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情”而“侠”：从《情史》看冯梦龙的“情侠”观

俞思媛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之一，从先秦作为自由武士的侠客，到汉代的游侠，再到后世文人墨客笔下的武侠，“侠”的表现虽然时有变化，但其精神特质却一脉相承，并且成为滋养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学界对于“侠”文化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尤其体现在现实关怀与人文关怀的层面。但学界似乎忽略了冯梦龙辑录的《情史》中卷四“情侠类”所描写的“情侠”。本文试图通过对“情侠”的分类，总结其特质，一方面印证“情侠”与传统“侠”文化在本质上的吻合，另一方面也指出“情侠”与“侠”的区别在于因“情”而“侠”，从而窥见冯梦龙的“情侠”观，他的这一观点也是对他“情真”观的一个重要补充。

1 “情侠”的三种类型

冯梦龙编纂的《情史》，精选《列女传》《搜神记》《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夷坚志》《玉堂闲话》《青楼集》等历代文献、笔记、小说中有关情爱的故事，并进行艺术加工；或根据当时流传的故事进行改写创作，列“情贞类”至“情迹类”共二十四卷，卷四为“情侠类”。“情侠类”共三十五篇，另外，冯氏在《卓文君》《冯蝶翠》和《袁盎 葛周》的评注中分别补有一则故事。

从“情侠类”所辑录的篇目看，时间跨度从春秋战国至唐；故事主人公从帝王将相至市井平民，遍及各个阶层；在性别上，既有女性，也有男性，甚至女性居多，形象也更加立体丰满。在如此众多的“情侠”形象中，笔者认为，尽管各个人物都有不一样的阶层、个性、遭遇，但在“侠”的行为模式这一层面，却有着相似之处，并且可以大致分为三类：相悦而助、成人之美、感恩回报。

第一类，相悦而助型。《太史敫女》《卓文君》《红拂妓》《沈小霞妾》等都可划入此类型。以《太史敫女》为例，太史敫女“奇法章之状貌，怜而常窃衣食之，与私焉”，女主人公遇见落难的齐湣王之子法章，奇其状貌而心生怜悯，又及爱慕，在不知其真实身份的情况下，不因他仅仅是一个家佣，偷偷与之结合，最终法章被立为襄王，她自然成了王后。梁国夫人，曾是京口妓，偶遇庙柱下酣睡的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凡人”，而后“乃邀至家，具酒食，卜夜尽欢，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梁国夫人亦是独具慧眼而心生爱慕，成就了韩蕲王，也成就了自己。瑞卿遇落魄文人欧阳彬，“慕其才，遂延于家”，在欧阳彬欲离家谋取功名时，她深明大义，“君与妾不可谓之无情，一旦割爱而去，得非功名之将至耶？妾诚异之。家财虽不丰，愿分其半，以资路途。”最终欧阳彬得用，瑞卿与之偕老。红拂妓、冯蝶翠、东御史妓等，皆因怜才惜才而给予了男主人公无私、热情的帮助，最终都取得了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的圆满结局。

较为特殊的当属卓文君。不同于其他女子卑微的身份，她贵为富家小姐，却并没有深闺女子拘谨、守礼的特点，而是表现出了一种放诞风流的个性特征。“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而后“文君夜奔相如”，因为贫穷而当垆卖酒，潇洒自得，徒留其老父亲羞愧难当。文君的所作所为，与传统大家闺秀迥然有异，她敢于追求爱情，生性潇洒，不为世俗礼法所累。当垆卖酒，虽然“丢”了父亲卓王孙的脸，但也因此让父亲妥协，最终使得相如在一定财力支持下而赢得天子青睐。

在这一类型中，有低微的妓女、高贵的富家女、官家女，也有已为人妾的妇人，她们有一双慧眼，慧眼识珠，因才思慕；不仅如此，她们敢于突破礼教的约束，勇敢追求爱情，给予落魄男主人公以帮助。值得强调的是，她们如此热情、无私地提供帮助，出发点仅仅是“慕才”，而后及“爱”，这正可以用一个“情”字来解释。

