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戚相关：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纪小倩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40年来春风化雨，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改革开放史诗般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气贯长虹的奋斗赞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渊源所在，归根结底是科学社会主义。正如***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其他什么主义。”[1]22在理论的脉承关系上，二者紧密相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既始终秉承科学社会主义之理论母体，又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不断深化拓展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科学社会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质，在极富动能色彩的时代视阈下为解决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提供科学指南。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旦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其内生力的培育必将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总书记曾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1]21从根本上而言，二者的内在本质在阶级立场、领导核心和基本价值上均是高度一致的，且充分反映了“源”与“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1.1 阶级立场的一致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指引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使其找到了自身的灵魂。正如恩格斯所言：“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理论概括。”[2]672事实上，坚守人民立场，关注人民利益，始终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涵中，其科学性、崇高性，自不待言。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密切关注底层劳动人民惨遭剥削和被压迫的处境，深入考察和研究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人待遇，并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之中，为实现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四处奔走呐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实现人类的解放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旨归。因此，阶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最鲜明的底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级立场的本质，首先体现在“群众路线” “人民当家作主” “以人民为中心”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具体地说，其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为核心的人民立场。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以领导和依靠人民在伟大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诚如***总书记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带领人民，历经浴血奋战，接力探索取得的历史伟业。我们党切实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1]25。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历史、实践生活等各维度，始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2 领导核心的一致

聚焦科学社会主义有关党建思想，并将其置于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建党学说宏阔视阈中，显而易见，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于阶级斗争之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没有任何与无产阶级利益相对立的利益”[3]413。除此之外，亦进一步指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的是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的是整个运动的利益”[4]413。由此，揭示了共产党这个先进的组织属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列宁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核心本质，并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建立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他突出强调，共产党并不是简单算术式的总和，而是由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先进的分子组成的。因之，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是一个有铁一般的纪律，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拥有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的统一意志的整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阐明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意义。在党的领导权核心层面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认知和经典表达承袭与深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和扩展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性质的认识，全面论述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具体表现为从“一个先锋队”渐进到“三个先锋队”的认识：从1922年中共“二大”首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时，民主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还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最后到21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亦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和发展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5]他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就如何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时代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探索。

1.3 基本价值的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重大命题为轴心，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现实环境下，为了维持生存所需的无产者只能被迫出卖自身劳动力，作为资产者牟取暴利的工具而存在，显然这时人的发展是片面畸形和残缺不全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重视实现人的解放。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294。他们在《资本论》中如此展望未来社会：“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形式。”[4]649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始终着眼于现实的人的发展，以非常明确的革命目标决定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以贯之的主线。基于这样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要消除个人活动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受到的限制，至少须包括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要消灭个人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二是要消除异化劳动；三是要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诚然，科学社会主义之基本价值蕴含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中国实际，实现了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旨归的本土转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邓小平深入探索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无疑合乎恩格斯所言，社会主义社会将“确保所有社会成员拥有一天比一天更为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6]299。立足新时代，***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为当下实现植根于中国大地的科学社会主义之价值本质创造了历史性条件。其中，指明了“创新”发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持续动力，而“共享”发展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之具体体现。概言之，这一理论建构为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实现路径。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在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时代背景下，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旨归和确切意涵融入到了当代中国的自我建构之中。一方面，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运用与中国表达；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独特的国际视野和历史生成逻辑，在最高层次上回答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民族发展方向。

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新航向的必然抉择

首先，史实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无异于抱薪救焚。实际上，自鸦片战争失败开始，中国就面临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以实现民族复兴的问题。在人类历史开始迈入资本主义时代，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摧残的残酷现实面前，“以西为师”成为当时中国的唯一选择。伊始，晚清洋务派希图通过“师夷长技”来寻求御侮强国之道，但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一些有识之士领悟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而且要学习其“制度文明”以改革中国政治，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然而，改良的道路很快遭到了保守势力的反扑，最终以失败告终。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建立了共和政体，结果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变成名存实亡。随之，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动的号召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同样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就在上述如此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人们终于明白盲目效仿西方模式必须退出历史的舞台。

