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驱动的职业教育共同体内涵与建设路径

廖喜凤,陈玲霞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长沙 410200)

0 引言

2021年4月，***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认定21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和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并明确将适时启动第二批试点，将改革成果向全国推广。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新指南，开辟了新路径。构建一个可持续发展、服务于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政校企互相依存、共建共享、协同发展的新生态职业教育共同体，是职业教育呈现“东西联动、南北呼应、百舸争流、百花齐放”新格局的前提条件。

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共同体”概念被广泛运用于不同领域，在职业教育领域则被引申为“校企命运共同体”“校企利益共同体”“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其中“校企命运共同体”为各种共同体的最高形态，成为解决职业教育领域重大复杂问题的方法论和根本遵循。我国学者一致认可“校企命运共同体”是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思维指导构建的有机整体[1-3]，指职业院校与企业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利益共同体，企业的命运与职业院校的发展息息相关，是校企合作的最高形态，也是理想的合作形态[2]。共同体成员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愿景和利益，是一个发展联系的整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等原则，实现资源平等交换、利益共享并保持长期合作，实现合作共赢[4-6]。学者们主要从内部意识共建和外部环境构建两方面研究校企命运共同体构建。意识共建的关键为加强共同体成员的认知，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具备互惠共赢、义利统一的共识[6-7]；其次为强化对话协商，构建情理交融的共生机制[2][7]；同时坚持包容开放的合作文化[4-5][8]。外部环境的构建主要由政府主导，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应用财税和法律政策明确主体责任和责任主体，形成共同体构建良好的外驱力[9-10]。同时，学者们也洞悉了现阶段共同体构建存在产教融合区域生态环境尚未形成和产业生态薄弱等问题；职教端和产业端在人才培养、教学内容和社会服务方面存在供需不匹配问题[4]；政府主导作用发挥不够、企业积极性不高、合作实效性不强也是共同体形成的重大阻碍[9][11]。因此，从政府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校企协调作用出发，聚焦于教育和产业在形式、内容、纵深等方面的融合，聚焦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作为核心主体的生态变化，将对研究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驱动的职业教育共同体新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1 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内涵与框架

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是促进我国产教融合纵深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2019年9月25日印发的《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阐明了建设产教融合型城市的目的在于推动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四大领域的有机衔接；通过以教育优先发展、以人才引领发展、以产业促进创新发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四大领域间的互相融通、互相协同、互相促进；充分发挥城市的承载作用、行业的聚合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完善城市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探索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新重大平台载体建设，推进人才培养改革等城市建设必须完成的任务[12]。产教融合型城市可以界定为教育与产业高度融合，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及创新链联动机制强，能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与产业发展，区域内经济、社会达到高水平状态的一种城市类型。

1.1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产教融合型城市要求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高水平状态，产教融合的开展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以经济繁荣、城市规模大、高科技产业发达及政治经济地位突出为特点[13]。通过对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与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印发产教融合型企业和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中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名单进行分析，依据微信小程序“城市GDP”提供的2021年数据，发现除了西部5个城市外，其他16个产教融合型城市在2021年度前三个季度的排名均为全国前50，排名在全国前20的有11个。任泽平团队的“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排名2021”数据显示，位于全国前50的产教融合型城市有13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9次报告》以科技创新为一级指标，以专利申请指数、学术论文指数、科技企业指数、大学指数及文化设施指数5个二级指标，评选出中国城市科创竞争力榜单，在21个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中，有13个位于全国前50。上海市经济信息中心发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评估报告2021》显示，我国共有6大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进入2021年城市创新排行榜前100强。国外纽约、伦敦、旧金山等城市发展的指数再次验证了产教融合型城市对城市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

1.2 高等教育高度发达

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要求区域内高等教育在院校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达到高度发达的状态。作为产教融合的主体之一，高等院校是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对引领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扩大就业创业、促进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为研究型的综合院校及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研究型高等教育机构在产教融合方面、引领产业升级和推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非常强的内驱力和综合能力，主要通过高端产业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或重大应用研究、高端政策与技术咨询等方式促进城市建设；职业院校主要通过培养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满足产业人才需求、面向中小企业进行应用研究或技术开发，同时可以直接提供社会服务与技术支持，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从而促进城市发展[13]。两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可在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中互为补充，服务行业与企业发展，提升城市产业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

