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社会中的海生动物崇拜

中国海洋社会中的海生动物崇拜

张胜冰吴倩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在远古时代，通过海洋捕捞而得的海生动物是原始先民最主要的生活资料，因生产和生活中对海洋的依赖、恐惧和羡慕而心生崇拜。在龙王、妈祖占据海神信仰主流之后，海生动物崇拜因世俗王权观念的投射、渔业丰收的期许、渔业捕捞经验的传授等在沿海渔民的信仰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渔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和海洋社会不断进步的当代，海生动物崇拜的神秘色彩逐渐退去而演变成对吉祥生活的追求和对万物的关爱与善待，这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脉相承。作为海洋文明核心层的重要内容，海生动物崇拜的现代价值的转换既可以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也可以依托民俗旅游等文化产业形态创造丰富的经济价值。

关键词：海生动物崇拜；万物有灵；海洋社会；现代价值

收稿日期：*2015-06-30

作者简介：张胜冰(1957-)，男，山东邹平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统文明与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

中图分类号：K8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15)05-0046-05

Abstract:In ancient times, marine animals hunted by fishing,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means of livelihood for primitive ancestors. Due to the dependence, fear and admiration of the ocean in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the marine animal worship appeared and spread. After the Dragon King and Mazu belief dominated sea-god worship, marine animal worship has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astal fishermen's belief because of the proje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ecular royalty, the expectation for fishery harvest, and the passing on of fishing experience. In the modern society where fishery production has continued to improve and marine society has continued to advance, the mysterious color of marine animal worship has faded and evolved into a pursuit for happy life and caring for all living things,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ine civilization core, the conversion of modern value of marine animal worship can be both an important spiritual force for marin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 resource of rich economic value which can be created by relying on folk tourism and other form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中国海神信仰体系庞杂，《山海经》所载的人面兽身的禺虢、禺强、不廷胡余和弇兹普遍被认为是古典文献里出现的最早的中国海神的形象。西汉以降，佛教传入并迅速繁盛，新的龙神成为沿海渔民的崇拜对象，并在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渐人格化；宋代以来，更是涌现了以妈祖为代表的“凡人”成海神的情况。总体而言，中国海神呈现从“半人半兽”到“人形神”再到“人成神”的演变轨迹。

在龙王、妈祖等主流海神信仰之外，以鱼、鳖等为主的海生动物崇拜在中国海神信仰中也较为普遍，“赶鱼郎”即此种信仰的典型。赶鱼郎即鲸鱼，是山东沿海地区的渔民信奉的鱼神，也被称为“老赵”、“老人家”。此外，还有台湾原住民崇拜的飞鱼神、厦门一带渔民崇拜的妈祖鱼、辽东半岛崇信的元神等，这里的动物崇拜主要是指海生动物，而部分沿海地区崇拜的狐仙不在本文分析范围内。按照原始宗教信仰的一般规律，“人类最早崇拜的神是实际的动物，后来才把动物的某些特征放大或者组合作为神崇拜”。[1]据郭泮溪[2]、陈子艾等人考证，在半兽半人海神形象之前的更早的远古时代，应当还有一个以单纯的动物形象作为海神崇拜的阶段。事实上，即使是在龙王、妈祖信仰占据主流之后，动物崇拜虽演绎成龙王的使者、兵卒，但却依然没有消亡，逐渐有了新的文化内涵，甚至在当代渔民的信仰生活中仍然有一席之地。明晰海生动物崇拜因何而起以及其流传至今的存在根基对于深入挖掘海洋文化的现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生动物崇拜的表现形式

《山海经》所载的半人半兽的海神之前是否有单纯的动物崇拜无法准确判断，但先秦史籍中海神形象已不再是“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的形象，更多的是大鱼和蛟龙的面目。这种海生动物崇拜的习俗一直延续到当代海洋民众的祭祀、生活、禁忌等民俗之中。