第二类，成人之美型。《裴晋公》《京邸官兵》《唐玄宗 僖宗》《袁盎 葛周》《古押衙》《虬须叟》《昆仑奴》《荆十三娘》皆属于此类。杨素、宁王宪、江陵刺史、京邸官兵等，都属于官僚阶级，他们在爱情故事中扮演的是成全者的角色。例如杨素归还乐昌公主于陈德言，宁王宪归还卖饼者之妻，裴晋公还纠之妻，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人有所插足，但是都能感知与体谅两情相悦的爱情。杨素听闻陈氏看到徐德言之诗“涕泣不食”后，“怆然改容”，可见其体会之深。宁王宪也无法对见了饼师而“双泪垂颊，若不胜情”的饼师妻视若罔闻。而身为君王的唐玄宗、僖宗、宋仁宗等，固然身居最高位，却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体察子民对爱情的渴望，为宫女、士兵、普通文人等许以良配。其果断、爱民之心，着实令人赞赏。

最富传奇色彩的是古押衙、虬须叟、昆仑奴。古押衙古道热肠、胆识过人，为成全仙客与无双的爱情鞠躬尽瘁，直至牺牲生命。虬须叟身形飘逸，愤世嫉俗，感刘损之遭遇，愤吕用之之擅政害人，于是来到吕用之家历数其罪，敕其归还刘妻，事成之后他却无迹可寻。昆仑奴忠心耿耿、武艺高强，为崔生排忧解难，最终促成了崔生与红绡妓的爱情。他们可以说是最接近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侠”的形象。

不管是帝王将相、官府官吏感动于他人的爱情而成全有情人，或是江湖能人凭借自身的才能而帮助有情人，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行为过程中的果决、潇洒、豁达、重情重义，正如侠者光明磊落，重义轻财，不谋求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成人之美的“情侠”与“侠”的气质相当接近；但“情侠”之“情”即对他人美好爱情的感知与成全，却是一般之“侠”较为忽视的一点。

第三类，感恩回报型。《邵金宝》之戴纶妻、《严蕊 薛希涛》《袁盎 葛周》之从史、甲、评注之张说门下生、《冯燕》可视为感恩回报的典型。《袁盎 葛周》共记叙了两个小故事。袁盎身为吴相，包容了从史与侍儿的私情，待之如故，并把侍儿赐予他；而后袁盎惨遭杀身之祸时，从史深感其恩，于是偷偷告知了袁盎他人的阴谋，袁盎得救。梁葛周将军，也包容了幕下之臣甲对其姬妾的觊觎，仍以温颜接之；作为回报，甲为葛周大破敌军，葛周又以姬妾赐之。平凡妇人戴纶妻，虽不能像七尺男儿一样上阵杀敌以回报恩德，但怀着感恩之心对待恩人邵金宝。因为邵金宝为救戴纶，几度斡旋，不贪图其金银，最终救出了他；戴纶之妻来省，“请邵升高座，命侍女强持之，委身下拜，令勿答，报其救夫恩也”。戴纶之妻虽不是主人公，着墨不多，但也闪耀着磊落的光彩，使人不禁为她的知书达理、知恩图报而动容。严蕊、薛希涛为报平日交好之恩，所以蕊“备受棰楚，而一语不及唐”；希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她们坚贞、仗义，大有侠士之风。

“情侠”的感恩回报，皆以行动为回报，并非金银财宝、加官进爵。究其原因，是深知施恩人是出于对自身爱情的尊重，而非奢求实际利益，因而也唯有带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良知，去回报当初施恩者的恩情。由此可见，因“情”而施恩，也因“情”而报恩，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财、权等实际利益的交换与往来，唯有“情侠”者心中坚守的义，并且形成了施恩与报恩的良性循环。

以上所总结的“情侠”类型，仅仅是根据他们的行为而划分，但我们仍然不难从这粗陋的分类中，总结出“情侠”的一般特点：勇敢追求、突破礼法、放诞风流、成人之美、知恩图报。而这些品质，与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表达、赞美的游侠品质是极其接近的：“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韩云波认为，司马迁所建立的是一种游侠的“道义模式”，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侠义人格、道义人格、自由人格。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情侠”与侠义、道义、自由有着密切联系。

