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变迁的取向研究

俞 琴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241000）

政治文化变迁是指由于社会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政治体系的心理取向发生的改变及其过程。它主要指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并非简单地变化。它是一种连续性的过程，但就某一特定时期来看，它必然具有时间及其内容上的逻辑起点。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边区政治文化也发生了重大变迁。

1 政治认知取向的民主化

所谓政治认知，是指“政治观念体系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政治主体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政治客体，即政治权力、政治体制、政治规范、政治功能等方面的认识与把握”［1］146。

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一套历史悠久、结构稳定的宗法族制传统，这是孕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土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家长本位取向的传统政治文化：宗法关系网中，个人隶属于“君”、“父”，隶属于各级“父母官”。这种关系网虽然适应了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的发展，但却泯灭了个人的主体性，使伦理道德成为衡量人性的唯一标杆，成为人们政治言行的精神枷锁，人的自我内涵和主体创造性遭到极大地削弱。个人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是缺乏或者丧失主体意识的人。家长本位取向的政治文化，造成了人们对皇权的崇拜和遵从，个人很少注重自己在国家中的作用，也不了解整个封建政治体系是如何运转的。

民国初年，各种新思潮传入中国，在知识界、文化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回响，但在偏远的乡村却依旧维持着最古老的宗法制度，陕北、陕甘地区普通群众依然生活在对封建政治的盲目服从之中。诸如民国建立后10年，中国乡村社会建立了新的保甲制度，各村庄所定保甲公约第一条便是“拥护信仰三民主义，报效国家”［2］。民国初引进了新的公学制度，它打破了传统的私塾制度（主要依靠宗族出资建立），以数学、地理、语文等现代学科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这使农村部分人口（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和“国家责任感”，但一般宗族成员对宗族法制在心理上、精神上的认同却岿然不动，故民主共和并未深入边区人民内心。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逐渐发生转变，开始了由苏维埃政制向抗日民主政制转变的民主改革。边区民主改革以抗日和民主为根本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按照新的民主选举原则，开展了普遍的民主选举运动，建立了模范抗日民主政权。1937年5月12日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讨论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此后边区开始筹备选举，“各地组织起来选举委员会，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组织宣传队到乡村、工厂宣传选举的意义和办法”［3］67。紧接着陕甘宁边区开始进行民主普选工作，年龄在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及宗教信仰，普遍具有选举权；不论职业、文化程度、财产、资格及民族差异，在选举上一律平等”［3］68。8月底乡选普遍完成，12月选举结束，进而开始组建边区政府。

近代中国总体上处于战争环境中，并且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现代教育没有被普及，民国政府政治社会化机制不完善，再加上边区经济落后，农民没有获得政治知识的途径，因而其政治认知很模糊。参加选举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参与政治要求关心政治，在政治领域中进行各种参与活动会促使参与主体经常关心政治事件。如此反复，便能激发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增长人们的政治知识，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能力。在西北办事处建立之前，大多数边区人民的政治认知几乎为零，“民主”这一概念对边区人民来说更是陌生，一方面他们中的大多数不知道民主及民主制度为何物，另一方面他们也不会主动去实践民主。这次边区普选通过政策形式，将民主选举自上而下地贯彻至乡级政权，使更多的边区人民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民主活动中来，这是一次民主的洗礼，使人民逐渐突破皇权思想，获得关于民主的认知。可以说，这种政治认知的民主化是被灌输的。在之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普选深入到村级政权，人民逐渐从被动地位转向主动地位。基层政权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在村级政权中，建立村议会，召开村民大会，大部分家庭至少须派出一个成员代表参加村民大会，讨论和决定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村中事物。1942年在边区神府县部分自然村中，村民大会是村的最高权力机关。种种会议在村里面是经常开的。他们讨论本村的一切问题，决定本村的一切问题。平常在这种大会上，有妇女、青年、儿童参加。这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自由，很生动的。这里充分显示出，人民是新政权的主人翁，而新政权就是人民的。［4］76

可以看出，农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思想逐渐得到启蒙，依附性意识正逐渐淡化，主体意识逐渐显现，开始认识到个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并积极参加到政治活动中，这是摆脱臣民人格获得现代公民精神的开始。在较短的时间内，边区人民政治认知从无到有，并朝着民主的方向继续深入。

2 政治情感取向的变动性

所谓政治情感，是指“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伴随人的政治认知过程所形成的对于各种政治客体的毫无质感、爱憎之感、美丑之感、亲疏之感、信疑之感等心理反应的统称”［5］8-9。通常情况下，政治情感却是相对稳定的，但在动荡的抗战时期，人们的政治情感却是剧烈变化的。本文将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对待国民政府和边区政府认同度的差异，来分析边区人民政治情感的变化。

辛亥革命后，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任何形式的封建复辟都是不得人心的。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的性质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的中央政府实行独裁统治，陕甘宁边区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但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政府的性质其实是抗日民主政权。