1.3 产教融合型企业量多质优

培育大批具有教育情怀、校企合作意识强，愿意在教育领域对人力资源或生产性实训进行实质性投资和开展合作的企业是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有效路径。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印发的《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要求产教融合型企业需深度参与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在实训基地建设、学科与专业建设、教学课程建设和技术研发等方面与高校开展深层次合作，企业行为规范、合作办学成效显著，能够创造较大的社会价值，对提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具有较强示范引领效应[14]。产教融合型企业虽然仍以盈利为目标，但也要以教育为其主要社会责任，将服务生产、服务教育发展和服务社会融为一体，积极推动企业生产与培养高质量产业人才。因此，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拥有产业核心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建立良好的企业信誉、企业领导对产教融合抱有积极合作的态度、营造了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能够深入参与校企合作、有着合理的企业结构、注重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等都是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的核心指标[15]。

1.4 政校企联动机制强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建立较强的政府、学校及企业联动机制是建立产教融合型城市的基本要求。较强的联动机制一方面指政府能够对城市的产教融合发展进行科学有效的顶层设计，在便利的地理区域内筹建数量众多的科技产业园、工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大学城、职教城等产教融合孵化基地，能够产生较好的联动效应。产业和企业的需求能够及时传导到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之中，并且能够借助学校的知识创新和智库服务职能引领城市的产业优化与升级。高等院校能及时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对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优化。在实验室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研发团队建设、科研院所建设等方面实现共建，在校企人力资源流动方面实现共享，在发挥学校职能和科技引领方面、在学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实现共治[13]。

2 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形成

2.1 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教育共同体的生态构成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产业优化与升级做出了突出贡献。目前，产教融合领域学术界主要有“校企命运共同体”[2][16-17]“职业教育共同体”[18-20]“产教融合共同体”[4][21-22]等专业术语，均由“人类命运共同体”演绎而来，指职业院校与企业通过深化产教融合，形成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利益共同体，企业的命运与职业院校的发展息息相关。与传统产教融合相比较，政府在职业教育共同体中的顶层设计、引领与协调作用在内涵方面有诸多不同，以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为驱动的职业教育共同体生态中诞生了新的生态个体，呈现出新的生态特征。

生态个体的生态位发生变化。在传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生态圈中，生态个体主要指参与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利益相关者，主要生态个体为行业企业、学校、学生、家长、评价机构等。政府是整个职业教育生态圈的设计者与引导者，其作用在于引导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深入的校企合作，运用外部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在以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为目标的驱动下，政府角色不再限于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者、引领者及校企合作的协调者，而是成为职业教育共同体三大主体之一，是职业教育领域产教融合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

2.2 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教育共同体生态特征

政府成为产教融合城市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后，成为新生态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生态主体的资源获取方式和主体间的合作模式。

2.2.1 市场导向作用更强

在摆脱以往政府主导的以计划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之后，满足人才市场和产业发展需求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强化，单一的主体已转变成多元参与的多主体模式，各个主体的利益在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难以得到有效协调，使得产教融合过程中矛盾不断，各种利益冲突阻碍了产教融合的深入开展[22]；另一方面，在多主体出现在职业教育系统中时，现有职业教育体系尚未从法律角度对主体的责任与义务进行限定，主体均在政策鼓励下自发与职业院校进行融合，因此呈现出一种无序状态，影响合作的规范性，长期的无序状态会消磨主体间合作的激情，使合作最终流于形式，导致合作走向分离，影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健康生态的形成。

在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项目驱动下，产教融合涉及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直接影响城市的基础建设、公共服务、企业生产与服务等各个方面，市场导向作用更强。政府作为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各种资源的配置者和管理者，直接参与产教融合项目建设会促进产教融合的管理规程和相关法律机制建设，进一步有效督促产教融合的有序开展，促进政校企合作的规范性和可持续性发展，形成多方参与、有机融合的职业教育共同体新生态。

2.2.2 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传统的产教融合模式主要依赖校企双方在人力、技术和生产等方面的资源互补为前提开展校企合作，往往存在校方一头积极地去探求与企业合作的机会，在建立合作关系之后企业很难深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过程。企业对教育资源的配置，政府对企业的财税补贴政策等都是单独进行，政府管理部门往往不了解企业与学校融合的深度和广度，难以对合作的质量进行科学的评价。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经营者，在产教融合项目开展过程中可以在财政、土地和科研资源等各方面进行优化整合、科学调配。

2.2.3 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传统的校企产教融合模式已经转化成政校企直接参与，职业院校与企业通过多种方式联合开展教学，建立产业学院、建立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发中心等多种形式的产教融合平台；以项目和平台汇聚高端人才，开展高端技术攻关和人才培养，深入开展产学研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城市建设项目的开展往往会依据行业特色聚合多家企业、多个院校参与，催生院校之间合作开展职业教育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生态。

3 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教育共同体新生态形成路径

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教育共同体新生态的构建主要依赖政府充分发挥统筹规划作用，对城市建设做出顶层设计与规划，建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外部融合机制，建立政校企联动机制，充分发挥企业融入职业教育服务城市建设的积极性。