陈平原说：“武侠小说中‘侠’的观念，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与文类特征的融合。关键在于考察这类融合的趋势及过程，而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凿的‘定义’。”［2］因此本文的目标也并不在于给出对“情侠”的唯一、准确的定义，而是试图通过对人物的分类，来总结其精神特质，从而印证“情侠”之“侠”与传统之“侠”的区别与联系。

可以说，“情侠”与传统“侠”文化有着天然的、密切的联系，情侠所表现出的勇敢追求、热情助人、自由风流、成人之美、知恩图报，都与“侠”的精神气质高度吻合。

2 因“情”而“侠”

从冯梦龙对“情侠类”的故事选择可以看出，他所认为的“情侠”是无关乎武侠之“武”的，与先秦时期的自由武士、汉代的游侠、司马迁赞美的道义之侠相比，也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冯梦龙认为，有“情”便可称之为“侠”，因而人人皆可因“情”而“侠”，人人皆可为“情侠”。在“情侠类”的正文后面，冯梦龙对大多数故事都作了意见独到的点评，从中可以更为清晰、具体地理解他的“情侠”观。

正如上文所说，《情史》之“情侠”类呈现了一群因情执着的女性形象。冯氏以如此之大的篇幅来记录各时代的女性，囊括不同阶级、地位、职业，他对女性的同情、肯定、赞美，可见一斑；尤为重要的是，他给予了她们在“史”中的合法地位。

冯梦龙赞美德才相配的爱情，肯定了为此而放诞风流的行为。《卓文君》一文，详尽地描写了一个为了爱情当垆卖酒的潇洒风流的富家小姐。冯氏对文君的所作所为十分欣赏，他在评注中写道：“文君为人，放诞风流也。女不侠，不豪；侠不放诞风流，不豪……此所以放诞风流也。文君以身殉相如，相如亦以身殉文君，一琴一诔，已成千古。”［3］他热情赞美了文君的放诞风流，为文君相如琴瑟和谐的爱情而感动不已，甚至认为“《美人赋》《白头吟》蛇足矣”［3］。在冯氏看来，旗鼓相当、德才相配的爱情是最为珍贵的，“妻者，齐也。或德或才或貌，必相配而后齐。相如不遇文君，则绿绮之可废；文君不遇相如，两颊芙蓉，后世亦谁复有传者。是夫是妇，千秋佳偶。风流放诞，岂足病乎！”［3］正是因为他们是如此难得的佳偶，风流放诞又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呢？所以，如果拥有德才相配的爱情，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青年男女不顾世俗礼法的约束，放诞风流也无妨。

冯梦龙还认为，女子并非男子的附庸，也可有智慧、有谋略。冯氏评，“红拂一见，便识卫公，又算定越公无能为，然后想从，是大有斟酌人。”［3］红拂一方面慧眼识英雄，“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故来相就耳。”另一方面，也准确判断了越公的无能，“彼尸居馀气，不足畏也。”与红拂相似的，还有梁夫人，冯氏评：“梁夫人不为娼，则不遇蕲王。不遇蕲王，则终身一娼而已。……不幸失身为娼，乃不能择一佳婿自豪，而随风为沾泥之絮，岂不惜哉！”［3］冯氏认为，既然她能慧眼识珠，如此才智不该终身为娼。“豪杰憔悴风尘中，须眉男子不能识，而女子能识之。其或窘迫急难之时，富贵有力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至于名节关系之际，平昔圣贤自命者不能周全，而女子能周全之。……遇此筹女子，豪杰丈夫应为心死。”［3］字里行间可见冯氏对女性胆识、仗义的赞美。更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将女性智慧与道德品质紧密勾连”［4］，这意味着，冯氏将女子的智慧纳入了道德伦理的层面来考察，则更可见他对于女性个人价值的肯定。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5］可见孔子所倡导的是“见利思义”，他并不否定合乎道德的“利”。与孔夫子关于义与利的观点相似，冯梦龙肯定付出真情之后的回报。冯氏在对《冯蝶翠》一文的评注中说：“成人之美，还自成也。彼计目前荣悴，而不计久远者，独何心哉！”［3］冯蝶翠对落魄的洞庭叶某也不嫌弃，出金相赠，一再且焉，最终感动了叶某，使之发奋为商，两人白头偕老。在冯氏看来，冯蝶翠用一腔热忱换来了叶某的成功，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幸福，这是冯蝶翠应得的美好结局。因此，在冯梦龙的“情侠”世界里，真情是值得被感知、值得有回报的，这一回报，并非金银珠宝，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冯梦龙赞美节义与知恩图报。冯氏评论《邵金宝》一文：“邵不洁其名，而能委曲以济大用。卒也束身归戴，克全始终。虽娼乎，亦何惭于节义哉！”［3］83邵金宝虽收了戴纶三千金，但不私吞，而全部用于救出戴纶，可谓至洁至义。“其妻自以不能救夫难而感能为救者，且以结发嫡拜下风而避去，不亦晋赵夫人之遗哉！”［3］83戴纶妻深明大义，以正妻之尊拜邵金宝，也可见她的节义。古押衙为救无双，成全王仙客与无双的爱情，历经波折，最终大功告成，却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古押衙与王仙客、无双并没有很深的渊源，为何如此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呢？古押衙说：“老夫乃一片有心人也。感郎君深恩，愿粉身答效。”古押衙只不过感恩于无双与仙客的信任，便愿粉身答效。冯氏说：“无双……亦人间有心人也。王郎……是亦人间有心人也。塞鸿……亦人间有心人也。天下未有如许有心人而不得成一事者也。”［3］96所谓“有心”，便是“有情”，便是坚守正义、知恩图报。