(一)历史文献中的动物崇拜

《竹书纪年》记载夏代“帝芒十二年，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鱼。”庄子在《逍遥游》中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鲲或鹏即为鲸鱼，鲸鳍伸出海面，快速游动，像大鸟一样。《史记·秦始皇本纪》也有记载说：“蓬莱药不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者与俱，见则以连驽射之。”中国第一部海洋文化经典《山海经》记载了不同地域的奇禽异兽，其中尤以形态各异的鱼类数量多且颇具神秘感。如《中次九经》：“其中多良龟，多鼉”；《东次三经》：“其中多鱔、鲔”，更是用了“豪鱼”、“薄鱼”、“飞鱼”、“修辞之鱼”等富于变化的词语来描述海底鱼类的动态特征，此外还有见到一些鱼则大旱、大乱等记载。古书中所载的海生动物之“大”、“奇”是涉海先民对其产生崇拜的最早根源。

一些长期与渔猎打交道的民族的历史文献中也有这方面的相关记载，如约成书于元代的白文史籍《白古通记》中记载道：“点苍山脚插入洱河，其最深长者，惟城东一支与喜州一支。南支之神，其形金鱼戴金线；北支之神，其形玉螺。二物见则为祥”，在白族先民看来，鱼和螺可以带来幸福吉祥。《搜神记》卷二中记载：“羽渊与河海通源也，海民于羽山之上，修立鲧庙，四时以致祭祀。常见玄鱼与蛟龙跳跃而出，观者惊而畏矣”，此处是将玄鱼与蛟龙看作是羽渊之神的化身。《搜神记》卷二十《古巢老妪》篇就记载了一位老婆婆没有分食江水退去之后留下的大鱼，而得到龙王儿子的报答，其他人则被淹的故事。大鱼和龙王的神秘关联已深入当时人的观念。清光绪十一年，《定海县志》卷二十五记载“参将盧鏜海上，獲一巨鳅，谓斬倭之兆”，将捕获鲸鱼看作是斩杀倭寇的吉兆。宋朝张虑在《月令解》中所言：“礼，季冬献鱼，春存鲔，异乎常鱼，故春特以荐焉。”民国《崂山县志》卷三《建置志·祀》记载：“海庙，在小崂山前海滨。祀龙神及三官。清光绪中，复增筑天后宫圣殿于庙后。相传大鱼过此，必来朝”，“相传”二字表明这种“必来朝”的风俗由来已久。

(二)祭祀仪式中的动物崇拜

丰富的祭祀风俗是海生动物崇拜的集中表现。山东沿海的渔民将“鲸鱼游过”称为“过龙兵”，往往烧香烧纸，远远地祝拜；如在海中遇到鲸鱼，要先撒米，为龙兵们添粮加草，然后由船老大带领船员跪拜、烧纸。[3]辽东湾地区有祭祀元神即海龟的习俗，当地渔民形成一种共识，即看到海面上有元龟挥动双鳍、拍打出水花就意味着混迹到鱼群里去了，此时应该向海里抛些猪头、寿桃、米糕之类的食物，并且口唱颂歌，等元神过去之后，开始撒网捕鱼，并喊一些讨彩和吉祥的号子。[4]

我国台湾地区原住民中的雅美人以猎捕飞鱼为生，相传雅美人的祖先曾梦到黑色的飞鱼王翩然而至、告知渔汛，按照被告知的方法捕捞而喜获丰收，因此雅美人留下了飞鱼祭的风俗。飞鱼的汛期一般从阳历三月左右开始到六、七月之交才结束，按照主要的流程，飞鱼祭分为鱼组结成祭、鱼组招鱼祭、大船初鱼祭、鱼组解散祭、个人渔招鱼祭、飞鱼干收藏祭、飞鱼重食祭等系列鱼祭。[5]厦门渔民将白海豚称为“镇港鱼”、“妈祖鱼”，相传白海豚曾救过落水的渔民，并且能够阻挡凶残的鲨鱼进入港口以保护渔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厦门渔民崇拜中华白海豚，旧时渔家出海遇上还会烧香祝愿以祈求平安和丰收。[6]山东荣成地区至今仍保留着海上作业见到海鳖要烧香烧纸、磕头祷告的习俗，而且忌讳说“鳖”，在渔船下锚之前要高喊：“给锚了！”喊过之后稍停片刻再将锚掀进海里以让海鳖避一避。[7](P252)舟山地区将鲸鱼称为“乌耕将军”，沿海的渔民看到“乌耕”要洒米粒并且敲锣打鼓地举行盛大的海祭，以祈求丰收和福吉。浙南渔民也有鱼神信仰，“在三月开春之时，看见第一条浮出海面的大鱼，即为海神，必须隆重祭祀，然后才能扬帆出海。如果不祭祀，则船出海必遭大鱼所害。”[8]

