTS被接纳的过程来探究北极次区域机制在互动中所具备的制度利基,进而阐明该机制的制度有效性。
(一)功利性互动和功利性利基
我们已经了解功利性互动是指机制通过改变行为体在某一领域内进行行为选择的结果所产生的互动模式。成本效率(cost-efficiency)、外部性(externalities)、和竞争(competition)三者是影响功利性互动的主要因素。与之相对应的,如果机制存在“功利性利基”就意味着在这三个要素上具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构成了机制相对的利基优势。对于“功利性利基”而言其核心是对于功利性行为体选择的影响,即上述三个影响因素中占据优势从而促使机制通过功利性互动达到影响行为体行为的目的。在北极治理机制中机制主要采取激励方式以达成支持性互动。BEAR和CBSS对于DOTS的推动主要表现为机制间的支持性互动以及通过资金分配以鼓励地方政府的接纳。BEAR和CBSS所支持的巴伦支海卫生健康项目与波罗的海特别行动项目在关于传染性疾病的治理方面的行为具有重叠性,而这种重叠之间形成了一种支持性互动。不管是巴伦支海医疗健康项目计划还是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所支持的特别行动在俄罗斯地区推行DOTS时都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双方在世卫组织的协调下展开合作。这种合作提高了双方在治理传染性疾病上的成本效率,减少了不必要的竞争。此外,除了机制之间的互动,BEAR和CBSS通过提供充足的资金鼓励地方政府接纳DOTS。
(二)规范性互动和规范性利基
机制可以在某一问题领域内影响什么是正确合适行为,对原有的由机制支撑的“规范性推力”(Normative Compellence)进行改变进而施加影响。规范性互动的核心是“规范性推力”或者可以称之为“遵守推力”。简言之,“规范性推力”的增加意味着人们对于机制“可信度”的增加。这种遵守推力也可以被称之为机制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国际领域建设的程序主要包括确定性、一致性和程序有效性三个方面。“规范性利基”所强调的是机制在“规范性推力”上所展现出的利基优势,即在规范性互动上,机制所具有的“规范性利基”。就北极机制而言,这主要表现为北极机制强化现存国际规则的内容或应用,或建立新的规范。体现在BEAR和CBSS在传染性疾病治理上则表现为:一方面通过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和领导以提高机制的“合法性”,帮助巴伦支海健康项目和特别行动在提高在俄罗斯的“可信度”进而提高其“遵守推力”。DOTS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所建立起治疗计划,世卫组织有责任对该计划的推行进行监督和协调。而俄罗斯本身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世卫的加入将缓解俄罗斯与项目小组之间的关系,协调地方政府推动DOTS项目。另一方面,BEAR和CBSS在北极公共卫生领域内的项目都是建立在现有的双边项目的基础之上,彼此并不会产生冲突。BEAR和CBSS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大的框架以囊括该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项目,它们在地方卫生医疗领域的行为也不与俄中央职能相矛盾。这种彼此的一致性增强意味着相互之间利益的重叠和共享的增加,这有利于机制规则被遵守。
(三)认知互动和认知利基
机制可以通过认知方式的改变来影响行为。也就是说,机制可以通过影响行为体或目标的“认知显著性”(cognitive prominence)进而改变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意识和观念,以此来达到改变行为体或目标行为的目的。对于观念性互动而言促使其通过认知显著性来影响行为的方式主要有两种:(1)引入更多的行为体参与到对于某领域的关注中,加强该领域或问题在官方和社会中的关注度。(2)通过政策创新或转移成功经验来提高对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了解。这两种方式归根结底是通过影响行为体对某些问题的意识、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认识并最终产生影响进而改变行为体的行为。结合上述的观念性互动我们可以了解“认知利基”强调的是机制在“认知显著性”上所具有的利基优势。以BEAR和CBSS在推动DOTS过程为例,特别行动和巴伦支海卫生健康项目计划着力于推动该地区医疗网络化的建立,通过医疗网络的构建加强医务人员与社会大众以及卫生官员之间的交流,传播和交流新知识,帮助人们提高了对DOTS的认识。次区域治理机制通过推动地区医务人员之间以及医务人员和卫生官员之间的联系,促使医疗合作与交流网络动态化的形成。医疗网络的构建意味着公共卫生领域内的医务人员之间、医务人员与卫生官员之间乃至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联系在加强,一个涉及多个主体的关系网鼓励政府部门、卫生专家和民众了解更多的相关信息。这都将帮助人们改善对于DOTS的想法与印象。此外,BEAR和CBSS还通过转移成功经验来提高对于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并非是专门为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传染病问题所量身定制的,该方案已经在多个发展中国家推广施行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力图通过引进新的医疗诊断系统来解决当地严重的结核病问题,结果证明是可行的和有效的。
四、结论
二战后,国际机制的出现和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不可忽视的部分。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波及世界,涉及各个层次各种领域的国际机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际机制有效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互动角度探究机制有效性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现在还没有形成比较公认的系统性的理论。然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结合来一窥机制中制度互动对其自身有效性的影响。在此笔者选择了以北极地区的次区域治理机制巴伦支海欧洲—联合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在应对传染性疾病问题上的行动为例,结合挪威南森研究所专家奥莱沃·斯拉莫·斯托克所确立的制度互动理论对上述两机构在卫生领域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标识”的观察,我们看到BEAR和CBSS在对于传染性疾病治理上体现了功利性互动、规范性互动和认知互动三种互动模式,同时根据制度利基我们看到两个次区域机制同样具备功利性利基、认知利基和规范性利基。次区域治理机制的制度利基反映在它们所采取的治理行为上,同时这也是其机制相较于其他机制所特有的制度优势。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地区联合理事会和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相较于其他国际机构所具有的制度利基优势,帮助它们在俄罗斯以及波罗地海地区的传染性疾病问题上取得了有效的治理成果。正是基于次区域北极治理机构在传染性疾病问题上的有效成就,北极地区特别是俄罗斯及波罗的海地区的传染性疾病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附录:
表一:
参考文献:
[1] 张侠.北极地区人口数量、组成与分布[J].世界地理研究,2008,(4):136.
[2] 陆南泉.1992-1993年的俄罗斯经济形势[DB/OL].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2-1993,http://euroasia.cass.cn/news/141745.htm,2015-04-25.
[3] 赵瑞芹.俄罗斯联邦传染病最新流行状况[J].国外医学情报,1998,(5):20.
[4] (挪威)奥拉夫·施拉姆·斯托克,盖尔·荷内兰德.国际合作与北极治理:北极治理机制与北极区域建设[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4.
[5] 王传兴.北极治理机:主体、机制和领域[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28.
[6] 王明国.国际制度研究的新进展:制度有效性研究综论[J].教学与研究,2010,(12):42.
[7] 谌华侨.国际机制有效性透析[J].国际关系学院院报,2010,(4):23.
[8] 孔凡伟.制度互动研究:国际制度研究的新领域[J].国际观察,2009,(3):44-48.
[9] 王明国.国际制度互动与制度有效性关系研究[J].国际论坛,2014,(1):53.
[10] (美)奥兰·扬著,陈玉刚,薄燕译.世界事务中的治理[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
[11] Olav Schram Stokke,"The Interpla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Putting Effectiveness Theory to Work"[J].2001:10-20.
[12] (美)约翰·h·霍兰著,周晓牧,韩晖译.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Arctic Sub-reg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Interplay: A Case Study of
Arctic Infectious Disease
Guo PeiqingYan Xinqi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al Scienc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Key words: Arctic sub-region governance; The Joint Council of Barents Euro-Arctic Region; Council of the Baltic Sea States
责任编辑:鞠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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