3.1 发挥政府顶层设计与引领作用

3.1.1 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和资源配置进行统筹规划

对科技产业园、工业园、高新技术开发区、职教城等产教融合孵化基地在地理区域和特色设置方面进行科学规划，使产业需求直达职业院校，使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对接产业发展与城市区域发展。在资源配置方面，把教育资源、土地资源、科技创新资源、城市建设投资等基于城市建设项目和平台进行科学调配，并完善评估机制，结合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科学评估。

3.1.2 加强产教融合法制建设，构建良好的外部生态

依据城市区域发展特色、企业生产特点和区域职业教育特色，出台对接国家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本土管理条例，对政校企在产教融合领域合作主体的责任与义务进行限定，并且建立与之对应的财税与资源配置等奖励与惩罚措施，使产业学院、创新研究院、职教基地的活动依法有序开展，使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使企业拥有持久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开展产教融合项目建设的关键。

3.1.3 加强企业内部意识建设

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刚开始可能会基于企业家对教育的情怀，但是没有法律法规对合作行为进行规范和有序引导，最终会让情怀慢慢消失，导致合作不能长久维持。企业运营的最终目的在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能够让企业意识到与职业院校合作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重要性，促进企业主动与职业院校开展合作，是产教融合能够深入且融入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前提。政府可以鼓励媒体对企业与职业教育合作的优秀案例进行宣传，一方面能够帮助企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另一方面可以鼓励其他企业积极地参与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建设中去。

3.1.4 加强普职融通和职业教育宣传，提升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

职业教育能不能真正受到大众欢迎，与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认可度直接相关。目前，职业教育的生源往往源于初中阶段的升学考试和高中毕业阶段的升学考试，依据考试成绩让学生自愿选择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而在职业教育阶段又缺乏通向普通教育或者由普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的路径，导致学生与家长认为职业教育只能让学生接受初、中、高级职业培训，难以向高精尖职业领域继续发展。因此，一方面要创设普职融通的路径并对社会大众进行宣传，这是推动大众认可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路径；另一方面，加大“大国工匠”和“工匠精神”的宣传，可以提升社会公众对职业院校学生就业前景、职业发展和价值认可度，让青年学子以接受职业教育为荣，以掌握行业产业急需的高精技术，从而服务区域发展为傲。

3.2 孵化量多质优的产教融合型企业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开展的主要载体之一，培育足够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根据自身产业特色和服务领域，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是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前提。在企业类型选择方面，以《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为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的方向，引导大量涉及国家及城市重大发展战略和国计民生重要领域的企业以多种形式参与职业教育，遴选能够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优质企业，涉及智能制造、高精装备、新兴信息技术的企业，以及养老、幼托、健康等服务民生的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举办职业教育，同时增强企业的利润创收能力[23]。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孕育和成长受政策法规、产业和行业需求、社会期待、企业自身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4]。建立完善的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和评估标准是引导产教融合型企业依法参与职业教育，是产教融合型城市职业教育共同体生态化建设的根本途径。

3.3 构建政校企联动机制

对城市区域内产教融合基地在地理区域上进行合理规划，使产业需求直达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过程，对教育资源、企业建设资源和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进行科学配置是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基础，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并能够实现多元参与、全过程管理的信息化平台是建立政校企联动机制的根本途径。通过数字化和智能化平台建设与应用，使政府能够把城市建设和产教融合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资源配置传达给行业企业、院校等实体，能对项目建设、资源应用和校企合作成效等进行管理与评估；企业能把自身发展需求和产业人才需求传达给政府部门和院校，院校能够依据城市产业需求和城市发展需求进行专业设置和课程资源建设，并有效管理校企合作的项目进展和学生培训；企业能够深入校企合作的全过程，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标准制定、教学资源建设并提供学生实训场所和有效培训；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的信息化平台能够把政府部门、企业、院校、行业部门、学生等多个生态实体纳入有效管理的过程。在城市高速发展和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新时代, 以数据驱动建设新型智慧城市, 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增强政府对产教融合型企业、产教融合平台和城市建设项目的治理能力，是提升城市经济和可持续竞争力，打造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的路径[25]。

4 结语

在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驱动下，政府成为职业教育共同体的新主体，且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模式。为了构建健康的职业教育生态，政府必须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功能，对教育资源、科研资源等进行优化组合、科学配置；通过法制建设和提高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构建生态化的城市建设职业教育共同体的外部生态机制；通过对产教融合基地的地理区域进行合理规划，使行业生产与职业教育培训无缝对接，构建现代化的信息管理平台，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基地及城市建设项目实现多元管理与科学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