(三)生活习俗中的动物崇拜

海生动物崇拜还表现在涉海民众的日常民俗中。考古学家在山东胶县(今胶州)三里河遗址发现有十一座墓葬用鱼作为随葬品，另外还有五个墓葬用疣荔枝螺做陪葬。[9](P3)现在台湾和闽南地区仍留有崇龟的习俗，玩龟棋、留龟鬓、起龟名、吃红龟稞、做龟墓，逢元宵节举行盛大的乞龟仪式，在男女结婚、新生儿满月等喜庆日子，要做龟状食物。这与赫哲族大年初一吃生鱼宴、男女订婚要送鱼等风俗有一定的相似性。山东沿海地区过年讲究吃诸如黄花鱼等带鳞的海鱼，待客的鱼必须全尾，而且上桌时要“头朝主，肚朝客”。海洋民俗中关于海生动物的诸多禁忌也为海生动物崇拜增添了神秘色彩。例如沿海渔民忌讳说“鳖”和“老”；沿海地区送鱼要成双成对，渔民以鱼为船的符号，吃鱼时要从头吃到尾，意为有头有尾，吃鱼的时候不能随意将鱼翻过来，有翻船之意。

二、溯源：海生动物崇拜因何而起

按照社会人类学家爱弥尔·涂尔干的说法，古老的议题和历史的起点更便于展示人性的本质和永恒的方面，[10](P2)因此，探究海生动物崇拜的文化内涵还应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社会。

(一)因依赖而生崇拜

在农业生产尚不发达的上古时代，自然环境是原始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浅海捕捞而得的海洋生物成为涉海先民最主要的生活资料。《山海经》中就有大量食用鱼类的记载，单就鱼类的药用价值就有诸如“食之无肿疾”、“食之不疥”、“食之已疣”、“食之已痈”等丰富的内容，考古工作人员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了利用贝壳、鱼骨做的饰品。《史记·夏本纪》记载：“海岱维青州，埚夷既略，潍、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箎，海物维错。”这说明在远古时代，开发海洋资源、兴鱼盐之利已成为沿海先民最重要的生产方式。

“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要依靠动物而生，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赖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11](P438-439)在长期的海洋生活中，海生动物融入了涉海先民的生活，在生产技术和认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产生了一种对海洋生物莫名的亲近感。按照人类学家泰勒的观点，原始时代发展程度较低的人类无法解释诸如梦境等自身生命现象，从梦到死去的人或者另一个我从睡梦中出来游荡而推演出人的灵魂在身体死亡之后能够继续存在，由于处在刚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原始阶段，在无法区分人与动物的背景下，由己推人，原始人相信世间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灵魂也即“万物有灵”，这一观点虽颇受争议，但为解释人对自然的原始认识提供了某种思路。面对浩渺变幻而又神秘莫测的海生动物，涉海先民们产生了依赖、畏惧、艳羡等复杂的心理。

(二)因恐惧而生崇拜

对处于早期社会的人类来说，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在凶狠的猛兽面前，人类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恐惧和屈服是最易衍生崇拜心理的，古籍中记载的怪鱼多为“大鱼”即为佐证。夏威夷和塔希提岛的海滩上有诸多祭拜鲨鱼的庙宇[12](P163)、菲律宾人留有鳄鱼崇拜的习俗[13](P350)，鲨鱼和鳄鱼性情凶残，经常伤害人畜，这成为当地居民对其充满敬畏甚至崇拜的重要心理基础。明朝人刘睿作《巨鱼赋》：“余次海口，见巨鱼蔽海而来，渔者骇曰不急去将吞吾舟，遂赋之”；[14]清代顾炎武在《肇域志》中引用明代黄县地方志中的记载：“海鱼莫大于鱼昔，长或一二十丈三五成群，顺流喷浪，如雪山脊翅浮红水，如百十赤帜舟，遇之速避，稍迟即可吸口吞舟，故俗名吞船鱼昔”，这里的鱼昔是指鲨鱼。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明清时期，渔民的捕捞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但对鲨鱼和鲸鱼之类的大鱼仍然抱有恐惧心理。