综上，可以大致总结出冯梦龙的“情侠”观。其一，他赞美德才相配的爱情，赞美青年男女反抗世俗的勇气。其二，他热情赞美女性的智慧与胆识，同时肯定付出真情后的回报。其三，他赞美节义，认为应心怀感恩，坚守正义。其四，他认为王道本乎人情，认为“有情”的统治能够成就王道。在冯梦龙的“有情”世界里，女子地位大大提高，她们成为了拥有判断力、行动力的主体，能够勇敢、执着地追求爱情，从而成为一个为“情”而“侠”的“情侠”，这在当时不可谓不是长足的进步。另外，冯梦龙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他认为“情”遍及众生，遍及男女、君臣，甚至素昧平生之人；并且相信，“情侠”的正义、感恩之心，能够带来社会的良性循环。这与他在《情史序》中所说的是吻合的：“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3］3。他辑录《情史》的目标也很明确：“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3］3，使“无情化有，私情化公”［3］3。

3 “情侠”观在“三言”中的体现

《情史》的出版虽然晚于“三言”，但是并不意味着他的“情侠”观完全是在《情史》中才产生的。纵观冯氏一生的著作，不难在他以往的作品中找到他对“情侠”所具有的追求自由不羁、知恩图报等品质的欣赏与赞美。

在冯梦龙白话小说“三言”的创作或改编中，也有许多人物形象是能够与冯梦龙的“情侠”观相互印证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蒋兴哥可谓“情侠”。他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妻子的角度，体谅她身为一个女子，苦等丈夫的痛苦，在经历了内心的挣扎之后，便原谅了妻子不贞的行为。其“情”，体现在他能感受妻子之痛苦、绝望；其“侠”，体现在他的大度原谅、成人之美。《裴晋公义还原配》一文，是直接由《情史》中《裴晋公》的故事敷衍而成的，裴晋公为成全他人爱情而义归原配，其豁达、高洁的品质，在冯氏的白话小说中有了更鲜明的体现。《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卖油郎秦重对名妓莘瑶琴情深义重，辛苦攒钱只为见她一面，却遇其醉酒昏睡。秦重悉心照顾，毫无歹念，最终赢得了莘瑶琴的青睐。秦重与莘瑶琴的形象都可谓“情侠”。秦重对莘瑶琴的爱慕使他尊重、爱惜她，而绝不侵犯她，大有侠者正义、诚恳的品质特点；而莘瑶琴，身为名妓，大可以选择豪门贵族，但她深感秦重的深情厚谊而选择冲破世俗的成见，与之结为夫妻，也可见侠者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风格。《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虽说乔太守是“乱点”，但却成就了两段美满的婚姻。在双方家庭都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乔太守深明大义，明白了两对男女在其中的曲折，便一锤定音，“点对”了鸳鸯谱。乔太守本可以按照两家原先约定的那样判，但他必是深感于四位当事人的爱情而作出了“乱点”的选择，可见也是为“情”而“侠”了。