其次，历史证明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必然的现实结果。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开始带领全体人民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且取得了巨大成果。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左”的偏差，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途。特别是“大跃进” “反右派斗争” “三年饥荒”以及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严重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之同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不过，当历史的年轮转到1978年底，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要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举措，继而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解放，中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中，更是明确指出：“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7]261正因为选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引领了中国发展的新航向，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一步步走向繁荣昌盛，纵使是在“苏东剧变” “苏联解体”的寒流席卷下，坚持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依旧安如磐石，毅然高举起社会主义的大旗迈上康庄大道。

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和升华

基于大历史观来看国际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其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历程。此外，正是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才找到了自身的灵魂，整个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1871年，英雄的巴黎无产阶级联合广大人民群众举行起义，建立了巴黎公社，极大地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虽然巴黎公社仅存在短暂的72天，但是作为一次壮举，公社所蕴含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和原则却是不可磨灭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一再地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社会主义运动表现出来。

诚然，继巴黎公社运动失败不久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上领导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继续引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经过长期努力，关于高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果，一跃成为可以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这种僵化的苏联模式之弊端日益凸显，尤其表现在：缺少民主与法治、缺少独立与自由、大党主义与大国主义、官僚特权等诸方面。

鉴于此，毛泽东深刻指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共八大召开以后，党开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系统、有步骤地展开探赜，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经验、奠定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亦明确指出，我们应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解决好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问题。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仅要始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还要突破苏联模式的“框框”，以避免重蹈覆辙。显而易见，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终结，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探索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也使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市场化、社会化等现代化基本特征不能与社会主义相分离，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新思想、新理论，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使其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图谱中一面最耀眼的旗帜。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宝库

***总书记针对我国新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之变化，举旗定向、谋篇布局，不断回应时代挑战，所形成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新内涵。其立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四向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出了原创性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亦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一步推进。

3.1 攻坚克难，原创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总书记科学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源配置方式。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重向迷信于市场，奉“市场至上”为圭臬。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证明市场亦有“失灵”之处。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国家机关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作用。凭实而论，上述情况都机械夸大了自身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以辩证法、两点论的观点来科学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党的十七大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到“决定性”地位的凤凰涅槃式历史性飞跃，充分反映了党对于资源配置方式的科学认识是不断深入与完善的。新时代条件下，***总书记更加科学准确地明晰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大推动了理论发展。一是明确指出在市场环境下市场决定配置资源是不可改变的根本规律。二是明确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其次，***总书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全面阐述，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崭新的篇章。毫无疑问，国家要强则经济体系必须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落实五大发展新理念并立足于国际竞争不败之地的迫切需要。***总书记从六个方面，生动描绘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宏伟蓝图，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视野、新领域。具体而言，就是要立足“创新”理念以建设高质量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中赢得主动；要立足“开放”理念以建设秩序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有效变革；要立足“共享”理念以建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收入分配体系；要立足“协调”理念以建设互促互进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要立足“绿色”理念以建设天人合一的发展体系；要立足“多元”理念以打造安全高效且高层次的开放格局。

最后，***总书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意味着全社会的供给水平和内容是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非常重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曾着重指出，要正确处理供给和需求的对立统一关系，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故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要提高高质量的供给能力，进而引领需求向更高水平的方向跃升。一言以蔽之，这一改革思想不仅根本区别于凯恩斯理论对需求管理的强调，而且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之同时，它顺应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潮流，成为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一以贯之的主线。