(三)因亲近而生崇拜

较之于植物、高山、河流等，动物因其形貌、行为等更接近于人而使得动物崇拜更加顺理成章。动物同人的相似性使得涉海地区的先民们一方面认为诸如鱼拥有的超强繁殖能力等可以更容易地传递到人身上，于是由鱼产生了生殖崇拜的观念。在生产环境十分恶劣的时代，多子多孙、人丁兴旺成为人类内心最迫切的愿望，而鱼产籽多，繁殖能力强，自然成为生殖崇拜的符号和象征物，至今我国许多沿海地区定亲或结婚的时候送鱼所寓意的“多子多福”的习惯仍被保留下来。而对龟的崇拜并将其奉为“四灵”之一，一方面与人类艳羡龟的长寿有关，另一方面也认为动物与人类天生存在着亲属关系，这种关于人和动物密切关系的认知成为原始先民相信动物会保护、庇佑人类的重要心理基础。“哈尼族的物种起源神话中认为远古大洪水后物种全无，人祖兄妹寻物种不得，天神差小鸟报信，得知万物都藏在大鱼腹上，于是他们从蜘蛛那里学会了做网，网住了大鱼，从鱼肚中取出千百种物种，从此人类才得以繁衍下来。”[15](P80)汉族也有类似的传说，人类在远古大洪水的时候除了兄妹二人之外，全部被淹没，是巨龟救了他们，人类才得以繁衍。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也能循迹到原始先民动物崇拜的某种原因。

三、演变：海生动物崇拜的生存根基

中国的海神形象逐渐人格化也是涉海民众的认知水平和生产技术逐渐提升而主体性愈加凸显的过程，而海生动物崇拜得以持续存在至当代社会最主要的生存根基是其文化内涵随着海洋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演变，特别是与世俗社会相接，当然某些海生动物崇拜因一定程度上符合自然法则而被作为生产经验保留下来。

(一)王权观念的投射

海生动物崇拜的文化内涵的演变之一是世俗王权观念的投射。王权与海神信仰的诸多关联在《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载的“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惟海神”早就有所体现。具体说来，在龙王和妈祖先后册封之后，鱼、龟、蟹等海生动物演变成龙王等海神的兵将而受到渔民们的崇拜。沿海渔民将鲸鱼游过称为“过龙兵”或者“乌耕将军”，从该称呼可得知渔民将鲸鱼视为龙王的兵将；烟台地区还留有崇信大草鱼、大对虾的风俗，在当地渔民看来，这些大鱼都是海里的大官，因犯了罪而来海边避难，不能得罪，否则会招来灾祸。[16]芝罘沿海将鲸鱼敬若神明，称其为“老将”。每逢春节，渔民喜欢在船上贴春联，大桅上贴着：“大将军八面威风”，二桅上贴着“二将军百里相助”。[17](P50)很明显，这里的“大将”是指龙王的将军。在白族地区“河矣城”村过去有一座供奉鱼神和螺神的庙宇，双手托盘的螺神和帽上有鱼的鱼神分别站在“洱河灵帝”的左右侧，[18]是作为其侍卫被当地白族人民所供奉的。山东即墨传统渔村周戈庄中龙王庙中，赶鱼郎位于龙王的西边，以其侍卫的形象出现。[19](P313)舟山地区有海泥鳅崇拜的风俗，会在渔船尾部画一条海泥鳅，“据传海泥鳅是鱼皇帝，是东海龙王的外甥，有镇邪压浪的作用”。[20](P101)这里的“外甥”和“将军”一样，因与海龙王这一王权所有者的关系而被“赋权”，成为被海洋社会所崇拜的心理基础。