《施润泽滩阙遇友》讲述的是施润泽与朱恩之间相互帮助的故事。施复捡到失主朱恩的一袋钱，本想占为己有，但转念一想若是因此而使得对方难以度日便是罪过，于是便把钱还给了失主；而后，朱恩回报给了施复足够的桑叶，也免了施复丧命太湖的灾难。施复因同情而归还钱财；朱恩因感恩而回报桑叶，两位小人物本来素不相识，但却因为纯洁的“同情”而成为挚友，互帮互助，这与“情侠”的精神气质是相符的。他们二人，虽然不是因为爱情而结缘，但这正可以说明，冯氏之“情”，是推及人间所有美好情感的，也包括友情、亲情，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让“侠”的风格，也从纯粹的情感层面而上升到了道德伦理层面，是一种重要的升华。

“三言”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人物性格特点不尽相同，但都是由“情”引导着他们为人处世，用自己的真诚、执着、感恩，或坚持追求爱情、或成人之美、或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也构建了一个有情有义的市井社会。他们的人物塑造，都很具体地体现了冯梦龙的“情侠”观，热情赞美“情”在人间的重要意义，倡导为“情”而“侠”，同时给予市井百姓，尤其女性以尊重、赞美，倡导知恩图报、坚守正义的侠者之风。

而冯梦龙之所以在白话通俗小说中寄寓了他进步的妇女观、义利观，是因为他认为白话小说具有“怯者勇，淫者真，薄者敦，顽钝者汗下”［6］。

4 结语

“情侠”是冯梦龙独创的名词。可以看到，冯梦龙对女性给予了较大的尊重。但是在有些篇目里，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她们作为被赠予的“物件”，失去了表达自身意愿的权利。君主官吏“成人之美”，但他们也可能是出于对切实利益的追求而实施这一行为。比如葛周因为甲立了战功，而将爱姬赐予甲，不顾爱姬“涕泣辞命”。甚至冯梦龙在评注中也偶尔流露出对女子的不屑，“越公岂以一妇人而灰天下豪杰之心哉！”［2］78“去一女子事极小。”［2］88相比于成就丰功伟业和江山天下，冯氏也不自觉地选择了后者，而女子成了“小事”。当然，总体而言，冯梦龙对女性的尊重与赞美，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冯梦龙还对君王之道有所感悟。唐玄宗、僖宗都有感于军士、宫女对爱情的渴望，为他们寻得良配。冯氏评曰：“所谓王道本乎人情，其则不远。”［7］88又例如，君主因冯燕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义气而下诏滑城死罪皆免。冯氏评：“免之以劝义气，不亦可乎！”［2］99可见，在冯梦龙看来，若是君主有情，能“曲体人情，推甘让美”［2］100，便能恩及百姓，从而成就王道。这虽然是政治见解，却也是立足于“情”的。冯氏对为君为官的积极思考，也可见其对政治的关怀。

冯梦龙在《情史》“情侠类”中所描绘的这个“有情”的世界，直到如今，依然令人神往。他赞美“情”，把一切有情的、为情而激发的普通个体，都称之为“侠”，可见在冯梦龙心中，“情”是为人处世的核心原则。他认为，“情”是具有感化功能的，“无情化有，私情化公”。至于“侠”，是保证“情”得以延续的手段，与“武”却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是“情”的必然结果，因为“情”的激发与振奋，人人皆可成为“侠”，成为值得书写的主体。

冯梦龙的“情侠”观，与他的“情教”观、“情真”观，是一脉相承的。冯梦龙能产生这样较为进步的观点，与晚明时期商业经济兴盛、“尊情”思潮的流行有很大的关系。但同时，冯氏也通过对“情”的推崇、赞美，一定程度上纠偏了晚明社会虚伪道学与纵情奢靡并存的不良风气。