2.1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政治情感取向

抗战时期，国民党已经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政治上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消极抗战。抗战初期，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表现出了中国政治的某些进步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同时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这些进步得到了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赞同。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基本上是拥护国民政府的，边区人民也基本上是拥护国民政府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调整对华侵略政策，而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却明显增长。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在陕甘宁边区先后制造150 多起摩擦事件。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实质上这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这些破坏团结抗日的行动和言论，使广大群众对抗战前途及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国统区，四大家族窃取了中国的财富，形成“家庭产业”，挥霍无度，导致民不聊生。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将人民民主要求置若罔闻，迫害民主人士，使人民生活在白色恐怖中。边区人民通过报刊杂志如《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红色中华》获知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对国民政府非常憎恨。这样一个统治黑暗的政府和政党，遭到了人民的抛弃。

2.2 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政治情感取向

陕甘宁边区人民对待共产党及边区政府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

边区政府建立初期，实行休养民力政策，并尽力争取外援，使农村经济获得复苏。同时，边区政府发布关于秋收问题的政府通令，帮助人民完成秋收，鼓励农民发展生产。“秋收到了，抗战开始了，要保障抗战粮食的供给，要改善抗日人民的生活……今年的秋收就成为抗战动员的中心工作了”［6］323，各级政府领导秋收，加强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等劳动组织，扩大了劳动力。“在有反革命土匪侵扰的地区要提出‘武装保护秋收’的口号来动员群众，保护秋收。”［6］在征收救国公粮方面，边区救国公粮的起征点在这一时期较高，但主要是以地主、富农为对象，中农承担很少，贫农基本上不需承担。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42种苛捐杂税。这一系列措施，使边区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了，“边区党群关系融洽和谐，中共的局部执政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7］76。这一时期，边区人民支持中共的领导，并积极地执行边区政府的政策。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对边区采取包围和封锁，停发军队军饷，再加上严重的灾荒以及大量人口的迁入，使边区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境。财政困难的直接影响是农民的负担加重，救国公粮人均负担到1941年增长为1.5斗，从原来的负担面扩大到80%至85%，大大提高了中农的负担，且贫农也开始有负担。同时，税收和抗战动员负担也增加了，人民群众开始不满边区政府，党群关系变得紧张，甚至发生抢粮事件。

抗战后期，边区人民和边区政府的矛盾促使边区政府调整政策。边区政府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及减租减息等政策，人们负担明显减轻。边区群众从1943年开始，响应号召，开始参加自卫军，保卫边区。“他们也发自内心地接受中共的领导，真心诚意地称颂中共及其领袖，唱出了《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东方红》等脍炙人口的歌曲。”［7］81特别是1943年，劳模李有源唱响了后来传遍中国的著名民歌《东方红》，毛泽东被誉为“人民的大救星”，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边区获得了人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在全国也获得了很高的认同。

可见，边区人民总体上是支持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对政府的不满只是对一段时间内边区政策的不满，是一种短暂的非理性的政治情绪，并未上升到稳定的政治情感上的对抗状态。

3 政治态度取向的革命化

政治态度是指有关政治的持续的相互联系的信念。这些信念使个人对政治目标以特定的方式做出反应。政治行为是政治态度的实现。主体政治态度的肯定与否定或积极与消极，会直接反映在主体最终的行为选择上。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各阶级、阶层对革命的态度都是肯定的。

3.1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取向

中国共产党带领边区人民积极抗战，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了陕甘宁边区，不仅在军事上对日军进行积极地抗争，也在文化上推行抗战文化。中共在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开始形成抗战文化理论体系，也就是逐渐与抗战紧密相连的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中国文艺协会于1936年11月在陕北召开成立大会，“抗日文艺”的概念在此次会议上被首次提出。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要从过去单搞“武”转换到“文武双全”的方式来进行抗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8］461-462。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文化对抗战的重要性做出明确指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9］847同时，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原有的群众团体进行了改革，成立了很多抗日救亡团体，诸如“民众抗敌互济会”、“农民自卫军”等等。

3.2 中农和贫农的政治态度取向

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约90%的工人及农民，其中农村中约20%的人口均为中农。“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10］643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约占农村人口70%的中农和贫农，包括雇农，他们作为无产阶级天然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成为了革命队伍的主力。陕甘宁边区的大多数民众亦是中农和贫农。边区有140 万人口，农民占90%，地主和富农不到10%。抗日战争伊始，陕甘宁边区人民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到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神府县，中农便成为了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土地革命时期，他们大多是贫农和雇农）。“因为中农（富裕中农在内）是今天在经济上上升的阶层，所以他们在政治上比较开展，在工作上比较积极、活跃。在党内，在政府内，中农成分均占优势。他们在经济上较有力量，在政治上又比较活跃，因此他们在群众中也较有威信，较有地位［4］62中农对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拥护也是最积极的，他们积极地完成边区政府和军队的各种负担，并且毫无怨言。至于贫农，相较于中农的积极性要差一些（主要是由于贫农更多的要为生计着想），但也是坚决拥护政府和军队的。