3.2 开拓创新，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科学阐明了文化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理论品质带有浓重批判精神的哲学意蕴。其一，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腐朽落后的封建礼教展开了无情的批判。他们认为，封建统治者把宗教文化作为蒙蔽人们头脑实现文化霸权的政治统治工具已经昭然若揭，号召人们要唤醒沉睡文化的自觉性，高扬科学理性的风帆。其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以“私有制”为核心价值观的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批判。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文化具有唯利是图的隐秘本性，加剧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等种种局限性，必然会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还分别从文化的“实践根源”指明文化在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社会的交叉运动中生成；从文化的“物质根源”指明良好的经济基础是文化建设的前提；从文化的“价值根源”指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是其根本旨归。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作为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论断，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诚然，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论品质是以社会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为本，在继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现实转化的力度时，它必然要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错误思潮，必然要破除以特权为本、以官位为本的等级文化。对此，***总书记深刻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大力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以实现对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的正确引领。故此，在当代中国，深培厚植、广泛践行以“24”字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与不断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必经之路及坚实保障。党的十九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对坚定文化自信进行了深入浅出地阐述，告诉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根本上来说不仅需要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还需要繁荣昌盛的文化来作支撑”[8]。显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应打牢思想与价值观之基，促进文化自信油然而生，更应在实践领域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新局面、开辟马克思主义新路径。

3.3 顺势而为，原创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批判与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根本观点，深刻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人不仅来自于自然，而且依赖于自然，同时人类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意识再生产自然界、改造自然界。此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上，着力于强调人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恩格斯曾在《自然与辩证法》一书中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每次无限征服之中，因为这必将得到自然界的报复。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生态危机思想，并提出唯有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

党的十九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愈加成为我国的核心关注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不仅为***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而且在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首先，***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生态观，富有前瞻性地指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根本上讲，万物“和谐”是手段，万物“共生”是目的，自然万物同生共在，一荣俱荣。基于此，***总书记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9]***总书记亦在各个重要会议上，极力提倡“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要求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用整体系统观的思想，以协调保护和治理山水林田湖草，保障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其次，***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举措，关键要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双赢。值得一提的是，“两山论”这一绿色发展观，不仅深化与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可持续发展思想，而且为当下我国协调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关系指明了新的发展途径。毫无疑问，倘若一味追求金山银山，而不顾甚至牺牲绿色青山，则无异于饮鸠止渴。因此，要自觉践行“两山论”，把生态纳入民生福祉，进而为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最后，***生态文明思想提出要以人民为中心，建设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生态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指明要充分发挥好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进而言之，建设生态文明必然要坚决摒弃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实现以绿色科技支撑新型工业化，以绿色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让城市融入大自然，从而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

3.4 使命担当，创造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马克思通过批判继承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历史观念，结合世界经济运动与时代背景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力诠释了世界历史的形成逻辑、发展逻辑及发展归宿的时代之问。科学社会主义指出，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与生俱来，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现代工业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换而言之，是15至16世纪欧洲殖民者迅速走上贸易扩张和掠夺的道路，“罪恶的资本原始积累”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相对孤立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由此人类开始进入世界历史时代。世界历史又伴随着“无休止的资本逐利性”而不断向前发展，加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一方面使世界朝多元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使世界建立起“人从属于商品” “农村从属于城市” “落后国家从属于发达国家”等多重不平等的从属关系。因此，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内生性”灭亡。

***总书记立足于时代之基，高屋建瓴，在结合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科学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内涵完整、意义深远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想，这一伟大构想从实践维度三个方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绘制了恢弘蓝图。首先，从科学理论到现实实践，拓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实践路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先进国家变革生产方式这一角度提出了十条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书记专门就当今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新举措，构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赋有特色、最广受欢迎的国际合作新模式、新平台，为世界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增添了新动力。其次，从暴力革命到合作共赢，拓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实践策略。马克思曾指出，至今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引发世界性变革的暴力革命。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书记则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人民新期待，提出了富有洞见的倡议：“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休戚与共，我们要打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522最后，从无产阶级到世界人民，拓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实践主体。马克思曾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显然，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实践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的提出，把实践主体扩展为世界人民，凝聚了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并依托一系列重要平台热情地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伟业，进而继续与世界同向同行，由此展现了新时代中国所具有的世界胸怀与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