(二)渔业丰收的期盼

涉海民众在满足生活需求之外，也逐渐发展起海上捕捞或贸易。这两项海洋活动不仅充满风险且收获的偶然性很大，与妈祖保平安、菩萨救苦救难所不同的是，海生动物崇拜更多的是与捕鱼收成有关。在古代人眼里，鲸鱼本身就体大且凶残，再加上鲸鱼会在海里追食鱼群，渔民尾随鲸鱼多获丰收，因此鲸鱼也被看作是鱼群的掌管者。长岛渔民中流行着这样的歌谣：“赶鱼郎，黑又光，帮助我们找渔场”，“赶鱼郎，四面蹿，当央撒网鱼满船”。[21]赶鱼郎的另外一个称呼即老赵，更是从民间的财神赵公明衍生而来。在浙江南部保留着鱼神崇拜的习俗，在庙宇中修建鱼神像，鱼神“渔民打扮、紫铜色脸膛、穿蓑衣笼裤，左挚黄鱼，右手举鱼叉，也有一手举鱼叉，一手举网，脚踏大黄鱼”。[22](P2)从鱼神的形象可知在渔民心中鱼神即丰收的象征，海生动物崇拜的文化内涵已演变成更富功利性的、保佑渔业丰收的含义。

(三)生产经验的传授

海生动物崇拜可以一直延续至今而不衰也是因为其对于渔民捕捞确实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许多海生动物为适应外界环境变化会进行周期性运动即洄游，鲸鱼的洄游距离较长，其模式主要是“夏季在高纬度索饵场和冬季在低纬度繁殖场”。[23](P426)每年冬季过后，二三月份大致可到达山东半岛北部，这也与地方志中有关记载相吻合。清光绪十九年《掖县志》卷五载：“乾隆五十五年三月，虎头崖出一鱼，长五六尺，形如江猪，顶上一孔，激水上溅。”清乾隆七年《登州府志》：“康熙三年三月，羊圈口潮上，大鱼长六丈，余声如雷霆死，土人割肉千余擔，骨可为梁”，这个时间段正好是山东半岛北部地区三月的小黄鱼渔汛。有些种类的鲸鱼以小型鱼类为食，鱼虾靠岸产卵，前来捕食的鲸鱼在近海搁浅被渔民碰到的情况时有发生，虽颠倒了鲸鱼和鱼群的先后顺序，但追随鲸鱼捕鱼的生产经验被保留下来，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山东半岛地区赶鱼郎的形象为什么多与黄鱼有关。

四、海生动物崇拜的现代价值

随着渔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海洋社会的进步，海生动物崇拜的神秘色彩逐渐褪去而演变成对吉祥生活的追求和对万物的关爱。

从经济层面来看，海生动物崇拜既可以演变成民俗节庆等文化旅游产业业态，其优美的神话传说还可以作为现代影视、动漫、游戏等文化内容产品可供深入开发的优质资源。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所举办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项目“神鱼节”即古老的海生动物崇拜在当代社会合理开发的成功案例。当地流传着佛祖派神鱼历经艰辛为孟连人送谷种以改善当地人生活的传说，因此当地人留有傣历新年来临之前祭祀神鱼的风俗。每年的4月，孟连县都举行隆重的“神鱼节”活动，设有捕鱼、放生、赛龙舟等诸多内容，因其原生态习俗与现代社会的高度融合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观看，成为当地文化节庆的标志。由该节庆衍生出的奇幻题材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已斩获多个国际大奖，并被法国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收录并赞誉为“最杰出的艺术作品之一”。

从文化和文明层面来看，海生动物崇拜的生发基础即“万物有灵”观念在当代可以衍生出对鱼、龟等海生动物的关爱和善待，这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不谋而合。网到海鳖等珍奇海生动物予以放生的渔家民俗更是由来已久，这种风俗在我国许多沿海地区逐渐演变成“放鱼节”、“休渔节”、“放生节”等活动，这种兼具人文关怀的生态文明观传递着自觉保护海洋资源的理念，有助于建设和谐的人海关系。

无论是深入挖掘海生动物崇拜的现代价值以保护海洋文化资源，还是提高公众关爱海洋，增强保护海洋的意识，都是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所不可缺少的，也是海生动物崇拜现代价值的转换和提升。(感谢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项目“中国海洋文明的发生、演变及其与古代宗教和伦理的关系研究”(2015JDZS05)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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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rine Animal Worship in Chinese Marine Society

Zhang ShengbingWu Qi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Key words: marine animal worship; animism; marine society; modern values

责任编辑：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