3.3 富农和地主的政治态度取向

土地革命时期，边区的富农受到限制，地主受到打压，导致他们在政治上出现了反革命的倾向。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政治态度发生了改变，富农也开始积极参加革命、拥护革命。1942年陕甘宁边区神府县，富农因为政府政策的改变，开始积极发展生产，“他们在政治上也开始了转向，对现政权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4］62。陕甘宁边区本身经济十分落后，地主分子在边区所占比重比较小，一般地主分子对边区政府及各级政权采取消极、沉默及等待的态度，除极个别与国统区特务分子有关系外，并没有出现反对新政权和革命的活动。

正如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得出的观点：“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拥护的。”［11］故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人民的政治态度取向是趋于革命化的，他们支持边区各级政权，支持革命。

4 政治信仰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化

所谓政治信仰，是指“人们对特定政治理论、信条、制度等深深的感情卷入。政治信仰能够赋予政治行为以特定的意义，构成了一定社会人们最重要的政治取向，是决定政治文化性质的关键因素”［12］368。它的改变必然导致政治文化本身性质的改变。荆学民在其著作中给政治信仰做出了一个更普遍和通俗的解释：“政治信仰是指特定社会和国家的人们对某种社会政治体系及其理论学说认同、信服和敬仰的基础上，进而奉为自己言行准则并身体力行的精神体系。在社会政治领域里，存在着不同的论述政治根本问题的系统理论和追求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的政治主张，人们在参与政治活动中，必然会信服其中符合自己政治价值观念和政治价值追求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并为它做出努力，这也就是政治信仰。”［13］183-184以上关于政治信仰的解释，是本文所借鉴的，在本文中政治信仰表现为对一套意识形态的认同和追求。政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化是指政治主体的政治信仰由非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趋势，它表现为共产党员队伍和广大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追求。

抗战前一直到抗战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陕甘宁边区大多数人民都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这主要是由于抗战初期战争的严峻形势，使人民疲于支援战争，无法顾及对政治信仰的追求。自延安整风运动后，由共产党员发展到广大革命阶段自愿追求，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开始大众化。

4.1 党员队伍的政治信仰取向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共中央在1938年3月15日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指出为了担当起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必须要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比现在多十倍的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严重任务。中央决议下达后，一方面中央组织部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在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另一方面基层党员在乡村大量发展农民党员。然而，在迅速扩大党员队伍的同时，却忽视了对边区新党员进行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导致党的队伍在数量上壮大了，而在理论素养上却没有同步跟上。判断党员队伍理论水平的标准之一就是党员的识字率。1940年5月10日，在《边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关于消灭党内文盲问题的通知》中提到：“最近根据各级党部的书面报告，以及各分区、县级书记的谈话，对于各地党内的识字工作检查的结果，我们认为不仅做的不够，而且是根本没有进行这一工作：除个别少数的例外，所谓识字组不过是一种形式的空架子而已……过去政治工作做的不十分深入；党内大部分干部不认识字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14］102表明当时边区党内干部的识字率不高，而普通党员的识字率更低。没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就不可能很好的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可能提高个人理论素养。延安整风运动前，党员队伍的马克思理论素养不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部分党员错将教条主义当做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会背教条的人；②党内存在着很多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新入党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具有革命的热情，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心理上依然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1941年初，党中央已经开始酝酿和准备整风运动，并率先组织了党内高级干部学习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同年5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强调要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整风运动期间，党内开展了全范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运动。当时在延安集中了大约一万多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成立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的高级学习组，并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高级学习组的人员由最初的一百多人逐渐扩大到二三百人。边区全体党员都在集中学习马列读本，学习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整体上说，边区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了很大的飞跃。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提高了，党员才能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才能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邓小平多次强调：“为什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过去我们党无论怎么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15］110-144

4.2 陕甘宁边区群众的政治信仰取向

土地革命前，边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与此相应，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也十分低下。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知识分子缺乏，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16］566边区人民文化水平低下，直接导致其政治认知的模糊，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他们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更别谈政治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化。边区政府成立后，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开办学校，提高群众文化水平，边区的社会教育对象主要是农民（占边区人口大部分）。社会教育（有读报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多种形式）是边区扫盲运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其中冬学是最受边区群众欢迎的社会教育方式之一。1939年至1941年，边区有六万人参加冬学，其中1940年有965 处冬学，共有21 689人参加学习。冬学运动不仅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边区社会教育在中国区产党领导下开展，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途径，边区人民通过参加社会教育，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准，同时也激发了民族意识，提升了政治觉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大为提高。

5 结 语

陕甘宁边区政治文化变迁是在抗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取向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它推动了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动员，为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提供了文化基础。

［1］王玄武.政治观教育通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洛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洛川县志：第20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3］房成祥，黄兆安.陕甘宁边区革命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研究室.张闻天晋西北调查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5］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6］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谭虎娃.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民负担与边区政府的应对措施［J］.中共党史研究，2014（8）：76-8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2］孙关宏.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3］荆学民.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4］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41）［M］.北京：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

［1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